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想象和“下降”史观
——“新文学”的终结问题的思考
张颐武
一、
今天中国所发生的剧烈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的转变，中国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纪文化”的时期。这种历史转变的强度和速度异常地超越了一般的想象和归纳，中国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变化是一个具有相当连续性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清晰的脉络和轨迹。从最初的开放直到今天的历史进程都有一种环环相扣的历史的必然性的呈现。这种历史必然性又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的历史有异常深刻的关联。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连续体的当下的历史。这历史的起承转合其实清晰可见。但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断裂的历史，一个缺少连续性的历史，一个充满了褶皱、间隙和片断性的历史。许许多多我们 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件难以化为整体的描述。在那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流行的时代，人们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中国的历史会转变到今天的格局。在当时“新时期”的历史框架之下，历史的可能性其实还是相当多样的，今天的状况当然不是历史的意外，但历史的必然性却又难以被我们充分地感受。在那个激情浪漫地幻想未来的“新时期”，我们似乎难以想象今天的未来。当时我们还曾经以南斯拉夫作为改革的榜样，但那个国家而今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化的历史在我们的回溯中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在当时的历史过程中的我们却面对着不可思议的未来。这当然可以说是黑格尔式的“理性的诡计”的一种戏剧化的展现，但其实也是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和空间的转化的结果。我们设定了一个历史的方向，赋予了历史一个蓝图，给予历史一个对于过程的规划。但历史却总是有自己另外的方向，另外的实现自身的方式和对于理想规划的背弃。但历史却意外地在新的时空之中展示了自身的合法性，展示了一种另外的可能性。
这里有一个现象是异常有趣的，我们可以发现整个“新时期”直到“后新时期”的历史，经常表现为一个对于过去的辉煌的“回归”的企图，一种不断试图回到过去的美好起点的期望。这种“回归”的基本的欲望是在两个方向方向上展开的。首先，这种“回归”的企图确立了一个美好的起点，一个正确无误的开端。“开始”是纯洁的、未被扭曲和玷污的，又是美好的和具有高度吸引力的。这个开始的时刻是我们的感性中的自我实现的原初的美好的时刻。正是由于这个时刻的“失落”，才造成了我们的困局和悲剧。而正是因为对这一时刻的“回归”，当下我们的理想才获得了必然的展开。其次，“起点”和“开始”乃是历史的正确方向的展示和呈现，它是历史的正确的选择，是展开了它的必然性的前景的和唯一的选择。这个从当时回望是理想化的“开始”的时刻不幸被历史的过程的迷误、挫败和背叛所扭曲。历史必然的方向被邪恶、欲望和短视所遮蔽和掩盖，历史走向了谬误的方向。于是“回归”也是唯一的拯救之所在，也是历史的航向的校正。在整个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中，“回归”的想象都是文学和文化的中心。通过“回归”，“新时期”获得了自己的话语和由话语确定的一套文学制度的合法性的基础。而“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则通过向“人文精神”的回归，寻找自身的合法性的基础。这些发展也建构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新文学”的“下降”史观。
二、
我们可以简略地回顾一下这种“回归”的文化想象和“下降”史观形成的历史。在“新时期”开始的最初的岁月，我们曾经希望“回归”是由两个方向展开的，这两个方向恰好是当时的“拨乱反正”的话语的要求的结果。
第一，当时展开了对于一个没有经历“文革”的冲击，充满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性的乌托邦式的“十七年”的“回归”的想象。无论是刘心武的《班主任》、王蒙的《布礼》还是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都凸现了一种“回归”“十七年”的纯真和美好的强烈愿望。在许多作品中十七年的单纯和可爱的生活正对立于文革的无限斗争的人性丧失。同时。在文艺观上，一种对于当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否定和对于“十七年”在文革中失掉美好时光和正确选择的追溯，对于“十七年”所具有的历史潜力的回归。（1）当然，这种“回归”仅仅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存在之后，就被“反思文学”的浪潮所淹没。“十七年”和整个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反右”“三年困难时期”等状况而受到反思，仅仅保留了五十年代初期作为一个浪漫的革命情怀的 有效记忆被存留下来。但这一“回归”潮流无疑打开了“新时期”的“回归”想象的基础。这种“回归”十七年的倾向无疑是为了彻底摧毁“文革”的合法性，建构新的历史意识。“文革”在此正是被阐释为对于“十七年”的逆反的结果。但伴随着“新时期”历史的演进，这一历史意识的价值逐渐降低。
