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警惕国际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文化渗透

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

 附：《较量无声》的细节（一）：南方系的七宗罪//m.drhuete.com/Article/yulun/2013/11/308376.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二）：茅于轼是卖国贼吗？//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379.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三）：那些被福特基金会“攻坚”了的人//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411.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四）：为何要彻底清查新自由主义//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448.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五）：苏联解体和修正主义//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3/11/308473.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七）：贺卫方如何疯狂反党//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253.html

《较量无声》的细节（八）：微博谣翻中国，绝不能忍//m.drhuete.com/Article/yulun/2013/11/308604.html

       近期，由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国防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制作的《较量无声》在网上走红，《较量无声》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深刻揭示了前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因由以及三十年来美国对中国五种战略渗透手段，为我国的国防民生各个方面敲响了警钟。《较量无声》立场明晰，材料丰富，发人深省，是每位爱国人士都需要深入学习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

　　《较量无声》中有几句话：

　　“在美国精英们看来，运用文化力量来潜移默化地推行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不仅是瓦解对手的有效途径，而且，是按照美国的战略构想来塑造世界的最重要也最隐蔽的策略手段。”

　　“美国政府始终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形式和途径，向中国大量输出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包括以各种隐蔽方式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

　　“美国精英们相信，把和平演变中国的长远希望放在下几代人身上，放在社会底层方面，是实现其政治转基因战略的理想选择。因此，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价值观，在社会底层植入西方的信仰体系，始终是美式文化战争的两大主攻方向。”

       “而具有明确政治目的西方宗教渗透，在主流价值观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也逐渐形成蔓延之势。” 

       美国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是否已成蔓延之势？美国如何利用传教活动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基督教传教又是如何实现美国瓦解中国的战略？

　　以下两篇文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第一篇：节选自《习五一：警惕国际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文化渗透》

警惕基督教背后国际右翼势力的文化渗透

　　一、基督教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迅速增长，从文化信仰领域，积极向政治领域扩张。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推行全球传教扩张战略，引发许多社会冲突，而他们却将国际社会多元宗教文化未能和谐相处的责任，单方面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指责这些国家的社会环境未达到美国标准的信教自由。因而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就成了美国宗教组织的重要政治议题。近些年来，由于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宗教右翼势力积极推动全球传教扩张战略。1998年，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和政治新保守主义势力结盟，共同推动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为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的工具。该法案的确立是美国宗教势力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事件。一个超级大国立法，定期审查世界各国的宗教现状，这是冷战后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战略变化。这种“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徐以骅：《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成为历史上“传教士外交”和当代“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格局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企图建立独霸全球的单极时代。某些权威人士鼓吹单边主义的霸权政策，推行新干涉主义战略。这一理论有两个支点：一是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提出西方的“人权”、“法治”等等都是“普世价值”;将“宗教自由”视为人权的第一基石。二是“人权高于主权”，提出“人权无国界”，为新干涉主义提供法理支持。

　　我认为，当代西方列强的核心话语，已经转向“以宗教自由为基石”的人权。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不断被抽象化，成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说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这种符号化的“普世价值”，企图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从各国基本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国际舞台上“新干涉主义”的武器。这种宗教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影响了国际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造成世界的动荡不安。

　　二、 国际宗教右翼势力对华传播福音的战略意图

　　为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手段作用有限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在政治、人权、民族、宗教等方面施加压力。他们以“人权卫士”自居，以“普世价值”为武器，占据所谓的“道德高地”，运用国际舆论的优势，指责我国“压制宗教自由”和“迫害宗教人士”，损毁我国国际形象。在外交关系中，他们把“宗教自由”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不断进行施压。自1998年起，美国国务院每年3月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每年9月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5月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都无端指责我国“迫害宗教”，将我国列为宗教和人权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

