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uri R , Sep 13,2004,17:30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9周年，受KEEN之邀。我将以前的贴子重新整理一下发出，以餐网友。
公允的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胜利。国共两党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兴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先辈，无论他属于何党何派，我们都不可作出任何不敬的言词。因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奠定了今日中国复兴的基础。
我开此栏只想纠正《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无视、扭曲、甚至篡改的历史。
这些集子的开篇语说：
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要真诚面对历史。
此话说得很好，但却没有做到。
片中凡是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的地方，我将一一指正。
请给我一定时间来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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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集《烽烟再起》
第二十二集《长沙会战》
第二十三集《在北风中出击》
民国28年底，全面总攻击的发起。一方面是长沙之役击退敌军所带来的信心，一方面也是成长于恶劣环境中的国军将领充分了解敌我当今状态的结果。
昆仑关战役
但这一战的意义却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它是淞沪以来，我军第一次在攻坚作战中得到了胜利。
第二十四集《突出封锁线》
第二十五集《火拼大江中游》
枣宜会战。国军37个师，日军3个师团、2个支队，约10万人。军事委员会指示：避开日军进攻锋芒，以小股部队狙击迟滞，并分向山地退避，而后截其后路以消灭敌人。
国军以四个集团军的兵力，包围枣阳之敌。5月30日，日军终于在重重包围中，向南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在黄龙垱和方家集，却遇上张自忠的部队。5月8日在新街接敌，9日北进峪山，11日圆部倾力围攻，连战五昼夜，直到16日，张将军身中数弹，为国捐躯。74师也都在南瓜店附近的十里长山，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日第3师团还是13师团？）6月14日，宜昌陷落。
在大陆，对张自忠将军的忠勇一直都有很高的评价。
在《血铸中华》中关于这一役的记载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qhwar/c...d=2404&pageno=1
★主办：共青团中央 中国社科院
1940年5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配战车20余辆、飞机40余架，由钟祥北进，向中国第三十三集团军阵地攻击。守军利用地形与敌激战。至8日，日军先后攻占长寿店、田家集、丰乐、张家集、新野。此时，第二十九集团军向敌之侧背猛击，第四十一军也堵击日军北进。在信阳方面，日军第三师团、第四十师之一部击退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及池峰城第三十军各一部，攻陷明港、狮子桥及小林店，至7日，又攻陷桐柏、唐河县城，并向枣阳进发。第三十一、第二集团军和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分路向日军侧击、尾追，8日收复唐河，9日收复新野。在随县方面，敌第三十九、第六师团之一旅待两翼包围完成，于5月4日开始向第十一集团军阵地攻击，先后陷高城、安居。第十一集团军主力转移至枣阳附近。这时，唐县正面之敌大举进攻，并以战车由两翼包围。此时枣襄公路被切断，中国军队从枣阳突出包围圈，留一七三师师长钟毅持久抗敌，掩护主力向唐白河西岸转进。至8日，日军攻占随阳店、吴家店，并冲入枣阳，与第一七三师激战。该师寡不敌众，且战且退，节节抵抗。师长钟毅以下大部分在新野县境壮烈殉国，而主力部队却安全撤出日军大包围圈转入外线。5月10日，各路日军会师唐白河畔。此时外翼部队反将日军左右两翼压迫于中央地区，将敌大部反包围于襄东平原地区。第五战区也转入攻势，令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与第九十二师由北向南，第三十三、第二十九集团军由南向北，第三十九、第七十五军由西向东进攻，并以第九十四军进出汉宜路，深入京山、皂市、应城、云梦攻击敌后方联络线，同时鄂东游击部队第七军占领平汉路上的鸡公山、李家寨与柳林车站各据点。至5月16日，第三十一集团军克服枣阳。此役毙伤敌2.5万人以上，缴获炮60余门，马2000余匹，战车70余辆，汽车400余辆，及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其时，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为歼灭退却之敌，亲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七十四师主力，赶至南瓜店堵截，适敌大股转回，反攻枣阳并反击张自忠截击部队，张军因兵力薄弱，直到所部伤亡殆尽，张亦重伤阵亡。17日，日军再占枣阳。第五战区部队撤向唐白河西岸，于新野、唐河地区集结。日军重占枣阳后，于襄河东岸集中，拟进攻宜昌。此时由东北抽调第四师团接替襄河以东的防务，以第三、第三十九师团由襄阳、宜城分别渡河，6月上旬陷襄阳，继占南漳。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则在汉宜路由汨口、沙岸分渡襄河，与南下之敌会合，向中国军队进攻，连陷荆门、江陵，进迫宜昌。国民党军节节西退，溃不成军，14日放弃宜昌，改取外线态势，于宜昌、当阳、随县、枣阳以北地区布防，监视敌人。这次会战，日军虽占有宜昌，然而始终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也未能解除襄樊和大洪山地区对武汉的威胁。是役历时近两月，大小战斗500余次。中国军队在会战中达到了牵制和消耗敌人的目的。
第二十六集《重庆精神》
片中语：汪精卫出走的背景也许不单纯，但对抗战前途悲观，显然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老实说，当时作如是想的人绝不止汪精卫一个。因为，从科学的观点来评估，我们实在算不出决胜的因子何在？！但是，这个因子却实然的存在着。古人有道[时穷节乃见]，这里的节，指的是一种气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庆精神]
片中语：面对这一连串的横逆，一连串落井下石的打击，国民政府作出了坚决的回应：1940年9月6日明令重庆为战时陪都。
本片将[重庆精神]解释成一种气节，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决胜的因子。
不屈不挠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但是在重庆蒋先生领导的国府是否真的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样一种精神呢？
战后从日本揭露出来的“桐工作计划”（1939年11月）、“钱工作计划”（1940年11月）无疑给了否定的回答，这两个计划都是在汪精卫刚投敌后发生的。同时也证实了当年中共对国民党政府降日的担心，并非无根无蒂、空穴来风。
对应的中共也宣传“延安精神”。
什么是延安精神？下面是中共宣传部门的说法：
延安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所培育起来的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心内容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一种精神风貌、思想品格、道德情操和优良作风，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延安精神的内在本质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其思想基础是实事求是，其最鲜明的特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始终贯穿于其中。
延安精神，是胸怀祖国，心想革命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廉洁奉公，不为个人、家庭、亲友或狭隘集团谋私利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
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毛泽东写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鲜明概括地反映出延安的革命精神。信中指出：“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我们这里“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毛泽东书信选集》，１１４页）
延安精神最突出的就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穿的是粗布，物质生活可谓菲薄。然而，有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不少还是富家子弟，从豪华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线，投奔延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延安有真理，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坚强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念，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之，延安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第二十七集《资源开发》
片中语：在许多民生物资之中，粮食仍然是最重要的。据估计，后方14个省份的稻米生产，在战前占全国总产量的65%，照讲，战时应该够吃才对。但民国29年秋，重庆的米价却飞涨了两倍多，这一部分和当年欠收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是战争带给民众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影响，该卖的不卖，不该买的也买，于是[囤积应变]，使市场形成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失调现象。加上奸商哄抬物价，后方经济的阵脚就更稳不住了。
29年，政府采纳沈宗瀚的意见，实施[田赋徴实]办法。同时对有余粮的人，施行[给价徵购]
不知为什么，本片没有谈抗战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其实日本人对这个经济“统制”政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因为它使得军心不散，维持了军队的战斗力。
