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阶级的由来与无产阶级之发展二：中国社会与中国无产阶级(上)

第二部分：中国社会与中国无产阶级(上)

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即发达国家大资产阶级的扩张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造就了大批坚决革命的无产阶级人口；同样是这种政策，造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经济的落后性与依赖性，也就剥夺了除无产阶级以外其它一切阶级领导革命胜利的资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先后经历过旧式的农民起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但“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无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属于近代无产阶级。关于这个阶级在1949年以前的状况，毛泽东有过非常准确的描述。建国以后，这个阶级成为整个社会的领导阶级，并随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壮大。其发展历程大体上分为前后三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7）

解放前夕，中国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而买办性质的官僚资本在工业中的比重则达到70%-80%。官僚资本打着“国营”的招牌，不仅垄断了重工业，而且垄断着轻工业，垄断着金融与国内外贸易。民营工商业已经走到山穷水尽、濒临死亡的境地。这种格局，使我党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很容易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并使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毛泽东早年的计划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全国刚解放时城市失业者有三、四百万，同当时公私企业职工总数大体相当。我们采取两条办法：一是“生产自救”，要他们自找门路，国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二是“以工代赈”，国家用低工资举办一些公共事业，在两三年内，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薛暮桥：《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变劳动管理制度》1979年7月18日新华社）从1949年到1957年，全国职工人数由800万人增加到2450万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从农村招收的新工人。他们先是分布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经济中，而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转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中。他们由私人企业转入公有制企业，从战场，从农村，从遥远的海外汇集到社会主义的集体中。这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政治上平等，经济上有保障，他们普遍感到这是时代潮流所带来的最大幸运。

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这个新事物。大家都认为企业是属于人民自己的，工人是为自己及全体人民做工。以孟泰、赵梦桃、时传祥、李顺达、张秉贵、焦裕禄、彭加木等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为代表的共和国第一代建设者们，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顶住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与经济封锁，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朝气、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代。

无产阶级（这时在更多的场合叫“工人阶级”）的队伍壮大了，但它的成份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血统工人只占其中较少一部分，他们是本阶级的主心骨；大量的新成员来自农村，他们逐渐成为阶级的主体；从部队下来的人和党的原地下工自然成为早期的领导干部，他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教育；知识分子的加入和扫盲运动，改变着整个阶级的文化素质；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原资方管理人员、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也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无产阶级有三个特出的优点，一是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因而革命最坚决和最彻底；二是一开始革命就有共产党的领导，因而最有觉悟；三是与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有利于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参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到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也渐渐显露出他们的另外一些特点：一、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同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合作，没有或很少有单独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与意识；二、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因而带有较多的小农意识；三、落后的生产业态，使部分工人有行会意识与小团体意识。加之阶级年龄较轻，文化水准较低等因素，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管理能力，是非常严重的考验。

在城镇人口的无产阶级化的同时，农村人口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有产化”过程。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广大农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很快地，从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实行集体所有制的高级社，短短几年功夫，全体中国农民也就基本上半无产阶级化了。

（二）公有制经济初步发展时期（1958-1978）

大跃进期间，我国职工人数大幅度上升。1958年职工总数为4531万人， 1960年达到一个高峰，为5100万人。但从1961年1月开始至1963年7月，中央决定精简城镇人口，两年半中全国职工共减少了 1887万人。 此后一个时期，国家基本上停止了从农村招收工人。只是在1970—1972年经济短期跃进阶段，才间接地从农村吸收一部分工人。而到1978年底，我国职工总数已经达到9499万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达到7451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2048万人。

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大陆几乎消灭了一切私人经济成分，建立起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庞大的公有制经济体系。一切依附于私有经济的阶级，都随着旧的生产关系的消灭而迅速消失了，剩下的“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之间的差别也在逐步消除，人民公社、上山下乡、五七道路，毛泽东以只争朝夕的速度推进他的社会主义计划。(“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有个发言，建议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社不要合并太多了，保存产品的多样性和经营的灵活性。但是，1958年以后把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几乎一扫而光，许多土特产品长期缺货，无人生产，无人经营，服务性行业大大减少。”)

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遇到了一个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同样面临的问题：新的经济依然是资本形态的，被改变的只是它的所有制关系，即由私人所有制变为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而且从社会对生产组织形式的需要看，这时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个别形态还不能不具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特征。

