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uri R , Sep 13,2004,17:30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9周年，受KEEN之邀。我将以前的贴子重新整理一下发出，以餐网友。
公允的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胜利。国共两党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兴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先辈，无论他属于何党何派，我们都不可作出任何不敬的言词。因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奠定了今日中国复兴的基础。
我开此栏只想纠正《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无视、扭曲、甚至篡改的历史。
这些集子的开篇语说：
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要真诚面对历史。
此话说得很好，但却没有做到。
片中凡是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的地方，我将一一指正。
请给我一定时间来完成它。
＝＝＝＝＝＝＝＝＝＝＝＝＝＝＝＝＝＝＝＝＝＝＝＝＝＝＝
第二十九集《历史的血迹》
“中国幅员广阔，山系绵亘交错，这些地理因素，形成了天然的国防屏障。也为游击部队提供了生存与落脚的基地。在抗战八年期间，出没在山区的这股武装力量，牵制了日军120万正规部队，使之动弹不得。这是日本军阀侵华之初始料未及的事。然而，中共同样运用了这些条件，在八年间成长茁壮，最后终于扳倒了国民政府。这也是国民党始料未及的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应该是抗战时期敌后游击战的最大赢家！我们承认，无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是凡游击战士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与其贡献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单靠打游击，企图去赢取整个战争，则属不可能。因为游击战的属性本来是消极的骚扰、消耗与牵制。所以，两国交战，最后胜利仍然决定于主战场硬碰硬的阵地决战。这个道理应该是十分显现的。几十年来，中共不断宣传，对日抗战是八路军打游击赢来的。刻意模糊了国民政府在每一个主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实！更断章取义，声指民国24、5年间，蒋中正的[不能打]为[不肯打]、[不抗日]。这显然也是不公平的。事隔60多年，多少往事都已过去，许多变化也已成定局。今天的中共已经壮大到有足够的实力去面对历史。亦当有足够的勇气，把事实还给事实，让真象长白千秋。否则，我们将永远惭疚与不安。”
说得很好！现在大陆的人也都知道了国军在抗日战争中为国英勇杀鬼子的事迹，也知道国军所打的几乎全部的战役，有相当多的书籍、电影出版发行。可是本片呢？有足够的勇气，把事实还给事实，让真象长白千秋吗？有中肯地评价共产党抗战功绩的地方吗？
“在华北，日军控制的点线，多属城市和主要交通干道。对于这些地方，他们多以重兵镇守，加上外围的汪伪部队把风，老实说，可游之击是不是蛮有限的。但是对于同在边区山区打游击的国民政府部队，就不一样了。因为蚕食[自己人]要比打日本容易得多。所以，在敌后，国共之间的冲突不断，因而抵消了不少对日作战的功能。”
在华北，日军控制的点线，多属城市和主要交通干道。那么，广大的农村呢？是谁控制着？
当中共军队进入沦陷区时，在这个地区已经出现了众多的武装力量。不算投敌者，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坚决抗日的，其中有原东北军的余部（吕正操部、万毅部等）、有国府任命的（杨秀峰部）、也有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武装；第二类，其目的是保家守土的，如回民大队。这类武装既不相信国民党，也不倾向共产党，可算中间力量；第三类，原土豪军阀的余部（如石友三部），这类武装全部靠向国民党，其目的是鱼肉百姓，打鬼子不力，抢地盘倒很上劲。国民党不抗日的印象就是他们造成的。
随着敌后抗战形势的日益艰难，这三类武装也发生了变化。第一类武装全部选择投向共产党，接受八路军的统一指挥；第三类部队除少数撤到国统区外，大多数投向日寇，变成了汉奸部队。战后这类伪军重新被国民党收编，国民党以“曲线救国”脱了他们的汉奸罪。也就在老百姓心中坐实了——国民党不抗日的帽子。第三类中间力量也产生了分化，少数投日，多数仍坚持抗日的，认识到只有结成强大的力量，才能坚持抗战，而接受了八路军的统一指挥。因而整个敌后沦陷区，最终只剩下了八路军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在坚持对日作战。
在上一集中，我们提到了中共的新四军和上官云相部队冲突的故事。在华北，这种情形更为严重。现在，我们来看看民国28年，发生在冀察战区的一段往事。这个战区包括河北、察哈尔和部分山西地带。一共分为五个游击区。在这里面，第一和第五是中共刘伯承部队的地盘，第二游击区是地方部队张荫梧的地盘，第三游击区是石友三的地盘，第四则是朱怀冰的地盘。石和朱原属西北军，以当时而言，算是亲中央的地方军。但仍不脱划地为王的草莽本色。所以，这三种背景不同的部队，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合]在一起的，而实质上则是各怀鬼胎，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算计自己人。象这年秋天，刘伯承就把朱怀冰的部队吃掉了，石友三深感唇亡齿寒，于是发动了对刘伯承的猛烈攻击。
当年服役于石友三部队的李振武回忆他亲眼目睹的一段闹剧，他说：“石友三一火，你知道这一火可不要紧喔.....整个那么大河北的南半部包围了，缩小包围圈。一家伙缴枪了，缴谁枪呢？缴刘伯承。我们下了命令，光要枪、子弹，除了这以外什么都不准拿，身上不准搜身子，什么都不准拿。如果拿回来枪毙。这会你知道谁来了？刘伯承，国共合作嘛。刘伯承喊口号了：[石友三是民族救星]、[拥护石总司令抗战到底]。贴了满地都是标语，一边走一边喊，一路喊到这。石友三这个住的地方，一个大门，就在那儿上，石友三拉他进屋咧，进院咧，刘伯承他一回头还喊[石总司令是民族救星]、[拥护石总司令抗战到底]。他这样的，所以我看得清楚的很嘛。刘伯承什么样，我没大很看清楚，可是这是刘伯承，说是一个眼睛。就这样，没看清楚他是左眼还是右眼。真的这是真的。进去以后，交涉，好，枪给他，兵给他，还他，走了。这可还他了，还他以后不要紧，标语就换了，[石友三是汉奸]、[打倒石友三].....
