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历史挑战需要哲学回应
（2003年2月23日—2003年7月30日。本文为
一本作品集的“代自序一”和“后记”的组合）
路 山
人类创造着历史，历史挑战着人类。
历史的发展有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千百年来，虽然人类穷尽自己的智慧，上下求索这一客观规律，但是只能一步一步地接近它而不能穷尽它。为此，历史的发展总是挑战着人类，挑战着人类的智慧，挑战着人类的智慧之果，包括挑战着迄今为止人类最高的智慧之果——历史唯物论。例如：
按照历史唯物论最基本的“生产力原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当在资本主义发达以至熟透的国家发生，但是，历史老人却偏偏让它在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基本上还是封建军事帝国的20世纪初的俄国首先发生。尽管有些人在这一革命发生前喋喋不休地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以此反对革命，但革命还是发生了，并且取得了胜利。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俄国—苏联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开辟了道路。革命前，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6.8%，到了198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美国的80%，成了世界第二强国。按照历史唯物论的“生产力原理”，此时的苏联社会是不会倒退的，苏联当然也不会瓦解的。然而，历史老人又给人类开了一个大玩笑——没过几年，不仅苏联瓦解，而且苏联社会生产力大倒退——20世纪九十年代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历史在这里打了一个圈以后，理论在有些人那里又回到了原地。他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证实了十月革命的“早产”和“先天不足”；这种失败“是落后的俄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而必然导致的失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2年12月21日一期刊登的《共产主义后的马克思》一文认为，东欧和苏联实行的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在这些国家发生的一切可能会使马克思本人惊骇不已，因为，“根据马克思提出的运动定律，社会应该在封建制度束缚生产力发展时（而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时）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然后，资本主义制度又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让位于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潜力完全发挥出来、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存在对物质的充足起阻碍而不是促进作用的时候。但是，苏联直接从封建制度迈进社会主义制度。这‘快’过头了。”如果这种“必然失败”论和“快过头了”论是能够成立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那么，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甚至更严重，因为我们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相对于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更“缺乏”、因而更“快过头了”——既然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必然”的，那么，岂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了？
问题还有另一面。我们党宣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有人据此而推算出其历史过程长达2700年，相当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那么漫长。至于彼时是不是搞共产主义，还要由彼时的人们去“公决”。质言之，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既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更没有现实的合理性。相应地，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也应当改名，公然预言再过一二次党代会，“共产党将要改名为社会党”。
这些言论，当然代表了一些人的立场和观点，但是，从本质上看，可以说是历史发展本身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提出的理论挑战，而这种理论挑战的历史背景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论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面对这样的挑战，作为后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共产主义者，必须应战，必须在哲学上作出应有的回应。这种哲学回应，既要充分论证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旗手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又要充分论证其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合理性，从而深化对历史发展辩证逻辑和辩证规律的认识。唯其如此，才能证明和认识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才能证明和认识实行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必然；才能在对立面的理论进攻面前不致于显得底气不足，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本人虽然不是专业的哲学理论工，但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从东欧剧变、苏共灭亡、苏联解体之时起，就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一历史提出的理论挑战及其不断深化发展，并且联系这一“实际”，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写下了一些篇什，力求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回应。通过学习和研究，我逐渐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但是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是历史辩证论（历史辩证主义），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论的统一，是辩证唯物史观。道理并不复杂：历史唯物论倘若不与历史辩证论结合，或者说只讲历史唯物论而不讲历史辩证论，就有可能陷入历史机械论；反之，历史辩证论倘若不与历史唯物论结合，或者说只讲历史辩证论而不讲历史唯物论，就有可能陷入历史唯心论。上述那些所谓历史提出的理论挑战，只要付诸历史辩证论，就能予以合理的否定性回答。进一步说，倘若我们既要避免陷入历史唯心论，又要避免陷入历史机械论，那就必须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论的统一，坚持辩证唯物史观，而不仅仅是坚持唯物史观。对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是这样论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就本人有限的理论视野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没有“历史辩证论”和“辩证唯物史观”的提法，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辩证论”和“辩证唯物史观”的提法似是一种理论创新。不过，这并不是本人的独创。
在《高教理论战线》2002年第1期上刊登的何兹全同志的文章《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中，有7处运用了“辩证唯物史观”的提法。这位时年91岁高龄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指出：“我认为研究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方法应当是辩证唯物史观”；“在我看来，辩证唯物史观，乃是当代历史理论、历史方法论的最高水平”；这位北京师范大学年高德劭的老教授强调：“我相信，21世纪之初，西方史学理论和思想方法，还要兴盛一时。过了一个热闹时期，辩证唯物史观会受到反思，起来争地位。过后，会复兴，为史学家再接受。”在这些表述中，何兹全同志不用“唯物史观”而用“辩证唯物史观”的提法，不会不经过深思熟虑的。
《人民日报》2003年5 月27日第九版（理论版）上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鹏程同志的文章，题目是《从辩证唯物史观看文化的力量》。在我几十年阅读《人民日报》的记忆中，似乎第一次看到《人民日报》上出现“辩证唯物史观”的提法。从此文的逻辑看，只有既讲唯物史观又讲辩证唯物史观，才顺理成章。
《高教理论战线》2003年第5期发表了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的文章《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黄楠森同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完整称呼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与我的观点或者说与我这几年哲学研究的结论完全一致。
“历史辩证论”和“辩证唯物史观”都是宏篇巨著的大题目，相对于这些大题目， 本人写的那些篇什大概只能算作一鳞半爪——限于理论水平和写作环境，本人也只能搞些一鳞半爪。这些一鳞半爪可能对这两个大题目的展开、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此将它结集出版，献给哲学社会科学界和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命运的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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