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让我想到当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命运，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所以，“遵义会议”是党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期重要转折点的标志。
在我看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于中国金融改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正式确立了党对金融工作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只是金融安全，更确定了中国金融改革必须始终不渝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二，它结束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导中国金融改革的路线，纠正了中国金融“脱实向虚”的发展方向，这必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从很大意义上说，它挽救了中国的经济命运;第三，它通过对金融监管的再三强调和制度变革，否定“金融自由化思潮”对中国金融业的主导;第四，它提出中国金融人才必须又红又专的问题，摒弃金融业用人“唯洋至上”的恶习。
“遵义会议”之前，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并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中国革命的实践存在一个重大问题：照搬外国的经验。实际上，过去30年，中国金融改革存在同样的问题，但照抄照搬的结果必定导致金融“脱实向虚”，而中国经济偏离实体经济这个发展的根本。
这不是小事，而是关乎中国经济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尤其是在人民币远还达不到美元强度，甚至不及欧元、日元国际地位之时，中国根本没有条件成为“服务为本的消费型国家”。况且，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让世界各国都明确了一个真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支撑，根本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的冲击。正因如此，全球经济结构“大转向”，连美国都开始高举“再工业化”的旗帜，从而想方设法重新恢复实体经济。
但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开始“脱实向虚”，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与GDP之比达到8.4%，超过美国、日本大致7%左右的水平。这样的发展态势不危险吗?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危险，随着“货币市场极度膨胀、资本市场极度萎缩——金融‘脱实向虚’”的日益严重，中国经济、金融杠杆化趋势迅速达到极值，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实业资本所创造的财富越来越不够金融分配——“资产荒”频频出现。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屡次三番地冲上断崖，迫使政府一次次大力托举。
这绝非简单的政府救经济的问题，如果任由金融“脱实向虚”，中国经济就无法摆脱巨大的下行压力，而一次次托住经济下滑必然导致政府财力不断地大量消耗，实际上，国有企业负债率——杠杆过高，甚至无以复加，已经从一个特殊角度说明政府财力被严重消耗的情况。如果有一天，再次需要政府拖住严重下滑的经济，我们是否还有“继续增加国有企业负债”的能力?如果没有，政府用什么托经济?是不是要干看着经济失速、干看着大量金融资产变成坏账、干看着金融和经济危机同时发作?那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灾难?不是最大金融安全问题?
所以，金融“脱实向虚”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中央必须全力扭转的错误趋势。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金融“脱实向虚”?为什么全部金融机构同时做出同样的错误选择?这是不是与过去我们快速推进的金融改革存在关联?存在这样的关联?如何破解?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前夕——2017年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召开会议，着重提出“改革需要协同”的问题，而且“改革成效要靠实践检验，既要看单项改革的成效，也要看改革的综合成效。各有关方面要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经常“回头看”，既要看相关联的改革方案配套出台和落实情况，又要评估改革总体成效，对拖了后腿的要用力拽上去，对偏离目标的要赶紧拉回来”。
在这样的总体要求之下，我们再看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不是很有点金融“遵义会议”的味道?还是那句话：中国金融改革发展不能跑偏，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回归本源——把服务实体经济当作始终不渝的目标;第二，结构优化——要讲求金融质量，不允许货币套利攫取金融营养，抬高实体经济金融成本;第三，加强监管——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第四，市场导向——需要“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所以，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舆论不能避重就轻，不断断章取义，更不能偷梁换柱，弱化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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