一、苏联解体：来自上层的革命
二、苏联集体：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先导
三、某些人正引导中国走上复辟反动之路
附：《较量无声》的细节（一）：南方系的七宗罪//m.drhuete.com/Article/yulun/2013/11/308376.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二）：茅于轼是卖国贼吗？//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379.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三）：那些被福特基金会“攻坚”了的人//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411.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四）：为何要彻底清查新自由主义//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448.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六）：基督教背后的右翼势力//m.drhuete.com/Article/guofang/2013/11/308518.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七）：贺卫方如何疯狂反党//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253.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八）：微博谣翻中国，绝不能忍//m.drhuete.com/Article/yulun/2013/11/308604.html
近期，由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国防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制作的《较量无声》在网上走红，《较量无声》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深刻揭示了前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因由以及三十年来美国对中国五种战略渗透手段，为我国的国防民生各个方面敲响了警钟。《较量无声》立场明晰，材料丰富，发人深省，是每位爱国人士都需要深入学习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
《较量无声》中有几句话：
“一个放弃了政治旗帜，放弃了理想信念，放弃了思想武装和敌我意识，最终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对手的政党，一个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不是锐意进取，而是固步自封，不是相信人民的力量，而是相信西方神话进而失去了执政根基的政权，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覆亡是必然的。”
“苏共亡党意味着是假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绝不是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苏共)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这些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背叛了)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它的最高纲领，放弃了共产主义，这样它在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不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就不拥戴它了。”
毛主席说过，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对于这句话，《较量无声》可谓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对于苏共亡党亡国的解释，《较量无声》虽然列举了大量美国阴谋渗透的外部因素，但最终解释点却在于“苏共的失败是假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政党自己“放弃理想信念”、“不是相信人民的力量，而是相信西方神话进而失去了执政根基的政权”的结果。于此，《较量无声》可谓高屋建瓴，尖锐地直指内外因素，深刻而全面：苏共的失败，不单是帝国主义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修正主义的结果。
所以，对于中国的红色江山能否稳固，关键不但是要保持反帝的警觉性，还要保持反修的警觉性。
那么，苏共失败最关键的是修正主义的结果，是否正确呢？
一、苏联解体：来自上层的革命
事实表明: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苏联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这种对党的态度，当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作了很好的表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乍看起来，党-国精英主张选择资本主义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想一想，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美国商会难道会呼吁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吗?教友会教徒会把一年的奖品颁发给一个像绵羊一样软弱的人吗?然而，苏联的党-国精英最终却拥抱了他们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强烈反对过的敌人。如果有谁去对这种转变作一些审查，他就会发现这种转变不仅自然而且还特别合乎逻辑。
党和国家的领导成员由于位居精英层确实有许多物质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可以使用豪华汽车。他们可以住进豪华别墅。通过特殊安排，他们可以得到质量上乘的食物、饮料和其他消费品。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能确保小孩进入最好的学校读书。
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收入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星火》杂志编辑、苏联精英分子的猛烈抨击者维塔利·科诺提奇在1989年声称，政治局委员们的收入每月在1 200卢布～1 500卢布之间，最高领导层的收入也最高，大约每月2 000卢布。当时的苏联企业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50卢布。因此，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一般产业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2.5万美元。这种工资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万美元。而美国高层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水平。
苏联高层领导拥有舒适的住房，但是，它也不能和美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的私人住宅相比。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住的是一套有四间住房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列宁山区。紧邻着是希武德那兹将军的家和另一个不知名人士的家。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退休之后，在莫斯科郊外有一个舒适的家，但是，要是在美国，一个比较成功的医生和律师就可能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财富和权力是无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相比的。
对于苏联党和国家的中级和下层领导来说，物质方面的报酬就更加有限，要知道，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超级强权国家之一。美国研究苏联政治问题的专家杰里·霍克(Jerry Hough)这样来描述他们的状况:
