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谈判建立二战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到1971年该体系的终结，这个耳熟能详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十年。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时间上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昙花一现”，然而它的建立及其终结的意义却尤为深远。今天的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之后才形成的，但我们很多时候对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关注只着眼于当下，而忽视了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段历史。这种忽视的结果是：一方面人们可能会高估信用货币在货币演变史中的地位，想当然地认为它久远的历史而并非现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低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对人类货币和金融演进的意义。本文尝试论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与金融化时代的来临之间的联系，着重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货币这一事物发生的重大变化，并由此讨论它与金融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金融的崛起及金融化时代的来临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金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金融化”(Arrighi，1994;Epstein，2005;Palley ，2008)。举例而言，人们使用虚拟的货币符号进行支付时，实际上不可避免与金融中介打交道，因为货币符号的存储和转移只能由金融中介完成。每一个居民，只要缴纳养老金、购买保险和参与社会保障计划，他都会被纳入金融互助体系。人们在现金、存款和各式各样的证券中寻找最优组合，以期在保留必要流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持购买力，让财富免于通胀的侵蚀并增值。缺少财富的人则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靠人力资本的预期现金流折现，实现当期对住房和耐用品享用。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被金融化(Martin，2002)。有关金融的报道充斥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金融识字率”(Financial Literacy)成为现代生活技能之一。一些时候，尽管没有主观意愿，人们也必须融入金融化的潮流。拉美山区的农民需要关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行情，因为他收获的农作物能给他带来的收入多少，取决于全球资本竞技游戏的结果。中国沿海的工厂老板必须关注汇率的实时变化，微小的汇差变动可能会让其蒙受损失。企业对金融的介入也越来越深，它们从银行或证券市场融资的渠道拓宽，它们的投资活动不仅包括实际资本投资，还有金融投资。与金融部门保持隔阂的企业越来越少，除非它们原本就被金融部门所排斥。信贷供给量或股市表现成为经济的晴雨表。政府与金融化进程有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为公共支出筹资，通过持有他国的债券形成国际储备资产，政府越来越深地卷入了金融化进程;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能够影响金融化的节奏、范围和程度。当金融化上升为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之后，那些未被金融化的影响力所波及的地方，逐渐进入了它的势力范围。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似乎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在历史长河中，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如果给金融一个最简单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货币+信用”。早期的信用是实物的形式。在货币出现之后，以货币为标的或支付手段的信用活动，实际上就是金融。金融是各种以货币为标的或支付手段的契约的组合。最简单的金融契约是一笔价值的跨期转移，通俗的说法就是一笔贷款。按照这个标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就出现了金融活动。在中世纪西欧，尽管在现实经济中，信用被广泛采用，但至少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金融被视作违背自然的异端，是违背宗教神谕的。 西方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才对收取利息的金融活动采取一种肯定的态度。加尔文教的观点是，收取利息是否合理要区别不同性质的借贷：如果是借给别人救急，那么收取利息就是不应该的，如果是借给别人投资，由于出借人有风险且需要等待偿还，所以收取一定的利息在道德上也是合理的。而且，利息可以从投资的回报中获得，这在道德上无可厚非。因此，新教的伦理去除了加在孳息贷款上的道德约束，为借贷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对金融活动已经采取了一种默许和支持的态度。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就首先经历了一次银行业的革命(金德尔伯格，2003)。西欧从17-19世纪不乏金融创新，实际上今天很多的金融工具都来自于当时的创造(威廉•戈兹曼和K•罗文霍斯特，2010)。到了19世纪，无论从经济、技术、制度，还是道德层面，金融发展的条件都具备了，这也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崛起的重要原因，因为银行业给当时的生产提供了必要的信用支持。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由于能够提供生产所需的资本，金融业进入了较快发展的轨道，直至发展成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面貌。