第二，在“新时期”初期开始强烈地肯定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将“新时期’的文学的合法性追溯到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的传统，将“文革”时代对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激烈的否定进行再否定。重建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辉煌，由此反照“文革”时期的万马齐喑的状况。通过重建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合法性将“新时期”置于一个历史的秩序和连续性之中，如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内部关键的“两个口号”之争的再评价和对于“左联”历史的再评价的展开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2）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被视为一个理想的历史起点，而“文革”正是对于它的反拨和背叛。“回归”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成为了“新时期”初期的文化想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新时期”文学被理解为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合理的“回归”。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成就被视为“新时期”文学必须重返的 起点。
这两个方向都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而进行的，在这里，“十七年”和“三十年代”被视为“新时期”文学合法性的基础。这是“新时期”最初的历史观所进行的历史想象。“新时期”的文学在当时的发展中被视为否定文革，但回到“十七年”和“三十年代”的起点上的发展。“拨乱反正”的表述就是一个“回归”史观的最佳的表述。拨“文革”之乱，反“十七年”和“三十年代”之正，正是当时的历史观的合法性的基础。它的想象显然是仅仅在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文化中产生的，是一种线性的历史的合法性的建构。但这一历史想象很快就被新的想象所淹没。但这可以说是“下降”史观的雏形已经出现。“文革”当然是“十七年”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历史连续性中的最低点。
伴随着“新时期”历史的发展，这一“回归”想象受到了冲击。一方面是“新时期”开始发现“十七年”和“三十年代”并不是中国“新文学”历史的最初的起点，它所产生的文学其实也仍然有偏离其自己历史起点“五四”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新时期”的社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十七年”社会的框架。一个面对西方开放的社会开始出现。伴随着“新时期”的开端的，是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中中国和西方的全面的合作，共同对抗苏联的“称霸”的格局的进一步演化。这一“文革”后期伴随中美关系解冻所出现的历史转折，到“新时期”就已经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外交政策的发展，而且是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能量的获得。中国向西方的开放成为“新时期”的历史的最为关键的空间的因素。空间的介入其实不得不冲击以“十七年”和“三十年代‘为合法性基础建构“新时期”文学话语和文学制度的可能。
这里的发展有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化是决定性的，一是开放带来了对于“落后”的前所未有的焦虑，西方经济的发达的具体的日常生活形态的表征伴随着第一波的“开放”而被中国人所了解。许多来自西方的经验性的阐述通过介绍情况的报告、游记和城市中刚刚出现在家庭中的稀少却影响力巨大的电视机传播的西方生活的片断得到了感性的展示。这产生了“新时期”文化中最为关键的对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落后”，必须加速发展的判断，引发了对于经济成长的极度的关切。于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话语改变了对于“十七年”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回归”的可能性。二是一个新的大众文化意外地伴随着开放的进程而悄然出现。它尽管只是萌芽状态，却仍然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力。随着来自港台的大众文化如邓丽君的歌曲和《霍元甲》的电视剧的流行，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也开始兴起，如李谷一和苏小明的歌曲的流行等形态已经出现。而象日本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初上映所引发的争议，也是大众文化的影响力的征兆，它明显冲击了。巴金的《随想录》的第一篇就是讨论日本电影《望乡》所引发的有关伦理的讨论的。与此同时，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和文革时期处于地下的先锋派开始产生影响。有趣的是，在“新时期”开始时，大众文化和这种精英文化并没有清晰的划分，而是共同的新的文化形态。直到八十年代中叶两者的划分才清晰化。三是消费社会开始了自己最初的展示，许多新的消费品开始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人们追逐时髦的生活的期望开始合法化。这些深刻的现实的转化都超出了“回归”“十七年”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构建的文化想象。空间的共时的变化要求一个新的历史框架的阐释。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主导“新时期”的文化的历史想象的关键是“回归”五四的期望。“五四”无疑是中国“新文学”历史的起点，而它的意义也远比“十七年”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丰富得多。在有关“新时期”文化的所有讨论中，“五四”的意义被几乎无限地强调了。一般认为，“新时期”就是对于五四的直接的“回归”。这种“回归”论就是“新时期’历史合法性的基础。正如中国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李泽厚所描述的：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 。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了五四时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惜和欢乐。”（3）