拜托，撒谎找个更能编故事的好不好。编得如此拙劣，让人恶心！
当年50万中央军，围追堵截，尚不能将3万红军全部缴枪。石友三多大的能耐哟，能以两个军的兵力包围河北南部，将刘伯承的129师包围缴枪，岂不证明中央军全是草包饭桶。
3万日军都作不到的事情，石友三作到了，可见石友三部队的作战能力也比日军高出很多。
什么都不准拿，身上不准搜身子，多好的军纪呀！
石友三这么骁勇善战，军纪有这么好，民众岂不额手称庆。蒋先生穷数十年之功，尚未找到能灭共的大将之材，若启用石将军，何愁共党不灭！？
可是，国军为什么将这么骁勇善战，剿共栋梁给杀了呢？蒋先生是不是很愚蠢？
石友三原属西北军，其人反复无常，号“倒戈将军”。1932年秋，石友三在日本特务湊幵一的保护下，從烟台乘船潜入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在天津，石友三与日本特务頭子土肥原拉上关系。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任69军军长。1939年被蒋介石委任察哈尔省省长，这一地区正是八路军的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1940年初，石友三派族弟石友信前往开封和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协助的“共同防共协定”。1940年3、4月，石友三率69军进犯冀南八路军，遭八路军痛击，余部撤到山东曹县。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商谈投日条件，被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查获。12月1日，石友三被高树勋密捕，当夜活埋于黄河岸边，其余部被高树勋收编。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当时中共打国民党的样板脚本，能屈能伸的多变本质。使中共在天高皇帝远的华北，有机会一步又一步的发展起来。”
就差一点要说中共勾结日本了。
“国军以正规部队，在敌后从事游击战。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便不断在进行着。民国28年的冬季攻势.....约当150个正规师的兵力（从事游击战）.....由此可见，国军不仅在各主战场担当守土保国的重责大任，在敌后还投注了十分可观的兵力。
百团过后，紧跟着受打击的是卫立煌的晋南中条山游击基地.....也是国军留在华北的最后基地。前此，日军曾七度来犯，都没有得逞。这次为了扫荡[八路军].....集合了华北的部队，共七个半师团，展开了第八度进攻中条山的[中原会战].....中条山脉位于山西南部，.....东接太行山，西连吕梁山脉，南枕黄河，（北为太岳）确实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因此，日军称之谓[华北盲肠]。我军计有16个师据险固守这块防地。”
奇怪，这个华北的最后基地居然只有16个师，那134个师在敌后不需要基地？不需要休整补给的地方？还是说这134个师不在华北，而在华中、江南？想想看，134个师在华中、江南，近200万的兵力。再加上正面战场上的兵力，岂不有300万以上的兵力，南北夹击，华中武汉的日军(7个师团)岂不要压成粉末？
“日军41师团从桑池、横岭关尖隘道突破，直杀到了桓曲。......我军有两位军长及六位旅长以上的将级军官为国牺牲。......一场战役下来，阵亡的将级军官竟达八位之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击战与阵地战付出代价不同的地方。”
奇怪，中条山不是游击基地吗？为何不以游击战为主、辅以阵地战？在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游击基地应该发挥游击战的特长才是。这段话居然影射国军的将领指挥无能，真是奇耻大辱！不过在阵亡的军长中，98军长武士敏多次与太岳山区的八路军协同作战。
片中说：日军为了扫荡八路军，调集了七个半师团，展开了[中原会战]。显然，位于中条山北面太岳山的八路军总部也在被攻击之内。那么，攻击中条山的有多少兵力？
“日军41师团从桑池、横岭关尖隘道突破，直杀到了桓曲，中条山被切成两段了。西路日军第37师团、16旅团，也穿越了80军和第3军在张店镇一带的防区向东推进。21师团则由东向西打。当日，济源不守。这个时候，桓曲的41师团左右开弓，分别于10日和12日与东西两军会师于五福涧和邵源。中条山守不住了。”
显然，日军用了3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兵力为主攻，41师团、37师团、21师团、16旅团，加上外围的36师团、33师团、9旅团、4旅团，共5个师团3个旅团的兵力约12万人。而国军16个师，26万余人，虽装备逊于日军但据有山地之险。那么，日军还有2个师团的兵力在干什么？显然，在进攻太岳山的八路军总部。国军丢失了中条山，八路军则守住了太岳山，而太岳山只有八路军贺龙的120师，另两个师是林彪的115师在山东，刘伯承的129师在冀中太行山。
“百团的后遗祸患还没完，接着，日军开始在冀中、冀南、冀东、晋西北、太行、太岳以及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展开了长达两年的[治安强化运动].....所谓“强化”，便是恶名昭彰的[三光政策]。......战时，在沦陷区内被日本人戕害的无辜老百姓，其人数很难估计。单就[百团]后的两年而言，大约在二百万人以上。”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共产党不该打[百团大战]，以至招来日军的报复，给老百姓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是了，原来国军不愿打日本鬼子，是生怕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多么爱民如子啊。所以国军成建制的带枪携炮投向大日本皇军，那是为老百姓着想，让他们可以安宁的做皇军的顺民，享受皇道乐土。共产党打皇军，使百姓遭灾，真是十恶不赦！
“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呢？大概就如同以上那几位亲历其事的日本退伍军人所说的那样吧！虽然，迄今日本当局仍然否认他们的野蛮行为。但总有人难以释怀他们双手曾经造下的罪孽。而在晚年，以文字记录下他们终生的梦魇。面对此一滩滩被遗忘了的历史血迹，我们只能祈求自己的子子孙孙不再流血！”
对于中条山战役，周恩来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３０日的《论统一战线》中有一段话：...紧跟着有中条山战役，蒋介石怕中条山守不住，希望我们配合，但主要是试探我们还打不打日本，当然这完全是他的糊涂想法。我们表示配合作战，但是蒋介石又怕我们，不要我们过漳河之线，要限制我们作战，这就很难配合。他在中条山，我们在漳河北怎么样打呢？同时他又不给我们下作战命令，要我们自己打。我们要一点补充，他说，只要打，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我们打了，他又取消诺言，食言而肥。这是一次接触。....
三十集《死亡工厂》731
化天使成魔鬼，大概只有日本做得到。
泯灭人性，做得最彻底的，也只有日本。
纳粹的德国杀害了几百万的犹太人，但毕竟还是把犹太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同类——人，来处死。并且在战后有深切的痛悔，因为德国人始终还是把犹太人看作人，承认犹太人同样拥有人的权利，没有将杀人当作娱乐。
面对那些将婴儿挑在枪尖，哈哈大笑的日本士兵，谁敢说他们心中还有一点点人性？！
把人的生命视为草芥，将人的属性比为粪土。这就是日本文化中武士道精神反人类的精髓。只要这种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残存，只要武士道精神的圣殿——靖国神社还存在，日本人就是人类社会中最危险的民族。
第三十一集《苦撑待变》
“中国人，就是这种状况之下，抗起了一场不得不打的民族战争。那么，我们的胜算究竟何在呢？当时中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学者蒋百里说：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妙处，就是同化的攻势，和武力的守势，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拼命。显然，蒋百里所说的致胜之道，是充分发挥民族特性，以无形的民族性，去对抗大炮飞机，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是后人难以想像的悬殊局面。但在当时，却鼓舞了全国民心。”
“第二次长沙战役中，日方投入神田第6师团、丰岛第3师团、北野第4师团、第40师团。首战守军为杨森27集团军的欧震第4军、孙渡的58军。杨森和神田在大云山旁廝杀了10天，让薛岳有机会从四面八方调兵遣将投入战场。肖之楚26军、李玉堂10军、韩全朴72军、王耀武74军、夏楚中79军、陈沛37军、傅仲芳99军、邹洪的暂编第2军、杨汉域20军。这次长沙之役，显示出国军机动和应变能力已大为增强。顾祝同的3战区、李宗仁5战区、陈诚6战区展开牵制作战。日军首尾难顾，败退而走。”
以国军的11个军对日寇的4个师团，这一战“显示出国军机动和应变能力已大为增强。”。
“12月8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下了一子险棋——奇袭珍珠港。苦撑了4年又6个月，中国在千辛万苦中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2月9日，中华民国对日本、德国、意大利正式宣战。”
外援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加速中国胜利的重要因素，只是加速因子。但把外援看作中国获取胜利的主导因素却是绝对错误的。这种意识必然导致中国人无力挺直自己的腰杆，而致在对外关系中听命于人。
我们必须认识到致使中国胜利的决定性因子，其实就在中国内部，那就是中国人不屈的精神。它需要一个政党作为初晶体来把这种精神凝聚成力量，在这股力量由小到大逐渐凝聚的过程中，必须有正确的决策引导，使这股力量坚固。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初晶体，中国就会出现元、清那样的局面。然而，中国有了这个初晶体！
可惜，我们没有看到国民党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他的眼睛向外，看不到致使中国胜利的决定性因子。因而，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的错误决策，反而对这股力量的凝聚起了耗散作用。
因而，这股力量凝聚到中共的周围。这是中国自己的内在力量，是中国走向新生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坚韧性，决不是外来力量所能打碎。
