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辩证论
（2002年5月5日—— 2003年12月11日）
路 山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方针。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总编采访时说：“我们新一届领导通过抗击非典型性肺炎这场疾病，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注意协调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新华社2003年11月24日电）温家宝总理讲的这个“启示”，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的一个注解。它启示我们，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虽然至关重要，是一切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者从哲学上说，经济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的作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由此，也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的作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就涉及到如何认识和把握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问题——是形而上学地认识和把握，还是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本文结合历史，联系现实，就此发表一些浅见。
一、一部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发展史
从来没有遵循形而上学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我们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指南，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石。如同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样，对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见解。这里先说形而上学的见解。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00页）以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就把这种决定作用简单化、绝对化，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普遍联系的发展变化的极其复杂的矛盾运动。在这种观点看来，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那么，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就进化到什么程度，两者应该是完全同步的；在这种观点看来，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那么，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没有经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是不能搞社会主义的；搞了社会主义也应当倒退回去，从先搞资本主义开始……
近百年来，这种对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的形而上学的见解，成为一些人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思想武器。他们用它反对和抵制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和抵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和抵制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历史结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随着苏联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这种对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的形而上学的见解又一次泛滥起来。这种见解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证实了十月革命的“早产”和“先天不足”；这种失败“是落后的俄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而必然导致的失败”。按照这种见解，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们搞的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是必然的合理的；按照这种见解，地球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必须首先在美国进行和在美国出现，因为它的资本主义最发达；按照这种见解，在美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谁也不能先进行和先进入，因为你们的资本主义都没有美国那么发达；按照这种见解，20世纪地球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出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都是偶然的和不合理的，迟早都得像苏联一样，倒退回去，先搞资本主义。总之，在这种见解看来，由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永久的最终的决定力量，因此，迄今为止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待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不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都应当像数学上的个、十、百、千、万那样依次排列，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都应当像出土三尺后的竹节一样，匀称有序，既不能此长，也不能彼短。
然而，一部错综复杂的波浪式前进的螺旋形发展的人类社会史，从来没有遵循这种形而上学的逻辑；换言之，这种形而上学的见解无法解释错综复杂的波浪式前进的螺旋形发展的人类社会史。别的不讲，明王朝及其之前，我们中国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科技上，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清王朝又出现了历时130多年的“康乾盛世”，经济总量是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我们中国不但没有首先突破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相反老是在封建主义社会形态中昏睡；而生产力远没有我们发达和经济总量远没有我们庞大的西欧，却首先进行资本主义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且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强盗式地对外扩张，把我们中华民族打了个落花流水，使我们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之中。要合理地解释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要对过去的和未来的人类历史发展作出合理的说明和预测，形而上学的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论是不行的，必须付诸辩证的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论。
二、生产力极为发达而历史沉淀特别厚重
整个社会也只好在坚硬的外壳中昏睡
在辩证法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运动，是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形发展的矛盾运动。在这个矛盾运动中，虽然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决定作用既是普遍的绝对的，又是特殊的相对的，前者寓于后者之中。
说普遍的绝对的，是说古今中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其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然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事物的矛盾各各特殊，古今中外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千差万别，因而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所起的决定作用也就各各特殊，亦即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例如，上面提到的“康乾盛世”，经济总量是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农作物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作坊逐渐增多，分工进一步精细。市场也有了进一步发育，人均商品流通值为银1.5两。对外贸易急剧增长。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包括毛织品、金属和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从中国运出的茶叶的一项。城市也有很大发展，在全世界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10个城市中，中国就占其六。在科学技术方面，清王朝初期，戴梓就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所有这些生产力的经济的科技的发展和进步，都没有成功地为中国开辟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反，由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故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把这些资本主义的物质的经济的科技的因素都扼杀在摇篮中。他们把工商业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符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戴梓的发明不但没有被采用，当权者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诺大帝国，一潭死水，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在这里严重受阻。而几乎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西欧特别是英国，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最终改造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革命成功后的西方资产阶级，用大炮轰开了东方老大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力之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决定作用，在具体的时空范围内是有条件的，亦即相对的，不是无条件的，亦即绝对的。最主要的条件是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适应不适应。