但我也注意到，国府就像一名蹩脚的武士，在挥舞“屠龙刀”杀敌的同时，也将自己身上的肉一片片的割下来。
我就来谈一谈，田赋征实。
何谓田赋征实？田赋（国家农业税）原来是以货币形式征收的，1940年，国府不愿收自己发行的法币，改以征收农产品（实物）。
为何不收法币？原来法币贬值太快。以1937年法币l元的购买力为例，1938年底时约等于战前币值6角，1939年底的仅值战前币值2角8分，到1940年底时降至8分左右，“自此逐降到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已只合值战前法币五毫”。
在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中，王作荣回忆到：毕业时，我的毕业证上注有欠政府多少钱，这笔钱我都还了。不过还时已经一文不值了。那么，不值到什么程度？假设：1937年1万法币可供3名大学生1天2餐吃一年，到了1945年，就只能供1人吃1餐饭了。
经济“统制”、田赋征实其本意为防止物价飞涨，稳定供给。在抗战时期，确实保障了军队、政府官吏的供给，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凡粮价上涨，势必刺激工薪上涨的压力，工薪上涨就会带动物价普遍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然而国府并非用田赋征实平抑物价，反而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1941年，每一元农业税换征2石稻谷，1942年变为每元征收4石稻谷。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流行的一首歌谣中就有：“市谷一石钱值万，如何官价只二千”的歌词。
1941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于征实之外，另行办理定价让购，每年参酌各省需要及当时粮价，分省核定征购数量、标准及价格，给付一部分现金，一部分粮食库券及储蓄券于秋收后随同田赋征实，一次征收。各省县级公粮，过去由县自摊派者．亦规定限度，随赋带征”。据粮食部的报告所说，是“近于摊派”。其付款方法是所谓“三七搭成”，即付给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并不能在市场上流通，换句话说，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不能作为第二年的生产准备金。
一方面，超低价征收，另一方面，剥夺第二年的生产准备金。如此一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性可想而知。
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三征政策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掠夺政策，通过这种政策，国民政府从农民手中拿走了其收获物的一半以上。其被夺走的不仅是农民全部的剩余产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维持他们自身生存需要的必需品。如1942年，在田赋较重的四川，每亩收获物的59．5%要被拿走；在湖南，被夺走的农产品占每亩产量的52．79％；云南被拿走的农产品也占到每亩的48％。通过三征，农村的粮食基本上被搜括殆尽。如此一来，虽然军粮、公教人员等非农业人口的用粮得到了保证，但劳动农民却要遭受忍饥挨饿的痛苦，绝大多数劳动农民只能以杂粮、野菜和草根树皮为生，饿死人的事情已是司空见惯。
片中说，征收是对家有余粮的殷实户所实行。果真如此吗？当时大小地主都以政府增加田赋征实为借口，大肆向农民加租加押。1942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曾通令各省说：“耕地租凭契约订定缴纳实物或改缴实物仍不敷完粮者，得请求增加地租”，如果有“争议或佃户抗不交租，得向司法机关起诉”。公开鼓动地主阶级把钱租改为物租，并把赋税的负担转嫁于从事实际生产的农民。（《中国近代经济史》P501）
不合理的田赋征实和征购额度，造成大量自耕农的破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同时由于余粮不足，大量青壮年离开土地投军（有粮吃），使得农业生产人口大幅减少。吃粮的人增加，种粮的人减少，势必第二年又要加重征实和征购额度。
为什么我说：国府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呢？国府以低价强购（统制政策的统购统销），而以8倍以上的价格出售。加上农业生产力的衰退，使粮食更成了稀缺之物，由此带动物价的飞涨。
当时，法币是国家的统一货币。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同时对沦陷区（汪伪政权）的经济产生重大杀伤力。当时，共产党控制区为了保护边区的经济稳定，被迫发行边币。我们知道发行货币本是国家行为，边币的发行，促使共产党开始考虑管理国家级政府所需的人材，并开始为之准备。
就个人来说，如果有两种货币，一种天天贬值，而另一种稳定得多。显然，人们愿意接受稳定的货币。因此，边币在华北、山东等地大行其道。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共产党在它的控制区是如何稳定货币的，同样也是从粮食入手。
为了鼓励粮食生产。共产党除了开荒、移民、修水利等经济措施外，最主要的是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在地租方面，一般都实行“二五”减租。不论公地私地，佃种地等，也不论是钱税制、物租制、活租制和死租制(铁板租)，一律照战前租额减低25％，如群众要多减时，也可以根据情况或三七、或四六减。减租减息政策从1937年8月正式提出，但受到了地主们的阻扰，他们企图用自耕、出卖、分家等手段来威胁农民，或将租额提高，达到明减暗不减的目的。所以减租减息到了1942年才在各解放区普遍实行。
通过减租减息使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都发生了有利于广大贫苦农民的变化。据太行区15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后，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地位比之减租前显著下降。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从1942年前的23％降到1944年的3.6％，每户平均占有的土地，由98.6亩降到42亩。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则显著上升，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数都有增长，许多上升到中农地位，使中农的户数显著增加，由1942年占农户数的37.8％上升到1944年的55.2％，中农占有的土地则由1942年前的37％增到1944年的60％。（《中国近代经济史》P542 这里的中农就是自耕农）
所以，当1946年，国民党挥舞着“倚天剑”、“屠龙刀”向共产党猛扑过来时，耀眼的铠甲里面裹的却是一副瘦骨嶙嶙的身驱，他的肉差不多已被自己割光了。反观共产党，手中只有三节棍，但藤甲里面却是一幅壮实的身躯。所以，第一年，共产党只能左闪右躲，第二年，国民党气喘嘘嘘，第三年，国民党连招架之力都难以为继了。
所以，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如出生入死、效命疆场的军人那么响亮。甚至我们连究竟有多少[战士]在经济战线上奋斗都无法统计。但他们对整个民族的贡献，却将永志于抗日战争的青史之中。
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前后出版的几省农村调查记载，农村捐税的名目各省都有几百种。
又据天津《大公报》1932年统计，全国捐税的名目有1756种。例如，不种鸦片的有懒惰捐，“大小便有粪溺捐．娶妻的有新婚捐，死人有棺材捐(福建)，扫地有垃圾捐，以及过路钱，交通税，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特别是强迫人民种鸦片和重抽鸦片捐税，对人民所进行的毒害和压榨极为残酷。各地军阀争相勒种鸦片。蒋介石为了夺取鸦片税的收入，大肆叫嚷禁烟，实行鸦片专卖，又大规模武装运销鸦片谋取暴利，禁烟的结果，变成了无形的推广种烟。据估计，1932年鸦片产区达17省，面积400万亩．年产鸦片2亿两，捐税在3.43亿元以上。”其他捐税的数量也都在不断增长。
例如1928年特别是1931年后．地价和农产品的价格都在猛跌。而田赋的征收数额却在逐年增高。江苏武进1925年至1932年七八年间就增加了一倍。田赋附加税，袁世凯统治时还规定不得超过正税30％，但1933年江苏海门、如皋的田赋附加税竞超过正税的二十五六倍。。同时，有些地方还要进行预征。1935年四川的达县、重庆、海南等县均已征至1970——1981年。据统计，1930年至1933年蒋介石政府的税收在除债款外的财政收入中达95％。在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税项收入中，关税、盐税、统税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收入增长的很快，从1928年度的2．59亿元，增加到1936年度的10．57亿元。这三大税源同样被四大家族其及爪牙用来大饱私囊和发动内战。
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1941年出版的《东南经济》4月号中说：“从后方到前方，从东南到西北，弥漫了‘暴发户争购田地’的气氛。后方的农村固然不必举例，凡关心报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县、华容，买田都很起劲，甚至连经手交易收取佣金的人也有成为财主的，由此可以证明地权变动的激增。”
对国民党统治区土地的加速集中，中国农民银行的官员也曾披露说：自抗战以来，“原有不良之土地制度完全暴露其恶性现象，……如粮食囤积，土地兼并，农民困苦，地价上涨，…加上战时游资流入农村，兼并之风更盛，……卖地者，为受战时经济影响不能继续经营之半自耕农、小自耕农、及坐吃山空的小地主，购地者为因粮价上涨大发国难财者、土劣、富商大贾与满载而归的军人、政客及其他特权阶级等，由是土地逐渐趋于集中。”
1944年广东省地政局局长高信在中国地政学会座谈会上承认；东江一带5亩以下自耕农．在抗战以来因生活高涨，无法维持，纷纷将土地抵押或出卖，去年(1943年)更抛弃土地逃荒，……现在广东占地万亩的地主却不在少数。又据广西桂林农村的典型调查，1936至1946十年之间，有80％左右的其雇农出卖了土地，这些土地有63％卖给了新兴地主和官僚，再据国民党农产促进委员会1944年对川、桂等11省114个县的调查，佃农半佃农的比重由1936年的57.7％，上升到1944年的62％。
还可以从中国农民银行四川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1941年5月的调查报告和同年粮食部的施政报告得到说明。前一报告说：“万县一带谷租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区多为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较为普遍”。
粮食部的施政报告说：“农民终日辛苦所得，大部分要供给地主，这是最不公平的，就四川来说，成都附近一带，因为都江堰水利，田土甚为肥沃，农民所纳田租，最高的竞达收获量73％。其他各地大概要以60％归地主。最近七八个月以来，因为粮价飞涨的结果，四川地主所得，比以前增加了10余倍至20倍。……至农民方面，所得甚微，甚至有不够生活的，其影响生产，实非浅鲜。”
农业生产陷入日益萎缩的境地。