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人自己！
或许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决定最终胜利的不是游击战，而是硬碰硬的大决战。
那么，我要问：通过游击战，促使敌我双方力量彼消我长，能不能做到从游击战过渡到运动战？通过运动战，加速日军有生力量的消耗，而我方有生力量却能得到不断的补充，能不能最终达到大决战的条件？
第三十二集《悲情、豪情》
前段主讲日军在南太平洋的作战。
第三次长沙战役（1941年12月14日）
日军第十一军，第9旅团、第3师团、第6师团、第40师团、第1飞行团，另有1个支队，总共6万余人。比前两次的规模小得多，主要是为缓解华南日军的压力，进行牵制作战。
国军围歼部队：58军、20军、99军、37军、78军、26军、10军、73军、4军、79军
“长沙大捷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所向披糜，甚至欧战开始以来，反侵略、反轴心同盟国家第一次扎扎实实的胜利。当时全球各大媒体争先报道此一捷讯，其中以伦敦每日电讯报的标题最为传神：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1942，民国31年元月3日，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蒋委员长出任战区统帅。从此一刻开始，我国对日抗战也进入了决定性的第三阶段了。”
我记得在前面某一集中，蒋先生在抗战初期一次军事会议上的讲话是将中国的抗战分为二个阶段。不知何故，这里却采用了毛泽东先生在抗战初期把中国抗战分为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的说法。
蒋先生与史迪威的矛盾。蒋维国指责史迪威用飞机暗算蒋介石，给蒋介石准备了一顶拉不开的降落伞。这可是大陆网友几乎没有听过的事。幸亏有一个神秘的电话救了蒋介石，但是，是谁打来的电话，至今仍是个谜。换句话说，这件事的真伪是无法证实的。
将一个无法证实的事做为证据呈堂，而信誓旦旦，不知可否构成诬陷罪？请学法律的网友指点。
《一寸河山一寸血》在这里是否违反了要“真诚面对历史，把事实还给事实”的初衷呢？
用一个谣言来证实委员长与史迪威的紧张关系，《一寸河山一寸血》显然对这段历史没有持以严肃的态度。
若有人认为这个谣言发端于蒋先生，这又如何澄清呢？
第三十三集《一狼、二虎、[四强]》
四强是指：美、英、苏、中
一狼——苏联
二虎——美、英
“在那一段与狼共舞伴虎入眠的岁月中，中国人所遭受的辛酸、委屈、挫折、但又不能说的苦楚，在当时，甚至过后，都是鲜为人知的。蒋中正在这一段时期中的日记里写到：今而复知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言，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幸而今日我国尚有一片土地、与相当兵力以图自存，而未为帝国主义者牺牲耳。”
这一集主要回顾英缅战区的开辟，指英国人以一己之私，延误战局，造成了中国的巨大损失。顺便将史迪威很扁了一顿，说他将缅甸战场搞得一团乱。
1941年8月，陈纳德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建立。
“也许因为陈纳德的表现，还是隶属系统。而引起了史迪威的不满，因此他不断施加压力，要撤消飞虎队的番号，毕赛尔甚至以不归并即不许作战相逼迫，使得志愿队只好于1942年7月4日宣告结束。”
该片在此又说了谎言，伪造历史。事实是飞虎队重归美军陆军，为美军陆军中国战区的第十四航空队，对外仍称飞虎队，编制扩大和兵员供应更有保障。此前为志愿队，无论物资供应，人员补充都很困难，飞行员牺牲一个就少一个，而编为美军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后，所有供应大为改善。该片将这一事实隐瞒，让人误以为飞虎队的番号被撤消，志愿队被解散，为的是诬蔑史迪威。
第三十四集《黎明前的黑暗》
物资掠夺
“战争行为，本来是经济社会的一大杀手。其破坏力之强，摧毁面之广，是成长于承平时代的后人难以想像的。这种影响对交战国双方并无二致。所以到1942年，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日双方都面临到了无以为继的严重危机。这个时候，彼此拼的好像已是持久的能力了。换句话说，谁撑的久谁便是赢家。不过就当时情势而言，可以说我们阶段性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为了求存，唯一的选择只有[拖]，用我们幅员广大的土地，来换取时间拖垮敌人。至少，把他拖到同一个[立足点]，同一个[起跑点]，然后再来拼。这便是我们对日[持久抗战]的基本国策”
好嘛，把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中的观点，说成是对日[持久抗战]的基本国策。却把蒋先生放上画面，如此欺世盗名之举，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经过五年漫长的岁月，现在大家总算要扯平了。但此一结果毕竟不是最终目的，因为我们要的是赢。问题是，我们还熬得下去吗？我们还挥得出决胜的一击吗？照常理推断，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
“形成战时经济金融状况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日本深知只要把我国经济搞垮，这场仗就不用打了。他们分别从物资掠夺、金融破坏和经济封锁三个方面一起下手，企图扼杀我国的生存命脉。老实说，任何一个国家被这三把刀卡在脖子上几无存活的机会可言。但在当时，日本虽然很确实的做到了以上三点，但中国人并为因此而弃械投降。由此可见，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的搏斗是何等的惨烈了。”
下文呢？
黎明前的黑暗
我军重输新血。日军一号作战
民国31年9月——33年6月
时间跨度近两年。这一期间，中国国内灾害频繁，双方大战不多，表现出日军以物资掠夺为主的战争形式。特别是在日占区及其边缘，反复进行了残酷的扫荡。这些地区都是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所以这一时期，表现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承担了主要对日作战的任务——扫荡与反扫荡。
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一方面对日作战，一方面努力恢复经济生产、恢复民生。
而在国统区方面，却没有抓住这有利时机，积极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生产。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农业生产逐年下滑，以至通货膨胀之势非但不能遏制，反而飞速扩张。
“有人认为，中国之对日抗战，所以能获得最后胜利。是拜美英等列强之[赐]，是[西瓜往大的一边靠]，而得到的结果。这话不仅不公平，而且对我国在孤军苦撑、血拼五年的岁月中，那些战死官兵的英灵与全国上下不屈不挠的意志，构成了莫大的诬蔑与不敬。试想，若不是我国坚决的抗战到底，在中国战场上，陷128万余日军于泥淖而无法抽身，美国在西太平洋战事的结果如何，就很难料想了。至少，他们将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这笔帐，是不容一笔勾销的。”
在这里，将中国远征军的损失怪罪于史迪威是不公正的。遵史迪威之命入印的孙立人部损失轻微，而遵蒋先生之命的杜聿明部在野人山损失过半，也是史迪威的过错吗？
民国32年11月，常德战役。
日军：39师团，58师团，13师团，3师团，116师团，68师团，另4个支队加1个伪军师以及直属部队，共6万余人。这么多的番号加在一起，才6万余人。可见日军已经捉襟见肘了。
常德属6战区，国军有33集团军的59军、77军；29集团军的73军、44军；26集团军的32军、75军；10集团军的79军、66军；江防军的86军、30军、18军；战区直属部队74军、100军。（解说中说有14个军的兵力，可能有误）
好家伙，足有13个军，近40万人。日军竟敢用6万人攻击，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其中：王耀武的74军，施中诚的100军是赫赫有名的国军精锐，罗广文的18军、池峰城的30军也是战功赫赫的部队。
14日，日13师团突破10集团军、29集团军的防线，操73军、44军的背后，攻占桃源。日3师团攻击73军防线。日116师团、68师团穿越防线直扑常德。常德守军74军57师（精锐之师）以1万余人的兵力和两个师团的日军力拼苦斗，坚守血战11昼夜，全师官兵伤亡殆尽，突出重围时，只剩300余人。12月5日常德陷落。
此时，日军13师团踞桃源，日116师团、68师团踞常德。国军18军、79军、73军、74军、100军、来自9战区的10军、99军和来自江西的58军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方先觉的第10军一马当先咬住日军，日军补给被切断，终于13日撤离战场。
57师坚守11天，力战2个师团，造成对我方极为有利的战役事态。可叹国军8个军居然未能围歼日军之一部，战场内的国军反而没有来自9战区的第10军动作迅速。若说国军不能打，则显然不是事实，57师就是明证；若说能打，以8个军的兵力却不能围歼日军一部。真不知该说能打还是不能打。
第三十五集《惊天泣鬼保衡阳》
衡阳守军接收美军的火炮清单：
37战防炮 9门
75山炮 6门
迫击炮 26门
这几门炮可让鬼子吃到苦头了。死在这些炮口下的有：日第68师团的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参谋长原氏真三朗大佐、第57旅团旅团长志摩原吉。
“事实上，在第四次长沙会战时，即已呈现了至为严重的兵员缺额问题。加上精锐师南调支援滇缅战场，所以当时长沙守军的实力是难以与二、三次会战相比拟的。这至少是长沙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
兵员缺额问题实际上并非因兵员补充不及时，国府为了保证兵员已抓得鸡飞狗跳了。兵员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军官为了吃空饷，残酷地虐待士兵，以造成死亡或逃亡而致。
日军投入10个师团，地面兵力达36．2万余人。
中国军队用于参战的是第九战区的第30、第27、第1三个集团军，计10个军近30个师，加上1个工兵团、2个特务团、1个炮兵旅以及地方保安团等，共约40万人。
“因为在长沙一役中，我军被绝对优势的来犯之敌[冲]散了”
请注意：不是打散的，而是冲散的。冲散意味着战力并无大的损失，还可迅速复聚。若不能复聚，则表明军无斗志。
“在一片混乱中，重建指挥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指挥系统未受大的打击，各级主官损失不超过20%的情况下，各部的参谋军官可为补充，重建指挥系统应在十天半月内完成。若不能做到......
