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度货币化、资产高度证券化、投资高度杠杆化和衍生品化的市场经济决定论的大环境下，要警惕中国经济社会从繁荣走向危机。
今天已经有人吃不起肉，明天可能吃不起粮。中国已经出现了80后、90后的农民断代。大国农业，开始缺粮少肉。随着乡村不断废弃、老一代农民陆续老去，中国经济将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期待着中国各地都能变成香港，今天，人们开始庆幸中国还好只有一个香港。但是，如果中国不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农村政策和人口政策，最后可能像阿根廷和智利一样从富裕返回贫困。近年来，宏观经济“供应侧改革”在基层经济现实中演变为城市关工厂、乡村拆猪栏的“不供应改革”，由此引发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大幅涨价，城镇底层工薪阶层和失地农民开始入不敷出;而改革在需求侧的主要表现则是外汇储备骤降、股票市值缩水、家庭负债上升、储蓄资产变成P2P不良资产、有产家庭重返无产阶层甚至负资产，社会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力开始快速下降。剔除2017年以来新上市公司，3000多家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增幅，已经连续15个月负增长，且幅度惊人。ROE水平在25%以上的绩优公司，其增幅明显收窄，且低于GDP增速，不再具有头部企业的应有动力。
因此，我们需要站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重新审视经济现状及其趋势，调整经济金融政策，巩固经济金融主权，反对国际经济霸凌，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为资本服务”向“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形态转型。
一、警惕中国走进经济金融“百慕大”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同样不能摆脱“福祸相倚”的定律。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就是改革和开放，其中，改革政策主要发展了市场经济，私有经济比重已经占据主要地位;开放政策主要发展了外向型经济、引进了海外资本，主要是美元资本。国内外资本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合力打造了一个依托于美元货币体系的外向型经济体：美国利用美军、美元和美国科技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金融体系，中国以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参与了其中的分工;在此，美国向中国提供美元和科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商品并为美元纸币提供商品购买力背书;同时，中国通过进口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出口各类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一步把美元纸币推向了全世界。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内资源、企业股权和劳动力实现货币化和美元化的过程，最终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转化为货币形态的银行储蓄和外汇储备。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推行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体开始出现病变。美国开始从经济增量和经济存量的两个方面同时围剿中国经济。美国一方面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通过贸易战和科技战降低中国经济增量的增速;另一方面逼迫中国全面对外开放，通过产业和金融的开放(主要是对美元资本和美国金融机构的开放)，攫取中国经济的存量，掠夺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
实现中美切割、遏制中国发展、减少中国经济的财富增量，这个主动权在美国手中;但是，能否成功洗劫中国的财富存量，这个主导权不在美国手中，而是在中国手中。洗劫中国的财富存量，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剪羊毛风暴”，这需要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配合，尤其是中国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对外资全面开放的政策配合。
在对外经济领域，制度和政策才是万里长城。目前“一行三会”的做法是一手搞开放，一手抓监管;一方面推进金融全面开放，另一方面试图加强金融监管。这看似合理，其实不然。这一做法似于“一方面自毁万里长城，另一方面加强边境巡逻”一样，未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全面放行美资控股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这意味着美国那些武装到牙齿的“金融陆战队”可以踏入中国本土。只要中国全面打开经济金融大门，只要美国控股的金融机构完成中国资本市场(股市、债市和期市)的布局，美国就可以利用其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策划经济和政治事件，完成对中国银行储蓄和外汇储备的大搬运。任何经济体都无法避免周期性波动，正如有白天就有黑夜一样。美国金融机构对中国存量财富的洗劫将出现在中国经济黑夜来临之时。华尔街金融大鳄与生俱来具备潜伏等待的耐心。
由于美国开始实施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依托美元体系发展起来的外向型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同时，由于中国长期实施过度开放政策、缺乏主动的产业保护政策，跨国资本在国内诸多行业中占据了高端需求和核心技术，导致国内企业在产业和技术的升级过程中碰到海外资本和跨国公司的阻击和压制，难以形成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以汽车产业为例，目前国内已经出现大型汽车集团负债累累，经营困难，庞大的工人队伍无法按时领取工资，局部的社会就业危机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正在积累之中。这是中国高度开放的产业领域陷于经营困境的一个缩影。
此外，以往的金融政策让内外交困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比如，人民币汇率从2003年到2013年持续十年的升值，不仅让在华跨国公司通过进口配件的成本优势挤压了国内企业的发展空间，而且让出口企业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使得出口导向型生产体系成为低效资产甚至无效资产;部分出口企业开始转向国内市场，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同时，就国内市场需求本身而言，2015下半年开始的股灾因融资杠杆的放大作用，把大部分涉足资本市场的中产家庭储蓄财富席卷而光，从而丧失了消费能力;大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因抵押融资和市值缩水而丧失了再投资能力，甚至资不抵债、破产跑路;央行大力支持的P2P互联网金融又消灭了数以万亿计的城乡普通居民储蓄财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最后，高房价和贷款还本付息又吸干了工薪阶层的日常现金流。需求端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国内需求特别是耐用品需求的大幅萎缩。
