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 谁更有成就？
■吴中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6年11月24日
“.....但我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过去士人传统的影响，廊庙意识太重，这严重地影响了文化思想的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所以鲁迅所坚持的独立精神和民间立场，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此次鲁胡比较研究之兴起，是对20世纪中期鲁胡评论的反拨。那个时候，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曾经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的批判，简直说得一无是处；同样也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又把鲁迅加以绝对化，简直说得没有缺点。其实他们二人的脸上都被涂上了油彩，只是颜色不同而已。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鲁迅胡适之比较研究成为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出版的专著就有好几种，单篇文章则更多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持平之论，但也有些先存扬胡贬鲁的成见而强以说事者，令人难以苟同。
此次鲁胡比较研究之兴起，是对20世纪中期鲁胡评论的反拨。那个时候，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曾经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的批判，简直说得一无是处；同样也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又把鲁迅加以绝对化，简直说得没有缺点。其实他们二人的脸上都被涂上了油彩，只是颜色不同而已。然而文化评论毕竟是学术范围的事，学术研究则需要有科学精神，以事实为根据，不能感情用事。任何受情绪影响的结论，都难以持平，公允。
人们对鲁迅和胡适做比较研究，大抵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比较他们在学术文艺上的贡献，二是比较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我们也就从这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对于胡适在学术文艺上的成绩，学者们的评价很不一致。近今大陆的某些学者，对胡适的学术成就大加推崇，认为他在鲁迅之上，而台湾的新儒家，则直斥其浅薄，别的国学家也一直在对他进行暗批。但从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上看，胡适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鲁胡二人也是各有千秋。一般说来，胡适开风气的作用更大，而鲁迅则更深刻。
胡适靠一篇《文学改良刍议》而“暴得大名”，看来似属偶然，其实却有其必然性，因为他扣准了时代的脉搏，发出了人们期待的声音。这只要看看梁实秋后来的回忆，就可以知道这篇文章是如何打动了当时青年的心：“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我而言，确是振聋发聩，把许多人心目中积存已久的疑虑一下子点破了，我顿时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梁实秋论文学·序》）胡适后来的许多论著，也每能起到这种启迪的作用。比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撇开了传说中的伏羲、神农传统，而直接从有文献可考的老子、孔子说起。这种做法开始曾引起学生的不满，但他的怀疑精神和评判态度，却引发了学子的思考，促使疑古学派的兴起。他的《红楼梦考证》，催生了新红学，他的《易卜生主义》，则推动了个性解放思潮。胡适这些论著的价值，还不仅在于学科建设本身，同时还引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和治学方法，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但是新诗的开拓者，而且在戏剧和小说上也都有新的尝试，前者如《终身大事》，后者如《一个问题》和《差不多先生传》。所以，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决不是“浪得虚名”，而是有其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但是，新儒家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胡适的创作和论著，的确较浅。《尝试集》对白话诗有开拓之功，但本身水平并不高，而且旧意境旧格式仍保存较多，虽然逐步有所扬弃，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新诗可以看作是缠脚妇人放脚的鞋样。《终身大事》在现代戏剧史上自有它的地位，但是，模仿易卜生的痕迹太重，缺乏独创性和深刻性，难以在舞台上久驻。《一个问题》和《差不多先生传》写得概念化，在文学史上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半部，没有写完，在当时虽然都有很大的影响，但因为写得不深刻，早已为后起的同类著作所代替。他的许多作品，大抵只剩下历史意义，而失却欣赏价值。