　　美国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美国当局“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深深根植于美国意识形态传统。在多数美国人的观念里，惟有神权高于人权。虽然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宗教势力不能干预政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攻击中国缺乏宗教自由，支持以达赖喇嘛为首西藏分裂势力，就是美国基督教保守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向全球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他们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派遣英语教师、文化机构、志愿人员、政治经济顾问等等，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具有基督教福音派背景。这种传教扩张态势是全球化时代美国意识形态向外扩张的主要形式之一。

　　美国基督教右翼势力积极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其目的之一是企图西方文化“和平演变”中国。美国纽约日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艾克敏(David Aikman)曾写过一本著作，书名就是《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他在书中提出，如果将来中国基督教徒接近7千万，中国基督教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团体之一;如果中国未来三十年内基督教徒人数达到中国总人口的20-30%，基督教的理念就会在中国政治及文化中成为起着统领作用的世界观。而“中国龙”一旦被“基督教羔羊”所“驯服”，中国将不再构成对美国和其他世界的威胁。(David Aikman:Jesus in Beijing,How Christiannity Is Trans 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DC;Regnery Publisng,Inc,2003,pp.290-292.)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在我国培植和扶植宗教势力，抵制政府依法管理，抗衡爱国宗教组织，使他们培植的宗教势力成为改变中国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民间“民主”力量。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公开支持我国基督教所谓“家庭聚会”的发展。他们认为这是改变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最终把崛起的中国纳入西方文明体系的最有效的途径。

　　值得重视的是，以传播基督教的福音，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势，是在逐步升级的。2006年5月11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邀请余杰等三位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人士”访问白宫，表达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关注。”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美国总统会见中国大陆地下教会人士。在这次会见中，余杰公然向美国总统布什建议说：“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

　　在互联网上有一篇评论题为：“布什见余杰标志着什么?” 文中指出：“布什接见余杰，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标志着美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开始采取最高级的进攻手段——意识形态控制。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继续采取守势，静观其变的策略快要站不住脚了。余杰们不是一般的右派，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而是文明层次上的。他们要通过在中国发展基督教家庭教会，占据目前处于混乱和真空状态的意识形态领域。一旦这个目标达成，即在中国广大中下层民众当中建立基督教宗教信仰，则执政党存在的根基将彻底崩溃。到那个时候，无论执政党采取什么手段和措施，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将被根本否定。这虽然是一个慢功，但却是根本性的措施。这也不仅是政治的竞争，还是文明的冲突。对美国来说，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手段。”(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15972&replyID=12316&skin=12006-6-6。)

　　这是网民的语言，比较尖刻，但是这种“危言耸听”的评论，值得我们思考。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应对经济危机。在推广美国核心价值时，美国政府调整策略采用“更温和、更低调的手段”。2012年4月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年度人权报告，盛赞席卷中东地区的“茉莉花革命”，可望带来“持久的民主社会”，并尖锐地批评中国、古巴、白俄罗斯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记录。国务卿希拉里说：2010年中国在人权方面显然呈逆转，而今年的人权状况更为恶化。其中，将判定刘晓波颠覆国家罪，说成是限制言论自由;将在西藏和新疆打击分裂势力，说成是“严厉镇压”。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美国执政者的国际战略方向是殊途同归的。

　　三、 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境外势力推动基督教在我国传播，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渗透。用资深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话说，文化传教是“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梁”。(罗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74页。)意识形态体现为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是一个国家存续的根本。“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现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境外渗透势力鼓吹和推动基督教的普世化，对我国社会提出了“文化宣教”、“文化浸透”的口号。境外宗教势力以宗教语言掩盖着西方至上的理念及其核心价值观，侵蚀了我国民众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他们直接攻击我国的宗教、人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面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面对改革开放的复杂局面，西方宗教的渗透将会广泛而深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传播宗教教义、资助宗教团体、挑动教派对立、发展宗教教徒等方式，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麻痹国民的思想意识，制造民族分裂事端。在实际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矛盾内容，将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冲突，具体表现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市场份额等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争夺具有直接、具体、分散的特点，表面上是法人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国家经济利益，分散看是经济利益，集中看是政治利益，它关联着价值取向、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宗教对华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的背景下，基督教在我国城乡地区迅速升温，特别是在“三自爱国教会”之外的非法基督教聚会点，天主教地下教会势力，增长迅速。许多境外基督教异端如“呼喊派”等，广泛蔓延。这些自命的传教人员深入广大城乡，改变人际关系网络结构，给家庭带来紧张和冲突，造成社会分裂，否认中华文明，进一步削弱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介入社会与政治事务，消弱现有体制的合法性。

