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一个有待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唯物史观的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2001年9月20日—10月19日）
路 山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如同对待任何武器一样，对唯物史观也有一个能不能正确应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里还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正确了，才能应用得正确；方法不正确，再好的武器也不会有好的效果。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应用唯物史观呢？笔者最近读到了恩格斯的一个论断：“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三卷第691—692页）。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对这个论断，对这个原理，我们的理论界似乎还没有引起应用的重视，进行深入的系统的阐发。
读到这个论断，对笔者来讲，则别有一番感受。因为，我经历了——
一场未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争议
2000年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我因递交了《坚持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一文而被邀请参加，此文长约17000字。17日下午，在会议结束前，我被指定作限时20分钟的大会发言。由于文章比较长，我拎出了20个观点讲了一下，其中有：
“历史辩证法是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历史领域得出的必然的逻辑结论，是与历史发展机械论相对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如果我们只讲历史唯物论而不讲历史辩证法，那是难以驳倒社会历史发展机械论的。而如果我们驳不倒社会历史发展机械论，那么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就站不住。”
“要解释清楚这一点，要驳倒‘资产主义不可逾越’论，或者说要论证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在历史发展逻辑上的合理性，只有借助于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
“从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角度看，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这样的‘高度发展’只能由社会主义来承担，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早产和过错，而是封建主义特别是殖民主义的罪恶──是这种罪恶造成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面结果。”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否则，就会偏离或违背历史唯物论，社会主义就会在中国站不住脚！然而，同样需要重视的是，生产力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其中充满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矛盾运动，是‘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矛盾运动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和运动是统一的，‘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如果说辩证唯物论阐明的是运动的物质的形态，那么，唯物辩证法阐明的是物质的运动的规律（法则）。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物质和运动相统一的原理，我们似可把这种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相统一的历史观称之为‘辩证唯物史观’。这样，才不但与历史唯心论，而且与历史机械论划清界线，实行决裂，把它们从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中都清除出去。”
“1989年11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反对形而上学，努力学习辩证法，深刻领会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这一‘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示。”
发言以后，我即临时离开会场。在返回会场途中，有个与会者见了我说：“接下来发言的同志不同意你的观点，对你提出了批评。”我不禁一怔：“是吗？他怎么说？”“他说，驳倒‘不可逾越’论，只要历史唯物论就行了，讲什么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还提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辩证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历史唯物论，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大意）这位我不知名的与会者不无感慨地说：“你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读得太少了。”返回到会场门口时，又有两位我不知名的与会者同我交谈了起来，他们也认为，历史唯物论包括了历史辩证法；你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读得太少了。在吃晚饭时，我与一位熟悉的与会者谈起了这件事。我说：“要是我发言时读了全文，他们就理解了。”他回答说：“那更糟糕！”在这样的一片否定声中，也有几位与会者表示了肯定，说我讲得好，有新意，有创新，至少提出了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马列原著我的确读得不多。我没有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大专文凭也是通过自学于四十多岁时才拿到的，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读初中时学习《矛盾论》开始，结合研究了体会了四十多年。参加这种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与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们一起研讨，只是近年来包括这一次在内一共两次。这种“学历”，既使我在理论上根底不深，积累不厚，又使我较少框框，能提出一些新见解。这一次提出的这个“新见解”遭到一些学者的否定，也在情理之中，“百家争鸣”么。可惜的是，由于时间限止，没有展开必要的“争鸣”。
回家以后，我一面挤时间研读马列的原著，一面继续思考着这场没有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争议：历史唯物论真的包括了历史辩证法吗？若是，那为什么有两个概念呢？如果历史唯物论包括了历史辩证法，那么辩证唯物论当然也包括唯物辩证法了，但为什么也有两个概念以至两类著作呢？如果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是一回事，那么，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也可以说是辩证唯物论的三大规律了——这在理论上逻辑上说得通吗？啊，这个问题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带有根本性的认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共产党人全部理论的基础。这个问题太重大了也太重要了。
读到恩格斯的这个论断，我不由自主地进一步作了深深地思考——
为什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应用
“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出自1882年9月21日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第六段。这一段主要回答“这样的读者”的“奇怪”：为什么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即在该书中要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对这个论断，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的注中作了如下的修正和补充：“‘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紧接着这个“论断”，恩格斯的思维由此及彼，提出了本文开头引述的论断：“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在这个论断中，恩格斯嵌入了“及其”一词，它表明这个论断不仅仅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特别应用”，还蕴含着其他。从上下文的联系看，这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指它的“应用”，也指它的“产生”；不仅指它的“特别应用”，也指它的“一般应用”。如果专指“特别应用”，即只有用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才需要“借助于辩证法”，而用在对人类历史的一般考察上就不需要借助于辩证法，那就不具备理论的彻底性，也有违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个“论断”中，恩格斯用了“只有……才能”的句式，把话说得很“死”，确认“借助于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产生”和“应用”的必要条件──不借助于辩证法，唯物史观既“产生”不了，也“应用”不了。
上述的语法和逻辑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恩格斯的原意的。
那么，为什么唯物史观的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呢？恩格斯在这里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这需要我们后辈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历史的发展加以深入地探讨和总结。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因为唯物史观的产生是借助于辩证法的。既然唯物史观的“产生”借助于辩证法，那么，它的“应用”当然也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表明了这一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不是一回事而是两回事，前者是后者得以“产生”和“应用”的必要条件。
