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沿用的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自然也就构成了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局限性。
一、研究范围的局限性
西方公共经济学通过将政府部门称为公共部门而将西方财政学即所谓公共财政学发展成为公共经济学。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公共经济和公共财政是一对可以且经常互换的概念。”[1]这样一来，在内容上，西方公共经济学就缺乏对真正的公共经济，如自原始社会以来，直到资本主义经济成熟之前都存在的各种非私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分析，而更像是政府经济学。
不仅如此，西方公共经济学对于政府经济本身也是大加限制。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财产的统治必然要首先反对国家，瓦解国家，或者，既然财产没有国家又不行，那么至少也要挖空它的基础。《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正是从事这种挖空基础的工作的。[2]显然，基于西方经济学的西方公共经济学自然要限制国家的作用，而公共选择理论更是强化了这一点。在西方公共经济学极其有限地允许国家发挥作用的领域，我们也将会看到，这些作用只是为极少数人的利益而服务，对于最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一种欺骗。
二、理论前提的局限性
西方公共经济学家提出，“无论是否可行，我们都从一般均衡视角进行分析。该目标不一定总能实现，因为有时在现有文献中只能找到局部均衡分析，有时一般均衡分析只会使主要问题变得模糊不清。”[3]
好一个“无论是否可行”。实际上，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模型，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假设前提之下的。而这些假设前提通常包括：没有税收、没有交易费用、人人得到的信息都是相同的和完全的、人人都会用高等数学的方法来计算最优化，每个人借钱的利率都是相等的，都可以按相等的利率想借多少有多少，等等。这些假设通常都与现实有所不符。
西方经济学家会说什么物理学的定律要假设物体在真空中运行也不现实的。但是，物理学能够精确地算出在大气中运行的导弹的轨道及其飞行距离等等，而西方经济学却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前茫然不知所措。
实际上，西方学者曾经提出，非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西方经济学的上述理论前提恰恰导致它是不可以证伪的。这是因为，一旦现实否定了西方经济学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就会指出，这并没有证伪导致这些结论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是在那些假设前提成立的(仅在天堂里成立)下才得出这些结论的。从而就是说这些理论是不能被证伪的。相反地，物理学却从不这样为自己的假设辩护，而是努力接受现实的检验。因此，即便从西方学者的立场来看，西方经济学也是非科学的，是不可以被证伪的神学。
与此相反，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中指出，我们不是说这本书的推论不能反驳，不是说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充分的论据;我们只是说：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全体经济学家中间有哪一个人能把这些推论驳倒。[4]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从后来的证伪主义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证伪的，但是不仅当年没有人而且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将其证伪，尽管攻击它的人无数。
三、方法论的局限性
西方(公共)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即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溯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述;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其结果都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因为个体是组成群体与各类人员的基本细胞，是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了集体行为。个人是最终的决策者，是最高的评判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集体行动是由许多独立的个人行动所组成，政府为了个人才做出决策。[5]
但是，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例如，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6]要知道，钻石和石墨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但是从单个的碳原子出发只能得到一盘散沙式的碳原子集合，而不能得到钻石和石墨。
实际上，“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7]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对于个人主义的推崇只是为了国际大资本家的利益。当今中国之所以出口巨大，但国民收入并不多，就是因为国内上万家自由竞争着的加工工厂一盘散沙式地面对着被少数几家大跨国公司垄断的国际市场。
四、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中指出，要在我们的官方经济学家那里找寻这本书里用来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态及其存在条件的那种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将是徒劳的。[8]
西方公共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常常采用玩具式的数学模型来进行分析和“证明”，而列宁早就指出过，“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9]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10]
非常可怜的是，令一阶导数等于零是西方经济学家所知道的唯一的在模型中求解最大化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必要条件就是边际分析中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但这只是特殊情况下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且这一条件的前提还必须是资源的数量是无限制的和不得用于其他方面的。
本文摘自《公共经济学》一书的“导论”部分。
[1]高培勇等编著：《公共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3] [英]加雷斯·D·迈尔斯著，匡小平译：《公共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5]高培勇等编著：《公共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95页。
[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5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59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9]《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10]《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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