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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劳动----对历史观的讨论

a6156 · 2005-02-27 ·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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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劳动和一元论唯物史观

历史之维中的“异化劳动”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引起颇多争议的著作。后世对“手稿”态度基本可以分为“褒”和“贬”两派。尊崇“手稿”的一派认为“手稿”中发现了人性,“手稿”发扬了人道主义。贬低“手稿”的一派认为“手稿”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马克思思想不成熟时的产物,言下之意是不认同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人性的观点。总之,两派都把“手稿”中的核心“异化劳动”归结于人性论或人道主义,只不过是对人性论的态度不同罢了。笔者在这里希望超越人性论,用一种不同的视角审视异化劳动。

(一)、人性论色彩的“异化劳动”

马克思在“手稿”中虽然没有明确的使用“异化劳动是……”或“异化是……”之类的标准的定义式的语句来解释异化劳动和异化,但是仍可以在“手稿”中明确的发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描述:

马克思在从工资、利润、地租三方面分析过资本主义经济之后,如此概括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劳动:“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这是马克思在“手稿”中第一次提到“异化”这一概念。接着,马克思又具体的解释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特殊的劳动的后果:“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而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2]可见,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同他生产的产品之间就是一种异化的关系,工人生产这种与自己相异化的产品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了的劳动”。而所谓的“异化”就是某事物与产生它的来源之间的一种相对抗、相敌视的一种关系。

黑格尔也曾经使用过“异化”概念,他的“异化”指的是绝对精神在自我运动中从一种形态变化为另一种形态,因为绝对精神自我否定的辨证法方式运动,所以绝对精神异化后的形态与它异化前的形态也是处于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当然,黑格尔的“异化”和马克思的“异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马克思在“手稿”的“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有着清晰的论述。但是在表面文字上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和黑格尔的“异化”最显著的区别是黑格尔的“异化”是对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一种无价值判断的描述;而马克思的“异化”是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批判和谴责。前者是一个中性词;而后者基本是个贬义词,是一种应该避免的状态。

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异化”既有描述的内容又有谴责的态度,而且“手稿”本身又是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生活和其经济理论而写作的,加之写作“手稿”时的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所以很容易给读者这样一种印象:“异化”就是指对某些合理的、本来的、正常的状态的不正当改变。在被异化的状态之前(时间之前)或其背后(现象之后)必然存在一个理想的状态。现在对“异化”一词的应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哲学的范围,笔者在新浪网上搜索了一下“异化”一词,就出现了以下一些标题:“警惕教育改革的异化”、“月饼异化折射腐化新动向”、“别把教师异化成‘道德苦行僧’”等。从题目就不难看出这些文章是要否定、谴责那些“异化”了的内容,希望恢复事物本来面目。

回到“手稿”的内容上来说,这种对“异化”的理解无疑就是认为人本来存在一个原初的本性或生存状态,即有一个原初的、自然的“人”。只是某些非正常的因素阻碍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发挥或使其无法正常发挥,打乱了人原本所应有的正常的生活,使人不再成为“人”。这样就能得出现实的非正当性和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正当性和标准,而批判的目的就是恢复或达到那种正常的生存状态,恢复“人”的本来面目。这无疑是一种人性论的观点。崇尚人类之爱的费尔巴哈是最典型的代表,而“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也不能免俗。在“手稿”多处出现“人的类本质”、“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自然主义”等费尔巴哈式的词汇,马克思对“异化”的描述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3]而且马克思把作为批判的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也描述成“对人的类本质的重新占有”。

人性论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相信人有一个确定的、普遍的本质,即把人等同于某种性质。如人是善的、人是恶的或者说现在市场化社会的流行看法:人是自私的。费尔巴哈认为爱是人的本质:“一个人爱得越多,则越是存在;越是存在,则爱得越多。”[4]“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则是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意识的无限性的观点,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人是类存在物,不仅是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是都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是因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5]