第二，唯物史观是由一系列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国家革命、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观点组成的，是由这一系列的观点组成的严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尽管由于辩证法的介入，这些观点和这一体系充满着逻辑辩证，但它不等于历史发展的本身；而历史发展的本身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充满着辩证的矛盾运动，充满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辩证的矛盾运动。由于事物的矛盾各各特殊，因此这种辩证的矛盾运动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不是简单重复的而是波浪式和螺旋式发展的。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发展本身，如果不借助于辩证法，要正确地应用唯物史观，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就方法论而言，不是借助于辩证法，就是借助于形而上学，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借助于形而上学，就会变成机械的唯物史观，而机械的唯物史观面对充满着辩证的矛盾运动的历史发展，不是寸步难行，就是到处碰壁；既不可能正确地解释人类的历史，更不可能用于正确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胜利。
第四，“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证明了只有借助于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克敌制胜的武器。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例，革命前，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竭力反对列宁提出的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理由是社会主义革命应当从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开始，而俄国工业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论调，从表面上看，应用了历史唯物论，但是机械地应用历史唯物论。列宁则不同，他“借助于辩证法”，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生产力条件和俄国当时工业发展的水平、社会主义革命与工人阶级人数等辩证关系；分析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相互关系及其一致的革命性；分析了俄国当时所处的国际背景，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落后和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它变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由此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很可能在这里发生，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结论。实践证明列宁是正确的。倘若列宁不是借助于辩证法，而是也机械地应用历史唯物论，那么，二十世纪初叶就没有俄国十月革命这回事，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能至今还没有一撇。这样，当然也就谈不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也就不会形成列宁主义。
第五，唯物史观如果不借助于辩证法而借助于形而上学，那么就无法解释许多历史现象。例如，作为封建社会，中国在明清之际的生产力发展为世界之最，或者说最发达，但是，此时首先突破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尔后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却不是中国，而是生产力没有中国发达的西欧，这是为什么？再如，作为资本主义，近现代欧美的生产力远比俄国发达，但首先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却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前者至今还是资本主义，而且日子过得还不借，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这又是为什么？这样讲，绝不是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变革的唯物史观，而是说在应用唯物史观时，必须借助于辩证法——唯有借助于辩证法才能使这些复杂的历史现象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
唯物史观的应用怎样“借助于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它阐明了物质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的统一体。唯物辩证法包括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及若干范畴，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其他规律和范畴都可以用对立统一规律加以解释和说明，或者说它们各各都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因此，“借助于辩证法”，虽然从完全意义上讲要借助于辩证法的全部，但从主要的意义上讲，是“借助于”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
然而，矛盾规律的内涵又是很丰富的。按照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的论述，其中包括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斗争性等等。矛盾规律的内涵如此丰富，我们怎么“借助”？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共性、绝对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个性、相对性）以后，有这样一个论断：“这一共性个性、绝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笔者认为，由于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因此“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似可说也是辩证法的“精髓”。
这一“精髓”告诉我们：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否认了事物的矛盾就否定了一切。矛盾既有共性绝对性的一面，又有个性相对性的一面；在一定场合下的共性绝对性在另一一定的场合下变为个性相对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下的个性相对性在另一一定的场合变为共性绝对性；共性绝对性寓于个性相对性之中，个性相对性中包含着共性绝对性。共性绝对性与个性相对性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条件性。共性绝对性即无条件性；个性相对性即有条件性──时空条件不同，事物矛盾的质与量也不同。这样的道理，贯穿于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维的矛盾运动辩证规律的反映和概括。
“借助于辩证法”，核心是借助于这个“精髓”。唯物史观一旦借助于这个“精髓”，就能正确地合理地解释许多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就能正确地有效地应用于“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能成为我们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手中的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
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原理。这个原理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力是永久的最终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并且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因此，“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二卷第33页）对这个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原理，如果我们党机械地应用，那么，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出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只能等到生产力发展到比今天的资本主义美国更高的水平以后──这也许还要等上若干百年。然而，我国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实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怎么解释？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违背了历史唯物论，但实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在起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我们党“借助于辩证法”应用历史唯物论的结果。
在辩证法看来，上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论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即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也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矛盾运动的个性相对性。在咱们近代中国，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侵略，历史发展的次序也会先由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出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然而，偏偏在十九世纪发生了西方殖民主义强盗入侵这个“矛盾的特殊性”，它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打乱了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正常次序”，也断绝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历史之路。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根据这样的国内外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的特殊性，我们党制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的总战略，并且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以贯之地实行这个战略，历尽千难万险，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比较领先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倘若我们党只讲人类社会发展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不讲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矛盾运动的个性相对性，即不借助于辩证法，今天的中国很可能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挣扎。
