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部分：阶级的由来与近代无产阶级
（一）所有关系与阶级的形成
（二）阶级、阶层、等级
（三）社科院学者们的观点
（四）近代无产阶级
第二部分：中国社会与中国无产阶级
（一）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7）
（二）公有经济初步发展时期（1958-1978）
（三）改制转型时期（1979-2002）
（四）农民阶级
（五）关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
第三部分：无产阶级社会组织能力之发展
（一）阶级的自我组织能力与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
（二）农民起义性质异化规律
（三）无产阶级社会组织能力之发展
第四部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关于当代社会阶级的观点
（一）“新劳动价值论”
（二）所谓“工人阶级有产化”
（三）“阶级和谐”论
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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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发过一个贴子，题目叫《共产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当时就有网友问道：“在今天的中国谁是无产阶级？”还有的网友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就是社会的主人，是有产阶级了”。我原先以为，这些问题都属于常识范围，本无须作什么解释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令我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先是社科院的一伙人出版了那份《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接着各主流媒体哄然造势，突然间冒出许多所谓“创新理论”来，什么“告别革命论”，“阶级和谐论”、“新劳动价值论”……。有位党校的先生，也跑到坛子上，把他“创新”的家伙抖了出来，说道：“工人阶级有产化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产者越来越多，无产者越来越少；有产者的富裕程度也会不断提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这个历史趋势，必须摆脱‘有产就有剥削’的传统观念，才能正确了解。”
我不知这位先生在这里所指的“传统观念”是什么，他对“传统观念”究竟了解多少，总之，他这几个概念没有说清楚，如什么是“有产”，什么是“无产”？“有产化”又是怎么回事？怎样叫做“共同富裕”？等等。
什么叫“无产”？ “无产”是相对于“有产”而言的，顾名思义，无产阶级就是“没有财产的人们”。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财产”？财产当然也是相对于非财产而言的。那么，财产同非财产的区别又在哪里？
——区别在于是否存在所有关系。
因此，我的论说要从这里开始。
第一部分：阶级的由来与近代无产阶级
（一）所有关系与阶级的形成
马克思在分析历史上各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时，“所有”同“私有”这两个概念常常是通用的，而且他还认为，“私有制”与“分工”也是同一件事情（《费尔巴哈》）。这使有些同志感到费解。
原来，财产、所有等等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曾经有过不知财产为何物的时代，只是后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费尔巴哈》）。正是在这个范围内，产生了人们之间对于生产工具的制造、使用、支配等等关系，这是“财产”及“所有”观念最原始的基础。
对于集体劳动的任何一种组织都是分工（当然，分工的另一面就是协作）。最早的分工纯粹是自然发生的，比如部落中男子与妇女的分工，男子打猎、捕鱼，妇女种植、缝纫，他们分别是自己所制造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但另一方面，有些对象又是共有的：如共同制作共同使用的房屋、园圃、船只等等，都是“共有财产”。——“共有财产”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组,它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本集体内部是“共有”而非财产（非个人所有）；对本集体以外的人来说，则是“财产”而非共有。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发：一，人们由分工形成特定的互相区别的生产活动范围，使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逐渐变成“财产”。“所有”就是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范围内分别支配和使用这些“财产”。不过在当时，这种“所有”还只是表现为人们的自然分工的习惯，尚未形成强制性的社会制度。二，“公有”与“私有”是同时形成的，反映着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正与我们的哲学观点一致：没有公，就无所谓私；没有私，也就无所谓公。财产与非财产，分工与协作等等，都是相对的概念。所谓“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乎未始有无也者。”我想，这话用于史前时期的所有关系，也是非常合适的。
如果对这种最原始的“所有关系”深入分析，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后来的财产所有关系的某些共同点：（1）所有关系为对象的技术属性所规定，这种属性是当时生产力状况的标志；（2）所有关系为所有者的个人特征所规定，而这种特征是人的自然关系及社会关系的综合；（3）所有关系还为实现这种所有的方式所规定，这种方式则取决于分工的程度与范围。
但上面说到的这种原始的自然分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所有与财产在这里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与财产。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游牧部落与种植业部落之间。只有在这时，随着交往的频繁与扩大，才使财产及所有关系第一次具备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含义：所有或财产只是对物的排他性占有。