“虽然王陵基和杨森的部队，在茶陵和醴陵这两条线上和敌人都有过激烈的战斗，但仍然挡不住日军锐利的攻势。衡阳终于被围了，国军这些部队从此便被隔绝于日军的包围圈之外，一直未能向守城部队伸出援手。而使衡阳形同一座孤城。”
为何不能如台儿庄那样反包围？或在外围机动出击，如断敌补给等，以减小衡阳守军的压力？
6月24日，第一次进攻，衡阳守军1万7千余人，日军68师团、116师团约3万多人。血战7天7夜，敌人尸横遍野。7月2日，日军后撤。7月11日，日军卷土重来。7月18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横山勇不得不增调3个师团，这样进攻的日军为68师团、116师团、58师团、13师团、40师团，近11万人。在中国战史上这还是空前未有的事。8月3日，日军齐聚，发起总攻。8月8日，衡阳保卫战结束。
是役，日军伤亡1万9千余人。衡阳被俘官兵仍有1万3千3百余人，阵亡4700余人。（这次赚了）
纵观在整个防御日军“一号作战”中，国军打的毫无章法。
1944年2月，国民政府统帅部召开了由第三、四、六、七、九等战区主要将领参加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首次提出了有关抗日战场战略反攻的初步构想，他说：“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他论述说：“敌人在我国境内的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二十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付敌人一个军”，在数量上我方占有绝对优势。从战场态势来看，“以现在敌军正面之广，空隙之大，兵力之弱与士气之衰落，我们真的要打它那一点，就可以打它那一点”。所以，“今后的战局，敌我的形势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在我们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处处要采取攻势，而敌寇则是处处受敌，被迫退守”。举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蒋说：“在今年五六月的时候，我们第一、三、四、五、六、七、九各战区一定要实行反攻。”由于“可能遭遇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反攻作战“必须准备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准备抵挡日军可能发动的先行攻势，二是我方主动发起反攻。蒋介石提出，如果日军先发动攻击，则我军除以主力部队作正面抵抗外，每个战区都要抽调两个精锐的军按照预定目标，主动侧击敌后各大城市，作为战略反攻之先声，同时破坏敌人的攻势，使之首尾难顾。按照预定计划，第九战区将反攻武昌，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第五战区反攻汉口。如果“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之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的实行反攻”。
（文中所有引文，引自于《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蒋总统集)，第1484--1485页。）
按照蒋先生的战略部署，5月27日，日军发动长衡战役之时，国军也基本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即使九战区的反攻被日军先手打破，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也应按计划施行。呈现的战局应该是日军首尾不能兼顾，如何能在衡阳打出47天的攻坚战？难道蒋先生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讲了一通鬼话？
再看长衡战役中，国军军事指挥的错误和无能，比比皆是。
1、增援衡阳，畏缩不前
当时集结在衡阳外围的国军共有8个军，总兵力10万以上，蒋介石虽严令其增援，副总参谋长白祟禧还曾亲赴桂林协调指挥，但各部仍畏缩不前。其中，只有六十二军战斗出色，打到衡阳南郊及西站，但在日军重兵攻击下，援军孤路作战，损失惨重，很快败归。
8月7日，日军突入城内，守军展开激烈巷战，方先觉电蒋表示“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蒋复电：“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并于当夜“三度向上帝祷告”。8日，衡阳终于失陷。若8日，国军在衡阳城外打响，使敌之一部处于前后夹击，守将方先觉当不至于率部向日军投降。
应该说，坚守47天，为国军力争到扭转初期失利的宝贵时间。若能利用日军与第10军打得筋疲力尽之机，集中精锐突击，虽不能歼敌一部，但也使日军锐气大挫，不致以后日军进桂林，夺柳州如无人之境。
2、战略战术错误
衡阳之战，日军虽欲速决，却两度因弹尽而停，可见补给困难。第10军在第一阵时也打到弹尽，7月11日，日军再次进攻时，又有充足的弹药防御，显见能得到有力的空投补给。
“打通南北大陆的作战，对日本人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战斗。由于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南方，在中国的日本军的战斗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内地和中国现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弥补。更严重的问题是制空权被美国空军掌握着。因此，日本军的补给受到攻击，粮食，甚至武器、弹药、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军。”《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 P129
可见，日军的最大弱点就在补给困难。若在战略决策上攻击其弱点，应能有效的遏制其攻势。
如何攻击日军的补给线？
日军兵分三路，左翼第3、13师团自湖北祟阳南下，分为前后梯队沿幕阜山脉西側攻击；中路第60、116师团在湘北分6路强渡新墙河，右翼第40师团从华容、石首出动；穿越洞庭湖后登陆作战。显然，日军的补给线为粤汉铁路及相邻的公路。
这条补给线在湖北的祟阳，穿过幕阜山脉。这一区域的三个县（祟阳、通城、通山）都是山岳地带，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10多座，是极好的游击战场。若能在长衡战役之初，将在武汉以东，进攻新四军李先念部的84军189师南下至祟阳、通城、通山，以游击战法，在此进行交通破袭战。
随后，将在平江以西，幕阜山中段重聚的第27或第30集团军不向南，而向北，增援189师，控制祟阳。利用险峻的山势迟滞消耗日军，牵制长沙、岳阳一线的日军战役预备队（估计是34师团、39师团），夺回战役的主动权，为精锐的王耀武集团军创造有利战机，当属可能。
当日军以第68师团、116师团、58师团、40师团、13师团围攻衡阳时，其东边是3师团拱卫，以第27(或30)集团军牵制；王耀武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在空中掩护下（当时，除衡阳外，其他机场尚在我手），则直扑西侧的日第40师团，不使靠近衡阳，因这个师团从水路而来，其重装备必然不多，且其后无第二梯队。若不能围阻40师团，则应战术机动，寻歼孤立的日军。以我之上、击敌之下。
若能如此布署，即使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不能如期开始，也能使长衡战役形成均势，从而拖垮日军的进攻力量。若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能按期展开，则战场形势必将转为有利于我方。
方先觉的第10军坚守衡阳47天，为何如此骁勇善战之将，从1949年到1968年，当了近20年的中将？
第三十六集《无形战线》
这一集主要讲战时情报工作.