关于资金问题。首先，中贫农的农业再生产资金大半被重租重税所消耗。例如1945年4月13日的《云南日报》社论指出昆明附近各县的农民缴了租税后的情况说：“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存粮供—家3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在此期间，还有种种与时俱至的负担源源而来，迫使农民将存粮出售。于是谷雨—至，连播种都成问题．更逞论日常供食用的米麦……农民自播种起至收获前，因缺乏资本——主要是种种食粮和肥料——被迫忍痛将未来的收成以较现在为尤低的价格预卖给人”。沉重的租税，加上生产成本的提高和高利贷的剥削，使农民更大量地丧失其农业再生产的资金，成为农业生产缩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1945年8月19日中央社报导：‘除了部分兵役官员的敲诈和勒索以外，在每千名被征新兵中受虐待致死的竟达840人。”。结果，所有农村壮丁，以及—部分超过或不及役龄的农民全被弄的不能安居乐业。不仅应服兵役的，就是许多应当免去兵役的农民，也经常因为害怕没有保障而逃避抓兵。他们或去城市，或入山林，暂时逃生。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造成农民劳力的枯竭。据1941年中山大学农业系在广东连县19个村的调查，所有离村的男子，有38.7％是出外当兵的。那19个村男子连老汉在内共1256人，离村的就达501人。仅一年中，离村成年男子即占总数39．9％。
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经济政策
第一，开垦荒地，扩大耕地向积。由丁日寇的破坏和天灾的侵袭，使解放区存在着很多荒地。如据晋西北1940年调查，耕地面积仅是战前的84%。；又如1939年大水灾，晋察冀边区被毁良田不下17万坝。而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以前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及水旱灾荒，耕地面积缩小厂8431006亩，仅及全边区可耕地4000万亩的1／5强。因此，开垦荒地就成为解放区增加农业生产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
为了提高农民群众开荒生产的积极性，各解放区民主政府颁布了鼓励开荒的优待政策。如陕曾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规定：“经移民、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地，其土地所有权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地3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3年免纳地租。3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又如晋绥边区政府的《开荒条例》规定：“开垦生荒3年内免征公粮，5年内免交地租；开熟荒免征公粮1年．免交地租3年；开河滩地免征公粮5年，5年至20年免交地租。例如1942年3月和9月先后公布的《淮北苏皖边区垦殖暂行条例》和《盐阜区垦荒条例》，规定贫苦农民开垦公荒3年(淮北)或5年(盐阜)免除赋税。开私荒承垦人，3年不交地租有永佃权。各解放区开荒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陕甘宁边区，1937至1942年6年开荒约300万亩，增产粗粮50万石。1943年不包括机关部队和秋开荒的开荒数为763276．8亩，1944年不包括机关部队开荒数达1054720亩。”晋察冀边区在抗战8年中，共开生荒393819．9亩，垦熟荒848937．56亩，修滩352446．4亩，加修梯田、改良碱地和平毁敌占沟墙．共在200万亩以上。”
第二，兴修农利，扩大农田灌溉面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边区抗日民主政府规定：“由早地变成水浇地的增产部分，3年免交公粮。靖边在1942年兴修了5000亩水浇地。全边区1942年新修水浇地27572亩。”在敌后解放区．为了鼓励群众兴修水利，各抗日民主政府也颁布了水利政策，因此．虽然战火连天，仍取得空前的成绩。例如在晋察冀边区在八年抗战中凿井22425眼，浇地125190亩，开新渠3961道，浇地727060亩；整旧渠2798道，浇地304146亩，再加上其他增挑杆蓄水汪等浇地110224亩，共浇地1265601亩。华中解放区的“水利建设成绩卓著”。例如苏北盐阜区在1943年冬1944年春两季5万人开浚的木丰、潭洋、鲁滨等8条河流，共长80里，平均宽3丈，深1.5丈，约23万余土方，受益田达14.5万亩。
第三。农贷和各行各业的支援农业。为了扶植农业，在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里，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了尽可能的支援，发放了大量的低利或无利的贷款贷粮。以发展农业生产和调剂农村金融。为使农贷发挥更大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章程》中规定：在农业生产、农村副业生产、农业供销和农田水利这4类农贷中以农业生产贷款为主，该贷款以勤劳贫苦农民为对象，农村副业贷款以具备生产条件的农户为对象；供销贷款一般以民办合作社为对象，供给农村必需品和运销剩余农产品的周转资金；农田水利贷款也要求经主管建设机关直接贷给生产的农民。不照章执行或转作不正当用途者，分别轻重给以处罚。这些规定说明抗日民主政府的农贷是为了帮助解放区的农业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贷款的利率也低，长期年利1分，短期月利1厘，遇天灾人祸等意外事变，还可请主管机关减少或豁免偿还。在陕甘宁边区从1942至1946年经由建设厅和边区银行发放的农贷达9.9亿余万元。在晋冀鲁豫边区从1940至1945年5年中发放农贷共达134826万元。
第四，提高农业技术，奖励生产和开展劳动英雄和模范工运动。各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各项具体的法令政策。奖励开荒、奖励兴修水利、奖励植棉、奖励繁殖牲口、奖励劳动英雄以及奖励技术发明创造等等，又都召开了盛大的生产展览会和劳动英雄大会。增加生产力要依靠技术和劳动，当时处在落后的农村，不能不多依靠劳动效率的加强和劳动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增高。
第五，调剂劳动力。除了前面谈到的劳动互助、各行各业和军队帮助等项办法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解放区还采取了奖励移民，动员妇女、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和生产放假等项有助于劳动力调剂的办法。关于生产放假，毛泽东总结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指出：“边区某些家境困难的党政工作人员，应每年允许他们回家2次，每次若干天，从事家庭生产。边区的小学、中学，农忙时必须停课，让学生及本地教员回家帮助生产，这也是调剂劳动力之一法。
解放区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运动，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战略性措施．它是在解放区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都处于经济落后的广大农村。
毛泽东指出：“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种生产运动，是在当时“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八路军新四军这支打仗的军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1943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自给的总额达财政总支出的64％，取之于民的仅占36％。 1944年边区直属机关15个单位总收入占总开支的比例，平均占51.07％。中央直属机关21个机关，生产共值小米56650.58石，占总开支77％，除自给外。尚节余13236万元(边币)。部队的生产成绩最好，是年自给生产共生产：细粮10万石以上，除去自用部分外，交到粮食局的共86982石，其中部队占63178石，边区系统11982石，中直系统11456石。部队中又以三五九旅成绩最好，是年共生产细粮2万石，除自食外，还向政府交纳公粮，打破了“吃粮当兵”的旧传统，树立了自己动手，艰苦奋斗的新风尚。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赞扬是年边区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白己办。……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50％，今年就自给了100％；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
敌后解放区的部队机关生产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晋察冀的北岳部队，据1944年11月的不完全统计，经营的土地达61756亩．可收粮1．5万大石以上。早熟作物，仅一、四两个分区和个别机关统计，已收获7．9万斤以上。蔬菜5、6、7三个月共收300万斤以上，其他副业、牧业等生产获利截至7月半已达1899万元个晋冀鲁豫的太行部队同年开荒88l 72．43亩：太岳部队开荒58052亩，产粮25409石，菜4031360斤。
各解放区，经过减租减息、互助合作，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农业生产在大生产运动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首先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生产的大幅度增加。例如陕甘宁边区，抗战前耕地面积己缩小至843万余亩，到1945年又增至1521万亩．增长了79．4％。“而且有大量早地改成水田，从1940年到1944年就从23558亩增至4．1万余亩。边区的粮食产量1943年达到184万余担，除当年总消耗162万石外．可余20万招。1944年更达200万担，不仅不再需要吃购进粮，而且有余粮输出。在敌后各解放区也都有不同样度的增加。如晋察冀解放区，经抗战8年的水利建设．新成水田和受益田达2137433亩，仅此一项估计每年增产粮食百万石以上。晋绥和晋冀察冀的太行、太岳分别扩大耕地55、30和22.5万亩，分别增产粮食16万大石、30和11万石。
J·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页
太岳地区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个，从日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收容了20万难民，太行收容了40一50万。贝尔登写道：
”河南国统区的100万饥民，渡过黄河来到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据估计，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数多已死在当地，活着的人结伴进入共产党地区以谋生计。”
第二十八集《游击战》
这一集真是集谎言、隐瞒、歪曲事实之大成者。当然，片中有些语句也是诚实的，如：
“游击队员在对日作战的过程中，居功厥伟是毋容置疑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处境与作战条件，则又是所有国军部队中最为窳陋的。”
