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正在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原本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通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硬是要把它说成是瘟疫造成的，或者把它说成是防疫措施不当造成的，甚至还有一些人把它说成是司马南那张“乌鸦嘴”造成的。好像没有瘟疫流行，这世界就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似的，好像不对瘟疫进行严防死守的国家都没有经济危机似的，好像那些没有司马南的国家，就绝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似的。故意把矛头指向瘟疫，指向防控，指向司马南，让他们来为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绝症背黑锅，是利益集团精心操控舆论的结果。各大主流媒体也不见有人站出来将引发当今世界严重经济危机的原因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违背基本常识的现象？难道就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人类社会制度建设的终极形态？是不是如资产阶级御用文人们所说的那般美好？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资本主义如果真的是个极好的制度，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批判和否定那些致力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而且必须坚定不移大张旗鼓旗帜鲜明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完全不必藏着掖着。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资产阶级政客及其文人们所标榜的那么美好，而是深藏诸多尖锐矛盾和巨大危机的社会，那我们就得特别注意了，我们对政策路径的选择就应当慎而行之，切莫闭着眼睛把车开到悬崖上去了。
这里我准备从以下侧面来谈一谈经济危机问题：
1、经济危机的一般表象
2、经济危机的一般原因分析
3、经济危机的本质
4、普通老百姓的疑问
5、专家学者的疑问
6、拯救危机
7、盲目的宏观调控政策帮倒忙
8、忍看帝国主义利用金融武器打劫世界
9、资本主义制度的劣根性
10、小结
由于篇幅较长，我将分若干次刊出。
蓝星：草根闲话——经济危机1
凡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生活过的人，或者在转型的市场经济体系里生活了十年八载的人，你都能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郁闷和恐慌。然而，人们对经济危机的认识却是比较模糊的，不仅西方那些坚信“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不承认经济危机，就是凯恩斯也只承认有“不自愿失业”和“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不愿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个客观现实。我们今天一些高校所使用的《西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教科书中，大都没有“经济危机”这一说，更谈不上用专门的篇幅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运行规律和解决方案作深刻的理论解读。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市场会自动促成各种层面的均衡，只要给市场以充分的自由。并且认为只有自由的市场，才能对资源进行高效的配置，自由的市场是万能的，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自觉地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由市场去完成。对经济危机这类严肃的问题，他们仅用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说”来淡化处之，这种现状反映了当下西方主流精英对经济危机问题在认识上的极度肤浅，以及应对策略上的毫无准备和自以为是的精神状态。
一、经济危机的一般表象
在资本主义生产得到充分发展之后，所有传统产业的产能都出现极大的过剩，各种商品充斥市场，整个社会看似人口庞大，其真正的消费能力却是相当的疲软，除极少数垄断企业和游弋在“蓝海”的企业外，众多看上去很合乎人们客观需要的商品都出现严重滞销，许多企业长时间处于开工不足、半停产或行将关门倒闭的状态，大量商品积压仓库，而那些不易存储的商品（如牛奶、水果等）就只能批量倒掉，极端情况下连新盖的楼房都批量炸掉。企业赢利日益艰难，亏损企业与日俱增。昔日曾经相当红火且规模宏大的企业都负债累累，生产难以为继。众多企业竞相裁员，大批工人失去工作流落街头，即使是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们，毕业即失业，就业遥遥无期，人心因之极度的迷茫。底层民众低微的收入和极不稳定的工作，使他们常常因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难于保障而苦恼。相当数量的底层民众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更看不到收入增加的希望，即使有一份勉强过得去的工作，也常有下岗失业和前途晦暗之极大隐忧。众多银行和金融机构呆账坏账频现，大量银行资金沉淀于昔日过度火热的产业中而不能自拔，有的银行出现资金链断裂而陷于倒闭。大批企业和银行的相继倒闭又使得有钱的银行也不敢随意放贷，众多中小企业的融资更是面临极大困境，而一些有钱的企业则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巨量的资本逃到国外，或者跳出实业专门从事金融博弈，各类金融产品花样翻新此起彼伏，整个金融市场乱象繁生。社会有效消费需求极度萎缩，市场人心一片焦虑，政府税收备受拖累，许多企业债台高筑，金融体系岌岌可危，市场交投凄凄惨惨，从而给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诸如投资危机、生产危机，就业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信仰危机、信用危机、生存危机和社会危机等等。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通常是指一个或数个国家的众多金融资产在某些特定政策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出现大规模的配置失度、失算或失策，整个社会的众多金融资产价格在某些经济政策和某些金融集团的共同作用下大大偏离它的合理价值区间，以致于在某个特殊时刻，或因某个特殊诱因（政策转向、外部环境变化、列强作妖、天灾人祸等）突然引发广大民众对股市、期市、债市、汇市和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产生一致的悲观预期甚至恐慌，进而引发整个金融市场的快速坍塌和众多金融机构的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