笔者认为,对“异化”乃至整个“手稿”的理解应该避免人性论的倾向。首先,人性论是一种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把人当作了现成之物。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批判的过程中采用人性论虽然回答了批判何以正当的问题,看似拥有了一种逻辑上的完整性,但是会随之产生更多问题,而且是人性论所不能化解问题。比如:人是具有一定本质的,那么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异化——这种人的自我异化又是如何产生的?异化肯定也是源于人性的,那么已经被异化了的人又为什么能够发现自己所处在被异化的处境中?在本质之中的人又何以可能摆脱这种因自己的本质而带来的异化?如果说人的本质是包含有自我否定成分的辨证结构,那么本质对立统一的两极又是为什么会有一方压倒另一方造成异化,又是为何会出现否定之否定的情况,使得人能够发现自己的异化并摆脱异化?……类似这样通过对本质进行分析而产生的问题是永无穷尽。

所以无论“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以及一切人性论者)通过“异化”对现实的批判多么深刻、对人的理想生存状态的描绘多么具有吸引力,在哲学讨论中,我们都不得不遗憾地把这些都放入括号中“悬搁”起来,因为这些思想背后的逻辑和它们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都有问题,禁不起推敲。而企图从马克思的这种基于应然逻辑的批判行为中得出任何思想都是徒劳的。

(二)、在历史中超越人性论看“异化劳动”

那么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想在哲学上真的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吗?真的如阿尔都塞所言: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吗?

那就必须思考“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虽然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颇多赞美之词,甚至说:“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6]可后来马、恩的观点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过是半截的唯物主义。但是,“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却是一个“不安分”的费尔巴哈主义者。同样还是在上面所引的马克思赞扬费尔巴哈的那句话的后一半中,马克思说:“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7]费尔巴哈是从个人的感性直观“单刀直入”地得出了人的“本质”,而马克思则是从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去考察人的“本质”。可见,马克思并没有按照费尔巴哈本人的意思去理解他,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对费尔巴哈有一个“误读”。

回到“异化劳动”的问题上,如果把异化包含的关于对人的本质的背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现实的批判的内容“悬搁”的话,我们只能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它不是所谓人的现实与人的本质之间或背离或相符的虚幻的形而上学关系,而是现实生活中工人与产品的关系以及从中衍生而来的各种人与物、个人与个人的确实存在的关系。总之是我与非我的关系。

接下来,同样在悬搁了批判的价值判断后,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手稿,我们会发现:

1、其实马克思在用自己的方法叙述了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灭亡的一个过程,异化劳动的运动是资本主义从生到灭这一过程的动力和根本原因:

首先,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8]接着,以不同的物的形态表现的私有财产根据它的根源——异化劳动的性质,也必然表现为无差别的但又统治人的符号——资本。“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性质,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如何了。”[9]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资本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是真正的国王。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演化过程:异化劳动——私有财产——资本——资本主义。无疑,资本主义来自异化劳动的自我运动,即人的异化,而私有财产、资本又反过来保证异化。所以是人的异化产生了资本主义,而不是人性论者所言的:是资本主义异化了人。

在关于对资本主义灭亡即共产主义产生灭亡的预言中,马克思认为是“劳动的资本的对立达到极限导致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0]其实私有财产、资本都是异化劳动的产物,所谓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就是来源于异化劳动自身不断外化的特点,这种对立归根结底是异化劳动概念内部的对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制度的私有财产制度本身就有着否定自身的因素。对“手稿”加以审视就会发现私有财产的自我否定是因为它处于异劳动和资本的中介的地位上,一端的劳动是一切能动性的根源,另一端是始终自我同一、消解所有差别的资本,而私有财产的这种自我否定肯定向着劳动的那一端回归,所以,私有财产的这种自我否定肯定是来源于劳动,正如它产生于劳动,最终也回归于劳动。所以这种私有财产的自我否定其实也就是根源于异化劳动的自我运动。如果把贬义的感情色彩注入“异化劳动”概念中,那也可以说这种异化劳动的自我运动是从“异化”了的劳动变为“真正”的劳动。但是马克思的这个“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在后世遭到了理论上的和现实上的诸多挑战:在现实中,资本主义经过了2次世界大战后非但没有衰落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随经过几次重大经济危机但并没有出现自我否定的趋势[11],而且随着反而通过经济全球化达到了一统天下的盛世;仅是把资本主义的这种稳定解释为其还能容纳生产力而不做任何具体说明,其实就是把革命推向了永不可及的黑暗的未来,共产主义就成了在彼岸世界的虚无缥缈的天堂。在理论中:也不断有人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提出置疑,根据对现实的批判,提出了多种“危机理论”:性冲动危机(赖希)、潜抑过剩危机(马尔库塞)、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生态危机和全面危机(曼德尔)等。马克思的这种危机理论也确有缺陷: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极限?到底有没有这种极限?这种极限在哪里?到这个极限后私有财产为什么会向劳动回归而不是彻底地走向资本?