第三十七集《蒋夫人与战时妇女》
全集长29分钟。由于有损坏，只能播放到26分钟。这26分钟，全是赞扬蒋夫人——宋美龄的。
不可否认，蒋夫人在当年的抗战期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以此集的片名来说，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当年中国妇女对抗日战争所作的重要贡献。
有关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妇女工作在《湖南妇女网》上可见全豹之一斑。（ http://www.hnwomen.org.cn/lishihuimou/funvzhi/08d2pd4z.htm）
有关处于华北战场上，中国妇女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功绩。如果你用“红嫂”一词去检索，你可以查到一大批“红嫂”。事实上，她们的事迹在无数妇女抗战的功绩中也只是沧海一粟，正是她们构成了人民子弟兵的母亲。如果说，古希腊神话中力大无穷的英雄安泰，是因为有大地这样一位赐予他力量的母亲，那么，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能够所向无敌，也是因为有一位始终与她血肉相连、赐予他智慧和力量的母亲，那就是人民。
平邑县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抗日战争中，全县9000多名青救会员和2万多名儿童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在路口、交通要道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送情报；3万多名妇女,7000多名姊妹团员,碾米磨面,烙煎饼,送给养,日夜赶做军衣、鞋袜、慰问袋。郑家峪村妇救会袁广田，一个月就做成军鞋18双。在她带动下，全村一个月共做军鞋280双送往前线。
八路军115师战史中对《陆房战斗》的记述中，也有当地妇女掩护救治八路军伤员的记载。
陆房战斗是1939年5月11日八路军115师在山东泰西根据地打的一场突围战。日军8000余人，火炮100余门，将八路军115师师部及直属部队、辎重队、泰西地区机关、鲁西区政府机关等5000余人包围在陆房地区。我军作战部队为第686团2个营与师直特务营（共3个营的正规部队）、津浦支队（游击部队）、冀鲁边第7团（地方部队）。
陆房村位于泰山西麓的丘陵地带，是肥城县安临站镇的一个村子，该村与周围10余个村子同处于一个山地丘陵盆地中，东西宽约5华里，南北长约10余华里。四面环山，西边是肥猪山，西北边是黄土岭，北边是凤凰山，东北边是东山岭（368米），东边是蛤蟆山、常山，东南边是望鲁山，南边是鸠山，西南边是岈山。这些山高低错落，是平地高约300～400米的石山。
115师据山而守，与日寇激战一昼，于夜间在村民的带领下，走小路，乘黑分散突出重围。此战，日军伤亡1300余人，我军伤亡340余人。
八路军突围后，日军对陆房地区的村民疯狂炮杀，烧毁民房数以百计，杀害无辜村民126人，妄图找出我军去向。陆房人民宁可家园被毁，亲人罹难，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八路军伤员78人，除5人因伤势过重牺牲外，其余伤愈后全部归队。许多妇女把八路军战士认作兄弟、丈夫，有6位老大娘把战士认作儿子，没有一个伤员被日寇抓走。
“皖留”的故事
1941年1月4日，对不满周岁的小“皖留”来说，是悲剧命运的开始。蒋介石为了实现他在抗战中削弱共产党的罪恶目的，命令新四军限时北渡长江。“皖留”的父母，一个在新四军民运科，一个在战地服务团，都将随部队北上。因形势吃紧，无法将嗷嗷待哺的女儿带走。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皖留”的母亲最后一次来到老乡家，抱起“皖留”，使劲地亲吻，热泪噗噗地洒落在她又白又胖的小脸上。“妈妈对不起你，好好住在老妈妈家里，听话……”她拿出了相册、毯子、书籍和一些零用钱，对愣愣站着的乡亲深深地鞠了一躬：“如果我们还能回来，我一定来找你们，拜托了……”
就在那天深夜，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九千将士，七千魂归青山……据回忆，当时驻守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撤走时，共有8个婴儿留在老乡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皖留”。收留“皖留”的老乡，为逃脱国军的搜索，东躲西藏，历尽煎熬。在漫长的岁月里，其他7个小“皖留”相继离开了人世，只有詹家的“皖留”幸存了下来。1949年云岭解放。“皖留”的养父母领着“皖留”四处寻找解放军战士，然而当年的新四军战士始终没有出现。
詹家一次一次地跑宣城，跑芜湖，终于得知，“皖留”的生父叫孟星野，生母叫李辛渠。孟星野在战斗中已牺牲了，母亲则下落不明。……在南京军区卫岗干部子弟学校，“皖留”正式改名为孟烈。
孟烈说：“1941年留下的8个‘皖留’，最后只剩下我一人，其中有多少心酸事啊。新四军离开云岭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云岭百姓十分残酷。一天，匪徒不知从哪里听到风声，说詹家藏匿了一个‘小共匪’，就把我爹抓起来，吊打了半夜，爹爹被打得死去好几次，却不肯说出半个字。娘把我藏在家中小阁楼里，让大哥守护着，自己出门一家一家地磕头，把膝盖也磨破了，让村里人担保。村里的父老乡亲联名做保：我确是詹家后代，这才保住了我，保住了新四军在云岭留下的一条小生命。”
以下是几位“红嫂”的名单：
明德英
1942年冬天，侵华日军又一次对我沂蒙中心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扫荡。这天中午，又聋又哑的农家妇女明德英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出来晒太阳。突然，一位满身鲜血的八路军战士向她跑来，并示意鬼子在后面追，明德英急忙把战士拉进自家的团瓢，用被子把战士捂在了床上。鬼子走后，明德英发现那位战士又渴又累昏了过去，情急之下，她毅然挤出自己的乳汁喂到了战士的嘴里。
后来，人们把这一故事搬上了舞台。从此，红嫂成了那个年代沂蒙妇女的缩影。在过去的那段岁月里，浩浩八百里沂蒙究竟有多少像明德英这样的红嫂呢，谁也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仅1941年的那次反扫荡，河南艾山脚下的这几个小村庄的妇女们，就冒死救下了1300多八路军的伤员。
祖秀莲
1941年深秋的一天下午，为躲鬼子扫荡从山上刚刚回家的祖秀莲发现自己家门口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青年人。这人身上只穿一条短裤，裸露的身体上有数处枪伤和一处刀伤，由于流血太多，伤者已人事不醒。祖秀莲仔细辨认了一下，看面孔不是本地人，她从先前南山方向传来的几阵枪声判断，这肯定是自己的人，她用尽力气把伤员扶进了屋里。这位被祖秀莲救下的伤员是一位八路军，叫郭伍士，是八路军的侦察参谋。从此，祖秀莲大娘对郭伍士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精心为他治疗，千方百计为他调养身体。在当时自已几天忍饥受饿连粗粮都没得吃的情况下，祖秀莲求亲告友，借米借面，并用纺线换来的钱买些有营养的东西为伤员补养身子；就是自己几天水米不沾牙，也从未间断每天两次为伤员送去可口的饭菜。近一个月过去了，在祖秀莲大娘的精心护理调养下，伤员郭伍士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刚刚能战立起来，他决意告辞大娘找部队去。大娘理解他的心情，劝他不要着急，等她找到我们队伍的下落再放他走。后来终于打听到在夏蔚区的牛场子村附近有个八路军的地下医院。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祖秀莲约着张恒军（祖秀莲侄子）等几位家人抬着郭伍士，在夜幕的掩护下，将他护送到这家部队医院。郭伍士在这里得到进一步治疗，很快康复归队。以后，他随部队南征北战，屡立战功。