那么，这样“借助于辩证法”，有没有违背历史唯物论呢？没有。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的个性特殊性中，包含着历史唯物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包含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系列的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我国已有若干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即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成份，产业工人达200多万，而且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仅1914年至1919年5月间，罢工就达100多次。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以及工人阶级的数量和工人运动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存在，也就诞生不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也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跃入社会主义。重要的是，由于事物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总是寓于一个个矛盾运动的个性相对性之中的，没有一个个矛盾运动的个性相对性也就无所谓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因此，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只能走这条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独特的道路，历史也证明，走半殖民地半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怎么走也走不通的。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和悲哀，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飞跃和幸运。而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决定了这种曲折与飞跃、悲哀与幸运总是相伴而行，相反相成的。
但是，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顾历史时，不能不看到，我们党在借助于辩证法应用唯物史观推进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发生过明显的失误，或者说存在着理论上的不彻底性。这就是在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没有很好地制订和贯彻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性表现为我们没有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好“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这一“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专注于个性相对性，忽视了共性绝对性。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虽然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道路具有自身的矛盾运动的个性相对性，但是，这种个性相对性中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而这种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是必然寓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的个性相对性之中的，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要反对以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否定和排斥矛盾运动的个性相对性，认为只有搞了资本主义才能搞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以矛盾运动的个性相对性否定和排斥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认为搞了社会主义就应当一概排斥资本主义——这两者都是违反辩证法的。从正面讲，我们既要着重地把握矛盾运动的个性相对性（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原则和方向），又要恰当地把握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批判地继承、吸收、利用资本主义以及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既要充分认识矛盾运动的个性相对性中必然包含着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又要充分认识矛盾运动的共性绝对性不是独立在外而是寓于矛盾运动的个性相对性之中的。这是完整地准确地借助于这个“精髓”应用历史唯物论的四个层次、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层次、任何一个环节有所忽视，那就会产生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即片面性，从而导致实践上的失误。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借助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这一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应用历史唯物论，我们就能依据对立统一这一根本规律，从总体上——包括理论的总体和实践的总体上比较正确地遵循历史发展所固有的物质运动的辩证逻辑和辩证规律，我们党的事业就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同样，借助于这个“精髓”应用历史唯物论，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生产力比中国欠发达的西欧首先突破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资本主义革命，为什么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欧美至今还是资本主义而生产力欠发达的俄国、中国等却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出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无他，这是由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的个性特殊性决定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不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是各各不同的，正如虽然人人都有头有脑有五官躯干四肢，但每个人的面孔、长相、性格脾气各各不同一样。这种各各不同的矛盾运动的个性特殊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是不平衡的，决不会像数学上从“个”到“十”到“百”到“千”到“万”那样规规矩矩地依次排列，也决不会像出土三尺的竹节那样长短一致、匀称有序。这种不平衡性是绝对的，平衡性只是相对的。
从世界历史看，如果说中国的封建主义是高山，资本主义是丘陵，那么，西欧的封建主义是丘陵，资本主义是高山。正因为西方（包括西欧和北美等）的资本主义是高山，所以东方中国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丘陵。正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丘陵，所以才比较容易地翻越，首先攀登社会主义高山；正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是高山，所以才比较地难以翻越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天地。这种社会历史发展形态上的你高我低，你长我短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对的不平衡性，而高低长短的数学之和又是一种相对的平衡性——绝对的不平衡性寓于相对的平衡性之中。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由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这一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具有时空上的极大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因此极难完整准确地把握。但是，对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我们共产党人来讲，又必须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以使我们的事业发展较为顺利，较少失误。
以上，仅仅对借助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这一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应用唯物史观作了一些简单的分析和阐发。虽然抓住了“精髓”，但远不是借助于辩证法应用唯物史观的全部。对这个“全部”的分析和阐发，即可形成一部历史辩证法。这方面，我们的理论界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似不完整、不系统，有待于取得共识和继续努力。
最后，让我们还回到本文开头的那场“争议”上来。
通过上述的进一步的思考，笔者认为，既然唯物史观的产生和应用都“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既然不借助于辩证法既产生不了也应用不了唯物史观，那么，在历史观上，我们应当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在这里，如果说历史唯物论是螺轴的话，那么，历史辩证法则是螺牙——螺轴和螺牙的统一，才能钻透万物和连结万物。由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应当是辩证唯物史观，它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既不同于历史唯心论，又区别于历史机械论。确立了这样的历史观并且用于观察历史，指导现实，预测未来，才能既不陷于历史唯心论，又不陷于历史机械论，从而比较完整准确地按照历史发展所固有的物质运动的辩证逻辑和辩证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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