　　海外基督教教会作为传播福音的主要力量，将目标瞄准当代中国大学校园。校园基督教传播的组织形式是不断建立发展校园团契，而网络传教成为其重要的虚拟形式。校园基督教传播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这样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近年来，境外宗教势力为争夺我国思想阵地和青年学生，把高校作为渗透的重要阵地，通过一些境外传教士和高校境外信教师生，利用“英语角”、举办研讨会、学术交流、扶贫助学和互联网等方式、途径，不断加大渗透力度，发展学生教徒，进行非法宗教活动，成为影响师生信仰和危害高校政治稳定的潜在因素。他们不断调整策略，变换手法，更新传教途径。

　　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势必削弱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控制。据学者统计，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中文网站约有1040个，天主教160个，基督教380个，70%设在我国的港台地区。例如，葛培理福音协会网站首先通过各种手段全面宣传福音信仰，以塑造人们形成以温和福音信仰为核心的伦理和价值观念。以宗教的手段来传播政治价值符号，适度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国际基督教关注”是美国一个有各教会参与的人权组织，它“致力于援助和支持那些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而遭到迫害的基督徒”。该网站提供了大量对所谓中国“宗教迫害情况”的报道，形式分为“深度报道”、“简讯”和“新闻发布”，抢占文化舆论阵地。

　　在当今世界，互联网的战略资源高地被几乎美国独家垄断。互联网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美国牢牢掌控。目前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有13台，其中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台辅根服务器有9台在美国。所有根服务器均有美国政府授权的ICANN(国际互联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统一管理，负责全球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等的管理。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曾要求打破美国对互联网根服务器，分享互联网的管理权，但是均遭美国拒绝。美国利用其对互联网资源的垄断地位，通过各种形式干涉别国内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0年3月12日)，见《人民日报》2010年3月13日。)

　　美国凭借着其强大的科技实力，打着“互联网自由”的旗号，推行霸权主义。基督教、新兴宗教等利用网络传教发展迅速。近年来，境外宗教组织和机构，针对我国内地开展远程宗教培训，成为对华传教的便捷方式。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与随意性，使得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宗教活动，打破传统宗教活动场所的限制，传播更快。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监管更难。众所周知，“法轮功”就是在某些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在北美生根，通过美国某些机构传授的互联网高科技手段，遥控指挥在中国大陆的活动。

　　四、应当重视海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

　　海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学术研究”。他们通过教育系统和研究机构，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基督教优秀论，将西方近现代文明归功于宗教信仰，诋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贬低社会主义价值观。至今我们缺乏学术上的应对，科学无神论几乎没有话语权。我们应当告诉青年学生，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是如何推动西方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世俗人文主义和科学无神论发挥的思想启蒙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的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其中，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众日益增多。宗教学研究逐渐由边缘学科发展成为“显学”。随着“宗教热”的兴起，随着各种宗教传教事业大量资助宗教研究，“精心呵护”宗教的学术倾向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还有一些人士极力推崇基督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