赵建平
在革命老区北京市密云县巨各庄镇，有一位从硝烟战火中走过来的传奇老人赵建平，她被当地人们亲切地称为“红嫂”。“红嫂”当年17岁加入共产党，担任村妇救会主任。在担任妇救会主任期间，带领妇女姐妹做了大量的工作，宣传抗日、监视敌人、传递信件、站岗放哨、除奸防特、护理伤员、做军衣军袜。
公成美
沂南县有个东北村，村里有个大娘叫公成美。
年轻时，她是村里的“识字班”班长。她领着姐妹们推磨轧碾烙煎饼、送军粮、做军鞋、站岗放哨、当向导、埋地雷、抬担架、慰问伤员……没日没夜拼着命地干。
1945年8月的一个晚上，区妇救会的朱翠兰对她说：“成美，又有新任务了。你们村这台戏能不能唱好，就看你这个主角怎么演了。”那时，成美和丈夫景会刚结婚一年多。景会是村青救会长。这次参军大动员，东北村又是模范村。全村参军11人，拉走了一个班，景会当了班长。
这一走就是5年。她天天等啊，盼啊，直到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9月8日，部队派人送来了景会的遗物。
成美对来看望她的乡亲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虽然失去了亲爱的丈夫，但是我永远不后悔。因为，没有景会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幸福。”
蒙山母亲——王换于
沂南县艾山乡的东辛庄。1939年，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指挥机关就设在了村里的于大娘家。这一年，于大娘五十多岁了，由于那时的封建传统，于大娘连个名字都没有，只知道自己的娘家姓王。后来常到于大娘家联系工作的山东省妇救会执行委员陈若克知道了这件事，就和于大娘啦家常，讲了许多妇女翻身做人的道理，并为于大娘起了个名字叫王换于。从此，王换于把自己看作党的人，把命运和八路军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并把陈若克认做自己的干女儿。
就是从那时侯起，王换于成了八路军的"蒙山母亲"。六十年沧桑岁月，王换于家的这个小屋，住过八路军的将领，收过八路军的孩子，存过八路军的给养，养过八路军的伤员，蒙山母亲以她蒙山一样深厚的母爱呵护着自己的八路“子女”。
在山东省档案馆，至今这里还保存着一本《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这是王换于大娘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这本《会刊》中记有1940年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人员名单。
李杏阁(1900—1964)
河北省安平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曾先后救护七十三名八路军伤员。1944年被冀中军区授予“冀中子弟兵母亲”称号。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建国后，在家乡务农。曾任河北省妇联第三届执委。
戎冠秀
1896年生于平山县胡塔沟村，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开始了自己坚强而漫长的革命历程。带头送两个儿子参军，带领妇女支前，舍生忘死掩护八路军伤员……在戎妈妈的生命里,共产党的事业融入了她的血液和骨髓。
管爱振
山东省平邑县柏林镇汪家坡，革命烈士王成启的遗孀管爱振——村里的乡亲都亲切地称呼她为“王大娘”。
1941年10月，日本鬼子对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正是那场罪恶的战争，将灾难无情地降临到她——一个才不到30岁的普通农村妇女的头上。一天，她家藏着两名八路军伤员的事不知怎么竟然走露了风声，鬼子、汉奸来抓人，坚强的王家一家人面对日本鬼子丧心病狂的严刑拷打，硬是挺着没说一个字，伤员安然无恙，她的公公却被鬼子残酷地杀害了。
孙玉兰
孙玉兰老人家山江省郯城县重坊镇三村。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担任村妇救会长和12个村的联防妇女主任，带领当地妇女中踊跃支前。解放战争时期，她带领妇女拥军支前，动员了数以百计的青年军参战。在1946年冬天的鲁南战役中，她带领数百名妇女抢修沂河“火线桥” ，确保我军部队和炮车安全通过，被表彰为“铺路的先锋，架桥的英雄”。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沂蒙山区大举进攻时，她为救护一名解放军伤员，自己饿得下河捞水草生吃充饥，靠乞讨要来干粮喂伤员，直到送伤愈战士归队，成为沂蒙“红嫂”中的一员。
32个名字
那时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艰苦，部队没有后勤部，妇女宁可少吃少穿，也要保证军队的给养。据淮海战役部分资料统计，山东妇女交军鞋400万双，军袜110万双，军装46万套，干粮袋60多万条，面袋20多万条，口罩2万个，绑腿4.5万副，棉被4500床……400万双鞋。这是个什么概念?要知道，当时许多庄稼人的孩子，到娶媳妇时，也未必穿过一双新鞋。在沂蒙山区，新婚妇女拿出了自己的嫁妆，大嫂扯下了自己的头巾，许多人当再也找不出一点布料时，就撕下了自己正穿着的衣服大襟，来做鞋面布。
参加孟良崮战役的人们，都知道“火线桥”的故事。
战役打响前的那个夜晚，为保证我们的部队抢时间进逼孟良崮，艾山乡的32名妇女，硬是站在齐腰深的冰冷河水中，肩扛门板，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搭成人桥，让我们的大部队顺利通过。
夜色中，虽然看不清面容，但每个战士的心里都明白，脚下是他们的姐妹，他们是踏着亲人的肩膀走向战场的。
一个小时过去了。当最后一名战士从她们肩上通过之后，她们都瘫倒在河岸边""的沙丘上了。一个军人划了根火柴照亮了她们的脸。然后把她们的名字一一记了下来。接着，迅速地向孟良崮前沿冲去。
黎明时，孟良崮响起了轰轰的炮声。这时人们发现，从万粮庄到孟良崮的那条山路上，到处都刻着这32个妇女的名字。
你还能记着我这个娘么
1942年5月，沂水县王庄张志桂的女儿刚满月，便收养了八路军11团团长陈宏刚满三个月的女儿陈鲁生。孩子刚送来的时候，瘦得可怜，小胳膊还赶不上大人的手指粗。志桂看着鲁生黄黄的小脸儿，再看看自己的孩子，红润润的脸蛋，粗壮壮的小腿，想到鲁生的母亲打游击，整日奔波，出生入死，决心把鲁生喂养好。
志桂带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两个奶，每人摊一个，谁也吃不饱。家里穷，买不起可以为孩子添食的东西。孩子饿得直哭。志桂想：鲁生身子弱，既然咱答应了人家，就一定要把人家的孩子养好。
于是，志桂总是先让鲁生先吃饱，才让自己的孩子吃。此后，鲁生不再哭叫了，瘦弱的小身子渐渐地胖了起来。而她自己的孩子却一点点地消瘦下去。
小鲁生长到半岁，两个奶吃光了还不饱。志桂便咬咬牙，给自己的孩子断了奶。
秋天，小鲁生快满周岁了，伴着志桂女儿越来越弱的啼哭声，会叫“爹”、“娘”了。
但志桂的心却轻松不起来。听着女儿细弱无力的哭声，看着孩子渴望的眼神儿，她的心都快碎了。
终于，志桂的女儿停止了哭喊，不到7个月的孩子，不幸夭折了。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可是，志桂还把她抱在怀里。她小心地把奶头放进孩子那干涸的、永远也不能再吸妈的小嘴里，泣不成声地说：“孩子，再吃一口吧，娘对不起你呀!”