“在抗战期间，游击战士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为整个战争所作的贡献，可以从这张表上看得出来，根据民国30年（1941年）的统计：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配置的兵力，[治安]地区比作战部队多出了三个师团又20个独立旅（华北9个师团、12个旅，华东4个师团、4个旅，作战地区10个师团、4个旅），这就是游击部队在敌后发挥牵制作用的具体实证。在此时此地，我们仅以至诚，向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致以无上的敬意。”
隐瞒事实真像部分：（这些画面没有说明这些都是中共的武装游击队，反而在片后部诬蔑中共）
几个画面
1、在高梁地里行走的游击队员，头扎白手巾。典型的冀中平原装束。
2、在湖泊中小船上的游击队员，头扎白手巾。这是白洋淀的雁翎队。
3、从高梁秸杆中钻出的游击队员，
4、对敌作战的民兵队。
5、高梁地里头扎白手巾，正在射击的游击队员。
6、锣敲过后，人们从地里、院子里拿起武器。头扎白手巾。
7、拿起灶台，现出地道。
8、片中埋地雷的镜头取自电影——地雷战。
9、破坏交通，破坏铁路，切断补给线（百团大战中的破袭战）
10、在砖窑内行动的武攻队员
以上这些画面，分别取自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反映中共领导人民抗日的影片。
在游击战区的地图上：五台、太行、吕梁、太岳、都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后来增加的冀察（八路军）、鲁苏（鲁：八路军的泰山根据地；苏浙：新四军的根据地）也是中共军队的地域。
然而，片中却说：“蒋委员长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明确地说：要以三分之一的国军，配备于敌军后方担任游击。事实上，当战事一开始，华北情势逐渐恶化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就已经令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八等战区，分别在绥远、山西、豫北、鄂、皖等地据险建立基地，展开游击战了。”
好家伙，这一下将所有中共军队的作战地域都划归国府名下了，在这些地域的中共战绩自然也归了蒋委员长。末了再骂一句：中共游而不击。篡改历史的恶劣程度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只是不好解释的是：为何抗战胜利之时，这些地区的县级政府全是共产党的？这些地区的军队也全是共产党的？以至到平津等地接受日军投降，需要从后方空运军队？
只有中条山是国军的游击根据地。在1938年至1941年初的四年中，日军曾先后八次大举进攻中条山，企图打开这道黄河北岸的防线，向黄河以南进犯。日军的八次进攻都碰了个鼻青脸肿，惨败而回。1941年6月10日中条山失守。
“七七之后，他们几经演变，而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继续作战。直到战争结束，还保有十至十五万之多。其中以赵尚志、杨靖宇、周保中等人实力较为雄厚。可惜赵尚志和杨靖宇都在作战中壮烈殉国。只有他们英勇的故事还留存于白山黑水之间。”
在片中提到了东北抗日联军，却隐瞒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力都是共产党的部队。
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4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中共满州特委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军长兼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为中共党员。
第一军于1932年7月，辽宁省磐石县成立，初时有8支步枪，3枝手枪，几十棵手榴弹。3/5是朝鲜族人，2/5为汉族人。
1932年11月，中共满州特委派杨靖宇来，被推举为军长。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共3000余人。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共2000余人。
193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师，共6000人。
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代)。下辖4个师，共1500人。
1936年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成立，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共700余人。
以上各部为中共满州特委所直辖(即在军中建有党组织)，主官全为中共党员。非中共满州特委所直辖的部队如下：
第四军，1936年3月编成，军长李延禄(吉林延吉人。16岁投入东北军，1931年入中国共产党。)，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下辖3个师，共2000余人。
第五军，1936年2月编成，军长周保中（1927年7月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下辖2个师，共700余人。
第八军，1936年9月编成，军长谢文东（投日叛变），副军长滕松柏，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参谋长于光世，下辖6个师，近1000人。
第九军，1937年1月编成，军长李华堂，参谋长李向阳，下辖3个师，共800余人。
第十军，1936年冬编成，军长汪雅臣(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副军长张忠喜，政治部主任王维宇，下辖10个团，共700余人。
汪雅臣是东北胡子出身，他的队伍是由反日山林队联合组成，汪雅臣在带领队伍与日伪作战的同时，发现在各种抗日队伍中，只有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斗争中越打越大，越打越强，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最坚决。他于1935年春，找到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负责人冯仲云等。汪对冯仲云说，我坚决接受中共的领导，你快把我的部队收编了吧，最好能把我们收编为你们第３军的一部，我跟你们一起抗日到底。冯仲云等经过认真考虑后答复他说：你还是回到五常南山那里去，我们把你的部队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８军，你看怎么样？汪雅臣说：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我相信共产党。
1938年开始，日军调集巨大的兵力（70余万，其中围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兵力达30万人）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扫荡”，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极端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和封锁。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艰苦的阶段，许多优秀将士先后牺牲，部队遭受严重的损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的统治，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更加恶化。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中共满州特委决定把抗联缩编成一个旅，旅长周保中，副旅长李兆麟，下辖4个教导营和一个通讯营，全旅约1700余人，转入中苏边境地区进行整训和学习。
以上来源《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 http://dbkl.china1840-1949.net.cn
这里提到东北抗日联军的赵尚志（三路军）、杨靖宇（一路军）、周保中（二路军）
我将这几位的简历整理如下：
杨靖宇
中共满州特委军委书记。
生于河南确山。1923年到开封读书，期间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组建农民武装。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0月组织刘店农民秋收起义后，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秋奉命到南满，按照中国工农红军的经验整编、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并任政治委员。团结各路抗日武装，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起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在抗击日伪军讨伐的作战实践中，总结提出了"不击中敌人要害不打"、"对当地人民损害大不打"等"四不打" 原则和"敌合我分，敌进我退，乘敌之虚，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术。
1934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40年1月在所部遭日伪军重兵围攻的险恶形势下，组织指挥部队分散突围。在得不到任何粮食补给的情况下，在冰雪山林中只身与敌周旋五昼夜。2月23日在吉林省濛江县三道崴子壮烈牺牲。遗体被日军割头剖腹，发现胃里只有棉絮、枯草和树皮。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被命名为"杨靖宇支队"，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以资纪念。
题外语：本片那几位自称游击战士的人，谈到当时的生活如何苦，可是没有一人提到吃草根、树皮。然而吃草根、树皮几乎是每一支中共游击队都发生过的事。
赵尚志
1925年2月,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
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学习。
1932年春，曾先后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但因错杀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山东曹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党内严重处分。
1942年2月12日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周保中（1902-1964），原名奚李元，字绍黄，白族，大理市湾桥村人。周保中是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总指挥，抗日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7年2月，年仅15岁的周保中毅然从军，参加"靖国护法"战争.
