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学术思想界确立指导地位的——对建国初期学术批判运动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学术思想界确立指导地位的——对建国初期学术批判运动的再认识

    

    摘要  建国初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也不能不在学术思想界发动对《武训传》批判、对《红楼梦研究》及胡适思想批判和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等一系列批判运动，不得不用政治批判和学术批评的双重手段，来达到预定目的。这些批判虽然表面上是学术批判，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这便决定了这些批判，绝非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采取“纯学术”的自由讨论方式，而必然要采取“政治批判”的非常手段。本文力图在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些学术批判运动重新进行辨析，作出较客现公允的评价，以揭示这些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刻内涵。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学术思想界接连发动的对《赋训传》批判、对《红楼梦研究》及胡适思想批判和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中国共产党发起的这些学术批判运动，有的研究者在评判时，往往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指责中国共产党在这些运动中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的方式，给学术界造成了消极后果。
    笔者认为，仅仅做出这样的指责是不全面、不客观的，还必须考虑建国初期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考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必须将发动这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在学术思想界面临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考察。笔者认为，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在学术思想界面临的历史任务及确定的学术指导方针，是理解和评判这些运动的关键所在。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任务，而当时知识分子及学术思想界的状况，又增加了实现这一任务的难度。为了实现这一具有决定性的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也不能不在学术思想界发动一系列批判运动，不得不用政治批判和学术批评的双重手段，来达到预定目的。这些批判虽然表面上是学术批判，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这便决定了这些批判，绝非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采取“纯学术”的自由讨论方式，而必然要采取“政治批判”的非常手段。这些批判运动貌似偶然，实际上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旧的国家机器已经打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后，也必然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自己的统治思想，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成为整个思想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也必然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一切学科的统治观点。它绝不会容许与无产阶级思想相对立的封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长期存在。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学术思想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在整个学术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和权威，便成为客观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摆在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对于这种历史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也有自觉的意识，努力设法完成这种历史性的任务。
    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客观存在的情况，为中国共产党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带来了许多困难。其中最显著的问题是：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不仅人数众多，有相当高的学术专长，占据着重要的学术阵地，而且从总体上主导着整个学术思想界。尤其是他们中的许多学者接受过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和学术训练，虽然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在学术思想上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仍然坚持用中国传统的，或资产阶级的治学观念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这种情况表明，在建国之初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严重地存在着，并占据学术思想上的主导地位，这些旧思想又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思想要占领学术文化阵地，建立全新的学术思想范式，不可避免地要清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学术思想领域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激烈的较量。
    所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客观的历史任务注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只有在批判与斗争中才能取得主导地位；只有批倒了各种旧的封建的、买办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因此，以电影《武训传》为开端的建国初期的几场学术批判运动，不仅是中国学术思想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且必然是与建国初期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的政治性运动，并不单纯是学术思想上的讨论与争鸣，乃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凭借绝对的政治优势，批判旧的封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相较于政治和军事领域来说，学术思想领域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擅长的一个领域。在这样一个陌生的领域中，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运用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的方式进行斗争，而为了贯彻已经确立的“学习与批判”的方针，对旧的学术思想进行猛烈批判，借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它采用自己比较擅长的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的手段，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5章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这里所谓“科学的历史观点”，实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共中央采取了“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既不赞同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也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办法进行改革的思想。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可见，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虽然也意识到应该进行，但并不认为已经具备了条件，而是采取了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然后再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针。对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种被迫无奈的宽容。因为在毛泽东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正确的真理，只有它才能为人们提供达到真理有效的、科学的方法论，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是谬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一旦时机成熟，能够腾出手来，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对这些旧知识分子的各种旧的学术及政治思想进行清理、批判和改造。
    对此，可以从毛泽东的言论中看出。1950年8月29日，他复信给研究少数民族史的陈寄生说：“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赞一词；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但在当时情况下，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提倡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法来解决，帮助他们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1951年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首先从北京、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中开展起来。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对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的时机逐步成熟，为此，他在10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学术思想界进行“学习与改造”的指导性方针：“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正是在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进行“学习与改造”的任务，而且进一步公开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任务。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指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阶段的目标包括：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如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等。