相比较而言，苏联行政人员的工资很低，而且生活状况很可怜。明斯克(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党委第一书记和妻子、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在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而有一些高层领导和妻子住的是在列宁格勒的一居室的房子。
苏联党-国精英不仅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比西方国家的领导要差很多，他们这种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他们个人职位的临时津贴来维持的。党-国精英所享受到的奢侈品--豪华汽车，较大面积的住房等--都是工作需要的补贴，而不是私人财产。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一定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为这样的事情总是时有发生。而西方大公司和政府的领导人除了有与工作有关的临时补贴外，还拥有个人的财产(一般来说，这些政府领导在进入政界之前曾经是以做生意为职业的)。
在美国和英国，当一个政府领导人失业时，他的私有财产可以维持家庭的消费水平。但是，苏联领导人的特权却是靠领导位置来维持的。即使是高层次的精英们也害怕招致他们的上司的不高兴，他们知道一旦失去职位就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和威望，而且也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且，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可以传给自己的子孙。
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传进了苏联。各种西方的影视节目在苏联上演，到西方观光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苏联党-国精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级别成员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杰里·霍克，在介绍苏联领导人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之后，继续指出:"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的政府官员，如果在西欧政治制度下，可能生活好得多，现在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霍克认为，可能就是这一事实使得苏联的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当许多原苏联党-国精英最终认识到不值得为这一政权制度奋斗并且放弃奋斗的时候，这一政权制度也就倒台了"。
当然，既然党-国精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那他们为什么不放弃对原有制度的捍卫呢?这个注重实际效益的、只注重个人利益的集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支持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就可以允许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管理。他们就可以合法地积累个人财富。他们就可以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而且可以直接通过财产的转移，来保证他们子孙的前途。
改变自己信仰的唯一障碍就是意识形态。那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要实现这一转变确实是不容易的。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台的时候，一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由于他们所献身的事业的失败，因为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或者从此一病不起。但是，这毕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数注重实际效益的人就像他们早年一样，很快就改变了信仰。
两代人之前，也就是在1939年，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和约以后，苏联党-国精英一夜之间从反对德国法西斯转变到批评英国帝国主义野心。两年以后，当德国侵略苏联时，他们又立即转变立场开始反法西斯主义。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的迅速转变，很早以前就在苏联高层领导中表现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共产党的纪律已经完全涣散，已经出现政治逆流的时候，党-国精英就不得不为自己打算了。事实表明，为了获得那些可以感觉到的私人利益，他们是有能力实现这种信仰的转变的，就像他们的前任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有能力转向对上级领导唯命是从。
在1991年6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当时的大多数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研究者对记录在案的当时的团体讨论进行了分析。图7-1就是研究的结果。在这次研究中，我们把莫斯科的精英分子包括一些个人划分为知识分子，而不是把他们作为党-国精英，而且这次的研究不是以随机抽样进行的。尽管如此，结果仍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令人惊讶的图景，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只有12.3%的人被划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即支持努力改革和实现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的人。不到10%的人被划为"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这与我们的保守派的概念是一致的，他们是对苏联体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支持者。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将要看到的一样，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与这些精英分子完全不同的是，民众从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只有一少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
精英分子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过程，是怎样被人们认识到的呢?早在1987年，许多党-国精英就开始离开自己的职位而变成了资本家了--也就是说，他们建设的或者说为之奋斗的是新的私人企业。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经济被它们的管理者不动声色地、偷偷摸摸地转变成了私人的、有利可图的企业。这一做法在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又变成了官方的政策。这一进程的另一方面是由党-国精英来完成的，在1989年到1991年之间，他们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到最后得到叶利钦的支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们声称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觉悟，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是俄罗斯唯一的前途。
二、苏联集体：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先导