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比胡适略迟一些。这并非因为他缺乏新的文化思想，而是因为他起步太早，经历了许多挫折，对文学革命失却了热情。还在十年以前，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的时候，他就提倡过个性主义了，但却并不为群众所理解，既无赞成，也无反对，使人如置身于荒原中，感到无可措手的悲哀；后来又经历了许多政治上的变故，就失望、颓唐得很了。但是，当他被老同学钱玄同重新鼓动起战斗的热情时，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正因为他有着更多的斗争经历，对中国社会有着更深的观察，又对中国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作品也就更具深度。无论是文艺创作或者是学术研究，凡他所涉及的领域，都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小说、杂文、散文诗、回忆散文，都是显示“文学革命”实绩，代表中国现代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他的白话诗虽然比胡适写得更具新气象，但也并不成功，而旧体诗却写得极好；他有许多学术研究计划没有完成，如《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但已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一座高峰，虽然后来在资料上的发现远远超过该书，但在史识和论断上，它至今仍为人所称道；而且，鲁迅在杂文中所提出的识见，也开启了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门径，如关于魏晋风度和文章的论述，关于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的提出，都极有意义；还有在文献的辑佚和校勘方面，也做出上乘的工作。鲁迅的作品不但有历史价值，而且仍有现实意义。
在为人处世上，鲁迅与胡适确有不同。一般说来，胡适比较随和、宽容，而鲁迅则较为顶真、急切。这两种性格各有优缺点。
胡适在鲁迅多次对他进行批判和讽刺之后，仍能为他说持平的话，甚为难得。如鲁迅生前曾受到陈西滢的污蔑，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日本盐谷温的著作，死后又有苏雪林准备大肆挞伐，骂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话，都为胡适所不赞成。胡适在复苏雪林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需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这话虽有教授斗争策略的意味，但持平之说是不错的。
不过，胡适的性格也有其弱点，就是缺乏斗争的坚决性。在蒋介石当政的初期，胡适曾在《新月》月刊上发起人权问题讨论，受到蒋政权的打压，胡适采取的对策是疏通，而不是反抗。他通过蒋的文胆陈布雷，向蒋说项，于是不但《新月》能够继续出版，而且他从此成为蒋政权的座上客。1960年在台湾发生的“雷震案件”，大陆的许多学人盛赞胡适对于雷震的道义支持，但台湾的学人却对他的软弱性深表不满。据黄嘉树在《1945-1988国民党在台湾》一书中记载：雷震案审理过程中，美国舆论持一边倒的“骂蒋援雷”态度。许多报刊都大量载文指责国民党践踏言论自由，实行警察统治，更对雷案义愤填膺，左舜生、李璜等都在骂蒋介石，CC系老将潘公展也投书反对。这时人们很希望胡适能及时从美国赶回向国民党抗议，甚至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力争，认为这将是新党运动惟一的曙光。但胡适却不敢出头，他从未想过与蒋介石彻底闹翻。“胡适这位‘文化名人’却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庸人。”他只从美国给陈诚发去两封电报，给管教育的国民党要员陈雪屏写了一封信，请陈诚和陈雪屏出面说情，要求把雷震的军法审判改为司法审判，同时还对记者发表谈话，这样“隔靴搔痒”式的抵制，对台湾当局当然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而鲁迅对暴政的态度则截然不同。1930年，他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而遭受通缉，有人劝他发表声明，退出该组织，他对这个组织的活动方法其实并不赞成，但是到这时候，他就坚决顶着，说：“我用硬功夫对付，决不声明……”。他在国民党上层也有熟悉的人，但决不去疏通。国民党有些权力者也想拉拢鲁迅，他却不假以辞色。后来压迫不断加重，鲁迅也愈战愈勇，他敢于“怒向刀丛觅小诗”，他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直到逝世前不久，他也不愿因解除通缉令而与当权者妥协，说是“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他还在《死》这篇文章里说：“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的不肯宽恕态度和胡适的宽容精神，孰是孰非，也是鲁胡比较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看近今许多学人的文章，大抵是赞扬胡适的宽容精神为多，而对鲁迅的不肯宽恕态度则颇有非议。其实，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各有自己的立场，宽容与否，都有一个限度，不可能是无边的。胡适对鲁迅有宽容的一面，不像苏雪林之流，以咒骂为能事，而是肯定他前期的成绩，但是对于他后期的文章，却仍持批判态度，并不宽容，盖因道不同之故也。而且，讲宽容除了事情本身的是非之外，还有讲者所处的地位也是一种必要条件。胡适在文化界占有很多资源，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有条件讲宽容，而鲁迅长期处于受压的地位，他如果缺乏斗争精神，不据理力争，就没有他生存的余地了。凡事锱铢必较当然不好，但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讲宽容，则对被压迫者是不利的。鲁迅晚年在《女吊》里歌颂了一个复仇的女鬼，并且说明了他不能讲宽恕的原因：“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这句话，也许为道德家们所不乐闻，但如能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看看由“犯而勿校”、“勿念旧恶”之类格言所衍化出来的“不要追究历史责任”的做法，对我们民族的危害何其巨大，那么，就能作出另一种评价了。