    建国初期，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约有200多万，他们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深受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思想方法上保留着旧的范式，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观点，这些都是和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改革和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学习批判运动，尽管出现了方法简单粗暴、要求过急过高、伤害一部分知识分子感情的偏向，但在整体上对文化教育改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知识分子作为新中国学术思想的主体，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包括学术思想），对广大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起了重要的准备作用。
    正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毛泽东抓住电影《武训传》政治倾向上的偏向，发动了一场对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改写和加写了几段文字。毛泽东认为《武训传》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会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毛泽东还认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因此，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讨论，以便澄清这一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1951年5月开始的对《武训传》批判，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对封建主义、买办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运动，旨在批判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具体而言，它矛头所指的，是对帝王将相的屈服，是不敢反抗的改良主义思想。这可以从毛泽东为武训的定性看出。批判《武训传》，表面上好像是文艺或学术问题，实则是一场政治思想上的严重斗争，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清除封建的、买办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是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尝试。在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看来，这场运动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学术问题，并没有局限于仅仅用自由讨论和批评的方式，它一开始被上升为一种政治问题，用政治批判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所以，《武训传》开启了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先河，并成为一个蓝本。
    难道树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权威，必须采用政治批判的方式，而不能采用自由讨论的学术批评方式吗？这是后来研究者常常因困惑而提出的疑问。这种疑问，实际上是他们没有认清中国共产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使然。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学术讨论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使中国共产党当时不采用政治批判和围攻的方式，而这种在“学术”名义下的批判本身，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绝对不会是脱离现实政治的“纯学术”批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人们本不应该为《武训传》批判中过火的政治斗争方式而辩护或惋惜。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在学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上地位，肃清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政治批判和围攻，是顺理成章的。大政方针已定，并不关乎领导者个人的品质。对当时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政治批判，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合乎逻辑的结果，并不单纯地取决于毛泽东个人的喜怒哀乐。人们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去寻找问题的答案，不能纠缠于领袖个人的责任。
    在当时，是不是毛泽东把《武训传》问题上文化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并因此使正常的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批判？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该运动一开始就是政治批判运动，并不是学术讨论。同时，建国初期中国学术思想界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并且在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这是考虑问题的前提条件。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严重的状况，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将这样的讨论仅仅作为纯学术问题的讨论。如果单就学术思想的发展而言，存在这样思想上的讨论，倒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这种学术问题上的讨论，并不是在正常的状态和心态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力图尽快确立自己在学术思想界的地位和权威，在它未能成为主导地位前，是根本不允许这种混乱的“落后”、“反动”思想存在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导思想后，可以进行“百家争鸣”，但也仅仅是在不根本动摇它的主导地位并接受它的“指导”前提下的学术讨论。
    客观地讲，对学术问题的政治性批判，可能挫伤了许多学者的感情，但它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确实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通过这场批判，许多共产党人明白了什么可以歌颂，可以称赞；他们认识到，即使在貌似远离政治的学术思想领域，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也必须把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而将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放在第二位。党外许多人也意识到，在建国初期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也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学术研究、文艺创造，才有出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批判《武训传》，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所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第一回合的较量。从这一批判中，可以窥得中国共产党对学术问题进行政治性批判的基本方式、方法和所要达到的目标。这才是《武训传》批判所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所在。
    有些研究者在评价这场批判运动时，往往指责中国共产党把文艺、学术问题视为政治思想问题，把文艺上的不同认识视为政治上不同阶级的世界观的反映，并因此小题大做，用政治批判和政治围攻的粗暴方式解决学术问题，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这种指责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绝不能因此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难道中国共产党真的就不知道这样会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吗？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与自己所要完成的巨大历史任务相比，这样的消极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的特色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特地加写了几段文字，将对《武训传》讨论定了性：“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钱是残酷地刮来的。”实际上，毛泽东的本意并非仅仅是为了讨论《武训传》，也并非仅仅是学术思想上的讨论，后人没有必要用这种“纯学术”讨论的眼光来看待它，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旧的学术思想及政治思想的批判。目的是抢夺阵地，揭穿骗局，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界的主导地位。
    在7月份《武训历史调查记》起草后，毛泽东在修改时，专门加上了这样的文字：“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的武训，依靠封建统治的势力，剥削、敲诈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成三所学校，这种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规律的。”批判的主旨是针对现实的：“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毛泽东对《武训传》发表的社论、评语及其他文字，代表了他把武训的行为摆在了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来重新考察所得出的新看法。毛泽东的批评，表面上是指向作为历史人物的武训，实际上却是指向现实中宣传武训的人们；他的批评表面上是政治上上纲过高、语言尖锐，实际上表达了客观的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在学术思想上的迫切任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研究历史人物。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是应当能理解的，这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学术研究，是有重要作用的。