----其核心是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敌对势力只有夺取政权，才有可能复辟资本主义：而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只有共产党自己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丧失战斗力，敌对势力才有可能夺取政权。所以，敌对势力必然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着手。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总是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这是一个被苏联东欧剧变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客观的规律。
让我们看一看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吧!当时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在后来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之谜》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87年秋天起，在苏联的不少报刊上开始出现一股歪曲和污蔑苏联历史的逆流，“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利加乔夫的这一描述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的舆论状况。
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尽管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谬论，为什么能在苏联社会上逐渐地成为主流思想、左右了整个舆论呢?除了历史渊源外，不能不指出，这是苏共中央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提出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提出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方针。他主张的民主化，是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和集中的民主，这为反共势力的猖狂进攻打开了绿灯：他主张的公开性，是放手反共势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苏联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错误和消极现象： 他主张的多元论，是允许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的言行合法化，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准有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却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只能听任敌对势力的攻击，束手待毙。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 曾详细叙述了这样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事件：敌对势力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从未提出异议;而安德列耶娃的主张对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却立即作出反应，又是开会讨论要求人人表态，又是组织写批评文章进行反击，又是查背景力图揪出后台。用利加乔夫的话来说，这是思维的“双重标准”：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出现捍卫社会主义的反驳文章，则进行 追查，予以围剿。其实，这并不会使人迷惑不解，而正好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最好注解。
苏联政局剧变过程中，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制造的舆论的核心内容是，全盘否定甚至攻击污蔑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他们说共产党不只是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罪的组织，甚至“同法 西斯组织一样”：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他们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军营社会主义”、“官僚专制”的社 会主义，社会主义非但毫无成就可言，而且给人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他们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70年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诸如此类的谬论，俯拾即是。总之，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一时间，“告别过 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成为宣传的主调。
敌对势力全盘否定和攻击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目的是“一箭双雕”。一方面，他们通过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舆论，公开地提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求“把共产党排挤出政治舞台”，甚至要求“审判共产党”、取缔共产党;公开要求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利用这种舆论瓦解与敌对势力作斗争的力量，使共产党员都成了是犯错误组织、甚至犯罪组织的一员，抬不起头来：他们利用这种舆论把社会主义搞臭，社会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失去信任。这种舆论一旦成为主流，敌对势力对党和社会主义发 起的进攻，变成了一件伸张正义、理所当然的事了，同时使得正直的人们难以挺身而出起来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当戈尔巴乔夫等宣布解散共产党、解散苏联时， 在苏联全境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更不用说有力的反抗了。这对具有90年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对具有70年历史的世界强国的苏联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了解了当时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状况时，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西方敌对势力把做意识形态的工作，放在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第一条。