金融系统的这种坍塌，通常是以货币当局货币政策的肆无忌惮，货币闸门的大放大收，货币信用的极度缺失，各种不同货币自由流通和自由兑换，民众普遍对某个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形势出现严重悲观的预期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以市场存在众多金融投机机构、投机标的、投机平台和投机手段，以及大量良莠不齐相互交织的债务关系和杠杆关系为社会基础的，是政府一系列政策漏洞和失误与众多金融机构投机逐利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金融危机的一般表现是：在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过程中，众多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向，经过货币当局各种刺激政策的引导和某些市场投机客的积极发掘和精心谋划，遂使某些重要商品或金融产品被一些银行家和各类投机客们作为投机标的而炒得火爆，小到花卉、粮食、果蔬，大到房产、股票、期货，都会引来巨额的资金介入，先是快速而普遍的赚钱效应，弄得人心浮躁个个急功近利，最后丧失理智举债投机而不能自拔。它的末段行情更是具有极大的冲高惯性，这常常让那些相对理性的人大跌眼镜，而那些大胆的投机客们则一片狂欢，而恰恰就在此时灾难常常紧随而至，泡沫快速破裂，物价从那里来还回到那里去，甚至比起点更低。相关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导致众多举债投机和负债经营的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从而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大面积违约、坏账、亏损和资金链断裂，进而引发民众集中挤兑，一些银行兑付出现空前困难，那些抗风险能力弱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瞬间崩溃。
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经济危机中最惊险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由于它的反复出现和事发突然，对众多企业和广大百姓的伤害也最深最痛，其所造成的影响也最刻骨铭心。
债务危机
经济危机时期的另一种特殊现象。这里所说的债务危机是指政府高负债运行、企业高负债营运和个人高负债投资和消费，导致全社会债务总规模过大，债务链条过长，债务关系的过度重叠，债务风险空前累积，从而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安全的情形。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运行模式在遭遇金融动荡、外部环境变化或宏观政策反转时，极易导致众多债务主体同时出现大规模违约，引发严重的金融塌陷和连锁危机。
在整个社会内需不足的大危机背景下，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保障就业和社会生产，常常强力推行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连年大幅举债以“拉动内需”。由于前有高通胀政策的持续存在，存款利率大多实际为负，借债就意味着获得存款人的补贴，于是，不仅政府大规模举债搞建设上项目，过度宽松的政策环境还极大地刺激企业举债投资一些像房地产这样的门槛低时间短见效快的项目，一些金融机构更是积极利用政府宽松的政策环境，大肆举债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各种投机炒作，个人消费也大兴举债之风，致使全社会债务规模空前扩大，大到相当时期里无力偿还甚至连利息都无力偿还的程度，债务结构层层叠加,环环相扣，杠杆重重，它在将举债收益大幅放大的同时，也将风险成倍放大。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实施初期，举债赚钱，借鸡生蛋是很容易找到标的的，问题在于扩张性政策的不可持续。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和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必然引发市场投机的大暴发，资源配置的大失算和经济结构的大紊乱，从而导致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的急剧增加，迫使各种刺激性的政策在某个时刻走向它的反面。特别是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带头玩庞氏骗局，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规模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高，时间越拖越久，大有把庞氏骗局永久玩下去的意味，而谁该对此负责则越来越不清晰。当此类政策持续过久，对社会投资和生产造成严重误导时，宏观政策就不得不逐渐重新回归稳健发展之路，这就极易引发债务市场巨大风险的集中爆发。尤其是美联储的恶意暴力加息，它总是选择在你的政府和企业债务缠身不堪重负的时候把你放倒，然后悉数收割。
二、经济危机一般原因分析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通病。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投资缺乏计划吗？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的故有弊端吗？是工人对工资的要求过高吗？还是大众生活太苦，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是市场自有的正常波动，还是市场运行的严重失序？这是治国理政者不可不弄清楚的。