　　举例一个具体的事例说明，海外基督教是如何在我国高等学府制造话语权的。当代国际基督教势力组织雄厚的资金，建立基金会和研究所，如：美国的邓普敦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iton)和美国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ry Institute)这样的机构，促进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旨在调和两者的冲突，为现代宗教罩上科学的光环。邓普敦基金会以数百万美金的奖励，吸引人们从事“科学与宗教合作”的研究。(参见习五一：《生物科学探索宗教神学——自然科学是当代无神论的重要基石》，转引自习五一：《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84页。)目前全世界奖金最高的个人年度奖——邓普顿奖，由该基金会颁发。邓普敦奖年度奖金高达100万英镑以上，超过诺贝尔奖的金额。2012年度邓普顿奖颁发给达赖喇嘛，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这种国际基督教势力制造的“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的思潮，已经登上中国著名高等院校的讲台。如：在英国邓普敦基金会的资助下， 2005年11月30日到12月14日，武汉大学举办“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邀请四位美国基督教学者，发表演讲。他们利用“基督教信仰三个传统——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丰富的基督教信念”向中国青年学子说明：“上帝创造了物理规律”，“宗教信念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哲学基础”等等((美)梅尔.斯图尔特、郝长墀编 ，郝长墀、李勇等译：《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5、9页。)。这个系列讲座被编辑为《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一书，收入北京大学宗教学文库出版发行。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不仅在武汉大学，而且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持续地举办，并陆续出版各种演讲集。(左鹏：《宗教向高校渗透的隐性形式：文化宣教》，《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6期。)它在高等院校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目前，一些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为在大学校园里非常活跃的传教士，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种思潮已经转化为中国学者的声音。2007年12月30日，在首都科学讲堂上，北京大学的某位教授演讲《近代科学的起源》。他声称：“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强大支持，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http://blog.sina.com.cn/wugshpku.2007-12-31.)。

　　我们知道，用恩格斯的话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当时，一切学科都是基督教神学的工具，在神学的控制下，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那时，如果用宗教理念无法解释新的科学发现时，科学家就会被视为异端和无神论者，遭到残酷的迫害。如天文学家伽利略赞同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遭到宗教法庭残酷审判。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人们科学地探索自然、宇宙，逐步打破基督教神学的禁锢，各种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才发展起来。正是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科学无神论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消弱了基督教神学的统治，为各种学科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习五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第二篇，节选自《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

　　黄超：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及其意识形态演变

　　冷战结束以后，新崛起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在美国国内形成“新冷战意识形态”。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标志的“新宗教治外法权”。

　　一、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

　　“渗透”一词有时会给人“遮遮掩掩”、“捎带”的印象。如此来看，用“渗透”形容当前美国的对华宗教策略似乎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强势”、“居高临下”、“制裁”等词更能彰显美国的硬实力，美国学者也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人权战略”视为“硬实力的软运用”，把“渗透”一词理解为“软硬兼施”，那么，美国对华宗教渗透也不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说法。

　　(一)新目标

　　在近代，凭借炮舰政策，外国传教士获取了在华“宗教治外法权”，并在摄取在华利益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1943年，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在中国存在的“旧宗教治外法权”被废止。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宗教治外法权”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死灰复燃，成为美国宗教外交的“机制性”目标。冷战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与此相适应，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又将“宗教自由”问题提升到“第一自由”的高度，鼓吹“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宗教自由”问题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宗教自由促进国家安全”。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的签署正如克林顿所说：“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而《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核心和症结正是美国政府企图获得国际宗教事务中的“新治外法权”。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美国史学家赖德烈针对近代《中美天津条约》中的“宗教治外法权”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国际宗教自由法》。赖德烈指出：“条约(《中美天津条约》)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也有不少传教士，用外国政府的保护为饵，引诱中国人入教……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Kenneth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N.Y.：Macmillan，1929.279)

　　美国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坦率地指出：“美国采取的是鲜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权’、‘民主’作为21世纪版的鸦片战争的武器，迫使中国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超级大国统治。”(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吕德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在中国国内形成奠基于“新宗教治外法权”基础上的“国中之国”是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最新目标，推动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准则和伦理底线的“新人权运动”将是实现该目标的突出标志。

