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为何变穷》导读之三
13年间，格兰仕已完成了从“世界工厂”财富美梦到噩梦的转变。与此同时，华为已从一个中国小子成长为全球第一电信设备巨头，成为令美国政府恐惧的企业。
4月14日凌晨，“世界微波炉工厂”的格兰仕发生员工打砸事件，员工抱怨工资太低，只给原来招工承诺时的2/3，且工时超长。事态后虽平息，300多工人辞了职。在本人看来，这标志着“世界工厂”模式已走入了死胡同，“中国制造”正在成为财富墓碑。
早在2001年春，笔者调研了格兰仕，并在创刊不久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进行报道评论：中国制造正“与八国联军化敌为友”;同年5月，在调研宝洁后，发表评论《当宝洁纪元不可抗拒地来临》，指出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产业链已成定局，中国制造正变成其加工车间;更在同年11月15日中国加入WTO特刊上发表社评：中国将迎来世界工厂时代。
这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历史选择。尽管本人认为这绝非是中国最好出路，更早的1999年，正值中美就WTO谈判博弈高峰，笔者著作了第一本书《平衡木上的中国》，指出：当前中国首要问题是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和行政改革)太慢，赶不上开放的速度，就像一个人走在平衡木上，手中拿着一根平衡杆，开放这一端太重，而改革这一端太轻，长此以往，最终会跌下平衡木;再如开放这条腿迈出太大步，而改革这条腿跟不上，人迟早会失去平衡而摔倒。
彼时正值中国要不要按照美国要求加入WTO争论最激烈之时。一方认为，中国是大国，反对过度开放，国企应加快“股份合作制”方向的改革，激发员工创造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另一方抨击这是“一股就灵”、“一卖了之”，坚决认为应借鉴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以开放促改革，对国企靓女先嫁给外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基本按美国标准加入了WTO，仅保下了电信等极少行业。
那年笔者人未到而立，虽位卑却不敢忘忧国。在该书中，本人如此论证：中国不是香港、新加坡那样的弹丸之地，有着大国广阔的市场，如通过“股份合作制”等产权改革激活民间创造力，通过国内市场充分自由竞争，在每个行业形成3-5家有竞争力的企业，再对外对等开放，到2010年中国就可能成为全球制造强国。而“靓女先嫁”，开放优先，虽然早期可以吸引全球外商投资，但是跨国公司势必在将来形成垄断地位，而后难免利润外流，内需萎靡，后患无穷。
遗憾的是，这本书稿当时虽已跟广东一家书商签约，但因当时出版管制极其严格，在全国找了多家出版社皆碰壁而回。随着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加入WTO协议，笔者判断中国“一路向西”已成定局，遂离开了原来就职的中央媒体，参与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创业。
在2001年调研了格兰仕和宝洁等多家企业后，本人印证了此前判断：跨国公司将控制核心技术、市场和中国产业链，中国民营企业只能成为其制造车间，利润将非常菲薄，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贡献利润——微波炉在美国生产，一天开工6小时，工人周工作40小时，年收入是3万美元;在格兰仕，24小时三班倒，工人周工作约60小时，年收入是1.2万人民币，后者单位劳动收入是前者的1/30——这就是世界工厂模式的唯一秘密。
在世界工厂模式崛起早期，格兰仕以“屠夫”般的残酷价格战，消灭中国和全球的制造对手，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然而，价格战是一把双刃剑，也削薄了格兰仕的利润率，使其无力打造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无法形成跨国公司的利润微笑曲线。
逝者如斯夫，短短5年之后，宝洁式产业链+格兰仕制造车间已经成为中国产业主体模式，跨国公司在大多数行业形成了垄断和相对垄断，原先的投资流入变成利润流出。2005年7月人民币开始升值，吸引热钱投机，以弥补因利润外流导致的国内流动性减少。随着美国金融危机，中国贸易顺差在2008年达到顶峰，也标志着中国世界工厂达到顶峰。
世界工厂开启了一种“中国人苦命、美国人享福”的恶性循环。中国人用辛勤劳动和廉价资源换取了美国印出的大量纸币，随后买了美国国债，给美国人提供消费资金和公共福利;美国人印钞购买中国商品，推动热钱投机中国，推高了中国物价，特别是楼市价格，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房奴“。
世界工厂的本质是以中国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为世界服苦役。自2005年以来它遭受多重挤压——上游原材料大幅涨价、下游欧美销售商压价、欧美同业贸易保护、人民币升值等等，都要从中国劳工身上挤压出来。此外楼价大涨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上美国再工业化和TTP寻求对中国的进口替代;特别是中国劳动力在2012年出现拐点。内外交困下，中国世界工厂模式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与此同时，华为则在国家电信业保护之下，走出了一条独立自强的“股份合作制”之路，98.6%的股权都归员工所有，任正非的股权仅占1.4%，2011年员工平均年薪达到28万元。2013年净利润达到210亿元人民币， 7成营业收入来自海外，拥有3万项专利技术，销售收入接近400亿美元，超过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商。
不同道路决定迥异命运。今年4月的格兰仕打砸事件实为给“中国制造车间”立起了一块墓碑。要知道，格兰仕微波炉的全球制造占有率目前已超过了35%尚且如此，那些中小民营制造业很多已经破产倒闭，苦熬着的大多也奄奄一息，更不要说如果未来3年中国遭遇金融危机。
昔日世界工厂成就的财富神话，如今正成为“中国富人为何变穷”的黑洞之一。那么，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吗?有什么对策可以避免财富悲剧吗?
坦率地说，华为的成功不可复制，如果1999年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没能顶住压力，放弃了对民族电信业进行保护，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华为。如今要亡羊补牢，从国家层面上必须深刻反思过度开放，实施对等开放，在发展以谁为主体，利益(利润)谁享的核心命题上正本清源。
显然，这是远水不解近渴的，对于当下民营企业来说，真正立马可用的有三招：1，退出或收缩，以现金为王;2，利用信息化，缩短供应链，强化市场响应能力;3，升级金融能力，利用期货市场对冲金融危机风险。
在未来严寒的冬季中，前两招相当于把身体缩成一团。但真正能穿起棉袄升起炉火的，要靠期货套保。而《中国富人为何变穷：金融危机攻略》这本新书的重心恰恰在这里——即未来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善用期货套保者生，不用期货套保者死。
是该竭尽所能避免自己名字被下一个刻上“世界工厂”财富墓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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