欧洲500年来的金融史显示，金融通常服从于实际力量，但有时发挥反向促进作用，有时作为独立的力量(查尔斯•金德尔伯格，2010)。国际金融市场在理性时代的发展，昭示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Neal，1993)。尽管历史上也有类似于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等金融危机，但没有成为主流，金融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都只是一个普通的行业。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金融狂热后，一直到70年代，金融业总体上都保持了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稳定的发展，直到最近半个世纪，金融才开始有与实体经济脱离，甚至凌驾于实体经济的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既不能否认、也不应夸大金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金融业跻身所有行业的顶端，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情(弗格森，2009;Dembinski，2009;Krippner，2011)。
文献通常认为，金融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对“金融化”概念的确切定义，不同的理论流派观点各异。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指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 转向金融部门。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SSA )理论把金融化看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的自然结果，由于金融部门和金融利润对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积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化便成为该积累结构下特征性的趋势。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是一种新的调节机制。世界体系理论的知名学者乔万尼∙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把该理论和金融化学说联系在一起，认为金融化代表了霸权的衰落——创造生产性权力衰落，而金融的半径延长，每一个积累机制最终进入了危机，因为过度积累和增加的竞争最终削弱了贸易和生产的利润率，由于利润率下降，危机的表现便是对贸易和生产的投资被转移到金融上去(Arrighi, 1994)。金融化问题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戈拉德·A·爱泼斯坦(Epstein)给出了一个对“金融化”有代表性的定义：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Epstein, 2005)。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文献虽未明确使用或接纳“金融化”的概念，但建立在新古典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理论却涉及了金融化的概念，如金融深化、金融结构演进等，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取消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过渡到由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的“金融自由化”阶段，实现“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这些讨论 “金融化”问题的理论流派，观点互异，但所有的流派都意识到了金融的迅猛崛起，这个时间点大体上划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
二、货币演变史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其中的地位
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会出现金融化的趋势?许多文献把金融化的来临归因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政府对金融业放松管制、金融行业集中度增加、机构投资者规模的增大、股东价值运动、新自由主义政策等。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金融化成为趋势，其中根源性的因素还在于货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成为这种变化的重要分水岭。为阐述这个观点，我们需回顾货币的演变史。
西方世界的货币发展史大体可分成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公元前9000到 6000年的地中海和近东，人们使用大麦、小麦和牲畜作为交换媒介(Davies，2002)。这些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物品符合货币最初的品性：由于这些事物的必要性被感觉到，它们就特别频繁地跟多种其他事物相交换(齐美尔，2009，第101页)。
第二阶段：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一般等价物的选择中，贵金属从各种商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固定的货币。这不仅得益于它的耐久性、可运输性和可分性，还在于贵金属产量上的有限性。黄金恰是量上最节制的，所以西方很崇尚黄金，尽管白银也曾被使用。
第三阶段：使用金属铸币。在公元前600年，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开始使用金银铸币。从此，金属铸币在西方的使用经历古希腊、古罗马，并贯穿了整个中世纪。13世纪中期，中世纪的西欧铸造了第一枚金币，而银币是各国国内普通交易的主要货币，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金德尔伯格，2010)，这部分得益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为西欧输送了大量的白银。铸币在使用上比未经标准化的贵金属要有许多便利。通常政府会垄断铸币的权力，并宣称铸币的实际金属含量和它的面值相等，但一方面铸币流通存在自然磨损和故意的削边，一方面政府为了获取铸币税会掺假和虚报，从而导致一系列铸币流通时代的计算问题。
第四阶段：可兑换的纸币。1661年瑞典的银行发行了铜票，这是最早的银行券。1694年，英格兰银行把发行银行券的权力垄断，银行券的发行被政府所控制。从19世纪开始，很多国家陆续采用金本位，以及金汇兑本位。20世纪20-30年代，金本位制度在经济危机下崩溃，不兑换的纸币跃上历史舞台。但在二战结束时的1944年，基于对根深蒂固的金属货币制度的情感，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西方世界确立了金汇兑本位制。可以说，从商品货币的出现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货币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脱离一个实际价值的寄托。