　　(二)新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大宗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部分海内外宗教界的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曾经笼罩在一些宗教群体头上的“殉道”光环逐渐退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诱惑成为中国各宗教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宣教机构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基督宗教在中国似乎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基督教对此狂潮‘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甚至很多基督徒学者丧失原则、调和退让，不仅没有用基督教转化异质文化，反而被对方转化，一时之间大有‘基督教儒家化’、‘基督教道家化’之势头”。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无疑给许多宣教机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充分领会该法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宗教政治化”成为一些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优先策略。这一新策略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宗教自由法》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具体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保障机制，而“中国宗教政治化”又为《国际宗教自由法》提供了“理想”和现实目标，使《国际宗教自由法》不至于无的放矢。其次，“以政治文化基督化为核心”的宣教策略可以使中国的家庭教会重新占领“道德制高点”，以此来增强宣教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三，21世纪初，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也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督徒维权运动或“维权政治”是中国“宗教政治化”策略的主要实现途径。部分美国宣教机构基于对中国国内家庭教会发展及力量的“客观判断”，提出家庭教会应该抛弃过去“躲、忍”的策略，转而与“公民维权”相结合，采取更加主动的持续行为去“争权”。一些激进分子则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运动式维权”模式：在方法论上注重发现事件、引导事件、升华事件、扩大事件、总结事件、推广事件;在行动机制上强调互联网与媒体联动、草根行动、律师维权、民间筹款、教会与知识系统等形成合力，从而迅速使个体的维权事件运动化、规模化、国际化和政治化。新的基督徒维权政治被界定为“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政治，和90年代的地下政治，在2000年代崛起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互动网络政治、爱与正义的政治、司法中心的政治、秉承自由传统的政治、护宪和立宪的政治等”。

　　从根本上讲，在美国“新人权战略”主导下的“宗教政治化”，就是要使宗教成为所在国“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主导力量”。(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5页)

　　(三)新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港台背景的海外华人传教士是进入中国内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外来宣教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将福音传回中国内地成为主流趋势，而数量迅速增加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被期望并已经成为这一趋势的新的传教载体。

　　与此同时，“将福音传给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为基督赢得这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成为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首要目标。据2000年一份调查统计，“至2000年8月止，美国至少有216个以上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团契和教会;若加上西人教会和信徒所组成的英语查经班，总数肯定在300个以上”。“全美国200多万华人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国学人至少30万人以上;已信主的比例约10%。已受过神学院训练的神学生和传道人超过500人以上”。(苏文峰：《海外中国学人事工》，海外校园杂志社2001年版，第16页)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事工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更快发展。以知名对华宣教机构“友爱中华协会”(COM)为例，1988年，随着数以千计的中国大陆研究生和学者聚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校园，该机构开始将其事工核心转换为北美校园布道。根据该机构2008年的年度事工统计：“有46名工作人员在41所大学服务于中国学生团契;在这41所大学校园里有超过24000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向超过6100名中国学人宣讲过基督的福音;有2150名学人得到友爱中华的具体帮助;有320名学人参加福音培训;有817名学人得到福音指导和门徒培训;有71名中国学人基督徒回到中国。”

　　美国主流媒体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予以高度评价。“我认为将福音传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美国的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战略意义最重大的基督教福音使命。” (大卫·爱卡门博士，《时代》杂志资深记者、中国通)

　　随着“海归潮”出现，以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为重要载体的“海归福音事工”兴起，中国家庭教会也开始出现“战略转折”： 第一，从以乡村宣教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为中心转变;第二，关注政治法律问题，以清教徒的神学观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职业中荣耀上帝;第三，改革宗神学是年轻一代传道人的主流宗派认信;第四，年轻一代传道人逐渐崛起;第五，家庭教会加速整合并进入公共领域。而“网络福音”的兴起，使海外“网上基督徒”“虚拟回国”传教成为可能，中国国内高校的BBS成为“福音的大好禾场”。 这些人员和技术载体的新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国际性传教模式，传统的“反宗教渗透”理论也将面临根本的范式转换。