李泽厚的表述最明确地提供了新时期“回归”五四的历史阐释。“新时期”文化的历史所展现的“回归”五四的欲望是异常清晰的，有论者在1989年指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80年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化热’作比，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尤其人们都将后者视为五四精神的延续。确实，从某种抽象的意义上说，历史发展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4）“回归”五四其实提供了超越历史的全部可能。一方面这种“回归”提供了对于“西方”开放的合法性。因为“五四”是勇于向西方开放的时代，为今天的开放提供了前提，如鲁迅的“拿来主义”的表述就成为新时期对于西方文化的兴趣的经典的表述。另一方面，这种“回归”表现了一种“新时期”话语对于“个人”的解放和优雅生活的强烈的追求。人们以一种浪漫地面对“西方”的方式追逐“现代性”。李泽厚当时对于“新时期”后期的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表达不满的时候所透露的历史观其实道出了“新时期”文化的关键内涵：
“就社会的客观行程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整整差一个历史阶段。中国要走进现代化，欧美要走出现代化。……中国至（原文如此——张注）五四起，却主要以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为模仿和追赶目标。。尽管有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文艺思潮的传入，但始终没占主要位置；包括在鲁迅那里，亦然。这一点似乎表示着，中国还没有到‘吃饱了怎么办’那种人生意义的追求阶段，中国现在还是为吃饱穿暖住好，为国家的富强繁荣、生活的安康幸福、个体的自由发展而奋斗。”（5）
这里提出了一个有关“现代化”的“时间上滞后”的追赶的叙述，这正是回到五四的起点的最为重要的想象。这种想象乃是“现代性”历史观的核心的观念。我们也由此建立了一种直到今天仍然有相当影响的中国“现代性”文学和文化的基本的阐释模式，也就是一个“下降’的历史观。这种“下降”史观认为，五四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性的 文学和文化的发展的顶点。五四的文化巨人提供的历史高度和辉煌成就是后世不可企及的。而后的文化其实一直处于一种“下降”的过程之中。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论述，到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重写文学史”都提供了这种“下降”史观的最佳例证。五四是“新文学”的最高的成就和自我实现的最突出的展现，而此后的“新文学”的展开 其实是从这一顶点的不间断的“下降”的过程。
但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并不可能提供这种“回归”理想充分展开和实现的可能。这里的空间的现实的变化将历史的设计改变了。此时冷战已经进入最后岁月，七十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带来的资本的已经开始对中国内部发生的市场化变革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变其实也和全球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兴趣和中国内部的深刻的市场化进程的开始有紧密的关联。“资本”对于中国的发现其实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量的廉价而勤劳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土地价格都开始吸引了西方的关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全球政治的因素，而且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因素。只是这个因素尚未完全展开。但无疑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面对于冷战的最后结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另一面也开始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转变产生深刻的影响。这里，一是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合法化速度加快，沿海城市的开放带来的消费革命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二是大众文化已经有了最近的初步的完整的形态并对“纯文学”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王蒙以阳雨笔名发表的《失去了轰动效应以后》就是这种以文学为中心的回归五四的话语和制度难以运作的表征。三是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的对于“现代性’反思的各种思潮的冲击。“现代性”的历史合法性开始受到的冲击。而各种新思潮的涌入为反思和追问五四提供了条件。于是，“回归’五四的理想的文化模式成了八十年代的一种强烈的梦幻。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后新时期”。这个已经逝去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对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来说具有高度的意义，从今天的角度观察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的文学和文化史，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其历史的关键的价值。