当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出现问题的时候，本应启动财政工具用于调节经济。但是，由于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国家债务(包括可怕的美元债务)都到了爆雷的边缘，这又使得调节经济的财政工具的运用空间变得十分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
整体经济高负债却同时遭遇经济低增长、国际市场受阻却同时遭遇国内购买力萎缩、财政刚性支出在增长却遭遇剔除卖地收入后呈现的收入负增长，再加上人口和劳动力开始拐头向下，农村开始出现80后、90后的年轻劳动力断代，粮食危机正在紧逼而来，外部经济金融病毒借助中国金融开放政策开始进一步对华进行经济金融渗透，因此，中国经济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存在巨大的危机与挑战，且不再有太多苟且和试错的时间。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金融的现实。
二、扭转困难局面需要三大转型
1、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需要认清经济形势，采取审慎稳健的财政金融政策。
涉及财政金融的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必须充分讨论和论证，避免近年来出现的类似于人民币升值、股指期货和P2P等重大失误。目前当务之急是认真评估金融机构全面对外开放、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后果，必须避免在干柴堆上继续玩火。美国金融监管水平比中国高多了，他们都不敢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怎么可以如此放任金融开放?政府有关部门必须本着对国民财富和居民储蓄负责的态度，坚守金融审慎原则，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之上，而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增加就业、增加劳动者技能培训、增加实体企业和劳动者收入之上;应该切实关注如何减轻百姓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负担之上。不仅要增加劳动者生产性收入(而不是所谓财产性收入)，而且要减轻劳动者生活负担。这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态度。必须严格限制住房、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商业化和暴利化，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沦为海内外资本攫取暴利的对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保护人民而不是为了招商引资和追逐GDP指标而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圈地强拆、减税送地、驱逐百姓，成为海内外资本的同谋。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和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调整经济政策、推动经济转型、摆脱经济危机的指导思想。
2、严格控制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和债务规模，严格控制外资参与国内债券市场的规模。
不能在百姓储蓄被折腾殆尽之后，央行就引进外资进入国内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市场，让各级政府可以变相借取外债。如果中国不想像法国一样从一流国家退化为骚乱不断的二流国家，那么，就必须避免国家高负债、尤其必须防止国家债务被海外资本所控制。
应该尽快启动税制改革，通过开征和完善资本利得税、赠与税、遗产税、离境税、房产税、物业税等，优化财政收入结构，促进社会分配公平，增强经济调控能力。只有完善税种和优化收入结构，各级政府才会避免盲目对外开放和饮鸩止渴的冲动。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对外资企业和外国人征收遗产税、离境税和赠与税。过度对外开放将侵蚀国家长远税基，削弱国家经济实力。
3、发挥国家资本保护生产力、组织生产力、提升生产力的主导型作用。
中国经济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国有经济和国家资本需要占据各行各业的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改革只能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而不能削弱和否定全民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改变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底线。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企业所有权划归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把企业经营权通过市场化竞争的方式授权给专业化的产业管理公司，实现“全民所有、两权分离;市场化授权、专业化经营”。全国人大应该立法规定：各级政府出售国有企业股权的收入(比如地方政府出售格力股份15%股份得到400亿收入)只能再投入于生产领域，并转化为更具发展前途的生产性企业股权，而不得用于解决财政困难和社保问题，不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出售国有企业股权只能属于重新配置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不可降低全民所有制的比重，不可削弱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根基。
国家资本应该发挥稳定微观经济的主导作用。私营企业发生债务危机不代表他们的设备和技术就是废铜烂铁。这些技术装备仍然是国家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应该接管企业，保护生产力、保障就业，同时，把被市场竞争所淘汰的私有制变成国家所有制或公有制。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逐步替代资本主义无序的市场经济，这是必然的历史进程。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应该顺应历史规律。
环境保护应该与政府采购和国有资本追加投入相结合，不可简单地关停或拆除。保护青山绿水的环保政策本该春风细雨，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帮助工农业企业单位追加环保设施投入，把环保不达标的生产力提升为绿色环保的生产力。但是，国家的环保政策春风在执行过程中被地方和部门简单化为政绩工程和问责指标，最终，环保春风演变为全国性的环保风暴，并摧毁所有暂时不达标的生产力，让许多企业主和农村家庭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归零。一个水桶存在一块短板，却把整个水桶直接砸了。从大城市强势驱逐所谓“低端v人口”到小城市追打农民和商贩、强拆农家乐，从纸箱等包装物轮番涨价到猪肉价格创出建国以来的历史天价，甚至把可以用于生产枪炮的钢铁厂直接拆迁到潜在的敌对国家而把原厂区用于发展房地产，这一切都说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作风远未达到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