其实关于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不仅应从“手稿”的文本内容上看,而且还应该从马克思写作“手稿”这个行为本身来看,从“手稿”中所确实蕴涵的不在场的内容上来看,也许这比“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更有价值。马克思之所以写作无非是宣传自己的观点,希望读者能掌握革命的理论,进而进行革命的活动,从而把在理论上的批判变成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而这种活动的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恰是异化劳动的主体,是被异化得最深的人。异化劳动只能是被异化的人的劳动,那么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其实也是来自于异化劳动自身运动的结果,即异化走向了反异化。当然,被异化最深的人为何能知自己被异化、为何能反异化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回答。在“手稿”浓烈的形而上学人性论色彩中,这个隐含的问题被“人本质的复归”的结论所掩盖了。如果把这个人性论的表面论述“悬搁”,直视作为共产主义动力源的异化劳动,会发现马克思隐约地提出了异化劳动会有一个断裂性的转变,从无限肯定自身到扬弃自身,这是一个发展逻辑的转变,是一个彻底的质变。

2、马克思不仅讲述了资本主义运动的全过程,而且还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范围,总结了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指出异化劳动也是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根本原因,它的自我运动决定了人类历史的演进: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异化劳动概念的时候就隐含着指出了劳动成为异化劳动是一个合理的、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过程:“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12]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之所以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可以利用工具作为自己身体的拓展,即人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这种生产的发展必然造成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一个新的物的环境中劳动,人与自然的越加不会直接发生关系,越加以生产资料为中介,越加受到物——人造物的制约。现代社会的人类如果没有了汽车、电脑等等工具、产品,我们的生活可能一天也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在使用同样的简单工具的条件下,丛林中的原主民肯定比来自现代化城市的人生活得好得多。正如卢梭的观点:人的自我完善能力使他丧失了许多的自然的能力。所以所谓的异化劳动就是劳动必然的产物。因为物质生产是人生存的首要条件,是人成为人的基础,甚至可以这么说,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就是异化劳动的历史,所谓没有被异化的劳动,即“真正的”劳动就从来没有存在过。因为马克思是从人类生存的最一般条件出发而提出异化劳动的,这样就使异化劳动对整个人类历史有了普遍的解释力。

其次,马克思在讨论异化劳动的产生的时候说:“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3]可见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异化劳动和整个人类历史有着内在的、密切的关系,进而我们可以引申出:以异化劳动为线索可以得出整个人类历史的全貌。

上面已经谈到马克思论及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时指出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根源,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但是现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私有制是比资本主义历史要长得多的一种制度,马克思也谈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如何最终必然败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私有制并不是资本主义自己的特点,而资本主义反而是私有制发展的产物,那么前资本主义的一切私有制社会都是私有制在自己的逻辑上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作为私有制根源的异化劳动就对一切私有制的时代都有解释力。前面已经提到,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是异化劳动的历史,虽然私有制并不是同异化劳动同时产生,但也是异化劳动直接的产物,所以异化劳动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根源,它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决定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总特点。

(三)、历史中的“异化劳动”是什么?