    为什么这样的讨论不能用学术界自由讨论的形式进行，非要用政治批判的方式进行呢？当时如果能用学术批评的自由讨论的方式，相信毛泽东绝不会出此下策。况且，这与中国共产党对待学术思想的观念有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学术思想是整个思想的一部分，是从属于政治思想的，绝对没有所谓“纯学术”存在，学术思想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一定要体现出阶级性和政治性，学术思想本质上就是政治思想，学术上的讨论与批评，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政治批评。所以，用政治批评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同时，在当时所谓资产阶级思想还占据学术界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的势力还很有限，如果真的用自由讨论的学术批评方式，未必能达到预计的目标。这样看来，对《武训传》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信号：中国共产党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仅仅靠自由讨论的纯学术方式是不够的，必要时会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对待学术思想问题，以便于占领学术阵地。这样看来，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问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采取一涌而上、无限上纲、不容分说的做法，把当时的批评搞得“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也并不令人惊奇。这仅仅是开始而已。
    尽管如此，还不能过高地估计《武训传》批判的影响，因为中国共产党还远远没有能力清除旧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此，郭沫若后来曾说：“三年以前进行的‘武训传’的讨论，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可惜那时没有把这一讨论广泛地深入到文化领域的各方面去，讨论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应该是继‘武训传’以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又一次暴露。”既然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没有得到清除，既然马克思主义尚未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更大规模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
    俞平伯是红学考证派的代表之一。1952年，他在棠棣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红楼梦辨》的删改增订本——《红楼梦研究》。这部著作，实际上是采用胡适实用主义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这一著作的出版，无疑向人们展示了这位胡派研究者的卓越成果，也证明其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在当时情况下，此书受到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无异于是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挑战。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急需确定的大势面前，俞平伯及《红楼梦研究》，无疑是一个挡车的螳螂，尽管俞本人是抱着一个学人的态度撰写、出版，但此书的出版本身，已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等闲视之。对此、郭沫若曾说：“俞平伯先生在三十年前要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本来是不足怪的事情。三十年前，像我们这些年辈而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们，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要算凤毛麟角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之所以成为了问题的，是他三十年来，特别是自解放以来，在思想、立场和方法上，都没有什么改变。”建国初期，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学术界影响巨大，“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一套研究方法，为众多学者接受。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要想在学术思想界真正立足，必须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和清除。
    《红楼梦研究》出版后，《文艺报》于1953年第9号的“新书刊”栏目中作了报道。1954年9月，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了俞平伯的学术观点。李、蓝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红楼梦》，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中的反封建倾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反对从单纯的艺术观点出发，认为俞平伯是非现实主义的唯心主义者。李、蓝两人的说理充分与否，尚待后论。但他们的文章能够击中要害的，或深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重视的，不是其学术研究的功底，而是基于两点：一是敢于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挑战的精神；二是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俞平伯研究方法的基本思路。
    在政治上极为敏感，注重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毛泽东看来，这正是“批俞清胡，”树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思想界指导地位的绝好机会。胡适的政治倾向已决定了这种争论的命运。这决不可能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一边倒”的政治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围歼战。导火线虽然是对俞平伯红学研究方法的批判，而真正的目标却是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最后所要达到的目标是，通过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清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政治、哲学、文化、学术等领域的深刻影响，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指导学术研究。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并附上李、蓝的文章，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泽东要用开展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有效办法，来发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毛泽东在信中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的这封信给这次批判运动定了性，把原来正常的学术争论拔高，变成了对俞平伯学术思想进行政治批判的群众运动。
    从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一批判虽使学术讨论很快成为群众性的政治大批判，对红学研究并未能真有多大的推动，但俞平伯所代表资产阶级那一套治学方法，及由此方法所得出的观点，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声名狼藉。一些过去的红学家，被迫或自觉放弃了这套研究方法，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红学，这是这场政治运动的预期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占据红学、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标志。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与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决战之序幕。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总决战——对胡适思想的总清算。
    胡适在政治上虽为战犯，但在中国学术界却影响巨大，被尊为中国学术界的“孔子”。郭沫若曾说：“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们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学术界对胡适政治上的批判早在建国之初便开始。1951年8月后，中国共产党为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学术界领域占主导地位，创建一套新的学术思想模式，开始进行对胡适思想流毒有计划有步骤地清算运动。首先从北京大学开始，法学、文学两院开展了对胡适思想问题的讨论，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系联合召开控诉大会，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他的朋友、学生纷起反戈一击，批判胡适的思想，上海高等中学周谷城也批判他。但此时的批判，是时弱时强，并未真正展开。
    1954年10日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一致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场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线，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引导青年正确地认识《红楼梦》。”中宣部副部长陆定一在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对陆定一的报告给予肯定，并指示照办。这样，由《红楼梦》问题引起的讨论，便发展成为对胡适为代表的旧中国学术思想的全面批判和清算运动。
    1954年11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题为《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的谈话，向学术界发出了批判胡适思想的号召。他认为，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发的讨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艺研究工、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12月2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向毛泽东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次日，毛泽东立即批示“照此办理”。
    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就这样在文化学术界开展起来了。从1954年12月至1955年8月，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200多篇胡适思想批判文章，中国科学院、文联、作协和主要高校都投入了批判运动。中国科学院和作协在当时拟订批判的九项内容，实际上是对胡适学术思想的九个方面的批判的分工。胡适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十个方面的影响，除了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外，还有文学史观点、哲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艺术性、“红学”的人民性、禅宗史观点，这就是所谓胡适的“十大罪状”。