第五阶段：不兑换的货币。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货币被从金本位的轨道中释放出来，彻底失去了实物价值的“锚”，从此西方世界进入了真正的信用货币时代。信用货币不与任何金属兑换，完全没有内在价值，甚至主要采取了记账存款货币形式存在。信用货币的垄断发行权在国家，而且不再受制于有节制的金属，国家在货币发行上的权力达到了最大，通货膨胀成为了一个惯常的现象。
信用货币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发展出现两个显著趋势：
一是法定货币范畴扩大。在信用体系未发展的时候，人们几乎只能有两种手段储藏价值，一种是以货币的形式，一种以实物资产的形式。在信用体系发展起来之后，人们还可以通过提供信用给他人跨期贮藏价值。以货币为支付手段的信用活动，形成了金融资产和负债。今天我们看到，金融资产转换成货币的成本普遍小于实物资产，也即金融资产的变现能力或流动性强于实物资产，这是因为存在一个较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人们可以在其中交易金融资产。越来越多流动性较高的金融资产被纳入法定的货币范畴。把金融资产纳入广义货币，反映了货币当局在它们的流动性(交易媒介职能)和作为实际价值储藏职能之间的权衡。
二是在法定货币范畴之外货币替代物的出现。西方国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出现了“替代性货币”(Alternative Currency)的概念，它指的是对法定货币进行替代的一种交易媒介。它可以由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创造，也可以由地方政府、社区创造，甚至由国家创造(但不是法定货币)。上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替代性货币以社区货币、技能交换、现代易货交易等形式兴起。替代性货币在当代的典型代表是网络世界中充当交易媒介的虚拟货币。
三、货币制度的“双重锚”假说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货币
货币史揭示：在社会自组织能力不太强大的时候，人们愿意相信货币的实物形式，而当社会自组织能力变强时，货币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货币实在形式的信任已经越来越让位于对社会制度的信任。唯有建立在一个牢固精细化的社会秩序里面，一种像纸张这样纤细而且极易受损的材料才能成为最高货币价值的载体(齐美尔，2009，第152页)。
在参照(Wicksell，1898;齐美尔，2009;Dembinski，2009)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一个货币制度的“双重锚”(Dual Anchors)假说。“双重锚”是指货币制度始终包含两个“锚”，一个是货币的存在形式，另一个则是社会制度。一种有效的货币制度必须能成功解决有碍于它行使交易媒介职能的不利情形，至少包括三种情形：第一，人们担心收到不足值的货币或假币;第二，担心货币丧失全部或部分价值;第三，担心它丧失可交换性，不能被第三人接受。“双重锚”假说意味着，货币制度的成功或者依赖货币的形式，或者是它所在的社会制度来确保货币能消除这三种担忧。不同货币制度的区别也就在于这两个“锚”如何使用。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货币从金本位的轨道中脱离出来。虽然对全世界大多数地方而言，货币与贵金属之间的纽带一直在不断瓦解，但这一次不一样了。“美元实际上是最后一艘固定在黄金锚地上的船只，船上承载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货币，而美国正在切断锚索，永久地驶离黄金的锚地。”(本·斯泰尔，第339页)。西方世界千百年来使用货币的历史中，第一次彻底失去了货币实体存在这个“锚”，而且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最终，各国政府作为社会制度最高级的代表，控制了货币的发行，货币成为了法定的货币，它毫无内在价值，完全依靠政府的信誉在流通。货币制度的“双重锚”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单一锚”。
货币符号在一个完全消除实体形式的社会中运行，在法律和技术的支持下成为了一种信息。结果，过去对货币成色和真假的担忧，逐渐转变为对货币欺诈的担忧和他人非法进入银行账户的担忧，以及对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担忧。人们对货币的信任完全取决于政府，政府一方面要保证货币的流动在技术上的安全性，一方面要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让币值稳定。人们对货币的信任取决于货币政策如何有效的保护货币的购买力免受宏观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政府的信誉往往又是不可靠的，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各国的货币制度，都努力地在为仅剩下的社会制度的“锚”找一个外部的“锚”与之牵制，使得货币免受政治的影响，所以才出现了通货膨胀目标值、中央银行独立等事物。而当这一切仍于事无补时，市场会自发产生“替代性货币”。
当社会制度变成对货币信任的唯一源泉的时候，货币制度变得更加精妙。货币依然在执行它传统的职能，有两个职能仍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支付手段，另一个是购买力的储藏。但时代的变化已经让货币的两个核心职能今非昔比。从支付手段来看，除了纸币现金，在支付时货币实际上是从一个虚拟账户走向另一个账户，所经历的仅仅是信息符号的转换，即使是现金也只不过是在人们有形的“账户”(钱包、保险柜)中进行信息符号的转换。而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逐渐地被各种类型的金融资产所代替，而且这种代替，实际上也仅需要通过一些账户上的符号转化就能实现。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对货币产生了重大影响。信息技术能够带来规模优势，交易成本下降和经济活动的地理扩张，让货币去实体化(指不再用现金)的过程加剧了。通过在交易者的账户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而不是依赖于现金，这种去实体化降低了现金的流通。如果所有人的账户都能直接的联系，那么最终对现金的需求将会下降到零。由于货币去实体化，在支付中就必须依赖一个中介(当然这个中介不一定是银行)。这个中介具备一定的支付处理技术，一方面，中介进行结算的时候，可以向交易者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另一方面，它也可在结算过程中节约流动性，利用结算的时间差将头寸对外进行投资。金融中介的地位被强化了。
