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的历史运动中去感受伟人——听李捷同志报告有感

在具体的历史运动中去感受伟人——听李捷同志报告有感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认识大概也是如此。当时间的长河把个人的情隙和恩怨洗去之后，当历史的风雨把各种尘土和浮云袭走之后，历史发展的脉络、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历史链条上的位置就会慢慢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李捷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的学术报告《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紧紧把握历史发展这个线索，运用历史还原的方法，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
    关于经济建设，李捷同志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28年的探索和成就。这主要包括“一五建设”以及“论十大关系”对我们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随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中国开创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大跃进”、 “三线”建设，这里有一条很清晰的线索。
    “一五计划”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意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某些模式，要避免苏联得感冒，我们打喷嚏，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这种决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可能要付出代价，任何一个决策没有代价是不可能的。而且，选择的目标取向越高，它的风险也越大，付出的代价必然也越大，这是成正比的。我们后来在现代化、工业化这条道路上虽然跌了很多的跤，但是这种探索的成就是巨大的。
    这种选择，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基本上还是成功的。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从什么都不能造到基本上都可以造。这对于所谓毛泽东不懂建设、兴趣也不在建设，对于所谓“崩溃边缘”做了很好的回答。
    对于“文化大革命”，同样也是放在历史发展的环节上来考察。1945年，黄炎培提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共产党人靠民主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的多次整党整风，到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发动党外监督，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反右斗争以后，毛泽东对民主问题有新的认识，就是“大民主”，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职能；1959年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60年代的“中苏论战”和“反修防修”，直到“文化大革命”。这里同样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并贯穿着一个主题：怎样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怎样保证党不变色。对此，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搞一种反对修正主义的演习，以锻炼群众，如果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老百姓可以通过“大民主”的方式起来造反。
    勾画这样一个历史线索，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很有益处的。对于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必须认真地去分析和思考，发现是否有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和合理的成分。这比简单地去否定、拒绝它，甚至把它脸谱化、简单化更接近科学和真理。
    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如何保证党的性质不变质。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和劳动群众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才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称号、她的光荣和理念。“文化大革命”使我们了解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探求这一历史课题的历程中，在探求人民民主的历程中，我们走了怎样的一条道路和进行了怎样的探索。怎样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理论工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按照历史纵向发展的逻辑来分析问题，必然要求分析矛盾的运动和转化，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李捷同志把这一辩证法原则的具体运用叫做历史还原法，他说，在我们研究一个问题、一个概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用现在的事来判断当年的是与非，用今天的观点来判断当年，而是要尽力把握当年这些领导人每天生活其中并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
    正是在这一方法下，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的许多选择，如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化道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经济建设中的独立自主等等。
    选择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来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化，从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时来说，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实际上就是选择苏联道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了我们在现实中很难避免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起家的本领，更没有先进的技术，当时西方对我们是封锁，包括对先进技术的封锁。不仅如此，而且还制裁我们，甚至想侵略我们，希望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所以我们只能取之于苏联为首社会主义的阵营，找到可以团结和依靠的力量来对付强大的敌人。同时，这种选择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关。当时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走苏联的道路，就像当年在探索出井冈山道路之前，认为中国要搞无产阶级革命，就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以，在那个时候，包括“一五计划”的制定，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具体原因。
    在“一边倒”的同时，毛泽东没有忘记不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成为别人的附庸。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我们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全都仰仗于西方列强，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的经济盘剥和政治欺压。新中国成立了，独立自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她的题中之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只有你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后，你才有可能在自己国家独立主权的情况下，去向世界敞开国门，平等地打交道。否则，进来的是强盗，而不是朋友。
    对于历史人物的作用，李捷同志有个生动的比喻，即四两拨千斤的关系。一个伟人在历史的关节点所起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历史伟人必须要在历史所造就的历史脉搏上跳动，才能够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基础的东西还是历史脉搏的跳动。各种历史人物只是相应社会力量的表征。
    李捷同志的报告通篇贯穿着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毛泽东新中国探索这一历史过程，生动地体现了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的关系问题。
    历史有不可选择的一面。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既定的历史前提下创造。人们不可能自由选择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自己的文化传统等等。
    但是，历史又有可以选择的一面。这里的原因在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多种可能性。究竟那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固然取决于客观条件，同样要看主观努力。列宁说过“……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列宁选集》第1卷，第3版，第441页）
    人的选择行为面对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历史事实是不可选择的，而是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在历史观中谈论选择，只能是“假设”、“如果”，而不是历史事实。1931年斯魁尔主编的《如我们的历史经过重写》由许多著名历史学家执笔，内容是关于历史上的事件可能演变的推测。它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假设论。我国同样也有，比如，如果太平天国胜利历史就会大倒退，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而实行改良，中国就会如何如何。对毛泽东的研究也有很多“如果”，这里谈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假设。假设不是人的行为选择，而是一种历史观，是历史学家或历史看客的一种价值观念，一种要求和愿望，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
    人的选择行为面对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当下与之发生联系的现实中的诸矛盾及其运动趋势。对未来不是选择而是预测，即分析矛盾运动变化。毛泽东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面临什么样的矛盾，怎样分析矛盾、把握矛盾、解决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怎样在历史的脉搏上跳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才是我们研究、理解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关键。
    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档案材料也会逐渐解密，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研究也一定会更加深入，更加接近客观真理。这项研究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