小鲁生见妹妹要吃奶，一边叫着娘，一边抢奶：“娘，俺吃，娘，俺要吃……”志桂心如刀绞，一把将自己的女儿推给丈夫，抱着鲁生痛哭起来。
第三十八集《山穷水尽》
“1944，民国33年，中日战争已经跨进第七个年头。这个时候对双方而言，都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
“虽然日军完成了[一号作战]的任务，打通了中国南北铁路纵贯线，但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相当沉重的。在中国这一方面，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这条战线上，竭力去迟滞敌人的攻势，而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
仗打了七年，国军的游击战姑且认为也打了七年，可是日军的脖子却伸得更长。国府穷七年之力，付出150个师的代价，却仍然没有学会游击战法，日军似乎不认为再将脖子伸向南宁，会被游击战之刃割伤。日军通过如此长的补给线，供给前线作战部队之需，也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奇迹吧。似乎七年的游击战法，只教给了国军的幽灵部队。
“因为当时中国的精锐部队与美援战略物资都被史迪威[锁]在缅甸。这些只是眼可见的战况，事实上中国的潜在危机，却远比看得见的局势来的严重。”
“战争对经济社会的杀伤力是难以想象的，他对一个强盛富裕的国家已然如此，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就更难言喻了。......对一个寅食卯粮的国家而言，我们拿什么去开发经济来养战？不幸的是，这一年其实还只是此一恶性循环的开始而已。后来情形越来越遭，政府被迫饮鸩止渴，只好以印钞票以济燃眉之急，终至酿成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民国26年到33年，这7年间，货币发行量与物价上涨的情形。民国26年，法币总发行额为16亿元。27年增加了一倍，物价上涨64%。28年发行额为3.5倍，物价未见大幅波动。29年发行额增为5倍，物价却上扬了12倍。30年法币总发行额为开战之始的10倍，物价却上涨了27倍。31年发行额为21倍，物价高扬了70倍。32年发行额为47倍，物价飞涨到200倍。显然印钞票的速度一直跟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到了民国33年，印钞机印出180倍的钞票来，但物价却狂飙到了2100倍。这种家谁当得下去？”
“形成战时经济金融状况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在土地一片的沦失，交通网路一段段被切的困境中，外援显然便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寄。”
“抗战期间我们的盟友美国，确实前前后后给了我们8亿多美元的[资助]。但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怎么还的呢？”“黎东方说：美国给英国的租借法案物资29个Billion，等于290亿，给苏联的是9个Billion，90亿，给中华民国不到10亿，8亿6千万。这有一点不同呢，给英国的物资给苏联的物资，美国人负责任把东西送过来，至于怎么样来用这些物资，英国人自己当家，苏联人自己当家。给中国的物资，不交给中华民国政府，更不交给蒋介石，交给美国派来的那个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他把柄这个物资拿去，他支配。他留下一大部分，留在印度，预备他自己打缅甸用。给中国的东西很少很少。钱在别人的口袋里，我们显然无权过问人家怎么花。但如此悬殊待遇，除了当时西方重欧轻亚政策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国际阴谋在暗中操纵着。这个阴谋来自于一个叫做[太平洋学会]的学术机构。当时[太平洋学会]所提供的[资讯]对罗斯福总统的远东政策具相当的影响力。可是这个以[学术]为名的组织，却早为共产国际渗透了。1941年罗斯福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便是由这个[学会]所推荐的，此君正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太平洋学会]臭名昭著，它实质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上面这个政治推论实在是浅薄无知，若照这种推论的思维方式，美国给苏联的援助比中国多得多，显然美国已被共产国际渗透了，美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用这种推论振振有词大肆宣传的人，若不是蠢蛋，便是有意愚民。
“黎东方分析说：‘日本人同英国讲，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了。英国人说好，你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在欧州就可以专心来对付德国。所以英国就做了日本人的帮凶。把我们从云南通缅甸的路切断。因此我们唯一的可以进口我们需要的物资的地方被割断了。’”
这段话，似乎告诉我们：民国的经济崩溃，英国人应付很大的责任。
单从这位黎东方大师的话来看，似乎日本是同盟国成员，中国与德国是轴心国成员。有日本人对付中国，英国也就放心了。黎东方大师心里显然知道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那么，这些话就带有明显的愚民色彩。
“[黎东方说：]‘国内呢，有许多必需品是从外国来的就涨，这一涨，带动了整个的物价波动，这是第一次通货飞升。’”
云南至缅甸的这条路，也是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是用来运军需物资？还是运民生物资？若运军需物资，则显然军需物资绝不会进入民生市场，如何能导致物价上涨？若用于运民生物资，那么，中国有哪一类民生物资必须依赖进口？是影响市场物价的重要因素？这段话完全是胡言乱语。
“第二次物价波动，是在1942年，我们有了[盟友]之后的事。当时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必须以我国西南为基地，进行对日本的攻击。对中国而言，构筑飞机场便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了。为此，中国老百姓就像蚂蚁一样，赤手空拳拼了命努力赶筑。不到一年光景，分别在大后方修筑了36座可供B-25甚至B-29那么大的飞机可以降落的飞机场。这项不可能的任务，确实写下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精神的光辉历史。但没想到这番努力，也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经济负担。....他不拿钱来，说这个帐以后再算，请你们中国自己垫钱。我们中国政府就只好垫钱啊，这个农民来做工要发工钱，也发得很少啊，可是几十万人的工钱就很多了。这个老百姓没有看过那么多钱啊，就到小街上吃馆子啦，吃面啦，阳春面啦、牛肉面啦，这个面馆都发了财呀。又想到对不起太太呀，买几尺洋花布给太太做一件新衣服啊。洋布也贵啦，这个是市场经济呀。这个小地方的物价涨了，带动了附近的大地方，就慢慢地带动了全国。”
好家伙，小地方的物价上涨，能带动附近的城市，最终能带动全国的物价上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理论。我总算明白国民党的政工宣传为什么那么烂，原来都是如黎东方之类的人物来做。
“根据统计，如果以民国33年的币值来算的话，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只能当民国26年的一块多钱，约战前的30分之1。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也只合20分之1。......但人的生存最低条件一旦受到威胁，此一基础便会松动，甚至瓦解。所谓[饥寒起盗心]、所谓[俸不养廉]、毕竟人总要活下去嘛。但更可怕的是，假如道德的一层基石稳不住，法律的围墙便会跟着崩塌，社会就难以收拾了。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一个社会经过长期战争饥馑流离颠沛，老实说，健康的人已经所剩无多了。到了战争后期，抓来的兵是什么个样子呢？......陈泽润事件，其实只是战时役政问题的冰山之一角，像当时军队里[吃]空缺，已是普遍现象。那一个师长啊，吃2、3百人的饷，那是平常的事情。部队吃空缺，虽然让各级部队长[肥]了自己，但却瘦了整个战斗体。如此更严重的后果，是影响了战术与战略层次的战力评估，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与[莫名其妙]的失败结果。”
“经济崩溃形成社会混乱，兵源缺乏，军队虚胖没有战斗力。这种现象看在中国友人陈纳德眼里，连他都觉得撑不下去了。1944，民国33年冬，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
对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
自民图三十二年九月至民国三十三年四月
各部队住院各类病患者患病及死亡人数统计表
32年7月至33年3月止
病 类 患病人数 死亡人数 百分比
传染病 40285 11401 33.07
呼吸系统病 14947 3527 12.27
消化系病 25728 7601 21.12
循环系病 2253 723 1.85
骨系病 1803 202 1.48
神经系病 2485 539 2.04
泌尿生殖系病 6249 1268 5.13
感觉器病 5677 613 4.66
皮肤系病 19147 1474 15.74
其他 3216 113 2.64
合计 121817 27461 100.00
本片从经济、金融、兵员、战斗力等方面论述“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然而中国真的山穷水尽了吗？并非如此。如果说有人已经山穷水尽了，那也只是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已经山穷水尽了。
本片的分析用残缺、虚假的表面现象，去论证一个重大的结论，并有意隐瞒了最根本的因素，因而得出将一切责任推给外部世界的结论。这就是一个伪证，以逃避国民党由于反动政策所造成的责任。
实际上引起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及过重的田赋造成农业生产大滑坡，继而滥发钞票引起的通货膨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其表现为分散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却很小，因而对中国的抗战却是有利的，日军沿海封锁并不能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只能对获取重要的军需物资产生影响。
粮食是一切民生经济的基础，粮食的短缺才是物价飞涨的主因。其实，当时长江以南及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国府手里，这一地区和四川盆地都是中国的粮仓。由于疯狂的土地兼并所带来的高额田租和无节制的税赋、兵员的索取，破坏了农业的再生产，使农业生产逐年下滑。手中无粮，人心惶惶。
其次是人为的通货膨胀。为什么说是人为的呢？战时，国府实行了经济“统制”，这个政策的本意是通过合理的分配资源，以抑制物价、稳定经济。然而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发放救灾赈济款，只发100元以上的大票子，然后在中央银行兑零时，扣去24元手续费（请见《白修德回忆录》）。这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昨天你的财产还有100元，今天就只有76元了。这里暗藏着疯狂掠夺民间财产的目的。还有光复后，对伪币的兑换率问题，顷刻之间造成大量民众的破产。这种疯狂掠夺的结果，造成了物价飞涨，同时也摧毁了各级军政人员的廉洁和忠诚。