4、把降低实体的资金成本、劳动者生活成本和企业外部制度成本，提高整体经济竞争力，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反思长期以来金融政策方面的失误，把降低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作为重中之重。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并形成较低的资金成本优势，应该把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降低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水平。
中国经济政策以往的“神操作”表现在：一方面各地政府竭力引进外资挤压国内产业;另一方面中国央行又采取收紧银根的反向操作，把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维持在高位，导致实体经济不仅面临市场竞争压力，而且面临资金成本压力。两头受挤，生存艰难。面对实体经济融资难和融资贵，央行不是直接降准和降息，而是放开设立放贷机构，如引进外资银行和设立互联网金融机构(P2P)等，结果粥少僧多，随着“砍头贷”的出现，使得社会整体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由于长期执行错误的金融政策，导致社会资金严重错配、产业结构严重扭曲、房地产成为第一产业和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并挤占了土地良田、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城市郊区不种粮食蔬菜，而是拼命种房子。盲目推动城镇化和发展房地产业，导致年轻农民出现断代，农副产品质次价高，城乡劳动者生活成本上升，实体经济缺乏成本优势和竞争力。这是致使中国经济持续滑坡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现阶段当务之急应该是，采取新老划段政策，对新购买土地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实行高额物业税和房产闲置税，并对房产转让差价收入全额征税(可借鉴德国经验)，防治社会资金进一步流向房地产;同时，大幅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和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直至与发达国家水平接轨，从源头上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并彻底解决融资难问题。
降准与降息会引发人民币适度贬值，会引发美国的压力。人民币适度贬值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可以促进出口、抑制工业配件和农产品进口，有利于国内产业复苏。因此，来自美国的压力必须顶住。高估人民币汇率、维持人民币存贷款高利率是国际资本抽取中国经济血液的隐形工具，也是约束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绳索。中国政府应该顶住美国的压力，夺回资金利率定价权和汇率波动自主权，把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降下去，把人民币汇率贬值到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合适水平上。只有牢牢掌控金融主权，中国才能推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才能摆脱作为美元资本殖民地的国际分工地位，才能避免沦陷为阿根廷和智利一样倒退的、动乱的发展中国家。
5、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提高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人民健康，有利于减少疾病防治支出并减轻财政负担，有利于实现农村充分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与进口农产品展开差异化竞争。为此，政府需要重建农村集体组织，把大量撂荒土地收回集体合作组织;土地确权应该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而不应该演变为土地私有化;需要鼓励城乡失业人口回归乡村进入农业集体组织进行生产和就业;国家资本和财政资金应该主导建设农村绿色产品的认证追踪网络、绿色产品收购网络、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网络、农业先进技术培训与推广网络、线上和线下农产品销售网络等;需要鼓励城镇企业对口支援周边偏远乡村建设生态有机产品基地，实现产销对接，减少中间环节;需要鼓励城市居民社区设立绿色农副产品的小型流动摊点，提供优质农副产品与城市居民直接对接流通的便利;国家资金应该投资建设城乡产供销公共平台和公共储备库等基础设施，减少绿色有机生态农副产品的流通环节，增加优质农产品跨期和跨区的调剂能力和市场价格的稳定能力，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并减少城市消费者负担;通过鼓励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采购，支持农村绿色有机产品的生产供应。没有健康的农业，就没有健康的中国。只有把土地、劳动力、农业生产组织、产品销售与农资服务体系控制在国家资本手中，才能保证中国人的饭碗掌控在自己手中。农产品也不能成为境内外资本攫取暴利的工具。
三、结束语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困难时刻。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找出真正的病根，排除美国在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上的干扰，拿出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方案，不可掩耳盗铃，也不可得过且过。
扭转乾坤，调转航向，走出危机，必须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把“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发挥国家资本的主力军作用;必须以提高实体经济整体竞争力为中心，降低社会的金融成本、生活成本和制度成本;必须把自主掌控国家经济顶层权力为中心内容，全面掌握国家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波动自主权、金融资产定价权，彻底扭转经济金融领域中，国家治理能力低下的状态;必须改变社会资源向城市和工业长期过度倾斜的状况，把绿色生态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恢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国家资本的组织和主导作用，引导城市人口和劳动力回补农村，并及时调整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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