在货币和金融资产都以符号形式存在的时候，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任何临时性的、闲置的货币都可以很容易的被转化为金融资产，创造利息收益，当然也同时承担对应的风险。由于这种转化变得十分有效率，十分便捷，货币就没有理由继续作为财富的储藏手段。在当今的社会中，闲置的现金越来越少，任何暂时不使用的储蓄都可能被金融机构转化为金融资产。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就被一个很专业化的领域所取代，即(狭义的)金融。这大大激发了人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金融创新促进资产流动性的提高，它们中的一些可以发挥“准货币”的职能。这导致了一系列过去不被认为是货币、但功能又近似于货币的金融资产的出现。事实上，在货币和“准货币”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的模糊，它几乎就成为中央银行根据需要设定的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货币的界限。
在金融化时代，“货币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难回答。货币能够发挥交易媒介职能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它的存在形式，货币或者是有价值的商品，或是仅为一个符号;二是货币流通所在的、给予货币以信用的社会制度。信用货币是一种普遍性的债权债务关系凭证，它的成功运作需要人们对这种关系有效存续的信任。而对货币的信任最终需要依靠社会制度来保障。表面上看，交易行为只涉及双方，但任何信用货币的支付实际上都隐含一个第三方在内，这个第三方就是货币的发行者或保证者，它能够确保货币的购买力。第三方的存在使得任何的交易都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国家成为货币信誉的保证。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货币制度最重要的变化。
由于在国际层面上，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货币失去了实体价值的“锚”，而另一个“锚”受到国家权力边界的限制，只有少数货币才能成为国际支付和储备货币，国际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流动看起来就像令人匪夷所思的游戏。“支付给中国用来购买商品的美元第二天就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回到了美国，并且随后迅速地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重新循环并创造出更多的廉价信用。”(本·斯泰尔，第344页)至少在过去二三十年内，由于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相当程度上假想美元可靠的信用，面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或是美国的赤字日益增长，双方都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扭转这种趋势，甚至纵容了这种趋势的加剧，从而诱发了美国国内各种形式贷款证券化蓬勃发展，尤其与住房有关的贷款证券化产品，以及世界黄金、大宗商品价格的迅速攀升。这些 “金融化”现象的出现，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世界缺乏一个有效的货币制度的体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7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检视过去几十年的国际货币制度，思考重新设计它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美]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2] [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西欧金融史》，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 2010。
[3] [美]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中信出版社，2009。
[4] [美] 尼尔(Larry Neal)，“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风险股份”，载威廉•戈兹曼和K•罗文霍斯特主编《价值起源》，沈阳，万卷出版社，2010。
[5] [美]威廉•戈兹曼和K•罗文霍斯特(编)，《价值起源》，沈阳，万卷出版社，2010。
[6] [德]齐美尔，《货币哲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7] Arrighi, G.,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and New York, NY: Verso. 1994.
[8] Davies, G., and J. Bank, A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9] Dembinski, P., Finance: Servant or Deceive? Financia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10] Epstein, G., ed.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5.
[11] Krippner, G.,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 Martin, R., Financialization of Daily Lif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 Palley, T., “Financializati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in Finance-led Capitalism: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2008, pp. 29-60.
[14] Wicksell, K., Interest and Prices: A Study of the Causes Regulating the Value of Mone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8,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ondon,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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