从九十年代直到今天，对于九十年代文学和文化的评价一直是较低的。许多人认为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冲击了高雅的文学。文学的衰落和高雅文化的衰落导致了文化的危机。人们普遍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的“高端”部分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导致了危机，就是始终对于九十年代有较为积极评价的人也难免在这些问题上充满困惑。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在知识分子内部出现的原有的“新时期共识”的破裂，出现的 有关“人文精神”和“后现代”“后殖民”“现代性”等等问题的激烈的讨论其实是对于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出现的两个文化关键要素的困惑和焦虑的结果，也是“新时期”文化并未沿着“五四”的理想“回归”的严重症候的表现。这两个文化要素，一个是消费主义的 发展带来的日常生活价值的改变，已经和新时期时代没有充分展开的情况完全不同。消费主义的合法化和冷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正相合拍。另一个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带来的“纯文学”的危机。从《渴望》开始的“后新时期”大众文化已经展开了自己的强势的发展。（6）
这两者都对与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信仰的“新文学”的话语和文化制度造成了威胁。 于是，对于九十年代文化的激烈的抨击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难以回避的激情选择。“人文精神的失落”的呼喊其实正是这一激情选择的标志。当时其实进行了一场高雅的“文学”对似乎“低俗”的“文化”的冲突或战争。“文学”一反它在整个五四以来“新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和支配的角色，不再能够指导整个文化，而是似乎要从整个文化中分离出来，成为它的对立面。于是，所谓“抵抗投降”的话语无疑是文化冲突的表征。在这里，王朔当时成了“文学”与“文化”的冲突的焦点。王朔曾经是一个文学人物，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创作已经引发关注。九十年代以后，他对于“新文学”话语的蔑视和以大众文化的“英雄”角色出现，更使得他的“顽主”形象遭到了异常严厉的抨击。“文学”在向大众文化宣战的同时，它自己的内部也迅速的分裂。一面是一批和市场与消费文化相关联的作家的崛起，另一面是“文学”内部对于消费和大众文化的彻底“否定”的派别和表明“理解”的派别（当时在“文学”内部并没有支持和肯定大众文化的潮流，而“理解”是当时论战的一种声音）的 争议愈演愈烈。对于王蒙的《躲避崇高》的批评就是“文学”内部的分裂的标志。作为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文学”的主要的发言人的王蒙当时受到的批评显示了“文学”内部分裂的力度。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市场化带来了人的堕落和民族的堕落。“否定”派认为这种堕落已经发展得异常严重，而另一派则对于大众文化和消费有更多的理解。一部分知识分子强调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和“消费”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异常巨大的危机。他们要进行一场“抵抗投降”的崇高的圣战以捍卫“新文学”话语的神圣性。他们决心对抗性地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社会后果，认为这种消费的浪潮和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会导致危险。他们试图在中国语境中彰现自身的对抗性的形象。他们对于消费文化和中国的日常生活的改变抱有极度悲观的态度。认为经济的发展的负面效果会导致人的“堕落”。这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思路，而是一种在捍卫“新文学”的旗帜下的一种背离和偏移。他们对于“个人”的激情肯定其实也导向了一种对于“个人”的理解的偏执。而对于五四的“回归”更展现为一种更为抽象难解的“人文精神”的回归。当时的“人文精神”讨论的历史正是试图面对“新时期”“回归”五四的话语的困境，，从一个更加抽象和玄虚的“人文精神”的角度超越“回归‘五四的文化方案的困难。以一种更加抽象的精神覆盖五四的历史起点的不可“回归”。但这一“回归”“人文精神”的想象在当时就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而并没有象“新时期”回归五四的话语那样形成文化的无可置疑的主导潮流。但“人文精神”的话语将当时的文化归结为一个“旷野上的废墟”的描述，当然是将”后新时期“视为五四以来“新文学’下降历史的一个新的最低点。根据当时的描述，中国的状况是“今天的文化差不多是一片废墟。或许还有若干依然耸立的断垣，在遍地碎瓦中显示出孤傲的寂寞。”“这是一个审美想象力全面丧失的时代”。（7）
从上述概括中看，我们经历了不间断的对于“回归”的 追寻，在“新时期”和“后新时期”建构了一种“下降”的历史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是一个从一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下降”的历史。我们在“下降”低点上仰望新文学的历史的起点和顶点的“五四”，而“新时期’则是这一“下降”趋势的短暂的停止。于是，我们只有依赖对于“回归”的期望才可以建构自身的文化 想象。
三、