　　(四)新组织体系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作为美国的国内法，在法律的适用和执行上具有先天的不足。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主导下，一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主动填补空缺，在国际上积极充当该法案的非正式执行者，并形成某种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human rights complex)”。在此大背景下，新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体系应运而生。

　　2002年，“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对华援助协会系非盈利基督教机构，旨在探索、讲述、捍卫涉及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真理，并专注于非官方教会的命运”。(参见该机构会刊《中国法律与宗教观察》发刊词)该机构与传统宗教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组织的根本目标不是传教，而是专注于经过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该机构主办了系列对华网站，其中的“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罗列了三个方面的主要使命：第一，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的使命是促进推动所有中国人的宗教自由。第二，将有关践踏中国公民宗教自由的消息和报道传递及时发表。第三，推动中国成为信仰上没有栅栏的天空。该机构自成立伊始，就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在中国的“准民间执行机构”自居，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首先，策划、推动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的“宗教事件”，并以这些所谓的“宗教事件”为素材推动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对中国施压。我们可以在国内绝大多数与宗教相关的群体事件中看到该机构活跃的身影。第二，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系统炮制和宣扬“中国宗教迫害论”。该机构密切配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实施，每年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提交所谓的“中国宗教迫害年度报告”。第三，阻碍中国宗教组织正常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该机构对海外宗教机构和相关人士与中国合法宗教组织开展的友好交往活动大肆批评，认为这些交往活动会“向全世界的信仰者发出误导和令人气馁的信号”，从而忽略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

　　为了建立“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为代表的相关机构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建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会国度化”成为许多宣教机构的明确目标，因此，在中国国内建立全国性的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教会领导机构成为当务之急。2007年 ，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直接操控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 被拼凑出来。该组织组建各省分会，指定分会会长，开展全国性的施工拓展。在各种势力操纵下，该组织很快沦为以“施工拓展为招牌的敛财工具”。2008年11月，该非法组织被中国民政部依法取缔。

　　为适应美国主导的新人权战略，新建构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具有明显的“非宗教化”和“政治化”特点。在国际上，以美国政府、国会和相关宗教机构为主导者，以“对华援助协会”为组织核心，形成针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压力集团。在中国国内，“对华援助协会”一方面觊觎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权，尝试建立“整合城乡”的全国性宗教领导机构，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会国度化”;另一方面，企图以家庭教会为依托，超越宗教领域，“巧妙编辑中国社会的各种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联网、政法系、家庭教会、媒体等力量”的维权政治组织体系。

　　二、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意识形态演变

　　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基督教国家，它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2页)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宗教右翼势力以“政治崛起”的方式迎来了一个“美好时代”，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宗教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美国出现了建立在“新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地缘政治目标基础上的新冷战思维，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而且在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上产生深刻影响。

　　(一)神权政治意识形态

　　1998年克林顿签署《国际宗教自由法》标志着美国主导的以“国际宗教自由”为核心的“新人权战略”正式形成。2000年上台的小布什作为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在白宫中的自己人”，为其支持者提供了“基于信仰的战争，基于信仰的执法，基于信仰的教育，基于信仰的医疗，和基于信仰的科学”。(Kenneth D. Wald and Allison Calhoun-Brown：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0.225)由于白宫和国会争相取悦影响广泛的福音派活动家，美国政教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基督教右翼支持者“操纵了美国的政治进程(Christian Right had their hands on the policy process)”，(同上，第225页)以至于美国福音派右翼布道家杰瑞·法威尔直接宣告“宗教与政治分离的观念是魔鬼发明的”。这种政治神权化的趋势引起了部分美国民众的警觉，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的牧师Rev. Jeremiah Wright以“上帝诅咒美国”这种与小布什针锋相对的口号强力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在Wright看来，美国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在国际上滥杀无辜，在国内非人道地对待其人民，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症结就在于“美国一贯在行动中把自己视为上帝和自诩为至高无上者”。(同上，第277页)

