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振兴中国必经之阵痛
江程浩
二00四年八月十七日
最近看到了几则关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文章，其中有一些还写得很些科学分析的味道。尤其是暑名“杨晓升”的一篇题为《只有一个孩子》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篇报告文学声泪具下地控诉了中国推行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文章都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是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可以停止的时候了；二是认为中国压根儿就不应该搞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重大错误。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得已的办法，是为过去的那个疯狂时代做善后工作。
中国人口在清乾隆年间就达到了四亿，从那以后的一百多年内几乎没有增长。到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的人口数量还只有四亿五千万。195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开始大幅度增长，自建国初期的四亿五千万增长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六亿五千万只用了十年时间。那次增长虽然速度太快，但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还是有好处的，人口总量也在容许范围之内。当然也有其严重的错误之处，比如错误地批判了著名学者马寅初先生的人口控制理论，放任人口无限制增长，生拉硬扯地把马老先生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搞在一起等等，对整个国家的人口发展产生了极严重的错误导向。马老先生之所以提出《新人口论》的观点，是他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后得出的结果。当时马老先生的调查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是十分正确的意见。可是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那儿，却非常主观地把这一科学观点定成了谬论而大张挞伐。如果那时就按马老先生的理论开始控制人口，中国的人口问题也许就好办得多了。大的问题还出在那以后。
人民公社制度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实行的。人民公社以后是“三年自然灾害”，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还有下降。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人口仍然保持在6.5亿这个数量。但是从六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期的十五年时间内，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曾达到6%的创纪录速度，人口总量也从6.5亿奇迹般地增长到了10亿，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那十多年时间内几乎没有增长，这都是因为人口超常规增长所致。如果按那个增长比例继续下去，现在中国的人口也许已经接近20亿了。20亿的人口不仅对中国，对世界就将是灾难性的。
人口增长这么快，但中国的国土情况却并不乐观。中国虽说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其中有近一半的地方不适合人类生活或者说不适合大规模人口居住。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中国的国土面积是印度国土面积整整三倍，但中国的耕地面积却只有印度的80%，而且土地质量和气候条件均不如印度。如果中国的人口仍以6%的速度持续增长下去，西方预言家“二十一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预言将成为铁的事实。因此，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没有错，而且是非常及时和十分正确的。
人口问题自古代以来更多的是个自然问题，在现代其实是个科学的市场经济调控问题。古代有自然法则进行调控，现代本来应该按科学和市场经济约束的方法以及自我人生价值观的约束方法来调控，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生育多少孩子应该按家庭收入状况和抚养能力以及个人的生育观念来决定，在节育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这件事本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但人民共和国老一代领导人在这中间掺入了过多非科学的人为因素，甚至于政治因素，这才导致了错误的产生。
在农村中这种错误集中表现在分配政策上。以湖南农村为例，资料反映：自人民公社制度推行以来，只要谁家生了孩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无条件地分给这个孩子一分口粮，而这分口粮是按生产队现有人口数平均每人250市斤这个标准分配的，不管各家庭人口的年龄和劳动量的多少，这叫“基本口粮”。分剩下的部分再来按各家庭当年的劳动工分进行“按劳分配”。由于当时农村粮食生产率非常低，大多数生产队全年粮食产量除了上交公粮部分后，人均只有不到四百斤。能够用于按劳分配部分的粮食非常有限。这样以来，如果一个家庭人口多，其中小孩又多，分得的粮食就会相对比较多；而人口少，都是壮劳力的家庭就会没饭吃。更有甚者，这种分配制度还规定，如果家庭全年劳动工分不足以买回这些口粮时，可以采取“超支”的方法将这些粮食拿回家。由于有了这种奇怪的政策，有些农村家庭为了能够达到大人和小孩互相照应的目的，只有多生孩子，这样自然造成了农村人口超常规增长。当时中国农村人口的比例占全国人口80%以上，农村人口超常规增长，全国人口自然也就超常规增长了。这种看似人性味十足的恶劣的政策不仅刺激了人口的疯长，也极大地扼杀了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上述这种极其错误的政策是造成中国人口超常规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世界上除了黑非洲地区和印度以外，绝大部分地区都不存在中国这样的人口问题。而印度恰恰也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二十年时间内也实行了类似于中国的那种高福利政策。这是中国过去的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犯下的严重错误。
现在的现实是：由于持续二十多年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日趋严重，但中国的人口基数仍然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会是比较高的。而中国的国土承载能力、也就是自然资源保有量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仍然不足以保障这么多人生活水平得到较快的提高，而人民对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期望值又是那么地高，这就是现实。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上个世纪下半叶错误人口政策造成的恶果，但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是当今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要求，是绝对刚性的。现在的领导人不得不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宝贵的自然资源、青山绿水和生存空间而承受老龄化的痛苦。这是唯一的选择。
从理论上说来，现在有些关于适当放松中国人口政策的论点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问题；城市高素质人口生育率大大低于农村人口生育率的问题；最大限度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作适当的调整也许有必要的，中国的城市人口尤其是大中城市高素质人口的生育愿望较低也是现实存在的，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农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较高，而且农村人口的总量又远远大于城市。谁又有办法制定一套既限制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又适当放宽城市人口尤其是城市高素质人口生育的政策出来呢？理论与实践总是有差距的，有时候空洞的理论对实践是有害的。所以，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却是绝对不行的，不继续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人口控制的成果将付之东流。
现在这一代中年人是六七十年代中国错误人口政策的产物，也是共和国在过去的年代内承受灾难最多的一代人。到现在，这一代人注定了要为人民共和国老一代领导人犯下的人口政策错误再一次付出代价，也就是说这一代中年人必须为共和国老一代领导人错误的人口政策承担两次痛苦：一次是承担青少年时代缺乏食物和教育的痛苦；二次是承担老年时代缺少关爱和赡养的痛苦。
中国的人口问题必须经过近百年时间连续不断的人为调控，才能达到比较优质的年龄结构和比较适当的总量。人口老龄化、而且是超常规的老龄化是中国没有选择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再过五十年，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退出社会以后，中国才会重新进入一个人口数量、质量和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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