由于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较多且盘根错节，加上经济理论工视野的局限和阶级地位的影响，所以，真正从理论上说清楚经济危机原因和机理的人并不多。萨伊、穆勒、李嘉图等著名经济学家就根本不承认经济危机这一说，他们把自由的市场描绘成万能的具有自动修复功能的完美机器，把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乱象解释为市场暂时失灵，是正常的市场周期波动，一段时间过后市场就会自然恢复正常。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虽然给了“古典自由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且直接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但经济理论界的“自由主义”学派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而且还经常在学术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并为许多国家的政客们所欣赏。
凯恩斯认为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是会失灵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客观存在的，非自愿的失业大有人在，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来修复是不靠谱的。不管“古典自由主义者”从理论上把“市场自动调节”说得多美好，大萧条、大失业、大失序、大紊乱和大批企业倒闭的残酷现实已经证明它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进而他从心理层面为“总有效需求不足”列了三点原因，但回避从政策法律制度层面找原因。在凯恩斯看来，“市场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消费意愿递减，投资意愿不足，存款意愿过大”（他在这里用了一组比较艰涩的词：“消费倾向”、“投资预期”、“灵活偏好”）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
应当说，从理论上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客观存在相对于现代产能的“总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否定市场中的各种供求关系（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会在价格机制下 “自动达到均衡 ”，这固然是一个进步，亦被一些人称之为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凯恩斯革命”。因为，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中，市场面对的问题只有“稀缺”，没有“过剩”，只要“自由”,就会“均衡”，只能“放任”，不可“干预”。而凯恩斯则认为“社会总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是客观存在的，政府适时进行某些干预是必要的。这无疑是理论上的一个很大进步，但是，凯恩斯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诊断的三个“病灶”，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危机的根源仅在于“资本投资意愿不足”，那么，采用高通胀低利率的方法来提高投资收益，刺激社会投资扩张，再配合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当是手到病除没有任何悬念的；如果是人们存款意愿过强，实行多年的零利率和负利率的国家就应当不再会有经济危机出现；如果问题的核心是人们的消费意愿递减，那么，在那些积极施行凯恩斯刺激政策以鼓励透支消费的国家绝不会深陷于经济危机泥淖之中。而实践证明：在资本主义阵营中，虽然大家都按照凯恩斯所给的药方吃药，但结果并不理想。“病人”犹食鸦片，精神好了几天之后又蔫下去了。由于病灶未除，病情只会加重，表面症状的暂时缓解，只是将死亡的日期往后推迟了些时日罢了。在世界范围内，除了实行原苏联模式的国家外，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经济危机至今仍然像匹脱缰的野马，没有谁真正找到制服它的办法，以至于今天它还在世界范围内肆虐，令世界各国政要头痛不已。
尽管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对暂时平抑社会供求矛盾和促进社会就业确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而也曾被众多资本主义政府广泛采纳，但资本主义世界最近几十年来的宏观调控实践证明：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病因的诊断，并没有切中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要害，因而，他所主张的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出口政策来实现对社会需求和劳动就业的积极拉动，也是药不对症的。以他所给出的“药方”来拯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不能收到根治效果，而且还将真正的病因掩盖了起来，使得那些深层问题不断积累和发展。他所建立的所谓“宏观经济学”也是粗糙的很，这是“凯恩斯主义”后来遭到人们诟病和非议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它在实践中不仅不能根除经济危机问题，反而把经济危机问题复杂化的根本原因。