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是从全盘否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入手，进而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在这方面，赫鲁晓夫开了恶劣的先河。他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当时就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 浪潮。事后近30年时间里，苏共从来没有对斯大林作出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致使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一直在苏联党内、国内占了主导地位。这就为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打下了思想基础。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政治思想渊源来说，可以追 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演变，实际上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子。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动乱，正是以“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划清界线”为突破口的。当时斯大林己去世30多年了，为什么又把斯大林拿出来大 肆挞伐呢?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名为批判斯大林，实为批判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相比，这一时期的反斯大林浪潮达到了十分离奇的地步，连无中生有、造谣惑众的手段也使出来了，并进而引申出去，攻击和诽谤列宁，再进而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搞得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部成为“历史的错误”。这样，按照这些革命领袖的思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的共产党，当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斯大林代表了苏联党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时代，如何评价斯大林，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而且是对一整个时代的评价。敌对势力从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入手来 否定党和社会主义实践，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斗争策略。这里的教训是，必须实事求是、科学地评价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警惕歪曲和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 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及著作的出现，更不能让它自由地广泛传播。
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是以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为过渡，逐步地诱导群众接受他们的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的。敌对势力在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同时，竭力宣传他们所主张的未来社会的面貌，即全面恢复资本主义 制度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将会是如何的美好。他们往往不是一下子公开说出自己的意图，而是以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作为过渡，先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怎么解释都可以的新概念来代替科学的、旗帜鲜明的、内容确定的原有概念，一点儿一点儿地修正和改变原有的观念，让群众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跟着他们走到邪路上去。
戈尔巴乔夫就是其中的典型。早在1983年即他上台之前，他就决心要“按新的原则建设国家”，提出“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 自己的性质”。但是，他的主张是根据群众的接受能力逐步出台的，诱导群众一步一步地走入他所设下的陷阱。例如，在政治上，他先说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多党制;后来又说“多党制不是原则问题”，再接下来宣布“宪法任何一条都可以修改，包括第六条”(即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那一条)，再到“不要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最后宣布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对所有制结构，他先是说要坚持公有制，接下来主张不分主体与补充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经济”，进而宣传“非国有化”，最后才宣布实行私有化，消灭公有制;对运行机制，他开始时只讲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然后提倡抽象的、不讲以哪种所 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最后宣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必须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上，他从声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吸收摆脱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遗产”，再到批评“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的活力”、“列宁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最后宣布马克思列宁创 造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必须抛弃，如此等等。有人说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多变，其实这只是他的一种伎俩和表象，而他要达到的目的则是一贯的。正如他在 1991年11月不打自招供认的：“应该改变制度，我当时(指他上台不久--)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难怪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己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苏联演变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这是一个花费了惨痛代价获得的、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
三、某些人正引导中国走上复辟反动之路
党内掌握重要职权、为自己既得利益而奋斗的官员与社会知识分子中主张西化的头面人物组成所谓的“精英”联盟，以改革之名，自上而下地走复辟变天之路，这样的情况不正在中国发生着吗？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条件进行那种能真实反映当今中国党政要员政治倾向的调查，但是，通过各类场合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并不算少。一些以反共卖国着称、受美国资助、以“中共的掘墓人”为使命的所谓自由派学者及其研究机构，长期得到上层保护，肆无忌惮，畅通无阻。“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在华线人名单更是触目惊心，那么多党政高官和大牌学者赫然在目，奸贼当道根深蔓广，国家安全危如累卵!作为培养中共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都在干什么?去年底，为纪念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与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针锋相对，中央党校召开所谓“优秀骨干师生”参加的务虚研讨会，让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皇甫平作了极富煽动性的总结发言。“我们已经下了市场经济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摸不到石头就要学会游泳了，不要再想着石头了”;“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让谁发你一条微博，你就都没有了，多的怕是连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来。不少同志的老婆孩子都去了国外，留下自己一个人，为了什么?这么大的牺牲精神，就只求留个种?何必不追求一家天伦团圆?何必不求长坐在自家江山上?