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一些关于文革中吃人现象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在好几个地方看到了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吃人现象的详细报道、描述、评论。实为震撼之至，场面惨状似乎令人发指，血淋淋之至泯灭人性。这样的篇章总会引发许多人一起去虚构那个杀人如麻的几乎至巅峰的社会，一起去抨击那个天理法度无处容身的状态，去打破那个被尘封的神，达到一个又一个小目的，当然也有可能没有什么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一吐为快的欲望，为了自己完成自己的“夙愿”，以昭示天下！

      我乃一介布衣，两手空空，三言碎语，加上四肢发达，虽行迹五洲六府，但终不能抵挡七嘴八舌，九五之尊，十方神圣。故本应缄口不言，然则一身正气，二十狂徒，站三尺国土，享受四季晴雨，谢父母赐五脏六肺，调查七省八县，九村十社，以至妄言冗繁，但不吐不快。

      首先，许多关于文革中吃人现象的报道中所运用的资料大部分是文革后整理而成的，受政治环境影响而出现潮湿膨胀，故难以信之。而后期口述史以平反昭雪为目的，也算是给了翻身人民批斗“地主财狼”的契机。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学者们从诸种角度的调查研究，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各式各样的资料，多姿多彩的访谈，千变万化的记载。在此，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那些没有可靠的资料作为支撑，没有真实的记载作为佐证，而仅仅出于发泄或附和动机的言辞，只会让那段原本模糊的历史印迹愈加迷离，让当今的评论愈加的远离真实。

      其二，任何历史中的事件都必须放回到历史中去分析。这句话本来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如果有人以此为借口而断裂历史，曲解过程，显然是过于依赖了短期的历史背景。吃人现象是一个自古有之的事件现象，而部分人士把吃人现象放到“文革”中去分析并得到一些结论性的言语（这里我就不把结论性言语引过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明显不负责任的做法，断裂历史、妄自划分而自以为分析得当，结论高尚，确是值得反思。

      其三，如果记载、描述属实（无论是否有如果），文革中的确存在吃人现象。笔者认为，与其“执着”于那段时空中的“非人行为”难以释怀，不如作为今世的借鉴，加以反省。乍眼看，当下世界清平，乾坤朗朗，到处花团锦簇，歌舞升平。但部分人居庙堂之高而早忘吾民，趾高气扬，不问民生；还有部分学者身体力行、躬行于山村野郊，走家串户为民请愿，热血正气，天地可昭。然而即使是后者，怕是也不甚明了中华大地上真正的疾苦。毕竟，能“上达天听”，被纳入公共视野关注的地区还具有令问题浮出水面的能力，而那些真正的贫困，真正的穷极，却是那些暂时没有看见的地区，政府不愿意看见的地区，学者、学人们车辆所不及的地区，那些富裕之地掩盖着的地区。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四种地区不存在血淋淋吃人现象（就是吃人肉）便不是能被立时论证的问题。笔者20003年在四川某村调查时，一位老人曾痛陈，1985年该村因为地处山区，当年过于干旱而没有吃的，三个年轻人半夜去撬开一个刚下葬的小孩的坟墓，砍下大腿，烹而食之。1985年，深圳早就成了繁华的大都市了，改革的春风也荫泽山川大地了，这里却还有如此骇人听闻之事。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肆论“改革开放”的不当。同理，又怎么能因为文革中的“食人”现象而使那个历史阶段背负太多的指责和咒骂呢？

      吃人并非文革专有，在文革前有，在文革后的今天盛世也还存在。也就是说，吃人是一个历史的共性，只是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共性。所以，对于一个历史上的共性事件，我们为何要单单拿出文革来大肆挑剔呢？如果论通史中的吃人现象无可厚非，而独述文革中的吃人现象，描绘入微，让人心惊胆颤，妄图引起共鸣，不免有失妥当。

      可能有人会说“文革”中的吃人是直接的吃人、是血淋淋的吃人，让人煌煌不安，难以想象，相当不人道。也因此，有许多人以此为攻击点，独独对文革中的“吃人”假以辞色，却对其他时期，如鲁迅先生时代的隐蔽的，令人难以察觉的吃人现象，或者如当今时代的高于生存线的，富裕对贫困的“吃人”报以宽容之态。如果仅因此，我倒觉得有些可笑。记得有句话是：“人是一个极其善变的动物，面对变化莫测的人世社会，我宁愿做真小人，也不做假君子。”真假之辨，由此传达。

      反复思量，此言得之。

      我不反对那些批判文革、批判文革中诸现象和事件的学者们，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研究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证据。

      我也不反对那些亲历文革并与其中饱受摧残，希望通过章辞来抒发自身情感的人，因为他们的经历是复杂和伤怀的，他们有倾诉的权利。

      但是我坚决反对那些道貌岸然者，为渲染而渲染，为附和而附和。

      要做真君子就得有胆量和气魄，不要假道布施，令人齿冷的做一个假君子，与其这样，还不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真小人。

      言辞闪烁，一语不详，二话难恰，实不知以何如，故糙糙言写之，只愿我姑妄之言，能使得世间少一两个假君子，多一两个真小人。

      不奢求是真君子。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