在对经济危机原因的研究中，值得一提是西斯蒙第，作为经济学说史上系统论述经济危机问题的第一人，他早在1819年就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经济危机的客观必然性。他认为：生产和消费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保持平衡，消费相对不足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前提，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为它无法克服生产无限盲目扩大和消费相对缩小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总是无限扩张的，但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劳动生产者收入普遍不足, 从而使国内市场供求日益失衡，生产发展受到阻碍,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还强调资本主义之所以还能发展是由于还存在国外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国家会越来越多，世界市场将变得越来越窄，最终会使过剩问题成为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说西斯蒙第对经济危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了，特别是他能够从生产与消费平衡这一视角去审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马克思对西斯蒙第的以上思想是比较认同的，他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虽然没有写过专门论述经济危机的文章，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经济危机现象及原因作了个基本的描述，并将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归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运动的基本矛盾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他说：“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 这样，马克思就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同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总规律联系在了一起。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是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当这两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在自由竞争环境下，极有组织的私人企业自主生产，一方面会导致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这种专为销售而组织的商品生产在宏观上又是盲目的，不可能与全社会每个人的客观需要有效对接，于是，生产失策、产品积压和各种过剩不可避免。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生产成果大部进入资本家的腰包，大众消费总体不足必然导致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因此，要想消灭经济危机必须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即消灭私有制及其一切相关经济关系，包括自主生产、自由竞争、商品经济、货币关系以及以剩余价值为形式的剥削关系等等。他的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化思想，计划经济的思想，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实行按劳分配产品的思想，都是受此启发产生的。
应当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吸收了当时政治经济理论界的最高成就，而且在170年前就把问题讲到这个程度，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但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描述仍是粗线条的，许多地方需要展开和补充，比如：
“社会化生产”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一切有组织、有协作、有分工、有一定规模的生产都是社会化生产，整个社会大部或全部采用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也是社会化生产，还有那些采用了现代机器、机械和各种智能化设备进行的生产更是社会化生产。经济危机与那种形式的社会化生产相联系？应当具体指明，不能泛而言之。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又一百七十余年过去了，大千世界的发展演进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眼界，许多深层的问题，过去暴露不够充分，现在已经暴露的比较充分了，这使得我们有可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的观察发现：
商品经济本身并没有那么可怕和可恶，商品经济是一切文明社会快速发展生产和高效配置资源的主要形式，不要说彻底抛弃商品经济，就是将一个国家与世界各国的商品贸易切断，也会快速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崩溃。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替资本主义社会服务过，“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毛主席对此评论说：“这句话很重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其主要强调的是劳动生产力的快速提升条件下，劳动与需要的对立关系难于调和，即所谓的“盲目生产”不可避免。实际上，劳动与需要在内容、数量、质量、时间、空间等维度上的某些不够吻合的问题，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也没有完全解决。在当年信息化建设极端落后的年代，仅靠政府计划部门的几个人手工去做关乎几亿人口的生产计划，绝无可能做到全社会的生产计划与整个社会的客观需要完全吻合。正如周恩来总理曾在接见亚非作家协会的外宾时说：“计划不可能很准确的，而且一定是不完善的”，往往会出现“有些该搞的没搞，有的不该搞的搞了，有的搞多了，有的搞少了，有不平衡。” 可见计划经济也没有彻底解决供求吻合的问题，但即使这样它就是不会引发经济危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需求各别且千变万化，没人能对全社会的各种生产做出完美无缺的计划，劳动与需要在某些领域发生某种程度的不吻合是常有的事。实际上，任何制度下的供求关系都有平衡的方面，也有不平衡的方面，平衡大都是局部的暂时的，不平衡才是广泛的经常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劳动与需要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是难免的。