中国还没有山穷水尽，有何证据？看看共统区的情况，共统区（含游击区，这是从边币的使用范围来讲的）有8000万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中有下列记述：
日本军的彻底的残酷的扫荡作战、经济封锁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使抗日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状况。日本举的攻击使得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日本占领区。结果，1941—1942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1／6、人口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八路军的兵力，从1940年的40万减少到30万。
日本军的经济封锁和粮食掠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再加上覆盖华北的严重的旱灾，沉重地打击了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政。本来，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就不发达，包括日用杂贷在内的工业制品，几乎全部是外部运来的。日本军后方的山区根据地，对外部的依赖更强。因此，经济封锁给解放区带来极端的物资不足和物价上涨。在山区根据地，“敌人加强封锁的时候，主要的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几乎全部断绝”。当地居民靠吃草根、树皮充饥，在条件比较好的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穿的、没有食用油、没有纸张、没有蔬菜。战士们没有鞋子、袜子，勤务员们冬天也没有被子”。物资极端的不足引起陕甘宁边区1941年以后物价飞涨。
与减租减息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它是1942年开始，1943年在各解放区普通展开的。大生产的目的是依靠在边区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来克服严峻的经济危机。
以自力更生论为基础的大生产运动的特征，最明显地表现在军队、机关、学校进行自给生产运动，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军队一边进行大规模垦荒运动；一边建起纺织、制鞋、制粉等工厂。1943年，部队完全达到了自给。机关和学校，职员和学生也每天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活动。结果，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财政收入中，公营生产收入占37％，对减少财政支出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农村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1941到1943年开垦200万亩荒地，从来没有种过棉花的边区，1942年种了9万亩的棉田。
在工业方面，陕甘宁边区1943年也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公营、生产合作社和民营的：三者加在一起的纺织工厂，从1938年的7家发展到1943年的111家(公营23、合作社38、民营50)。年生产额也从1785匹急增到5.0968万匹，增加了约29倍。除轻工业以外，铁、小型机械、军需品、化学药品等重工业品也可以自给了。
在当时边区经济的技术条件下，除了无限投入劳动力以外，没有用增大生产的办法。可以说自给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通贷膨胀带来的生活条件下降。
当然在战争的严峻条件下的生产运动，其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是在成果最大的陕甘宁边区。1944年，民众劳动达到每天12个小时，吃三顿杂粮，一年仅能得到一件棉衣的程度。在贫穷的山西省东南的太行地区，据说富农几乎吃不起小麦。但是，当时的中国，在战争状况下，没有出现大量的饿死人。民众勉强“可以糊口”，这也是“有史以来的奇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依靠这种积极的经济斗争渡过了决定解放区命运的危机。
当然，在当时日本人的资料也不完整。比如，他没有看到边区政府兴修水利，改造良田的举动；也没有看到安置灾民的行动。实际上，太岳地区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个，从日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收容了20万难民，太行收容了40—50万。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页中写道：
“河南国统区的100万饥民，渡过黄河来到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据估计，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数多已死在当地，活着的人结伴进入共产党地区以谋生计。”
边区政府对这些灾民进行了移民安置，鼓励并协助生产自救。明令：谁开的荒地，就归谁所有。
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政府行为，建立了一个较稳定的经济体系。同样也通过“统制配给”制度，却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机构，这个制度比国民政府做得更彻底，所有军政人员一律不发薪奉，连一根香烟也是配给的。
将共产党的作为与国民党的作为相比较，真可以说：从此决定了“中国之命运”。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日军方面对1944年状况的描述：
以下摘自《剿共方针》1944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制定：P191
中共军事力量的弱点，表现在不能大规模生产军需品，装备低劣，训练不足以及缺乏干部。而其游击战术，是以长期消耗战为目的的消极战术，是不能与我军正式作战的战术。......
中共的特点是以卓越的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弥补其军事上的弱点，并以其拿手的政治工作对我方进行策动。
中共的政治攻势，特别是从1942年夏季前后对我方的政治攻势逐渐活跃起来。从冬季出现了配合政治工作的新式的小规模袭击事件。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及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内部的改编和改革，以及开始总反攻的准备工作及宣传工作。
在《华北治安战》下册(日本防卫厅 编)从 P440 之后，有如下描述:
关于1944年秋的治安状况，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益大佐回忆如下：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百三十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而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恢复县行政机关的为92%（总数398县中的366县）。与此数字对比，治安状况恶化情况十分明显。
1945年初，方面军的治安警备部队兵力为125个大队，约19万人（包括北特警十个大队，但骑兵、坦克部队及其他特种部队除外）（注：坦克第三师团）。这与大东亚战争前在数量上虽无太大差别，但占领地区扩大到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大东亚战争以前连续担任警备有经验的部队，不过只占半数。
..... 特别是以冀中地区为根据地的共军，改变了过去利用坑道的战术，于6月10日，一齐发动攻势，使警备津浦、石德线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前线守备队遭到了严重损失。
......
从“毛泽东的中日战争三个阶段论” ...来看，中共的所谓总反攻的战略阶段，虽与其当初预料的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现实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还是逐渐接近的。
方面军直辖地区
本地区周围的共军纠集各地武装团体，以进行总反攻的姿态逐渐向日军势力范围渗入。治安情况日益恶化。
华北治安战的特点是，其作战对象为彼此互有矛盾的中共和重庆两方面，他们既属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质、战术却各不相同。...... 从这一战争的现象方面可以看出以下各点：
一、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
.....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述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二、没有战线的战场
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三、长期持续的战争
.....这一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
四、新型的总体战争
军事力量的优劣、军事行动的成败、并不直接连接于战局的这一事实，说明在军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兼有政治、经济工作、社会思潮等非军事力量的战争，有助于敌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发展，但是阻碍了我方战斗力的发挥。
换言之，华北治安战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把华北、蒙疆当作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而予以维持和发展，当地政权的稳定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而已。
另一方面，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就战略战术而言，其巧妙的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而是他们在中国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而取得的。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族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当然，这些措施并非所有民众都无条件赞同，但他们也万无一失地依靠强制力量来进行调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法都是适合其国家风土人情和民族性的。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
另一方面，中共也大体上与我方同样划分为敌占区、中间地区、解放区，企图逐次扩大地盘。但其作法与我相反。他们首先进行政治战，组织群众，然后才行使武力。他们把治安战看作政治战，全力以赴进行政治工作。因此，其军事力量比之我方虽然处于劣势，却是逐步扩大了势力范围。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银湖碧水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