　　美国神权政治最大的悖论在于：其宣扬的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相冲突。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坚定地支持宗教普世主义;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相背离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则牺牲普世主义，成为坚定的美国利益至上论者。在中美关系史上，美国神权政治的双重标准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9世纪下半叶，美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得以对华“利益均沾”，通过《宽容条款》获得在中国的宗教特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82年，美国国内却通过了唯一针对外民族的《排华法案》，该法案表达的观念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核心意识形态来自于相互矛盾的几个源头，宗教层面视华人为危险的异教徒，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则包含“黄祸威胁论”的蛊惑，而种族主义却来源于与基督宗教创世论不相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有色人种处于进化序列的低级阶段，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于种族等级的顶端，其他低等级种族要么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导，要么跌入种族等级的底部，去面对其终极灭绝的命运。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79)在这种具有浓厚神权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主导下，中国人被严重妖魔化，他们是顽固的异教徒，荒淫无耻，道德败坏。他们像老鼠一样聚集在瘟疫流行的贫民窟，“唐人街”被认为对白人社区的健康、道德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付中国人有必要采取两手，一方面是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严格地将中国人从夏威夷和西海岸文明的偏远地区排除出去。”(同上，第80页)

　　进入20世纪后期，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外交的三大基本意识形态之一的种族主义有过一定程度的反省和修正。但是，对于蕴涵在种族主义中的更深层次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不仅始终缺乏真正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推动下愈演愈烈。传统的宗教歧视与排他性意识形态逐渐演变成现代的“文明冲突论”，而古老的“黄祸威胁论”则演变成21世纪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主导下的“新人权战略”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假想敌，我们是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刻意识形态根源的。

　　(二)地缘政治意识形态

　　19世纪末期，在美国民众中塑造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方面，美国对华传教士群体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美国当代一些学者指出：“那些能说会道、固执己见的传教士将他们的感想在美国广为传播。福音先驱们向美国报道的中国是一个‘道德荒漠’，它的人民愚昧、道德败坏和肮脏。”(同上，第70页)不过，传教士也敏感地发现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中国潜力巨大，亚洲将会改变，中国将是这种改变的支点。美国应该通过外交投资、经济贸易、基督教传教对中国施加更大影响。美国在对华关系方面交织着两种不同声音：其一，中国人是令人厌恶的生物，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与他们保持距离;其二，中国是美国人赋有特殊使命的“责任病区”，美国人有责任教导、保护他们，甚至包括对他们的不良行为进行惩罚。(同上，第71页)神权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相互影响，使美国的对华外交在起始阶段就具有了两面性，在美国传统的外交精英看来，《宽容条款》和《排华法案》并无矛盾之处。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向文化、宗教传统复归，“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在新的“文明范式”中，“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 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亨廷顿在分析“正在形成的联盟”时，臆测了一个所谓反对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联盟”，虽然他自己也承认“中国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同上，第215页)为了保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优势地位，西方“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同上，第182页)

　　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通过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角色”符合西方霸权逻辑。根据“文明冲突”范式，美国为获取对其最为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分别从两方面发力，鼓励和逼迫中国成为针对伊斯兰教国家和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而美国作为第三方或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和调停者发挥作用。因此，美国热衷于在新疆、西藏玩弄宗教地缘政治游戏，“新疆越是不稳定，他们就越‘理想’”。(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第103页)

