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卷引发的话题
最近跟朋友讨论如何治理内卷，朋友激动地对我说：“治理内卷，首先应当叫停延迟退休！”
朋友希望叫停的延迟退休，就是2024年9月13日人大通过的决定：
“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
2025年1月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发布《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
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笔者是支持延迟退休的，并专文做了讨论：
——“一边是人均寿命不断增加，一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下降。这种反向的变化表明，与其把当下的退休人员称之为‘老年人’,不如称之为‘壮年人’或许更为贴切。因此，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并非仅仅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实，而是有着越来越迫切的生理依据。”（参拙文：《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格局：人口红利抑或人才红利》，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于是我用专业口气开导这位朋友：“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战略安排……”
这位刚退休的公务员毫不客气地怼我：“当下就业压力这么大，究竟是年轻人无所事事更可怕呢，还是老头老太无所事事更可怕？”
二、谁有资格无所事事？
这一怼，极大地触动了我。
延迟退休的依据，是中国人口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阶段。但是在人口老龄化的当下，中国人口总量以及劳动力总量过剩的大格局，却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一方面，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口总量以及劳动力总量依然过剩的格局。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基本国情。
延迟退休具有严肃的法律效应，也确有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不是可以随意叫停的事情。然而，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就业年龄歧视，我对延迟退休的困惑在于：一边是体制内外有明文规定，青年人35岁就不再有应聘资格；另一边是体制内业有明文规定，60岁的男性和55岁的女性要延迟退休。
把这两边的规定放在一起比较，我越琢磨就越担忧：60岁PK35岁，60岁退休可以靠退休金生活，35岁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啃老，究竟谁有资格无所事事？
为什么年轻人到了35岁就失去了应聘资格？这当然不能归咎于50-60岁的老年人。但是，如果现在体制内外的各单位不再聘用35岁的年轻人，那么50-60岁的老年人又有什么理由延退呢？
即便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那也应当首先解决当下的主要矛盾，优先保障年轻人的就业权利和就业机会，而不是让年轻人宅在家里，躺平了观看老年人发光发热。
三、可否暂缓延退？
“叫停延退”能在多大程度得到体制内的人认可，或者体制内会有多少人站出来反对？这还真不好说。
高校的80后副教授告诉我：“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工作是人生意义的寄托。延迟退休是一项符合人性的决定。”
体制内在岗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中大多数人坚定地支持延迟退休。
要不要把我的担忧发表出来？一想起可能会得罪体制内这么多的人，我就顾虑重重。
然而与广大青年人的就业权利相比，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比，“顾虑重重”不能成为我保持沉默的理由。
我之所要把我的担忧发表出来，盖源于“天下苦内卷式竞争久矣”。
“叫停延退”能否缓解内卷式竞争？这有待实践检验。如果经济学的教授和博士们能用计量模型评估一下政策效果，功莫大焉。
“叫停延退”或偏激，窃以为，“暂缓延退”应当是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的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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