布什他爹是布什，安倍老爸叫安倍，多坐几代人嘛，坐上坐不上也不死人嘛。蒋经国的子孙也比我们的子孙要安全些嘛。陈水扁贪腐被关起来了，可是我看他和他那一家人，都比我们很多干部及其家人要更安全些，更要自由些。何必呢?”“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就要“大胆追求宪政法治，大胆推进司法独立”，“只要有了法治作底线保障，只会比现在更安全、更自由”。“手上的核武器那么多，还亡党亡国的戈尔巴乔夫，我看他在台下时比在台上时还安全些。官也好，民也好，没人对他怎么样嘛。”“克林顿在办公室和莱温斯基的绯闻报出来后，无非也就是大大方方道个歉，他和民主党也都无伤大雅。”而“我们现在要是县委书记出个这种破事，……就是立马丢官，彻底搞臭，纪委再一查，怕就要丢命，全家搞死。”最后还警告：“一赢全赢，一输全输。 ”这不就是一篇活脱脱的“宪政”变天动员吗?恐怕讲到不少党政高官的心里去了，更令人遗憾和痛苦的是，没有听说当场有一个站起来反驳的。联想到习总书记所讲，苏共垮台时，偌大一个党，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就解散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这种情况不正在中共内部预演吗？！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执政党领导者们的理想信念崩溃和人生观价值观转变，是他们运用权力不顾一切为改变社会制度开路的思想基础。正如大卫所述，七十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革命者组成，到八十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对照之下，当前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状况岌岌可危的程度，决不逊于前苏。1991年夏天，大卫曾在莫斯科同一个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联还存在，但听到的是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回答：“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大卫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确无误地揭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试问，今天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中还有多少真信共产主义、真愿意牺牲个人一切为这个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像尼库拉亚夫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事实上已相当普遍，只不过，中共党内很多官员在中国改革的特殊环境中，训练养成了当“两面人”的超强本领。其实，在老百姓眼里，过去骂国民党“入党为做官，做官为发财”，改革后早被共产党的一些干部“化腐朽为神奇”了。
更可怕的是，这些年来在中国由“精英联盟”主导、主流媒体操控的意识形态阵地，已经出现公然违反宪法、挑战国基，助长去党化、去马列毛化、去社会主义化、去爱国主义化，甚至企图脱离、取消和胁迫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且不说十八大前主张推进经济私有化、反对共同富裕、大造改旗易帜与论的鼓噪甚嚣尘上，即使到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代表人民意志，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基不能丢，强调道路决定命运，强调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强调在方向问题上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来自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系列切中时弊的重要指示，出乎意料地在这个长期以集中统一着称的政党领导集团乃至官方主流媒体中竟然几乎听不到什么态度鲜明的积极回应，相反不同程度地被淡化、漠视、封杀、片面取舍和扭曲宣传，与人民群众盼得春雨般的欣慰和拥护形成了明显落差。一些党政官员和主流媒体还在顽固地吹自己的号、唱十八大前的调，只愿讲改革必要，不愿谈改革方向，连一些官方微博都仍然热衷高喊“宁要有风险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片面口号，甚至有人还在咬牙切齿地叫嚣，改革必须“攻坚”，要“杀开一条血路”。“杀血路”这种话简直比“文革”还厉害，真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名言，只要有百分之几百的利润，就连杀人屠血的胆气都来了!试问，在中国已搞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已公开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加入WTO成为世界经济大家庭成员的今天，在改革的所谓“红利”分配已极度失衡、人民呼唤深化和完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你把什么看成改革的阻力和对象，还要再攻哪个坚，杀谁的血，开什么路?
其实，苏联解体的结果完全说明问题。大卫指出，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八十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像这样的事情，在改革至今的中国已不稀奇，依靠权力贪腐和通过改制化公为私，鲸吞侵占国家财产造就的大鳄巨富及其家族比比皆是，惊世骇俗。如果说在苏联，“精英”们是用政治制度“休克式”的根本变革，为经济占有关系的根本转变开辟了通路;那么在中国，“精英”们不过是用更聪明更平滑的办法，先不动声色地推动经济占有关系的实质性转变，然后致力于用这种经济转变逼迫政治制度根本变革，进而达到全面复辟私有制、把贪公肥私的果实装进保险箱的目的。就像大卫所揭露的，叶利钦掌权初期也还是顾忌到人民对制度的选择的，他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尽量掩盖其真实思想，不暴露他准备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只说要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消灭政治精英的特权。这与那些公开宣称要在苏联进行一场资本主义革命的人比，无疑是高明的。可见，“只讲改革不讲方向”，不是中国“精英”的发明，更不是什么解放思想“不争论”，而是由于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类，包藏着的私欲和祸心见不得阳光。
中国的这些“精英”们根本不允许党和人民对长达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进行功过得失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坚持对的、纠正错的。他们以“不争论”为理由，以反“文革复辟”为大棒，对改革搞事实上的“两个凡是”，即认为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确，凡是改革出现的问题一律不许纠正。固然，实行改革这个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经得起实践检验，但不等于以改革名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都经得起实践检验。如果真的在改革中做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事情，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只能用于前三十年，不能用于后三十年?让实事求是打开的改革之路，走向实事求是的反面，这正是“精英”改革对人民改革的反动。
怎么办?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从意识形态抓起，大力建设共产党队伍的纯洁性，首要是反修，即抓内部原因;其次才是反帝，即抓外部原因。外部原因总是通过内部原因起作用的，对于一个核大国，内部没有修正主义的策应，外部帝国主义势力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否则，一定要走到苏联“背叛人民”、“人民群众也就不拥戴”的悲剧路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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