上层建筑又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又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归根到底看生产关系适应不适应。倘若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是阻碍甚至扼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那么，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就与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不协调、不同步──尽管生产力很发达，经济很繁荣，但整个社会发展的脚步却在某一历史点上滞留。而这种不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一般地说，源于历史的沉淀。历史沉淀的厚薄重轻，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的发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由于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至“康乾盛世”，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历史沉淀特别厚重，成为束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极其坚硬的外壳，靠自身突破极其艰难和缓慢，整个社会也就只好在这个坚硬的外壳中昏睡。相反，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历史远比我们中国短，历史沉淀也远比我们中国轻薄，因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比较容易地突破封建主义的外壳，狂飚突进式地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历史的进步。
三、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
但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
世界上最早突破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是英国。这个革命分为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产业革命。如果按照形而上学的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论，那么，应当是产业革命在前，政治革命在后——待产业革命完成并促进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才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是，历史的进程并非如此。在英国，早在1640年，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推翻查理一世王朝的政治革命，而产业革命则在一个多世纪以后。“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2页）直到1769年，瓦特才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才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才开始用蒸汽机作动力，产业革命才蓬勃地展开。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早在1688年就以所谓“光荣革命”为标志而结束了。
这种历史过程是不是违背了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论呢？没有，只是由于普遍的绝对的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总是寓于特殊的相对的具体的时空之中的，因而呈现了复杂的亦即是辩证的逻辑过程。
首先，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生产不断增长，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竞争的结果，小商品生产者队伍发生分化，少数人变成资本家，多数人沦为无产者。而“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273页)这种革命因素的迅速发展，其结果是直接导致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政治革命。其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要巩固、要发展，甚至资产阶级要生存下去，必须进行生产力革命，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同上，第275页）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必然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换言之，生产力的大发展必然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这一点，已为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的英国的产业革命所证实。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普遍的共性的绝对的东西，总是寓于一个个特殊的个性的相对的东西之中的，除却一个个特殊的个性的相对的东西，也就无所谓普遍的共性的绝对的东西。因此，这种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的发挥所呈现的复杂的辩证的逻辑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普遍规律。对此，毛主席作了极其精辟的概括：“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1页—132页）“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上，第132页）
由此观之，形而上学的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论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那种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以至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早产儿”、“先天不足”的论调，那种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落后的俄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而必然导致的失败”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事物发展的辩证逻辑是无穷的，社会发展的辩证逻辑是无尽的，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的发挥的辩证逻辑过程是无穷无尽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辩证逻辑过程远没有结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辩证逻辑过程还处于开始阶段。在这种辩证逻辑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存在着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来讲，找准这种矛盾的特殊性，从而制订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生死攸关的首要问题。我们党通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总体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条基本路线，既依据历史唯物论，又符合历史辩证论，体现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论的统一。
“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地扎根于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永久的最终的决定力量，这是普遍的绝对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没有经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因此，面临着追赶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双重的历史任务。不追赶，尤其是不超越，社会主义就体现不出优越性，就建不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会在历史上站不住，就会最终倒向资本主义。经济建设是生产力发展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党全国的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发展生产力。
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有其世界历史形成的社会矛盾特殊性。就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26页）可惜的是，在“康乾盛世”及其以后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中华民族已不能自主了，由不得自己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与世界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联体互动了。先行进入资本主义的西方列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疯狂的殖民侵略和殖民战争，断绝了中国由封建社会缓慢地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的”历史可能性，中国历史发展的次序变成了封建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全部的中国和世界的近现代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重新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为此，党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必须坚持包括“坚持社会主义”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中华民族实现光明前途不重蹈历史覆辙的保证。
然而，这只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特殊性的一个侧面，它还有另一个侧面。这另一个侧面是，尽管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生产力远没有资本主义发达；尽管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可以超越，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不能超越；尽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但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而资本主义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在摸索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伟大的成果。二战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或曰经济的发展，日益全球化。在这种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要想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除了主要地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以外，还必须积极地充分地借鉴、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就需要实行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为此，党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坚持改革开放”，使之成为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对应的又一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可谓吃透吃准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坚持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语）