毛主席在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六章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比例和平衡问题的观点时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 可见，两种制度下供求关系都不那么平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供求背离情况，但计划经济时代它就是没有发生过剩类经济危机这类怪事，这又是为什么呢？可能有人会跳出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短缺经济，当然不会出现过剩啦”。什么叫短缺？假如一个孤岛上有100人，他们生产了60只手表，你说是短缺还是过剩呢？如果分配公平，人人买得起，它就短缺。如果分配不公平，钱都落入了极少数人手里，结果只有10个人买得起，它就过剩。
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建立起了订单生产，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大数据，加上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相关生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生产的盲目性，按理说经济危机也应当同时根绝才是，为什么经济危机不仅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日益频繁和规模空前了呢？事实证明，核心的问题不在于生产的盲目性，而在于大众消费能力无法与生产的发展同步增长。资本主义企业即使实现了绝对的垄断和全部订单生产，也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消除90%以上的社会财富被20%以下的人占有的矛盾。虽然市场供求可以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求得某种程度的“平衡”，表面上看也不会有太多过剩积压产品，但一定会有太多穷人和饿殍，他总是让资本主义生产瘸掉一条腿，永远迈不开健康的步子。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谓“过剩”，虽然也存在某些产品的某种程度的绝对过剩，但更多的是相对于有效需求规模和速率的“相对过剩”，相对过剩的商品是合乎人们客观需要的，只是相当多的人因收入拮据买不起而已。相对过剩严格地讲还不属于“盲目生产”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个分配问题，它是特定社会制度条件下引发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把经济危机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盲目生产”呢？ “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的确比较容易造成劳动与需要的背离，这种背离主要来自于各个企业相互独立的组织生产和相互竞争的市场生存法则，它在有效提高每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又使得每个企业都无法掌控同业市场供给的总规模，极易造成某些商品的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但这个问题常常会因相关商品价格的自动涨跌和订单生产的逐渐普及而得到相应的改善，并不至于演变成大萧条、大失业、大失序、大紊乱、大停滞、大分化、大对立、大恐慌和大批企业倒闭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是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危机原因的核心思想，也是得到马克思高度认同的观点，但这段话也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说明。生产的扩大原因有四种情况：一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升，或劳动强度的加大，或劳动时间的延长；二是劳动组织管理科学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分工、协作和绩效考核水平的提高；三是机器生产的大量引入和技术提升；四是新产品技术带来的市场拓展和需求拓展。生活实践告诉我们：一切以提高劳动者劳动技能和劳动负荷强度为前提的生产扩大，都是必须相应提高劳动者工资的，否则，轻则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则引发尖锐的劳资矛盾和社会冲突。那种以事前买断工人劳动力的管理模式既非科学也非能长久，它只能在资本主义初期的某些企业里暂时存在。笼统地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是不够清晰的。即使是那些因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所引发的生产发展，也要区别是新生产技术还是新产品技术带来的发展。那种以新产品技术带来的生产发展，不仅不会引发过剩类经济危机，而且还会极大地改善供求矛盾，促进社会就业和经济健康发展。只有以机器生产为代表的新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才会引发相关产品和产能的快速增长和过剩可能，但仅仅只是可能，引发相对过剩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按要素分配。
一般意义上的“分配不公”并不是制造经济危机的元凶。分配不公有很多种，有按官位等级分配的那种霸道，有按劳动时间分配的那种愚昧，有按学历文凭分配的那种可笑，有按技术职称分配的那种幼稚，这些不公会导致经济危机吗？生活实践告诉我们：按官位等级分配只会导致追逐官位，按劳动时间分配只会导致出工不出力，按学历文凭分配只会导致上班看书或买卖文凭，按职称分配只会导致人们买版面发论文，所有这些与经济危机八竿子挨不着边。而且历史还向我们表明：少数人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之前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共性，分配不公在各种社会制度下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何独资本主义就不可以？就会带来经济危机？