　　在某种意义上，“文明和谐”范式会使美国“孤悬海外”，成为世界的“次要参与者”，而在美国强力主导的“文明冲突”范式下，东亚和欧洲都是美国天然的“战略缓冲带”。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冷战后的对华宗教外交与其地缘政治目标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美国对华宣教机构调整宣教策略，在强调“中国福音化”、“福音入中国”的同时，将“福音出中国”摆在突出位置。“回归耶路撒冷”作为“福音出中国”的西向计划，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该计划并非只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而是“要把福音传到从中国到耶路撒冷之间的各个国家、城市、乡镇和少数民族中，并与那些信徒们建立团契”。(杨天民：《回归耶路撒冷——完成大使命的呼召》，基馨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从中国至少差派100000名宣教士赴伊斯兰教国家、印度教国家、佛教国家传教是该计划的核心部分。“回归耶路撒冷”计划之所以在美国广受追捧，与其蕴涵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契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分不开的。

　　(三)新冷战意识形态

　　在冷战时期，许多美国著名传教士成为天然的“冷战布道者”，(涂怡超：《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及其果实植根于《圣经》、圣言和17、18世纪的大奋兴。而共产主义已经决心违抗上帝、《圣经》和所有宗教。共产主义不仅是对生命的经济解释……共产主义是由向全能上帝宣战的魔鬼引领、激发和推动的。”(William Martin. A Prophet with Honor: The Billy Graham Story. 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1991.197)为战胜作为撒旦工具的共产主义，“今日世界唯有一种哲学体系可与共产主义的阴谋策划相抗衡，这就是生机勃勃、动力十足的正统基督教……今日最伟大且有效的反共利器是再生的基督徒。”(Bernard K. Duffy & Halford R. Ryan，American Orators of the Twenties Century：Critical Studies and Source，New York：Greenwood，1987.182)冷战结束以后，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始讨论所谓的“亚洲—美国冷战”，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两国冲突的潜在原因，除了“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外，“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01页)一种兼有“共产主义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新冷战意识形态在美国形成。

　　受“新冷战意识形态”影响，在部分美国华人基督徒中流传着一些一厢情愿的“假设”：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中美友谊会超过日美关系，因为日本是非基督教国家(远志明);而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美国会永远视中国为敌(于歌)。少数极端分子甚至鼓吹“非基督教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祸害(余杰)”。因此，“中国基督徒应倾力学习并筹划一个建基于圣经基础，关于公众利益之基本价值的政治体系”。“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国文化，并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会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并领导之”。(赵天恩：《扶我前行》，台北：中福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当一个无神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禁教的法律，或发表抗拒神国进行的政策时，基督徒应向政府抗议，帮助政府不要抵挡那赐给他们权柄的主”。“基督徒对一个逼迫教会的无神论政府的态度，必须针对政府背后的那股敌基督的邪灵”。(赵天恩：《洞烛先机——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会评论》，台北：中福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不仅要进一步拓展对城市高校、知识分子、海外留学人员的宣教事工，而且有必要发起一场“给共产党员传福音”的中国内外、全球性的持续运动。

　　在美国华人教会中，大多数华人基督徒将基督宗教信仰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新人权运动)既不认同，也不关心。为了解决华人教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参与的动力缺乏问题，在一些传教机构的刻意主导下，“海外民运基督化”成为一种“双赢”的政治发动机。“专门开展民运人士福音事工”，“与海外民运人士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政治基督化的重要步骤。经过20多年的精心培育，许多民运分子“以基督徒机构名义参与各类海外民主运动、呼吁宗教自由活动”，“在基督教内和海外民主运动中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不仅应该抛弃“等着挨打”的“殉道精神”，而且要成为中国民主化的精神支柱和组织力量。中国家庭教会要联合起来“走出党国”的历史，“走出共产主义的红色海洋”。

　　树欲静而风不止，“新冷战”意识形态使“世界面临从未有过的各种力量和事件如此危险的汇合”，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驱动华盛顿政策的那种疯狂已经变得多么危险”。(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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