时下常有赞扬胡适人生道路的文章，但有一点却往往避而不谈，即胡适与权力者的关系问题。胡适虽然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他始终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人的廊庙意识。所以当蒋介石在策略上作出调整，对胡适及有关人士由打压改为安抚之后，胡适马上作出响应，到南京去接受“垂询”，从此在这个泥潭里愈陷愈深。当然，胡适毕竟受过西方人文教育，与中国传统文人有所不同，他声称不愿加入政府做官，而要做一个“诤友”。他这一生除了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出任过驻美大使外，的确并没有做过其他官，——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些职务，在他们这一辈人心目中，是学术职务，还不算学官。但是，他一直与上层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陷入蒋介石的竞选总统把戏中，后来发现老蒋并无诚意，这才退出。到台湾以后，又与“副总统”陈诚打得火热，一起“避寿”，而且还津津乐道。于是，“诤友”变成了“国士”，又回到传统文人的套路中去。蒋介石也的确是以“国士”待他，而且还奉为首席“国士”，胡适对他的这种地位，也是很看重的，而实际上却为它所累。胡适的这种缺点早为人所诟病。李宗仁说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李宗仁回忆录》）；连一向尊崇胡适的李敖，也批评道：“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李敖大全集》第5卷《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从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出发来衡量，胡适所走的这条路，恐怕并不值得赞扬。
最近，还看到一篇从知识分子群体的角度来比较鲁胡优劣的文章，其中在夏衍晚年写《懒寻旧梦录》时，还不肯放过命运那样悲惨的冯雪峰，说了那么多贬斥冯雪峰的话，把乔冠华对处于绝境的老朋友胡风的求助，采取那么冷酷的态度，也都算到鲁迅的账上，真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大凡略涉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冯雪峰和胡风是鲁迅晚年很信任之人，乔冠华与鲁迅的关系，用上海话来说，叫做“混身勿搭界”，而夏衍则是鲁迅一再批评的人，他的揪住冯雪峰不放，恐怕也是项庄舞剑，未必专对冯雪峰本身。现在硬要把夏衍和乔冠华身上的毛病都算在鲁迅的账上，除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外，似乎也别无恰当的解释。但如此一来，则离所赞扬的宽容之道更加远矣。
其实，鲁迅晚年与周扬、夏衍等人的矛盾，并不是个人意气之争，也并不完全在于两个口号的不同，而是两种文化思想的冲突，是鲁迅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进行的抗争。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
上述这篇文章还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段话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多年以前，我在旅途上与一位中年女工闲聊。这位女工的儿子已经到了娶亲之年，她很自然地就把话题扯到了择媳的问题上。我问她喜欢什么样的媳妇？她说，她喜欢薛宝钗那样的，懂事，能体贴人，好相处；不喜欢林黛玉那样的，小心眼，动不动发脾气，“迪种媳妇，娶进门来吃伊勿消格”。这位女工对红楼人物的评论，与红学家的评论大相径庭。我初听之下，颇感吃惊，但仔细一想，觉得倒也并不奇怪：这是由于评论标准不同之故。红学家是从人文思想的高度来作评论，所以扬林贬薛；而这位女工是从世俗的观点出发来择媳，所以选薛而弃林，各有各的道理。只是我们的人文学者却要用世俗的眼光来扬胡贬鲁，殊觉不可解也。
其实，鲁迅并不像一些宣传画和宣传文字中所描绘的那样，始终是一副横眉冷对的面孔，他还有柔情的一面，他自己就说“无情未必真豪杰”，只是不为人所重视罢了。鲁迅办事认真，不肯敷衍，又有不妥协的性格，所以容易与人冲突，这很不合“和光同尘”的古训，也常为世俗所不理解。但中国社会思想之停滞不前，却也与“和光同尘”的人太多有关。为中国的发展计，似应跳出这种世俗观念，多发扬一点人文精神才好。
应该看到，鲁迅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有曲折，有错误，但他一直坚持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坚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最值得发扬的优点。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评论者在进行鲁胡的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性的意见说：二十世纪是鲁迅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世纪。这无异是说，鲁迅精神已经过时了。但我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过去士人传统的影响，廊庙意识太重，这严重地影响了文化思想的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所以鲁迅所坚持的独立精神和民间立场，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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