在这以后，在部落内部，“分工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在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的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 （《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
——“不平等的分配”之所以可能，当然是这时的生产已经具备不平等分配的条件，即维持人们生存需要之外还有剩余；并且，财富的增加主要地是依靠人的创造性劳动，而不再是从自然界简地单索取。
所有关系从单纯对物的排他性占有发展到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共同交换变为个人之间或家庭之间的交换，这是人类社会一大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制确立了，而它的实质就是私有制。从这时起，“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这就是阶级的由来及过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得到一个十分确定的结论：阶级纯然是由特定的生产方式形成的（除此之外的一切解释都是神话）。离开对特定生产方式的分析，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阶级观。在生产过程中支配他人的劳动，进而实现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占有，这就是剥削。最早的剥削方式即奴隶制，是建立在对人的直接奴役的基础之上的。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每个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十分有限，只有采取这种人身奴役的方式，才能做到最“经济”（即现代精英们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一旦生产能力的提高使社会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同时由于被剥削者的反抗，奴役的方式也会随之变得“文明”一些。但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最残忍的奴隶制也和后来的其它剥削形式一样，参与生产过程的双方都是“自愿”的——在当时，不愿做奴隶，便要被杀戮——这是阶级之间的“剥削”不同于强制“剥夺”的地方。
当然，社会的分裂不是简单的一分为二，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外还有其它的阶级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阶级分成两类，一类总是结成对子存在着，比如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佃农，资本家与雇工等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没有其中一方，也就没有另一方。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这类阶级往往是社会中的主要阶级。另一类是独立存在的阶级，比如自耕农，个体劳动者，这类阶级往往是社会中的次要的阶级。
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至今并没有完结。事实本身完全是客观的，自然的，没有什么正确与错误之分，必要或不必要之分，或者好的和坏的之分。人们如何看待它，承认还是否认，宣扬还是厌恶，参与还是回避，都只是对它的进一步的证明，而且是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式。
（二）阶级、阶层、等级
社会的人固然都可以按不同的特征分别归于某种集合，或分做三六九等，但不是所有的人的集合或分等都是阶级。“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从本来的意义上讲，凡阶级，首先都是 “在产”的，即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担当某种固定角色的人们。不在产的人们，如从事非生产活动的社会科学界、文艺界、宗教界的人士，以及所谓“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是不能算作阶级的。对于知识分子，除非是与生产过程有直接联系的（如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我们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一个阶级。
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对于生产活动却有着特殊的讲究。一般概念上的生产可以解释为：人们改变自然物属性以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活动。而资产阶级社会则认为，只要是、而且仅当是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活动才是生产活动。比方说歌唱家演唱，如果单纯为了娱乐，就不是生产活动；如果他是卖唱，收入仅供自己消费，这是劳动，但不是生产性的；如果他受雇于演艺公司，为股东们赢得利润，那么这种演唱就是生产活动。单纯的商品交换也不认为是生产活动，而当雇请了店员，店员的劳动能够提供剩余价值，就可以被认为是生产性的。
“在产”不等同于“在职”，生产领域以外也有职业。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不是划分阶级的基础。我们说“在生产过程中担当某种固定角色”，也不是指他们的技术岗位或者专业角色，而是指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阶级分析的基础就是对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财产关系的社会性分析。比方说，一个出租车司机，如果他开的出租车是属于老板的，他就属于打工族，无产阶级；如果出租车属于他自己，那么他是独立的个体劳动者；而当他雇请别人来开，那么他就是一个资产者。
人们占有财产的多寡，不是划分阶级的标志。如这样一个例子：一个雕塑家雇一辆货车，将自己的作品运到市场上去卖，车夫是受雇于车主的，车主的资产也仅只有这辆货车。在这三个人中，尽管雕塑家要比车夫或者车主富裕一百倍，而且车夫所得可能要比车主得到的还要多，但他们所属的阶级分别是个体劳动者、无产者和资产者。