通过把“异化劳动”放在历史之维中去考虑,我们已经得出了异化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根本原因的结论。那么我们下一步要再次审视“异化劳动”本身,看看它到底是什么,进而检验一下我们的结论是否是个不可理解的怪论。

马克思本人对异化劳动的讨论是在经济学的范围内进行的,是在物质资料生产的背景下讨论的。但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定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一般物质生产的范围。所谓物质生产,就是人按自然规律,利用一定工具,通过对自然物进行一定的加工,改变它的自然属性使其达到人所设想的状态,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具体活动;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技术是联系人与劳动对象的中介。但是,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论述中却跳过了现实中物质生产劳动的目的性和技术性,直接谈人与物谁制约谁、谁对抗谁的抽象的关系,甚至明确提出劳动不应成为手段[14]。这样,异化劳动讲的就只能是人与物之间最直接、最一般的关系了。物质生产是这种人与物的一般关系的表现,是最初的、最重要、最基础的表现,但也只是一种表现而已。其实人与物的关系还有认知、审美、玩耍甚至自然崇拜等许多关系。而“手稿”中的马克思因为处于人性论的背景之下,所以把现实的劳动和这种人与物的一般关系混为一谈,进而把劳动等同于人的自由的本质,最终得出了“劳动不应是手段”的怪论。任何物质生产的劳动一定都是以一定产品为目的的技术性活动,不会有任何的劳动者不是为产品而劳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一样。以活动自身为目的不是劳动,而是游戏。谁又会把小孩子玩的过家家等同于家务劳动呢?

另外,马克思指出的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性: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劳动的异化、人与自己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实际上说的是人与物、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的关系,这也远远跳出了物质生产的范围,而是现实的人所处的各种关系,是一个人与因其自身的对象性活动而产生的对象间的关系,是我与非我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就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人与物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所说的能够作为历史发展根源和线索的异化劳动实际上并不是人的某个具体的活动,而是隐藏在现实中人的各种具体活动之后的人与外界最一般的关系,是人的各种具体活动的抽象和共性。这最一般关系包括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并对其有重大影响,是人与人关系的重要参照;而人与物的关系中最首要的是物质生产活动。人与人的关系则包括同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还有不同时代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与历史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所谓“异化”就是物既产生于人而又制约人的关系。所以人与外界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人与物的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最终根源。而这种最一般关系就是实践。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一方面符合历史总归是人的活动的历史这样的常识,把人摆在了历史发展的中心;另一方面它又克服了传统的人性论,它武断地把人等同与某种本质,而历史则成为了这种本质不断累加、不断实现过程的“辉格党史观;而是把历史看成一个不断过程的总体,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发展过程。而在历史中的人一方面是历史的承担者和主体,但他之所以能有如此地位是因为他是一切关系集中的交汇处,是关系网中的一个结点。如果套用罗素关于逻辑的论述,前者的历史观是主谓逻辑,而后者是关系逻辑,前者因为归结于某些属性,所以是静态的,非历史的;而后者恰恰是着眼于总体的。[15]

这样看历史还可以有效地回答前面所提的那些人性论所无法化解的问题:异化是人与物间关系所必经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也承认异化在出现时的合理性;对异化的扬弃是人与物关系经过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也只有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人才有扬弃异化的可能与需要;因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与物的关系,关系中的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所以对异化的扬弃需要人们主动的革命行动,而不是在人之外的历史会必然送给人的礼物。

                                                                                                                                                                                                                                                                                



[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48页。

[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页。

[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4] 转引自《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2页。

[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页。

1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页。、

11 所谓的罗斯福新政和资本主义国有化运动不过是资本主义通过否定的形式更彻底的肯定了自身,实行了国有化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改变过他们在改革前的做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加显示出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鼓吹之下,资本主义各国都纷纷把本国经济中已经国有化的部分重新私有化。

[1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1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14] 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15] 见《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 [英]罗素 著,段德智 张传有 陈家琪 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9-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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