从今天的“新世纪文化”的角度考察这种才“新文学”“下降的历史观，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历史情势的意外的变化是对于这一史观的最强烈的冲击。经过了九十年代的 经济的高速成长，二十一世纪的“新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历史的景观。这些变化都体现在文化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可以用《新周刊》2003年10月1日那一期的表述来形容。这一期《新周刊》的主题是“新新中国”。编辑有这样一个表述让我有所触动：“对于‘中国’来说，‘新中国’这个词语一直表明着政治上的新，政体的更新；如今在生活方式、文化时尚形态上有着全新的方向与发展可能，‘新新中国’冒升而出。”这个“新新中国”描述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历史发生的改变可以说在日常生活层面和全球层面上都前所未有。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和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到新世纪已经由朦胧而日渐清晰。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和资本投入的中心的崛起是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日益成形几乎是同步的过程。中国开始告别现代以来的“弱者”形象，逐渐成为强者的一员。新的秩序目前并没有使中国面临灾难和痛苦，而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机遇。这里中国内部当然还有许多问题，但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的两个进程已经完全进入了实现的阶段：首先，中国的告别贫困，以高速的成长“脱贫困化”正是今天中国的全球形象的焦点。其次，中国开始在全球发挥的历史作用已经能够和全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划开界限，中国的“脱第三世界化”也日见明显。这两个进程正在改变整个世界。而这种改变强烈地需要新的文化想象。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消费与大众文化一起在中国崛起的还有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当中国的人民大胆地追求消费的满足和大众文化提供的新的想象和生活方式的表征之后，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的世俗的梦想居然为中国人一百年的民族梦想的实现准备了条件。五四先驱者通过“新文学”提出的“强国”的梦想，并没有在“新文学”作为文化的中心的时代中实现，竟然是以一种“后新时期”的和“新文学’的话语相分离的形态中实现的，五四新文学提供的宏伟的、乌托邦的“中国梦”却是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具体而世俗的“中国梦想”的追求中实现的。五四的先驱者并不象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自己民族的承诺乃是最关键的承诺。所以，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的肯定当然应该是中国的“现代性”的理想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实现却是在一种消费和大众文化的独特语境中实现的。这似乎是一个先驱者的目标和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间的分离的结果。
于是，新的现实对于“回归”的想象和“下降”的冲击是构成新的历史的前提和条件。我们既需要再度审视“新时期”，也需要再度审视“后新时期”。通过这样的审视，我们可以 发现新的历史和空间感可以跨出“新文学”的历史。我觉得关键在于对于“后新时期”历史转折的再评价的必要性。
九十年代后新时期不仅仅是市场和消费追求爆发的时期,而且是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最关键的“前期”,其历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消费和大众文化在人们都可以认知的消极面之外，起码有一些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值得了解。这种意义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具有强烈的个体性的意识,它将个人改变命运的努力首先视为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结构的限定,个人有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能力,也有自我争取的可能。这就将五四以来将个人的命运放置于社会结构中的限定性的选择完全不同,显示了脱离新文学话语的强烈的逆反性的倾向。这种倾向提出了对于个人自我发展的可能。这和新时期文化中的“个性解放思潮”也有极大的差异。新时期的个性解放是强烈要求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后新时期的大众文化则只是为个人的选择提供想象。这恰恰将个人从结构中超离出来,将他们转化为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中的劳动力,成功地参与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到消费的整个链条，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准备了历史的具体的可能性。这实际上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五四时代新文学提供的梦想,只是这里的方式是五四先驱者们不可想象的。
其次,后新时期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对于未来的想象。这种想象一方面延续了新文学对于物质生活的承诺,另一方面,却扬弃了新文学有关“理想社会”的宏伟构想。将社会目标降低到日常生活满足的具体而微的选择中,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趋于世俗化和平凡化,这当然放弃了新文学理想的乌托邦色彩,提出了不同的选择。在世俗生活中发现一种具体而微的对于未来的承诺和期待。这种理想的变化的前提是对五四共识的超越。但这却最终构成了对于五四理想的“中国”崛起的期望的实现。