如果从能否“发展生产力”的视角来看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不仅过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至今还在继续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一个社会只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就一定会以高速度超需要（超需要的产能就是过剩产能，它是资本家们不可承受之痛）的形式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病灶不是它不能继续发展生产力，而是它只注重发展生产力，毫无节制地扩张产能，不择手段地攫取利润，过多地将劳动成果收归已有，过度地抑制大众需求随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因此它无法实现劳动与需要的统一，无法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同步。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固然是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得有条件，不能简单地对私有制全面加以否定。私有制存在了几千年，发生今天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前发展之后才有的事。那些并不影响他人正常生产生活的私人产权都是可以合理存在的。比如那些个体工商户就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生产经营群体，他们并没有什么过多的特权，生产规模也不是很大，只要监管得当，使其合法经营，他们的存在，只会促使全社会的供给与需求更加吻合，促进社会就业和大众有效需求的正常增长，绝不可能由此引发或加剧经济危机。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是权力社会中的一种权力——财产权力——的一种存在形态。许多私人产权是不可以轻率地加以消灭的，明晰并保护一定层面的私人产权，是人们相互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甚至平等关系的基础，比如，家庭劳动所得的成果，这类产权是需要社会着力保护的。即使像土地这类生产资料，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平均分配并加以产权化，也不是最坏的权力架构。能给社会真正会带来危害的权力是各种特权，这当然也包括对自然资源和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的被极少家族恒久垄断占有的特权。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私有制也有两面性，它在一定条件下会具有反特权的性质。在权力高度畸形权责极不统一的国有社会里，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去努力去追求个体的自由解放。因为自己生产又自己支配的生活，是天然就权责统一的，不会受到任何特权剥削的，这也是私有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之所以受到许多人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另一些社会条件下，私有制则会变成一种最大的特权和滋生各种腐败的温床。那种认为土地按人口或户籍均分，恒久私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交完税后完全自由支配，然后大家共享万世太平，这样的好事历史上从未有过。历史上有些朝代的官府虽然大力推行过某种程度的均田制和授田制，甚至将这些耕地私有化，其结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分田时间长了，其结果总是与初衷相去甚远的。无人能阻挡穷人在极端情况下出卖自家的土地，也无人能阻挡富人在特殊情况下兼并土地。只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的自由扩张和兼并就是不可遏制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生存资源逐渐被极少数人所垄断。这种生存资源被极少数人垄断的私有制，与那种生存资源在全社会均等分配的私有制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前者是基本权力大致相同的平等社会，后者是基本权力超大悬殊的特权社会。而一旦各种重要生存资源都被极少数家族恒久私有后，这个社会要想维持太平绝无可能。
如果说上述因素与经济危机存在某种联系，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都没有讲到问题的关键。
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死穴在哪？我们说资本主义的死穴在于资本统治与机器生产的结合。
资本统治是个什么状况？就是资本独占资源，资本掌控生产，资本垄断管理，资本主导分配，资本控制就业，资本主宰民生，资本操纵金融，资本左右法律，资本把持传媒，资本强奸真理（连诺贝尔奖都受到资本统治的严重污染），一句话：“资本主宰一切”。当一个国家的一切重要生存资源均被资本势力垄断掌控时，社会将会变成一潭污水，人民将变成案板上的鱼肉，权力将变成官僚和资本奴役他人的工具，利润将成为企业追逐的终极目标，司法将成为各路资本和强权的保护伞，官员没有情怀，专家不讲道德，在这里，不仅一切都只向钱看，而且，只要资本不带你一块“玩”，你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活？
资本统治的核心是资权畸大，劳动大众的各项基本权力均被边缘化。权力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两极分化，分配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消费能力的两极分化，而大众消费能力的不足，才是“总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