    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批判，在当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因为胡适那套资产阶级治学方法，在学术思想界影响相当深广，不彻底批判胡适的学术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体系就无法树立起来。胡适的学术思想，决不是临时组织一些文章所能根本批倒的，但这次批判胡适思想的意义在于：在这十个重要的学术领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明了一套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明白地告诉人们，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哪些是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是根本错误的，而唯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胡适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被肃清和批判，使更多的学人放弃了对胡适的学术崇拜，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权威。
    这一斗争运动，持续时间较长，是建国以来较系统的一次批判运动。这次批判的真正目标，是扳倒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学术界的权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发起的这场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达到了预期目的。
                                      三
    在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在学术思想界又发起了对梁漱溟、胡风思想的批判，其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政治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确立在学术思想界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胡风是当代中国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流派，但却与毛泽东、周扬为代表的延安文艺派颇为不同。据周扬说，他们的分歧在于：“我们强调对于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作家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作品应当表现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题，应当创造人民中先进的正面人物形象，强调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重要性和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也是胡风先生所历来反对的。”
    胡风的文艺思想，随即在其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中作了充分表达。这个《意见书》，主要为反对林默涵、何其芳于1953年写的两篇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而作的。胡风在《意见书》中，把林、何文章中的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革命斗争题材等五个理论问题的观点，比作是放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是宗派主义的理论，这五把刀子扼杀了文艺创造与现实结合的生机。而实际上，林、何的这些观点，是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申出来的，胡风对林、何的批评，实际将自己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胡风的文艺思想，名为反对林、何，实则所针对的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倘若仅是文艺理论上的分歧，靠学术讨论一辨真伪，倒也罢了。但值此之时，胡风如此公开地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对于急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思想界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多数人看来，毛泽东文艺思想，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而胡风的文艺思想虽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流派，但与作为主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相左，无疑是阻碍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思想界指导思想的一股强大势力，因此，在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时，中国共产党很快意识到，不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不仅不能使马克思主义派内部团结，也无法真正地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学术思想界的主导地位。
    由此看来，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同时，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必然的。但胡风毕竟是中国文艺理论界有影响的代表权威，一名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仅仅是一般性的批判，决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样，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便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采用了政治解决的办法。其策略就是首先在政治上打倒，然后才在学术上批臭。正是在这种策略指导下，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便显得更加猛烈，更加残酷，也决定了胡风的命运要比一般的资产阶级学者更悲惨。
    实际上，在批判胡风运动中，确实采取了这样的步骤：先在政治上打倒胡风，寻找了一系列罪证，说明胡风一贯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然后将其文艺思想合乎逻辑地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这样，对胡风的批判，一下子就上升到非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政治问题。1955年5月，当《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后，胡风等人又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接着胡风等人被捕入狱，成为政治上专政的对象。既然政治上反动，那么学术思想上自然就是谬误的。这样，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革命专政手段，在清肃了封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学术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后，压制并打倒了可以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的一个强有力的文艺思想派别——胡风派文艺思想，从而在中国学术思想领域中，取得决定性的、历史性的胜利。毛泽东文艺思想，自然成为中国文艺思想界唯一正确的思想。
    总之，在建国初期的历史转折时期，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学术界思想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范式，而要建立这样的学术新范式，就必须对旧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肃清。这样，对《武训传》、俞平伯、胡适、胡风学术思想进行的批判，是中国共产党学术思想统一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完成由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向新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历史性转变的客观要求。在这个基本前提确定后，所剩下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手段来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为了完成这项历史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仅仅通过“纯学术”的自由讨论方式来实现，不得不、也不能不将它视为现实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采用政治批判的斗争方式来完成。这些批判运动，应该视为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消灭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战胜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场决战，是建国初期学术思想领域的“三大战役”。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是在学习唯物主义和批判旧学（封建、买办、法西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中确立的。
    为什么学术批判必须用政治斗争的方式？在决定对各种封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后，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学术争鸣，来战胜各种思想上的对手，确立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不是更令人信服吗？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采取政治批判的方式，除了自身在学术领域的陌生、不善于用学术讨论的方式等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思想上的原因：在当时许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是探索科学的行动指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其他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唯心主义，就是形而上学，都是谬误的。这样，用马克思主义来代替之，便是顺理成章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史一再证明，这种与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决裂的最彻底的革命理论，始终是在与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而强调革命的斗争性，矛盾的斗争方面，又始终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用政治批判的方式，来完成马克思主义代替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的历史性转变，不是顺理成章的吗？更况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政治是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及学术思想，自然都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及学术领域的批评，也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在这种政治本位意识支配下，中共采取政治批判和政治斗争的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取代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历史任务，也是毫不奇怪的。
   （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