不是一切财产都可以当作划分阶级的标志，只有能够在生产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财产，亦即具有再生产性质的财产，才是划分阶级的标志。这种财产即当作生产资料的财产。无产也好，有产也好，其所谓的“产”，也仅仅是就此种财产而言的。这也是阶级分类不同于其它分类的地方。一个商品社会里的生产者，他的全部财产分为两个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他的收入也分别为两种用途：补偿、追加生产资料（折旧及补充原材料）和用于生活消费。只有前者才是他作为有产者的标志。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 一定量的货币或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对于工人来说，这是他用自己的劳动力换来的个人财产，不管这种财产多寡，我们都不能以拥有这种财产作为工人是“有产阶级”的证明，因为这种所谓的财产对于工人及其家庭来说完全是消费性的。然而另一方面，站在资本家和资本社会的角度看，这一定量的货币或生活必需品是用于购买活劳动的，是再生产过程的一种必要的投入，属于换取生产要素的一种付出。所以，工资，同样的货币，在资本家那里，是资本；在工人手里，是血与汗。
各阶级的社会地位是等级式的，但等级不就是阶级。等级是比阶级要普遍得多的社会结构形式，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从自然的原始部落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存在等级。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各种划分等级的方法有文野粗细或习惯与强制性等等区别，这说明等级这种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随机性。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所谓“第三等级”中，就包含了资产阶级、手工业行东、小店主、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阶级。再例如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需要评价人的知识与技能等级，可以按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学历）划分，也可以按他们的职称序列划分，或者直接地，看他们的专业成果。
与财产和社会地位相关的等级还有所谓“阶层”。阶层同样是一个包容性与随机性较大的概念。比如我们以人们的收入量为标准，可以将他们分为高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而不管他们的收入有任何质的差别，不管他是资本家、自由职业者还是地主；我们还可以按人们的社会职业将他们分为管理者阶层、技术员阶层或办事员阶层，而这些人完全可能属于同一个阶级、甚至受雇于同一个老板。在过去革命时期，我们曾把资产阶级分成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阶层；我们还把农民阶级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并把其中的中农分为上、中、下，新与旧等不同的阶层。
等级、阶层的划分，对于社会学研究和制定政策都是非常有用的。当社会发生性质转变的时期，等级和阶层的变化非常急剧与醒目，这一优点为我们做阶级分析提供了方便。但等级和阶层划分不能取代阶级分析，较之等级与阶层，阶级这个范畴要严格得多和稳定得多，阶级分析更能触及对象的本质，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与规律。
（三）社科院学者们的观点
今天社科院的先生们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持根本否定的立场。他们完全撇开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各自不同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认为它们的区别只是研究者对于同一社会等级现象持“冲突论”还是持“功能论”而产生的差异，或者是习惯用语上的差异。先生们宣布，为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在今日中国只能说“阶层”，不能说阶级。于是他们的大作也就叫做“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他们说：
“在大多数英文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ss’，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阶级“这一词汇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社会冲突、动荡或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一词汇还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性的群体概念。”
——英国人只说一个“class”，我们就不能说两个“class”。因为“有些学者和民众”反感其中的一个“class”，我们就只能说另一个“class”！这就是他们的“逻辑”，这就是他们的“科学精神”！这些先生们一向标榜自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却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者，并且是全世界最高“class”的教条主义者。
我们不禁要问：亲爱的先生们，你们不是主张“实事求是”吗？你们不是主张“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吗？为什么现在却要跟着“有些学者和民众”的屁股后头，跟着英国人学舌呢？即便是英国人不区分阶级与阶层，我们中国人就不能从社会现实出发加以区分吗？你们的“社会科学”是遵从社会现实呢，还是遵从“有些学者和民众”的好恶？
在近代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分析的里手和模范。旧中国的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及其对抗性，是客观的事实，毛泽东总是实事求是地加以阐述，并无刻意夸张之处。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却说毛泽东“为了改造社会制度，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他的分析特别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好象阶级对抗与社会革命不是客观之必然，而是由毛泽东们通过“特别强调”然后加以缔造的。