在资本统治的世界里，不仅土地、矿山、森林、湖泊等多种重要自然资源全被资本收入囊中，而且机器、厂房、企业和公司都是资本的“田地”。在这里，资本集团绝不仅仅只是掌控着全社会各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已，它通过这种掌控，完全实现了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权、劳动成果分配权和企业内部的各种人事管理大权的垄断掌控，并通过这种超大的生产经营管理权力，实现了对各种经济资源，包括全社会所有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完全自由支配。依利而动，按需用工，按权分配，压迫劳工，排斥异己，欺负消费者等都是顺理成章的事。追逐利润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也是维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生命活力的基础。在利润目标的驱使下，广泛采用机器生产，超时使用工人劳动，设法降低工人工资（指真实工资而非名义工资），不断裁减冗余员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市场博弈，都是资本惯用的手法。资本统治不仅确保了生产环节资本集团对机器生产成果的独吞，而且确保了商品流转环节所得到的交易溢价大部由资本集团独占，此外，各大资本还可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资金优势、信息优势、平台优势和规则霸权优势，不断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对社会弱势群体反复实施收割打劫。正是这些手段日益加剧了劳工生活的贫困和社会就业的不济，不断加大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制造大众需求的不足，不断加剧市场供求矛盾和经济危机。
机器生产是个什么状况？一台推土机胜过100个普通劳动力，一台挖掘机也胜过100个普通劳动力，一辆大卡车同样胜过100个劳动力，假如用一台推土机、一台挖掘机和三辆大卡车来平整土地，过去500个强壮劳动力拼命干一天的土方平整量，现在只要五个人加上这些机器就能很轻易地完成。
各种新型机器设备和新型工艺流程的出现和由此带来的自然力做工的大量引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同时也节约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力，它总是使一切生产都变得容易和快速起来，只要不是新近发明的全新技术产品，其社会供给都会变得相当充足，如果生产与消费对接不紧密，极易造成严重的过剩。而且，机器生产的运用，理论上讲是可以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积累的增加而不断改进和普及的，随着各种全新智能机器的不断引入生产，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也正是由于机器生产对人类劳动的各种替代，才使得各类生产中的大部分劳动都可交由机器去完成，社会已经完全不需要全体劳动者个个满负荷工作，甚至每日只工作5小时都嫌多。尽管新的产业和新的产品总是在不断地吸收多余出来的劳动力，但只要新拓展出的市场不能同时快速地吸纳机器生产空前发展所排斥的劳动力，劳动力过剩就是必然的。
机器生产本身不是个坏东西，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里修高速架高铁，建造无数的高楼大厦和打造美丽的城市，甚至几个人就可以耕种数百亩、上千亩的土地，就是得益机器生产。机器生产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它在一定条件下会大量排斥就业，制造两极分化和供求失衡，造成众多行业商品和产能的过剩，遂使机器设备越多反而变得累赘越大和利润率越低，这个条件就是资本统治。
在资本统治的世界里，机器生产所带来的巨大劳动生产率绝非是劳动大众的福音。在一切可以由机器进行生产的地方，资本家们总是毫不犹豫地采用机器生产而裁减员工，从而不断地制造社会失业和极低工资要求的求业者，使得工人们在与机器和工友的竞争过程中，工资诉求越来越低，并不断向仅够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费用靠拢。
在资本统治的世界里，按权分配是通行的法则，机器生产所带来的巨大成果总是悉数被资本家占为己有，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毫不相干。这里仍以推土机、挖掘机、大卡车替代人工为例。采用推土机、挖掘机和大卡车平整土地的劳动成果，不会给你司机，而只能属于这些机器的所有者。假如这些机器是一个人投资的，那么，从理论上讲这个资本家的收入将是这五个司机收入的总和的近百倍，扣除机器设备折旧后，也是工人收入的数十倍。一个资本家可以拥有多少台这样的机器呢？理论上讲是可以无穷大的，只要他的资本足够强大。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设备性能的日益改进，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对资本家们来说要实现收入的倍增，十倍增，百倍增，甚至千倍增都不是什么难事。我国最新生产的挖掘机一斗可铲煤40吨，用时只需20秒，若用人力去完成，100斤一挑要800担，每担从装筐到挑上汽车怎么也得要3分钟，也就是说一台挖掘机的工作效率约合人工的7200倍。对工人们来说想要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一倍也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只能依靠自己劳动价值的倍增。从有效劳动量公式我们知道，在劳动有效值不变的情况下，要使劳动价值倍增，就必须使劳动强度增加一倍，或者劳动熟练程度增加一倍，或者是劳动时间延长一倍。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要想实现收入倍增希望是极其渺茫的。在没有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困扰的条件下，即物价不上涨，劳动者地位不下降（经济危机总是迫使劳动者接受更低的工资）的情况下，要实现收入的倍增也只能靠加倍的劳动付出才能实现，若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劳动者的地位和收入只会更加可怜。
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国际乐施会根据《福布斯》及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的资料撰写的名为《99%人的经济》的报告称：“全球最贫穷的10%人口，在1988至2011年间，每年收入的增加少于3美元（远不及通货膨胀率水平），而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却暴增182倍”。由此可见，在资本统治的世界里，资本家与工人们的收入差距，理论上讲是随着资本数量的膨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设备的运用而不断加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一种自然趋势。若没有资本家们相互之间的残酷竞争，没有市场空间的极其有限，没有由此带来的巨大相对过剩，机器生产的成果对工人们来说是边都沾不到一点的（虽然竞争和过剩带来了某些商品价格的下跌，但它带给普通民众的好处又被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给吞噬了），特别是日益严峻的寡头垄断，更是将许多商品的价格和寡头企业的利润始终维持在一个畸高的水平，致使阶级分化和国家分化日益固化，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不断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