1922.11-1924年他在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
1926年他到广东参加著名的"北伐战争"。
1927年3月，周保中担任程潜第六军五十六团副团长。
于1927年7月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他担任六军十八师副师长，在湘、浙、豫等省从事兵运和联络工作。
1928年底，党派他到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
194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赴东北参加抗联领导工作。
从1932年1月到1946年的14年中 ，周保中作为东北抗联的著名军事指挥者和卓越领导人之一，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他曾5次受重伤，有一次肚子被子弹打穿，肠子流出来，他忍痛用手把肠子塞进肚内，又继续战斗。他曾用刮刀刮去被子弹打烂的皮肉，在不用麻醉的情况下，让人用铁工钳子把子弹拔出来，惊得部下目瞪口呆。他以自己的英勇行为，身先士卒，赢得抗联将士对他的无比信赖和爱戴。
在14年的抗日斗争中，周保中历任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绥宁反日同盟军军长、党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吉东省委书记、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书记，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
1950年2月，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省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常委，省政府党组书记，省委统战部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云南大学校长等。
1952年底，他调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部长。
1954年后，周保中相继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在中央"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一、二、三届常委，国家民族事物委员会委员。
1964年2月22日，周保中将军逝世于北京，终年62岁。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白杨嘴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同陈达帮结婚。1928年她一人回国，于春节后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宁儿”，此后一直带着孩子在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遵照党的的指示到东北开展工作。
1935年秋，赴珠河游击区工作，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中共珠河区委书记。同年秋兼任抗联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
1935年11月15日在同日伪军作战中负重伤，22日被捕，被捕后第10天，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敌人对其进行严刑审讯，她坚贞不屈，拒不吐实，因她伤处化脓严重，敌人不得不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看守警察董宪勋，女护士韩勇义，都是有正义感的青年，她向他们讲述抗联战士的事迹，争取她们逐渐由同情，羡慕到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她伤势见好后，她们共同筹划逃离医院，奔赴抗日游击区， 经过周密准备，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顺利地逃出哈尔滨， 29日上午7时，伪警务厅得知这一消息，当即跟踪追击，30日晨5时，伪骑警队在离抗联游击区不到20里的阿城县金家窝堡，追上了她们，3人被押回敌警务厅，1936年8月3日于珠河（今尚志）小门外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1岁。
赵一曼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
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另外一封这样写道：
亲爱的我的可怜孩子啊！……母亲死不足惜，……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两份遗书字迹刚劲清秀（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里）。赵一曼这字字千钧的绝笔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甘愿献出一切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大无畏革命气概，表达了一个坚贞不屈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
《日本人记载的赵一曼被害经过》 http://adchina2000.51.net/cgi-bin/topic.cgi?forum=4&topic=22
第二十八集《游击战》中的谎言
片中语:“我们分别访问了战时曾在山区作战的前游击战士们。”——开始伪造历史了
浙东四明山游击区赵如琳：“中央已经退得远远啦，我们那个...浙江那个地方，换句话说没有国军部队，这都是叫地方部队。县政府嘛，县政府那有军队啊，没有的。只有警察。”
1941年4月，中共浦东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9000余人分7批渡过杭州湾，到达浙东三北(镇海、慈溪、余姚三县北部)地区。这些抗日武装南渡后，立即与浙江地下党一道，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浴血奋战，打击日寇，逐渐建立起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员为何克希，是一位著名的将领。
何克希(1906—1982) 四川峨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曾在 峨眉县 组织武装暴动，后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陈毅等领导下，深入江南 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历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副总指挥，东路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东路司令员，江南行政委员会主任兼地方保安司令员，新四军第六师副参谋长。1942年后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第一纵队三旅 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三十五军政委。建国初期，曾任华东军区 特种兵纵队政委、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南京军事学院装甲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后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五届全国政协委 员。1982年12月17日因病去世。
察哈尔五台山游击区 李修仁：“因为我们那个没有薪水拿，没有钱嘛，没有薪水也没有薪饷。就是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那么贴个条子给这个村的村长，给我送500斤稻子或500斤面粉，或是武器。那时候在山西有鸦片，那时候日本人有种鸦片。要500斤烟土，烟土你知道就是鸦片啊。...就这样生活。”
漏出马脚来了，那个年代五台山地区不产水稻，麦子也很稀少。过年时，能吃上一顿饺子的已是富裕户了。你一下要500斤稻子或500斤面粉，让村长从那儿变去？那个年代五台山区以高梁为主要粮食作物，李修仁居然想不到他顿顿吃的高梁。岂不奇怪？这只能说明李修仁是个冒牌货。
海南五指山游击区 钟天作：“多数都是向敌人拿的啦，所以要打敌人的仓库。”
很抱歉，1927年，共产党的红军就已经在五指山建立了琼崖支队，从此五指山区就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那时日寇还没发动918事变呢？1949年，琼崖支队配合李先念部登岛作战，将薛岳赶出海南岛。
李修仁还谈到游击队用女孩子色诱日军，钻进炮楼侦察。
这是一支什么部队？居然向村长要武器？要烟土？
村长从那里获得武器？是花钱去买来还是杀鬼子夺来？你这游击队是干什么的？
游击队歌里唱到：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李修仁居然连游击队的武器来源都不知道！
进鬼子炮楼侦察，需要用女孩子色诱吗？女孩子进炮楼，必然是群狼宰羊，这是谁的战术？
事实上，八路军、游击队要端鬼子炮楼，有许多种方法。
鬼子住在炮楼里，要吃、要烧。这些需要全靠周围村庄的维持会供给。这就是可攻击的弱点。
游击区的维持会长大多是两面人，有些甚至是共产党指派的。
借节日劳军的名义，赶上活猪肥羊，挑上几坛烈酒，带着伙夫厨师。能不能进炮楼？
借送粮草的机会，在粮草中藏上枪支，手榴弹，能不能进炮楼？
用女孩子色诱，简直是天方奇谈！
只能有一个结论：这个李修仁根本没打过游击战！
鲁东崂山游击区 仇肇先：地雷自己做，（访问者：怎么做？）我们有专门会做地雷的。......用土药，铁渣子这个掺进去......
中国的土火药掺进铁渣子，这样的地雷谁敢搬动？
抗战期间，钢铁奇缺。除了正规兵工厂生产标准地雷外，游击队和民兵自制的地雷都是石雷、陶雷。有时甚至就在炸药包上堆放小碎石。这些土雷虽然在效能上不如标准地雷，却给了日本鬼子最大的困扰，因为工兵的探雷器对石雷、陶雷无效，反而被这些土雷所杀伤。
这个仇肇先连上面的基本知识都不知道，居然能大言不惭地谈地雷战。
这种伪造历史的做法实在是无耻！
片中说：战时，陕西的延安是最大的游击基地之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部队，从江西井岗山开始，便以游击起家。战前，他们的游击对象是国民党，战时的对象虽然转向日本人，但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攻击。
