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
(2002年12月9日)
路 山
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共产党人带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唯物史观也是不断发展的，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由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由于这种矛盾运动是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因此，作为对这种矛盾运动的正确的反映和概括，唯物史观的发展必然是辩证的发展。100多年来，唯物史观正是这样发展的。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讲，正确地系统地科学地揭示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史，不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浅陋，仅以有限的理论视野对此聊作抛砖。
一、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完整的表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结束了唯心史观统治的局面。那么，什么是唯物史观？对此，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作了“简要地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二卷第32-33页）
列宁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这些的论述，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完整的表述”。（《列宁选集》1995版第2卷第423-424页）。近一个半世纪来，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人们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历史证明，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例，从16世纪到20世纪，尽管它已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三四百年，尽管它弊病丛生、病入膏肓，尽管在20世纪初列宁就曾预言进入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然而，由于“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它至今还没有“灭亡”，还在生存和发展。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十分顽强的，它科学地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二、“跨越论”、“借助论、“合力论”的提出
及其对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是哲学家，而且首先是革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和领袖，他们的哲学研究及其成果不是仅仅为了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用以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观察世界，改造世界，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在他们所作的理论批判中，先后提出了“跨越论”、“借助论”、“合力论”，推进了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
先说“跨越论”。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原有的农村公社日益遭到破坏。此时，围绕着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掀起了一场“俄国向哪里去”的大讨论，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辱枪舌剑，各不相让。1872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在俄国出版后，在俄国引发了一场争论：自由主义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强调《资本论》中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借以说明俄国必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合理性，而民粹派则主要强调《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强调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及其必然灭亡，来为自己的封建社会主义理论辩护。马克思通过和俄国革命家的接触以及对俄国的观察，认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当时的欧洲的唯一的国家，具有实行土地集体耕作和劳动组合的较多的有利条件，而且它还“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这些因素“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三卷第765页）他强调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如何使这种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呢？马克思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候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同上，773页）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合写的序言中对此又作了这样的论述：“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一卷第261页）
很显然，这里的“跨越论”与上述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完整的表述”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和两个“决不会”不完全一致。这种“不完全一致”说明什么呢？说明马克思主义逻辑混乱吗？不，这恰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在辩证法的意义上，“生产力决定论”和两个“决不会”讲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绝对性，“跨越论”讲的是这种发展规律的特殊性相对性，两者的结合和统一即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和辩证逻辑。倘若只讲普遍性绝对性，不讲特殊性相对性，那么，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就会像一、二、三、四那样机械地数学排列。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逻辑如同数学上加减乘除乘方开方微分积分的运算逻辑一样，充满着无穷的变数，亦即充满着无穷的特殊性相对性，从而充满着渐变与突变、停滞与跨越、前进与倒退、超前与落后以及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之间相互转化。一切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在提出“跨越论”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就指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三卷第765页）
接下来说“借助论”。1882年，恩格斯在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关系，提出了“借助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三卷第691-692页）
这个“借助论”的立论依据是什么呢？立论依据是：科学社会主义是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产生的“真正的成果”；换言之，倘若没有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仅仅掌握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是产生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精华。既然科学社会主义是如此产生的，那么，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也“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这是显而易见的，世界现代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倘若列宁不借助于辩证法应用唯物史观，倘若毛主席不借助于辩证法应用唯物史观，而拘泥于“生产力决定论”和两个“决不会”，是不能取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对恩格斯的这个“借助论”的学习和研究，笔者专门撰写了《一个有待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此处不作展开）
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最集中地体现在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上。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自命不凡，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教条，当成套语和标签到处乱用，竭力宣传“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唯物史观猖狂进攻，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否认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为此，晚年的恩格斯写了大量的书信，对此作了深刻而系统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四卷第695-696页）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在历史斗争的进程中，这一切因素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如果不是这样认识历史斗争的进程，那么，“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同上）在一定意义上，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可以说是各种意志和力的相互冲突。为此，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同上，第697页）
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从方法论上对保尔·恩斯特和保尔·巴尔特们的理论错误作了分析，同时也对马克思与自己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作了反思。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同上，705页）针对“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错误，恩格斯是这样反思的：“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同上，第698页）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是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的。这种发展是从正确地揭示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到充分肯定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发展；是从正确地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决定力”，到充分肯定社会历史运动的“综合力”的辩证发展。这种发展是在对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史观的批判和斗争中展开和实现的。由于有了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正确地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和辩证规律，才排除了愚蠢的形而上学，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三、“前提论”、“转化论”、“首先论”的提出