问题的核心还不在于资本家得了多少，也不在于这种分配的公平与否以及是否存在剥削，而在于这种分配制度必然导致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不能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同步增长。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中，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总量总是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机器设备的改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突飞猛进的，保障全社会的所有人员各种基本需求绝非难事；而在需求方面，占整个社会消费群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其消费能力的增长则是极其缓慢甚至基本静止的，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没有多大联系的。无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何等迅猛，也无论社会财富的增长是何等快捷，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线上，他们永远只是制造财富的工具，而不是社会消费的主体。按权分配虽然赋予了占人口总数不足20%的人以90%以上的社会财富支配权力，但无法同步提升其超大的消费能力。据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2014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全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在全球财富份额中所占比例为48%，紧随其后19%的最富有的人控制着余下全球46%的财富，剩下80%的人口仅占有全球财富的5.5%， 而且这种分化趋势还在日益加大。在资本主义“典范”和“楷模”型国家里，这种两极分化情况又怎样呢？美国《外交》杂志2016年1/2月号刊登的《不平等与现代化》一文中说：“191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8%左右，而2011则掌握全国40%的财富”。“1965年，美国350强里CEO的薪金，是普通工人的20倍，现在则是273倍”。2017年11月8日英国《卫报》报道，福布斯上月发布的财富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三个人——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和沃伦·巴菲特三人加起来拥有24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479亿元），相当于半数美国人口（即1.6亿人）的财富。报告称，美国最富有的400人，身家合计达2.68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64%人口2.04亿人拥有的财富总和。所有数据都在向我们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两极分化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是在缩小而是快速扩大。极少数人的超级暴富，并不表明这些人就有能力消费这些财富，相反，他们无论如何也挥霍不完现代生产力所能创造出的产品，这就造成了全社会的总消费能力总是不能与同时代的生产能力相适应。因此，从全社会来说，生产力越发展，物资越丰富，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越突出，供求关系就越加失衡。
问题的严重性还远不止于此。供求不平衡出来后，大量过剩倒逼生产放缓、物价下跌和投资萎靡，而生产减缓、物价下跌和投资萎靡又倒逼企业裁员和工资降低，续而就业不济和工资下降则进一步导致占人口总数比例最大的普通民众“有效需求”不足，这种情况与投资需求的萎缩叠加在一起，导致整个社会的总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进而严重影响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无论投资、生产、就业和民众生活都举步维艰，经济危机日益深重，许多企业挺不过去而关门倒闭，许多民众挺不过去而流落街头。机器生产走到这个时候，它已远非只是给那些雇佣工人们带来厄运，它在不断地将众多中小企业逼向绝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将大批中产阶级抛向贫民阶层，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仅不能消除这种危机，而且日益使其加剧，同时也不断加速市场竞争机制的退出和垄断机制形成。
当然，作为真实生活中的一个复杂事件，它在历史上的每一次表现都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经常会有许多新的因素夹杂其中，这使得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都各有其特点。像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全球爆发，无疑加大了当前经济危机的惨烈程度。但新冠病毒不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一般原因，没有新冠病毒的蔓延经济危机照样发生。新冠病毒只是戳了经济危机的软肋，致使世界经济陷入极大灾难之中，是矛盾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
（原创首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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