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全球化吗?
目前，美国认为其衰退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所以要使美国再强大，解决方案在于反全球化，回归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这是一个错误，事实上与其说是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不如说是美国自己逼走了资本，高工资，高福利与高税收让资本投资无利可图，所以资本只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者地区，这又能够怪谁呢?所以，美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在于改革国内投资环境，走出高福利陷阱，让资本投资有利可图，这样才能推动资本与产业的回归，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可以说美国与西方国家目前面临的经济衰退与随之而来的政治与制度问题都可以归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失败，而不是经济全球化或者是因为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与饭碗。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成本与社会福利的提升，但由此必然导致投资利润的下降，对此解决方法，一是积极有为的方法，即加速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以提高投资利润，推动进一步发展，二是消极不作为的方法，即转移投资与产业，以维持低成本运营。如果只有转移而没有转型或者转型迟缓，就会导致产业空洞化，导致社会就业与政府财政的困境。事实上，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成本提升正在面临相同的问题。投资与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征，之前产业的分布是以国家为基础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的分布是以全球一体为基础的，一般来讲产业转移是从高工资发达国家流向低工资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那么，产业转移会导致出现什么结果呢?首先，导致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与衰退，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利润空间的稀薄，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公司将加工和制造迁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最初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进行生产加工，然后再将产品返销到国内和世界其它地方，这样显然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但是制造业的转移导致美欧国家大片工厂的倒闭和萎缩，许多美欧公司在本土只保存总部和研发中心，而产业空洞化又自然导致失业率的剧增。进口大于出口，美欧成为纯粹的消费型大国，自己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除了农产品和别国无法加工生产的高科技产品，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进口，其影响是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如美国2010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49789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赤字扩大到207亿美元。另外，经济问题自然会引伸到政治与制度问题，所以与其说是制度导致了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经济问题导致了制度问题。
那么，美国与西方国家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为何乏力呢?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对美国经济有利，他们相信新的和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将神奇般地在美国出现，但是事实上这一幕并未发生，相反随着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跟随其后的是中高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因为相对成本而言，公司宁愿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而不去设法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在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转移外包比寻求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以降低国内单位生产成本要便宜得多，因此企业管理者已经没有多少动力去投资研究改进技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力。另外，导致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乏力的原因还在于政府不作为，因为产业升级既是内生，也是外生的，所谓外生即离不开政府的助产士和引导作用。但是美国和西方政府不仅不作为，甚至于成为推动产业转移，为本国剩余资本寻找海外市场的帮手，其原因出于政府精英的自身利益考虑，同时也是因为跨国公司绑架了政府，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
长期以来困扰全球经济的是落后与欠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发展的困境，以使全球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对此经济问题的研究称之为发展经济学。而目前困扰全球经济的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发展后的困境，即如何再工业化的问题，以使全球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对此研究不妨可以称之为发展后经济学。那么，发达国家如何在原有产业转移后，及时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再工业化以避免产业空洞化呢?对此，要反思的是国家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国家显然能够而且应该改革产业结构，资本市场，税收体系以此推动新的生产能力，国家产业战略应该是提升国内竞争力，发展新的技术和产业进程，而不是防御性的对外投资或者扩大消费。另外，对外投资是否是一种错误的国家发展战略?发达国家投资取向之所以从国内转向国外，原因在于成本与利润的比较，一般来讲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成本上升与利润的下降，由此到国外投资要比在国内投资和出口更有利可图，但是，这势必导致产业转移，国内产业空洞化，就业与政府财税的流失，即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是私人的，但是成本是公共的，对外投资让资本所有者受益，但是对其他群体以及整个经济是不利的，这正是目前美国和西方社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为此有学者建议发达国家应该采取鼓励国内投资以及贸易出口而不是对外投资的发展战略，而要做到此必须采取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国家政策，过分依赖对外投资，而不是创新来解决上升的成本问题是危险的，克服投资转移的唯一办法是在本地加强创新与提高生产力的这样一种战略。显然，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或发展后国家如何避免产业空洞化，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是发展后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同时也是中国目前应该考虑的问题。而一味将问题归于经济全球化，无异于开错药方，吃错药，病情不会好转，而是会越来越严重。
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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