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无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中国多一个产业政策。历史地看，尽管发达国家号称货币政策独立，但具体过程看，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最终都必须是协同配合的。包括美国，有人说，当下美国国内财政减税，但货币却加息，这不是各自独立行动吗?错，美国的确加息，但美联储从未改变“宽松货币立场”，不信你去读读美联储加息之后的公告。
所以，关于货币政策的看法不能简单机械，而对于财政政策的看法同样不能片面偏激，关键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协同”。我们认为，任何站在本部门立场指责对方部门的做法，都是“发难部门过度膨胀，推卸或不负责任”的体现。如果大家都是从民之计，从国之计，就不该、也不会存在相互指责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要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源自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当前形势下财政大有可为。我不反对“标题”所提出的观点，同时严重支持文中认为“财政应当真实减税，并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的立场。但我不同意的是：徐忠并未对货币政策失误做出认真检讨，更未对这些年货币政策是否配合了积极财政政策做出反思。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指责对方，这显然有失公允，同样是部门利益维护的表象，同时使其论据缺乏说服力。
说明问题必须搞清历史。首先是2005年之后，在人民币“可预期单边长期升值”的预期影响之下，大量国际“热钱”冲击中国房地产市场，加之大量美国借房地产升值和金融创新套现而大规模超前消费，导致中国经济在出口、投资和房地产严重“过热”。那段时期，中国央行加息、并大幅拉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之严厉的房地产压制政策，以致外需安然无恙，但内需极其虚弱。2008年，外资大量撤出房地产市场，地方土地拍卖频频流标，而背后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于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80度掉头，但地方卖地收入锐减，没钱配合积极财政政策，这就出现了“4万亿”之外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大量借贷，房地产政策重新放开，以致“过度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过度宽松货币政策”。
第二阶段发生2010年，“过度积极财政政策”引发经济增长过快，物价走高，于是实施退出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过火那就应当从财政端减弱，但没有，财政政策积极程度不减，但从货币政策端退出。这就出现了“积极财政政策与紧缩货币政策”组合，这难道不是严重的政策错配?结果，积极财政政策迫使国企加杠杆——吸干了金融资源，而民间企业无资可融，高利贷风波此起彼伏;紧缩货币政策压垮了股市，导致股权融资搁浅，实体经济失去股权融资减低资产债务率——降杠杆的可能性，乃至中国经济杠杆水平突飞猛进。
第三阶段发生在2013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极致化，一群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金融家开始大叫：应当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允许社会资本投资设立小型金融机构以满足小微企业金融需求。于是，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名义下，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小型金融和准金融机构爆炸式膨胀。殊不知，这些小金融机构最先不是给企业放贷，而是对社会存款资源恶性争夺，长期资金没有就抢短期资金，而使得中国金融急速短期化、货币化、套利化，进入全民金融时代，同时引诱大量实体经济资本流入金融，金融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急速上升，最高发达8.4%的全球之最。在金融短期化的推动下，M2和金融杠杆急速攀升，但过于短期化的金融背离了实体经济需求，它仅意味着金融空转加剧，金融脱实向虚。
了解这个过程，我们再看地方财政的债务杠杆，难道不同样是“因短而高”、不同样是“借短投长”的必然产物?所以我们认为，徐忠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比如徐忠认为，货币政策为去杠杆而稳健中性，所以扩大总需求和结构调整的任务都必须由财政完成。这太霸道了(我不敢、也不愿使用“耍流氓”一词)，难道金融杠杆过高、全社会经济杠杆过高的问题是财政一家造成的?2008年4万亿拉动内需难道不是对货币政策长期紧缩的补救吗?地方财政不得不“大量借入短期资金维系刚性的基建投资规模”难道是地方政府愿意这样做?难道不是中国金融短期化的必然结果?而金融短期化又是谁该担负的责任?股市低迷不支持金融机构股权融资却寄望财政投资补足国有金融机构资本金，这对全体股东公平吗?
当然，徐忠认为财政不能一边借钱、一边存钱，要更为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财政要真是减轻小微企业税负负担，要在经济结构调整方向发挥更大作用等等一些观点，我们认同而且支持。但无论如何，财政与央行的相互指责毫无意义，而我们极度盼望的是：大家团结起来，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一致目标，摒弃部门利益，实现真实意义下的协同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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