片中在这里谈到了抗战期间的国共磨擦。双方都指责对方制造磨擦。那么，历史的真像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国民党地方派系军队的供应问题。国府在授予那些地方派系军队主官的军权时，同时要授于某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职权。这就是一份执照，允许他掌管地方财政收入，筹粮吃饷。有多少兵，就有多大的地盘，这就是那些新军阀为保有自己的军队，对日作战不力的原因。国民党抗战不力的污名就是他们给戴上的。国共磨擦的根源也在于此。
为了消除异己，国府往往将在共区边缘的新军阀的委任区划到共产党控制区内。而在共产党控制区，民众都被共产党组织起来，当地政权也控制在共产党手里。这些新军阀自然在这些地区筹不到粮，收不到款。若只有小部份地盘在共产党手里，不致威胁到他的生存，他们也不会挑起争斗。但若是大部分地盘在共产党手里，或随着民众的组织动员，他们筹粮吃饷、抓夫拉差困难起来，他们就坐不住了。他们自持有国府发的执照，向共产党要地盘，要清除共产党所建的组织、政权。国民党正巴不得这样，也从行政、军队方面给予支持。可是共产党却不怵那一套，于是只好刀枪下面见真章。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新军阀打鬼子不力，闻风而逃，而打共产党却很卖力，全是为了生存二字。
鬼子少，无法长期占据他的地盘，鬼子走了，他只要还有军队，还可以回来继续筹粮吃饷。
而一旦被共产党所控制，新军阀们就无法再回来继续筹粮吃饷了。所以，共产党才是他们真正的大敌。
抗战期间，国共磨擦的原因在于——国民党的一石二鸟计，新军阀为生存而战。
第二十八集《游击战》——皖南事变
当年在第三战区担任宣传工作的马树礼回忆国军和中共新四军作战的一段往事说：.....要新四军撤退到长江以北？这一段话全是撒谎。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周恩来
1、新四军的组成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意将分散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的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万2千余人)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新四军”(简称“新四军”)
这1万2千余人个个都有与国民党操家灭门之仇，国民党剿了两年都没剿灭掉。当中共派人上山通知他们接受改编时，有不少上山干部被他们当作“叛徒”冤杀，其中不少是弟杀兄、父杀子、妻杀夫的惨事。可以说这是一批共产党的铁杆兵，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老兵。他们与国民党有深仇大恨，同样国民党也对他们恨之入骨。
2、新四军的作战与根据地的扩大
1938年4月，在国民党军队向西溃逃，武汉受敌威胁的紧要关头，新四军兵分两路，挥戈东进。其中江南部队在陈毅、粟裕等率领下，沿长江南岸向苏南挺进，于六月进到京沪地区，经过多次战斗，到同年十二月，初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报据地；另一路江北部队在张云逸等率领下，沿长江北岸向皖东前进，于五月进入安徽的梁湖、无为、定远一带，建立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春，东进游击支队向徐州挺进，到达永城、毫州、涡阳北部一带，连战皆捷，并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同年八月，永城县长高雨亭率永城抗日武装千余人参加了东进游击支队，继而萧县抗战纵队在中共党员率领下也来参加；同年冬，胡晓初又率部千余人参加。东进游击支队因此扩大到七千多人，正式改名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在润阳、蒙城、萧县、宿县、变县、怀远、风台等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对日寇形成极大威胁。从一九四O年开始，日寇调动重兵进行“扫荡”。在反“扫荡”战斗中，著名的有“四一战斗”与“六一战斗”。在“四一战斗”中，新四军击退了日伪二千余人的进攻，新四军第六支队一总队队长高雨亭英勇殉国。
日寇集中驻扎在京沪线的兵力三万余人，于1939年4月21日分三路杀来。国民党第108师、第52师弃地而逃。新7师、第144师和第145师也不战而退。新四军得知敌人进攻的消息后，立即命令驻守在军部附近的第一团及直属队，向三里店、峨岭一带进军；命令驻守铜(陵)繁(吕)地区的部队，坚决阻击由狄港、铜陵进犯之敌；同时动员武装民众，配合部队作战，进行坚壁清野。当新四军增援南陵的部队进入左坑附近时，驻守南陵三里店、峨岭一带的国民党部队早巳逃之夭夭。新四军孤军奋战，在左坑前面山地及涂塘、父子岭一带，同有飞机掩护的敌人步兵三千余人、骑兵七百余人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两昼夜血战，始将敌寇击退，击毙击伤敌兵一千多名。残敌向何家湾溃退，又遭新四军另一部截击，全部被击溃。新四军驻守铜陵、繁吕的部队，与进犯之敌在天门外、中分村、方村一带展开激战，历时十四天。敌寇死伤惨重，向后溃退。致四月底，新四军及广大抗日民众终于取得了皖南第一次反“扫荡”的胜利。
日寇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上旬，集中一万多兵力，发动了对皖南的第二次“扫荡”。其目的一是巩固长江交通线，集中力量配合其对中国大后方进行战略进攻；二是乘秋收之机，掠夺一批粮食，以供军用。
敌人主力分为两路发动进攻，其中的一路由铜陵深入，与新四军血战数日，死伤其多，残部向铜陵逃去；另一路由芜湖经黄墓渡，迅速、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部队的防地——麻桥、南陵，攻下三里店，迫近左坑、汀潭一带后，遇到新四军一团的坚决抵抗。与日寇激战一昼夜，毙敌六百余，迫使残敌向晓林败退。叶挺随即率领部队追击，在枫坑口又毙敌数百，缴获轻机枪及其它军用品一批。此时，进攻的敌寇弹药耗尽，军心动摇；新四军部队乘胜追击，准备配合驻守径县县城的国民党部队．于大河边夹击这股逃敌。不料，国民党部队早已撤离径县县城，致使日寇得以安然渡过大河，逃入径县县城固守。新四军连夜追击，将县城包围，冲杀四次，重创敌寇。国民党战区司令顾祝同、上官云相此时却强令新四军部队停止追击，将径县县城交与国民党部队，致使残敌得以逃出重围。
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形成了长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的抗日游击区。并着手在一年以内改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按照这一设想，新四军决定东进黄桥，建立根据地。
3、黄桥保卫战（这就是马树礼所说：打死国军军长的一战）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确定东进黄桥的方针之后，部队在扬(州)泰(州)地区休整了一周，随即于1940年7月25日出发，在7月26、27日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李明扬、李长江防区。通过时，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新四军则佯作夺路而过的样子。韩德勤得知苏北新四军东进的消息，当即命令何克谦的保安第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进攻，同时命令陈太运率税警总队自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企图实行南北夹击，消灭新四军东进部队于运动中。
对此，新四军苏北部队采取了不同对策：在击溃陈太运的两个团并歼其一个多营以后，如数遣返了俘虏，主动地送还了部分枪支，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与此同时，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育溪、营溪，以第一纵队占领般经，截断何克谦的退路，以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28日经过一夜激战，以上各部均胜利完成任务，于29日凌晨共歼国民党顽固派何克谦部主力近两千。在中共团结抗日的号召下，何克谦部两个团由陈宗保等率领于战后起义。
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以及新四军部队的迅猛发展，韩德勤感到莫大威胁。于9月3日，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向新四军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天长、六合的日寇以步兵一千五百余人，骑兵数百；在9月5日，攻陷了新四军在路东的中心区马集、竹铁集、舜山、半塔等地，与韩德勤遥相呼应。这次进攻很快被击退。
韩德勤于是亲自指挥二十六个团共五万余兵力，于1940年10月3日，进攻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部队（作战人员为5000人，把机关、后勤、文宣部门算上共7000人）。新四军苏北部队决定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及日军都密派人观战。
10月3日，首先进入战斗的是韩德勤的嫡系主力翁达旅，3000人，一字长蛇，拉了9华里长。新四军主动出击，将翁达旅截为几段，经3小时，全歼翁达旅。与此同时，黄桥守军虽有较大伤亡，但仍挡住了韩德勤33师的进攻。
10月4日夜，新四军完成对第89军的合围，首歼33师于小二房庄，总攻时，陶勇将黄桥守军中的伙夫、文员全部派上战场，于6日清晨，全歼第89军。军长李守维淹死在沟河中。这就是马树礼指责新四军打死的军长。韩德勤余部军心溃散而逃。
4、皖南事变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奉命移防途中，于6日到达皖南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和伏击。新四军血战数日，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非法扣留，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遇害。达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
5、皖南事变前的国民党密件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制定的五个机密文件摘录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
(分别密令各省党政军高级长官)
党政方面
(1)全国上下均应一致遭奉抗战建国纲领，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任何纠纷，皆当依照法令处理。
(2)共党在各地不得假借名义，为任何公开或秘密之组织及民众运动，如经发现，即勒令解散，并予以应得之处分。
(3)共党外围组织，如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应即严令取消，由中央指定机关接收训练。