第三,后新时期大众文化以娱乐和消闲为美学的原则。这直接承继了鸳鸯蝴蝶派的传统,将新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加以搁置。大众文化充分展示了消费文化的合法性。消费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却使得个人在追求日常生活满足的同时改变了历史和全球结构。
从这三个方面看，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和消费的合法性已经体现了出来，它们也参与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它们当然还存在严重的问题和缺陷。对于这些问题和缺陷的批判和否定仍然是具有高度价值的，但它的积极意义也是难以否定的。于是，“下降”史观凸现了自身的困境和局限。它显然无法解释“新世纪”中国的历史状况，也难以对于“新时期”以来的历史作出阐释。
这种“下降”历史观思考和追问之处已经异常明显，它显然无法说明历史，也无法表达现实了。
首先，这是一种时间支配空间的历史观的展现，一种真正的“现代性”的宏伟叙事。时间的叙事给予我们一种必然的决定性，历史在“回归”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实际上，这里试图确定的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大历史”观念的展现。中国历史想象在此再造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国的“世界史”的想象被充分地建构起来。一种将在“世界史’的连续性中实现的宿命被确定了，这个梦想其实就是中国“现代性”的自身的话语的核心。这也就是五四的“话语”的基本的构造的实现。这种线性的历史观将中国的新文学史想象成为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却没有将它的受到的空间方面的冲击和支配进行思考。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造成的变化变成了“下降”的理由，而并没有考虑空间方面的变化带来的复杂的后果。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变成了屡败屡战，却不断远离目标的历史。这套“下降”史观正好和五四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但它们却都难以摆脱线性历史的结论。中国是一个时间上滞后的社会，而且接近“世界史”的目标却被一种难以达到的焦虑所覆盖。
其次，这是一个对于“新时期”以来的自身的历史缺少思考的历史观。其实“新时期”到“后新时期”的历史我们从今天看来其实是走向脱离“现代性’和“新文学”的历史，是一个中国加入全球化和显示新的“后现代性”的历史。在整个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中，五四理想的实现都是一个我们内在的强烈要求，但在现代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它的实现都没有“真正”来临。我们总是将这一理想的实现化作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想到理想实现时和最初的蓝图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变易和距离。我们好像在追寻一个“原初”的理想的完美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误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绝对地在现实中无限展开的理想。“现实”与“理想”的真正的差异在于理想在其实现的时候和它的原初的形态是不可能完全同一的。今天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在全球化时代中历史地位的转变当然是“五四”的启蒙和救亡理想的实现。只是这种实现的历史维度和发生方式有了和五四先驱者的构想有了根本性的差异。对于这一根本性问题的难以理解造成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的困局。我们似乎感到难以理解，何以宏大的历史变化和中国的“强国”梦想的实现不是以反抗世界秩序，反而是参与世界秩序中得以实现的。我们似乎更加难以理解，何以中国的新世纪的“强国”形象不是通过集体性的奋斗和“主体”的超越性的“解放”获得的，而是通过中国人改善生活和追求消费的欲望获得的。这些困惑其实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新文学”的终结问题的出现。
于是，当我们不得不超越“回归”想象和“下降”史观的时刻，新文学的终结问题也就提出来了。我们必须从此开始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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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这一时期对于“十七年”的“回归”的一些情况可参阅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 1998年
（2）有关情况可参阅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106－184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
（3）《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东方出版社1987年 255页
（4）李以建《文化选择与选择文化》《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56页
(5)同（3）262页
（6）对于后新时期文化的比较具现场感的表述可参阅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
（7）《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 16页、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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