及其对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
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不但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在这方面，领导俄国革命的列宁和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作出了重大的理论开拓和精辟的理论概括。
十月革命前沙皇统治的俄国，基本上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军事帝国，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发达，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程度都比较落后和低下。按照上述马克思讲的“生产力决定论”和两个“决不会”，那时的俄国没有生产力条件和经济文化基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据此而竭力反对列宁提出的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响，俄国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政治上出现了有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形势。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列宁提出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前提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四卷第776、777、778页）这个“前提论”是不是违背了唯物史观呢？没有，它只不过对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或者说在当地的俄国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可以先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创造本该由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文明基础。事实证明，这一辩证发展是正确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功的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苏联，“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如果说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源于革命实践需要的有力的理论反诘，那么，毛主席对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则是源于革命实践的精辟的理论概括。在这方面，他先后提出了“转化论”和“首先论”。
1937年，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毛主席先后撰写和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实践和理论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对此，毛主席提出，这是机械唯物论的理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理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呢？毛主席回答，“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泽东选集》1991版第一卷第325-326页）毛主席在这里阐述的这种“转化论”，这种“一定条件之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等“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转化论”，与恩格斯讲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论，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正是坚持了这种“转化论”，亦即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他才领导我们党带领工人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尔后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变更了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实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跨越，相应地实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对这种“一定条件之下”的、亦即历史发展到革命关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相互“转化论”，毛主席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作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提出了“首先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2页）他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上）他举例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发展起来。”（同上，第131-132页）
行文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简要地表述”，不禁深深地感到，100多年来，唯物史观在理论上有了多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辩证的发展，是不断批判、排斥历史机械论的辩证发展，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论相统一的发展。
四、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论的统一
━━坚持辩证唯物史观
哲学中的辩证法如同化学中的氧原子一样，很活跃。它既可以与唯物论结合，构成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也可以同唯心论结合，构成辩证唯心论和唯心辩证法，如黑格尔哲学者流。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同后者的结合，并不因同前者的结合——并不因为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发展、胜利而成为不可能。为此，倘若我们把握不准，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很可能发展成辩证的唯心史观，即犯唯心论的错误。例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而不是在“一切条件之下”的。不注意这样的区别，把“一定条件之下”变成“一切条件之下”，就会犯唯心史观的错误，就会否定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为此，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有一个“唯物回归”的问题，有一个“一定条件之下”向“一般条件之下”转换的问题。具体说来，当革命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对于原本生产力水平不高、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跃入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讲，尤为重要；否则，就会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上站不住。
“唯物回归”不仅仅是一个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问题，还有一个按照这些原理揭示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就发展生产力而言，也有一个方法问题。如果对这里的“决定”与“被决定”、“适应”与“被适应”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把握，如果不努力探索和遵循生产力发展的自身的规律而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如果在指导思想和方法上急于求成，那么，都会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背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犯唯心主义的错误，这同样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上站不住。
辩证发展的唯物回归并不排斥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两者之间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恩格斯在上述对保尔·巴尔特们的理论批判时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四卷第705页）
“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是彻底的辩证法，也是彻底的唯物论。
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物质总是运动的，运动的物质总是变化的，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多样性即个性相对性。因此，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即时空上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绝对寓于相对。对于伟大的历史发展过程最强有力的、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性的经济运动，其最有决定性的作用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亦即不是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是如此的。明清之际，我们中国的生产力的水平为世界之最，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但没过多久，我国却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之中。苏联的经济总量曾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八十，然而，今天不仅苏联瓦解了，而且瓦解后的社会景况实在不佳。由于绝对寓于相对，因此，对经济运动的最强有力的、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性的历史作用，我们应当从相对性上把握，而不能从绝对性上把握，即要看到它的时空上的有条件性，看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但是，相对包含绝对——不管各种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不管时空条件如何特殊，经济运动的历史作用归根到底是最强有力的、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性的。为此，我们又应当在相对中把握绝对。
在相对中把握绝对，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性质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展开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矛盾的特殊性，许多特殊的力的“相互作用”。在这样的相对中把握绝对，需要若干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不懈地探索、总结和实践，求得绝对和相对的统一
这种在相对中把握绝对，这种绝对与相对的统一，既坚持了历史唯物论，又坚持了历史辩证论；既是唯物史观，又是辩证史观——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论的统一，是唯物史观与辩证史观的统一——为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应当是辩证唯物史观，而不仅仅是其中之一的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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