(4)共产党员非经中央特许，绝对不准服务于各部队、机关及军事性之学校、交通及产业机构中，上述各部门尤应严格防范共党潜入活动，发展其秘密组织。
(5)个别共产党员在各地一般公私机关团体服务者，必须开列名单呈报中央，否则一经查觉，即以战时非法活动论罪。
(6)共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与该党党章决议宣言实际活动情形之公布，关于“统一战线”、“新阶段”、“拉丁化运动”、“新启蒙运动”、 “民主政治问题”与“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宣传活动，即应取缔。
(7)共党加办有报章、杂志、书店或印刷所等，均应依法办理立案登记等手续，并遵照法令之规定，报章、杂志不得载有违禁之文字或广告，书店不得发售违禁之书籍刊物，违则即行封闭。其他报章杂志如刊载有共党色彩之非法文字，亦应同予取缔。至出版事业收归国有国营时，共党所办之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则一律不许继续存在。
(8)对付共产党员之态度可分为两种，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则予以“事实上之教训”，以“严厉”对之，但对于思想不定之青年，则宜开诚感格，善为诱导，佼之悔悟。
行政方面
(1)绝对否认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之组织，中央决定认此为地方问题，授意各该省政府自动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
(2)共党在华北游击区内组织之地方政权，应即令移交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
(3)教育与训练机关，必须绝对统一于中央， “陕北公学”与“抗大”应令停办，或归中央接收，至少其教员应由中央遣派，课程应请教部核定。
(4)任何地方不得建立违犯本党立场及中央法令之经济制度。
(5)根据重庆财政会议，战地省政府得发行以法币为基金之省纱及辅币(军用流通券)，但各省发行之数量，应先呈准，不得滥印滥发，以防流弊。
军事方面
(1)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住冀、鲁，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
(2)加派有力部队开入陕北，或陕北就地编组军队，以树立本党在该区内之武力，保障党政工作之推进。
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战地党政委员会公函
案奉 委座办四次(二)代电节开： “办公厅转陈该会战党勒字一七六三号函暨附件均悉。查该会对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所拟实施方案，尚妥。关于党政部分对晋冀察边区问题三四两项，仍应由该会会同中央各党务机关确实推行情由希查照迅速办理为盼。”等因，奉此，自应遵办，除分行外，相应抄同原方案函请 查照办理，并将办理情形随时见复为荷。
此致
中央社会部
附 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党政部分对晋冀察边区问题第三次第四次实施方案各一份
主任委员 蒋个正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1940年11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拟出《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规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12月3日，何应钦在给军令部长徐水昌的亲笔函件中提议：“若江北异军(指新四军江北部队)竞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翌日，徐水昌即将何应钦的意见呈报蒋介石。将介石阅后照准。
6、皖南事变前中共给叶挺、项英的电文
（皖南事变中项英应负主要责任，项英自持中央所派，独断专行，又优柔寡断。迟迟不肯离开无战火的云岭，前出到江北。至有此败）
毛泽东1940年12月26B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的电报。电报全文是：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向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们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犹豫动摇，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己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33页，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81年12月版)
7、皖南事变后毛泽东的讲话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⑸，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
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毛泽东
宋庆龄等上书蒋介石
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诸同志：
抗战进入第五年度，敌人失败之局已定，国际于我有利之势已成。今年已迫近最后胜利年，我国人白当坚信而共作决心以赶之。谁是日寇失败命运之决定，并非即我民族解放之最后完成，我之抗战尚未脱离危机，仍密经历更大之艰难困苦，则诚如总裁今年元旦所昭示。溯自我党前年临时大会确定抗战建国纲领以来，明示国策，为建国而抗战，亦为抗战而建国，实即指示最后胜利之机，系于国内种种适宜之设施与措置。如被沦陷区域之收复，被凌压人民之解放，三民主义之实现，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和平地位之达到，均将以此为基点。然而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闻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堕淤一日，而时势所趋又非苦比，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有不堪设想者。
夫共党问题，原为世界性之问题。世界之病态不除，此种势力组织必存在，我总理早已揭示其端。此种世界性组织，既由世界资本主义影响之所及而存在，即或以武力作一时之侥幸之解决，仍必复生滋长，决不能以人之加以消灭，已为无疑之问题，此一义也。我总理过去提携共产党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伟谋远见，无待费言。是以总理临终时曾致书苏联其本旨外在联合苏联，而内在训示吾人应以国内和乎合作团结互助为重心，各同志对此当能念念不忘。今兹日寇欲沦亡我国于殖民地，日寇为我党之敌人，也正为共产党之敌人；敌人之死敌亦即为我之良友，则我党不宜以如何消灭共产党为决定政策之出发点，实亦毫无疑义此又一义也。今日之中国共产党既在我政府领导之下，则仲其发展所长为我党之他山，成抗战之干城，此正合于总理天下为公之怀抱，亦即切符总裁昭示国人发挥国家无限潜力之意旨。是则无得我党，有益国族，又更为目前迫切之要义也。
且党派问题，决非处理共产党一党之问题，而为处理我党以外各抗日党派之一般原则。各党依法自由发表，本为民主国家当然之定则，而各党各派在同一革命日标下不互猜忌，尤为我国在抗建时所必要。我党领导革命以进予创行宪政权之所在，责无穷贷。今日大敌在外，内己一致，一切问题，在乎发展内容，而不拘泥形式，在乎统括大体，而不苛求枝节。设使有力于此无从运用以对外，迫而施之于内，以竞生存，在我为自孤其势，在人且将谓我领导无方，殊非我党诸同志之始愿。为期中国革命之完成，为保我党领导于不隳，要在示人以宽，感人以诚，动人以德，处人以信，我总裁及中央诸同志，知必已筹虑及之。
更有进者：总裁屡次训话，敌人所欲我者，我当避免，敌人所不欲予我者，我当坚持。今日敌人既濒败境，惟欲我抗建实力之削弱，以至于消灭，于是惟欲我发动剿共以造成无限制之内战。而在我痛心敌人以战养战之阴谋，应从扶植沦陷区域各种抗日实力入手。力避敌人以华制华之毒计，当于保障国内绝不酿成分裂开端，盖已成为莫可争辩之关健。诚如此，国内前后种种磨擦事件，无因而生，敌人近来种种谣言攻势，不攻自破，总裁所病根过去敌人之挑拨离间商剖分裂政策，将永无实施机练，功罪之分，成败之界．至为显明，匪独国人所深知，抑亦敌友所均悉。
我总理遗训，唤起民众，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至理昭垂，放今尤为切合，总裁所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日救国之责任，早已普及深入于国人之心，乃有胜利抗战，以进入第五年度。今年成为我国最艰辛最重大之一年，而剿共问题，恍若泊在眉睫，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又因以便利敌人之乘问抵隙，不得不有望于总裁暨中央请同志之毅然决然，进谋国内和平之巩固。窃以为镇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举手措足之劳，即可转定抗建基础，安如磐石，至于共产党所言所行，苟系有违国人公意，必不为国人所爱护，何须施以武力。如其有力可用．我党自应询国人公意，而加以爱护导之于有用之地，亦无所用其危疑。我党政策彰彰在人耳目，如何发扬广大，责任在我。几诸所陈，率秉爱国爱党之衷心，希垂察焉。
宋庆龄 柳亚子 何香凝 彭泽民
一月十二日
陈嘉庚致国民参政会转国民党政府电
国民参政会转中央政府钧鉴，全国军政长官全国同胞公鉴：去岁春间，庚以商侨总会主席名义，代表海外一千一百万华侨，率领慰劳团回国慰劳，并考察战时军政现象，民间情形，以及经济生产事业，语其大旨，不外面端：一则藉视祖国抗战实情如何，最后胜利有无把握；二则搜寻各种进步实证，携回宣传，鼓舞侨胞，加强捐汇，自春祖冬，阅时九月，西北高原，东南领海，足迹所经，几十五省，而耳目所及，士兵则艰难苦战，不顾死生，民众则勇跃效劳，不惜血汗，爱国精诚，真足使人感奋；惟政治不及军事，贪污尚尚据津，喷喷人言，亦无可诧，所幸领袖贤明，举国拥戴，强敌虽然末退，胜利确有可期。比及南归，据实报告。寸心本无爱憎，片言绝不杨柳。海外华侨，捐资救国，纯为热情所驱，不以有党而增，亦不以无党而减，推倒满清，朔赞民国，救济灾难，捐输教育，数十年如一日，千万人同此心，当地法令，共产党既不许潜藏，国民党又未能活动，百千人中，有党籍者，一二而已，多数华侨，成能明识大体，发扬正义，不分党派，爱护国家，抗战之韧，获得国共两党，统一对外，莫不勇跃欢呼。不意中途磨擦，谣琢续兴，遂至热望冰稍，义捐停缴，或者庆首理额，骇汗相告，庚总侨团，义难坐视，乃于回国期中，分说渝延两党领袖，垂涕而道，苦劝息争，用以顾全大局，蒋委员长表示优容，毛泽东先生托述拥戴，庚闻之良慰，且亦以此引告国人，期勿相惊伯有。乃南归末逾一月，危机又遍国中，位此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华侨无党派立场，无利害私见，睹兹异象，弥切记忧。庚久处炎荒，字闻政治，人间名利，视者漠然，党派异同，更非所问，兹逢第二届参政会开幕，猥以愚拙，谬厕一员，爱举所怀，以告同感。尚祈一致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抗建前途，实利赖之，天海非遥，愿闻明教。