但是，社会生活的辩证逻辑是极其复杂的，其展开的过程是无穷的。如何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三者在社会实践中辨证地统一起来，并不容易。“两个基本点”之间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实践表明，如果把握得好，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给极大的推动力以经济建设；如果把握不好，两者相互排斥，影响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或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之间也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搞得好，两者相辅相成，同步前进；搞得不好，两者相互排斥，相互影响。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初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发出告诫：“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这一告诫清楚地表明，经济发展或曰生产力发展对于社会全面发展的决定作用既是普遍的绝对的又是特殊的相对的——普遍和绝对寓于特殊和相对之中。为此，我们对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应当从普遍的绝对的和特殊的相对的两个方面上把握，从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上把握。如果我们只看到普遍的绝对的一面而看不到特殊的相对的一面，我们就会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这样，尽管生产力快速发展了，但不能相应地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近些年之所以出现“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从思想方法上找原因，就是由于这种机械唯物论的影响。反之，如果我们只看到特殊的相对的一面而看不到普遍的绝对的一面，我们就会犯历史唯心论的错误，就会在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根本方针上发生动摇，这样，经济发展或曰生产力发展就会缓慢以至受阻，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就失去相应的物质基础。这是我们需要防止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20页）我们要辩证地从而是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之间关系，必须弄懂这个“精髓”。
五、任何事物都有正负两重性
生产力发展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也不例外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生产力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但是，自然界对于人类的这种改造不是甘心情愿、乐意接受的，它要愤怒，它要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83页）
这种人类的胜利与自然界的报复，千百年来一直在进行，于今尤烈，以至今天人类面临六大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危机、气候反常、人口爆炸。这六大问题除第五个大问题外，完全源于人类社会物质资料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再生产；第五个大问题也与人类社会的活动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候，对自然界的改造和胜利是微不足道的，自然界的报复当然也是极其轻微的。当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人类能移山填海、上天入地的时候，对自然界的改造及其胜利就伟大辉煌，自然界的报复也就相应地巨大强烈。这种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这种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伟大辉煌的胜利，一方面使人类社会加速发展，日新月异、五光十色、万紫千红，另一方面又使人类社会因遭到自然界的巨大强烈的报复而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笼罩阴影。全球的森林面积已由人类历史初期的80亿公顷减为现在的28亿公顷，而且现在仍以平均每年1100万公顷的速度在减少。按照这个速度，不用50年，地球上将只有人类了。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了，由原来的每年一种加速到每小时一种。人类所患的多种癌症，80％由化学药品造成。全球每年增加的垃圾量有100亿吨，其中3—5亿吨为危险废物。而全球拥有的核武器的能量，可以把全人类毁灭多次！由此观之，生产力的发展之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把双面刃，具有明显的正与负的两重性，这叫“福兮祸所伏”，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逻辑。
生产力的发展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有正有负、有功有过的两重性，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主要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本质和资产阶级穷奢极欲的消费方式决定了他们一开始就对大自然只疯狂地掠夺而不加保护。只要自己快快发财，哪怕寸草不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开垦荒地和牧场，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以至欧洲国家出现了无林业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愈是高度发达对大自然的掠夺愈是残酷愈是剧烈愈是深化，并且把这种掠夺推向全世界。今天，全世界的森林面积之所以减为28亿公顷，全人类之所以面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危机，气候反常之类的大问题，在社会学的意义上，首先和主要地应当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美国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4％，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却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25％以上！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生产力的发展之于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这种正与负的两重性，是一种绝对地存在，与人类社会相伴始终。但是，事物发展的辩证逻辑又总是决定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的。作为宇宙间已知的最灵长的物质形态的人类，决不会因为生产力具有这种负面性而不发展生产力，相反，他们总会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扬正避负，以正克负，努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祸兮福所倚”，对此，我们完全可以持乐观的态度。但是，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谐的首要前提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而仅就这两种方式造成的那么多陷人类于困境的大问题而言，它们也是必须变革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而代之。“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3卷第323页）到那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比较完全地统一，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比较和谐地相处。
六、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
其一，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决定作用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石。这种社会历史决定作用既是普遍的绝对的，又是特殊的相对的——普遍和绝对寓于特殊和相对之中。由此，决定了这种决定作用的发挥是一个无限的辩证逻辑过程；我们对这种决定作用应当从普遍的绝对的和特殊的相对的两个方面把握，从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上把握，
其二，根据这一辩证逻辑，在经济发展或曰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上，我们既要看到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全面发展的决定作用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也要看到这种决定作用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倘若我们只看到其普遍性绝对性而看不到其特殊性相对性，就会陷入机械唯物论；反之，倘若我们只看到其特殊性相对性而看不到普遍性绝对性，我们就会陷入历史唯心论。这两者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从而是不能科学地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其三，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正与负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下表现得尤为突出。只有变革这种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而代之，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比较完全地统一，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比较和谐地相处。
2002年5月5日—— 2003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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