历史事实恰恰和这班社会庸医们的想象相反，最大量最惨烈的社会对抗多半发生在等级或阶层之间，而阶级之间的对抗常常是隐蔽的和深层的。阶级对抗是实质性的社会对抗，往往需要借助等级或阶层对抗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是透过各种社会矛盾的表面现象，揭露阶级斗争这个实质，揭示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党的政策与策略，就是从无产阶级和整个运动的利益出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等级和阶层，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实现无产阶级的战略目标。
社科院的先生们不同意马克思和毛泽东“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生产资料是由国家和集体占有的。同时，公司制近十年的发展也导致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化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针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
“这就决定了”？——真轻巧！马克思主义是这么容易被推翻的吗？
按照社科院先生们的说法，由于公有制、同时由于公司制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过时了，不仅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过时了！怪不得这十多年来，中国主流文献对于西方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也一概予以否认——莫非共产主义社会提前实现了？
近十年的发展，的确引致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急剧分化，这完全是由一系列的财产与权力再分配引起的。那个原来已经被消灭了的剥削阶级，带着它固有的臭味又重新出现了。不管这个阶级装扮出怎样的新面孔，不管他们在剥削形式上翻出怎样的新招术，只要打开各种公司制的外壳，擦去涂抹在经济表面的多元化色彩，分析他们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那种腐朽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本质就会暴露出来。这正好说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科学性与不可替代性。
社科院的先生们以为最值得夸耀的“创新”，是所谓“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
“以职业为基础”这一条，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职业特征不能作为划分阶级的基础。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能属于同一个阶级，不同阶级的人可能从事着同一种的职业。在工业无产阶级中，有所谓蓝领与白领等不同的职业；在现代知识劳动者中，有应用技术人员和从事科研的人员，但在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一点上，两者毫无二致，不同的仅仅在于劳动能力的类型：一种是以体力为主，一种是以脑力为主。企业管理是一种职业，但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管理者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单纯从事技术管理的职员和兼有资本剥削职能与技术管理领导职能的经理。他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前者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后者从对个别资本家的依附中逐步分离出来，开始形成一个新的阶级——经理阶级。事实上，即便在划分“阶层”时，职业也是很难作为“基础”的，同种职业中的等级差别通常都要大于不同职业之间的差别。
不仅职业不是划分阶级的基础，不同产业也不是划分阶级的基础。中国工运与工会理论界长期以来有一个误区，以为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并且仅仅限于国有和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里的职工。其实，不管是从事第一产业还是第二、第三产业，不管是传统的城市职工还是刚刚进城的农民工，也不管是教授、医生还是演员，只要他们的谋生方式是建立在工资雇佣关系基础之上的，他们就是无产阶级。在社科院的先生们所列的“十大社会阶层”中，所谓“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无疑都属于无产阶级。
所谓“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又是怎么回事呢？资本主义生产在其发展过程中，力图使一切有用的东西商品化，同时要使一切能够支配他人劳动的东西资本化。基于这种意识，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资本不限于物质的生产资料，政治与文化也是赚钱的工具，现代资产阶级学者为此借用了一个新词汇，叫做“资源”。社科院的先生们认为“组织资源”即国家权力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源”，只能由“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人们掌握，其它阶层人民不能分享；他们认为“文化资源”是指“社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而“这种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来上升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因而拥有这种资源的人即所谓的“精英阶层”也应当居于一般民众之上。但先生们没有忘记在“文化资源”后面用括号加上一个备注：“（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也就是说，知识和技能拥有者的“社会阶层位置”，归根结底还是要由掌握“组织资源”的人们说了算，由他们发给“上等奴隶”资格证书。
社科院的先生们为其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必然要抛弃所谓的“传统观念”即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他们故意混淆阶级与阶层这两种概念的科学内涵，目的就是要配合中国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胜利，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把工人和农民彻底打下去，以建立一种“长治久安”的统治结构。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社会结构”（对于这一点，社科院的先生们倒是直言不讳）。