陈嘉庚叩歌(一九四一年二月新加坡发）
上海各民众团体呼吁团结的快邮代电
全国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国民政府林主席，国民党蒋总裁．共产党毛泽东先生暨各党领袖，并参政会诸公钧鉴：据报载新四军以不遵令调防，致碍友军，已由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宫下令，以武力制裁，并由军事委员会命令，取消其番号。此事内幕究若如何，因电文简单，我上海民众，未能尽悉蕴底，窃以仅此抗敌不逞之际，忽有偌大不幸事件发生，政府或有难言之隐。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先哲明训，足资做惕。况新四军成立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其卫国卫民之功绩，中外各报，迭有记载，事实惧在，均可复案，纵有误会，亦不难以政治手腕解决之，何至兵刃相见，而始同室操戈之讥。我上海民众现在各就本位，戮力抗建大业，聆此消息，不胜惶骇，心所谓危，碍难缄默；用特电陈，务析领袖诸公，念我祖宗血地，尚未收复，半数同胞，正陷水火，相忍为国，团结对外，并助全国同胞，一致呼吁，终止磨擦，消洱内战，抗建前途，实利赖之。
———————————————— 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叩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的电文
(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
上饶顾长官祝同密
(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竞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该军们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三)右二项仰即遵办具报为要。
上官云相关于皖南新四军一部开始北移事致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电
(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一日)
急
黄主任绍耿兄x x据五十军周参谋处长城先齐申电话报称：
(一)据报虞申新四军军部人员及重要文件，陆续由云岭经繁昌路线北移渡江。
(二)该军第一、二两支队之各一部队，亦陆续分由南陵、笛昌、铜陵路线北移渡江。现六里丁、何家湾附近尚有该军第三支队之一个营。
(三)云岭附近该军所养之猪数百只均送与民众。
(四)该军部队开动时对欢送之民众，称本军系服从中央命令开赴江北各等情，谨敬特闻。
上官云相佳未远
蒋介石密电国民党避免与日寇作战进行“剿抚”工作的命令
长官李瑜真午年及副长宫孙子元酉嶂战电：
顷奉委座色令一元电开：
(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
(二)决强制执行之。
(三)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
(四)待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
(五)务避免以大部队在前线致敌所乘，我军应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击虚，计出于万全，勿致牵动全局。
(六)关于局部及剿抚进退诸机宜，统由各该长官负责处理为要计，拟定左列清剿部署如次：
甲、方针：战区以重建豫、鄂、苏、皖边区党政，俾利抗战之目的，决以军政党综合力量，肃清辖区内之匪军。
乙、匪军兵力及流窜区域：
(1)平汉铁路以西匪首李先念兵力八千余，在京、钟、天、汉、河、应(城)、云、安、随、信一带，以应随边境之八字门、大山头为根据。
(2)淮河以南匪首张云逸兵力约两万，在黄岗、活、防、无、庐、定、巢一带，以巢庐银屏山滁属万甫山为根据。
(3)淮河以北匪首彭雪枫兵力约三万，在涡、蒙、灵、泅、永等县盘据。
丙、清剿：
(1)部署军队区分：子、鄂中区司令官王仲廉，辖新二军及独立十四十五两旅及鄂游击部队。丑、淮南区总司令李品仙，辖豫、鄂、院边区各部队，寅、淮北区总司令官汤思伯，所辖部队同委座铣午令一元电。卯、襄西区，总司令冯治安，所辖部队同前序列。
(2)作战地境：鄂中区与淮南区间为正阳东北万里桥、驴河店(正阳东)、梅黄店、涟河以南沿平汉铁路之线，线上属鄂中区；淮北区与淮南鄂中两区间，为南阳赊旗店。河关、驻马店、夏店以东沿沙河、洪河、淮河之线，线上属鄂中淮南两区，鄂中区襄西区为衰河之线。
丁、各指定部队应以武力肃清境内匪军势力，其就近之作战国军，需随时联系并派队协助之。
戊、各地区匪军统限于丑月他日前肃清，其各地进行清剿情形，应随时具报。以上陈转报委座并分电各总司令外，仰即遵照实施为要。
关于就地秘密处置被俘新四军主要人员电文
第六、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各县县政府、执行委员会：极机密。
查皖南叛军业已扫除，各地搜集残余反动分子，除查系被迫胁从应按照自首条例办理俾予自新之机外，其证据确凿之叛军主要人员，准予会同审讯，就地秘密处置后再行呈报。仰即遵照为受。
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
安徽省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主任宋振渠。子留机印
“他们口中所喊, 与心中所想并不一致. 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个政党必有其私利。任何一个政党必有扩大自己力量或者说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本能，任何一个政党必有获取政治领导权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该党最大的私利。
在这个政党扩大自己势力范围时，获取政治领导权的过程中，必然与其他政党发生冲突。
如果冲突的各方都承认对方的目的是合法的，都能在法律范围内，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下进行约束，那么这种冲突就表现为竞争。注意，竞争的前提是：承认对方的目的合法！
如果任一方不认为对方的目的合法，因而对冲突的另一方使用武力。那么，有两种结局：1、对方被掐死；2、爆发战争。总之，一旦动用武力，其结果只有一个：某一方被灭掉。
且不论对方的私利是否合理，首先动用武力的一方无疑是将本党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因而，不惜促使内战爆发。
在政党冲突中，只要他们口中所喊, 心中所想，手中所行，所谋求的私利不损害国家、民族这个最高利益，他们的政策、方针、措施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我们就应该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人民以各自的利益汇集成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他们各自支持那一方，也就是承认那一方的私利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因此，站在某一政治派别的立场上，指责另一方谋求私利，只是一种无聊的言论。难道他们那一政治派别就没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没有私利？他们真的就做到了“无私无欲”？
其实，任何一个指责对方政党的言论，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就包含了本党的私利。问题不在于有无党派私利，而在于其私利是否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毛泽东先生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其实都包含了一个道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就是本党的利益，本党的利益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才有本党的利益，那就是——执政。
“他们口中所喊, 与心中所想并不一致. 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共产党口中所喊, 与心中所想并不一致。确实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共产党宣称：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进行抗战。
可是做起来，确不是那么回事。为了扩大共党势力，并不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
其罪状有二：1、破坏全国军令之统一；2、破坏全国政令之统一。
破坏全国军令之统一，以江南新四军做得最为明显。他们肆意突破蒋委员长给他们划定的抗战防区，竟然将部队打到了上海附近。
在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其实在暗中已分裂为两部。
一部是以陈毅为首的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破坏全国军令之统一，就是陈毅他们干的。他们四处出击，居然将下属的一部偷换旗号，以“江东抗日游击纵队”的番号，一路打进上海虹桥机场。连老百姓都知道他们其实就是新四军。陈毅居然敢问：有什么证据，可证明“江抗”是我的部队？当战区司令冷欣举证说：这支部队能打日本，军纪极好，足见是你的部队，必须招回防区。他们竟然抗令说：难道能打日本，军纪极好的就只有新四军吗？无视统一军令以此尤盛！
另一部是以叶挺、项英为首的新四军军部。他们虽然一直固守于划定的防区内，但也有不服军令之举动。当日军进攻之初，国军奉命转进之时，竟敢违令，与日军迎头而上，将日军赶离他们的防区，蓄意羞辱友军。
对于如此违令之“叛军”，蒋委员长英明决策，果断将其剿灭。只是首恶之陈毅所部历来不服军令，且在日占区，力有未逮。只得将尚能遵令的叶挺所部剿灭。
查共党此类恶行，不胜枚举。
破坏全国政令之统一，在共党所有辖区，都有施行。
共党在国军能力未及之地，私建共党政权，虽使日汪政权不能控制，也使国府政令不能通达。
罪行如下：
私定“二五减租”之法，以减轻对农民之盘剥。然国府并未有此政令。此乃罪行之一。
行“田亩累进税制”，暗行“平均地权”之实，致使富户田亩流失于劣农之手。此乃罪行之二。
发行边币，使国府通货膨胀之战略决策不能及边区之地。此乃罪行之三。
如此种种，以利民生之名，图控掌政权之私。致使劣民纷纷赤化，而危及国府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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