（四）近代无产阶级
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不是任何别的阶级，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它正是“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的奴隶制”下的一个特殊的被剥削阶级。因而，我们也可以将无产阶级历史地分为古代无产阶级、中世纪无产阶级、近代无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
古代无产阶级，即奴隶阶级。诗经有曰：“士刲羊，无血；女承筐，无食。”就是对当时无产者的写照。中国古代的奴隶以家庭劳动为主，较少有大规模生产劳动的情况。中世纪的无产阶级，是指封建社会里的破产农民。在正常年景下，这个阶级所占的人口比例较小，其主要成份是佣工和佃农。如大名鼎鼎的陈胜，“尝与人佣耕”，“佣，役力而受雇值也”。而一旦灾荒战乱，或封建豪强横征暴敛，便有大批农民破产，使这个阶级的人数迅速增大，形成冲击整个社会的流民浪潮。
近代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有的阶级。它同它的对头资产阶级，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个革命以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蒸汽机和其它机械装备——为武器，通过商业竞争，在早期的工业中消灭了无数的小作坊和小工场，使大批手工业工匠破产，沦为无产者。另一方面，拥有这些机器的人组织了工厂，建立了工厂制度，雇佣无产者进行扩大规模的生产。与此同时，新的生产力也被当作破坏整个旧社会结构的武器，在广大的乡村造就了一个更大量的无产者群体，并迫使他们入城，受雇于主人资本家。
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以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决定一切的时代。从此，各阶级的状况不仅取决于其对生产资料拥有与否或拥有多寡，更重要地取决于其所拥有或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高低，以及因此决定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张的同时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每一步扩张都造成大批的破产者，进而把其中的一部分变为雇佣劳动者；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最旺盛的时期，产业的现役军团和后备军同时存在，亦是维持正常经济秩序的必备条件；而一切技术上的进步也都意味着失业人口的绝对增加；一切经济上的动荡都会使更多的人失业，所以，近代无产阶级总是由在业者和失业者两部分组成。从近代无产阶级的这个特点看，它几乎不成其为一个阶级，而是其它一切阶级中破产分子的集合。
由机械化工业生产的特点，近代无产阶级也称为工人阶级。
近代无产阶级具有和以往其它劳动阶级截然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
1不拥有可以用来独立谋生的生产资料。他们唯一生存之道，是向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以换取菲薄的生活资料。
2这时的生产资料因其技术属性的规定，只能在共同劳动中使用，并且必须与组织起来的联合劳动力相结合，当作社会的生产力来使用；但是，劳动力却是以零星交易的方式由个别的资本企业购买，因此，对劳动力使用的任何组织与管理，必然是强制的，不容自择的。
3剩余价值最大化成为生产的一般规律，因而各种劳动力价值总是按照当时社会最低标准约定的。生产过程对于劳动者来说，只是必须履行的、为他人创造财富的一种负担。所以，对于这样的生产，他们始终是被迫的、消极的，甚至是抗拒的。
4生存的无保障性与竞争性。“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共产党宣言》） 整个社会对他们来说，已经排除了其它一切可能的生存方式；而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购买者却拥有象购买其它商品一样的选择权——他没有必须购买谁的劳动力的义务。因而，这样的社会并不保障每个无产者的生存权利。或者反过来说，社会竟以这种方式，赋予了无产阶级拥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的权力。
5工业化生产是在世界范围进行的。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人们，在同样的制度之下，以同样的技术，同样的工具，同样的标准组织生产，进行协作与交换。这一点决定近代无产阶级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
早期的近代无产阶级以城市产业无产者为主，还包括乡村无产者和无业无产者。在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上世纪末的一百五十年间，无产阶级举行过两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旨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大革命。第一次革命以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开始，至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起义。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步尝试。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七十二天，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第二次革命从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苏维埃起义开始，延续到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次革命最显著的特点是有了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革命高潮时期，曾在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古巴建立起十多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开展了理想社会的建设。它的影响波及到包括非洲在内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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