生产关系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形式，而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形式又是由生产资料的技术属性决定的。工业时代的生产资料技术属性有两个基本特征：一、它是有限的社会化生产的产物，只能被有限的社会所占有，并在有限的协作劳动中使用。由此决定强制性的分工、相互独立的生产者、生产条件在他们中间的分割、以及他们之间的协作与交换关系；二、这种生产资料的使用仍然大量地依靠体力，生产效率相对低下。扩大再生产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剩余产品的分配仍从属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对于多数人来说，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由于这一切，社会生产的普遍形式只能是商品生产，从而生产力要素具有价值，并依赖于对活劳动的强制性积累而不断增值就成为必然的事情。这就是资本形态，工业时代社会经济的一般形态，或者说，商品经济的最高形态。只要现时代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这些特征没有改变，以劳动力商品形态和剩余劳动的价值形态为特征的资本经济形态就不会消亡。在中国，由落后的产业业态和参差不齐的生产技术所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力更加是分割的，远远不具备“由社会统一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历史条件。

公有资本最早的原始积累手段是“剥夺剥夺者”，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对民间私人资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就是向工商业以外的其它产业扩张，主要就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使之从属于公有资本。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经济形态一定要适应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发展。资本形态的消亡，或者说被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形态所取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有资本形态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只有采用这种形态，才能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发展生产，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正常发育和自我完善。对于从资本统治之下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来说，这是他们反过来统制资本进而消灭资本的必经之路。坚持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使之臻于完善并不断发展壮大，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资本形态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所必经的、不可逾越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由生产资料技术属性所规定的历史阶段内，不管是由什么政党或集团执政，不管他们带着怎样的社会意识的色彩，都不能拒绝这种经济形态，否则只会导致他们自己的失败。“四人帮”的垮台和邓小平的成功，只是这一规律的戏剧化的演示。

公有资本与私人资本不同的地方是：一、资本属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二、管理者即作为代表的劳动者；三、资本形态下的按劳分配。它的前提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这不同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而它的历史条件仍是资本形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新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劳动与管理的矛盾；公有制与等级制的矛盾（包括中央财政、条条块块和基层生产组织之间的权责矛盾）。

生产资料虽然已经归劳动者所有，但不是直接归劳动者个人所有，而是由组织起来的劳动者联合体——人民国家或集体占有。每一个劳动者所拥有的，是由政治权利和劳动权利所体现的一种抽象的普遍所有权。这一点正如我在本文第一节中所指出的，对于联合体内部而言，共同所有即等于非所有。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和个别的形态上，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依然是分离的——除了劳动力以外，他们仍然“一无所有”。从这种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依然是无产阶级。

商品生产在社会经济中仍然占统治地位。公有制是社会成员平等富裕的基础，而资本形态必然伴随着个人财富的相对差异和相互竞争。生产过程是有计划的，但最终实现还是离不开市场。劳动者已经是按社会计划分工，他们的劳动不再具有私人劳动的性质，但还必须借助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其社会性质。而当这种交换发生在国家或集体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和个人形式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时，就是雇佣关系，或者说，“自己雇佣自己”的关系——其中前一个“自己”是指作为劳动者联合体的国家或集体，后一个“自己”指劳动者个人。此外，在产品分配方面，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权利和物质利益差异。

与“没有资本家的资本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以及带有旧社会痕迹的意识形态。整个国家经济是按照典型的等级制原则组建的。在传统的政治国家旁边，形成了一个与之并行的经济国家，一套庞杂的国家经济管理机构。经济管理干部——从厂长经理到中央各部官员，他们作为国家资本的代表而拥有巨大的权力——同无产阶级的其它部分区别开来，并且与他们所领导的下层群众发生矛盾甚至对抗。

所有这些矛盾，构成这一时期各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动因。官僚体制与资本形态，是一直笼罩在毛泽东心头的两重阴影。从苏联社会的演变中，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只要稍不注意，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复辟，而且必然是垄断资本主义。毛泽东认定那些能够从官僚体制和资本形态中获取既得利益的人们，就是新的资产阶级，而这些人多数都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当权。因此，他断然发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的锋芒所向，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所维系的官僚体制与资本形态。

无论从哪一种角度观察，我们都不能说当时的社会存在一个现实的资产阶级，甚至可以说，当时不存在任何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确实具备了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就象一个正在孵化的鸡蛋，只要条件成熟，鸡子就会破壳而出。资本形态和商品生产都是现成的，只要恢复私有制，资本主义复辟将水到渠成。60年代初期，党内多数干部没有意识到这种威胁，特别是某些高层领导仍盲目地支持着这种趋势。说他们蓄意与无产阶级为敌未免偏颇，但说他们是不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却也名副其实。

文化大革命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延续与发展。无产阶级代表人物企图以先发制人的方式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土壤，将新资产阶级的胚胎消灭在萌发状态（所谓“反修防修”）。路线斗争由党内扩大到社会，酿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时群众斗争的组织形式，便自然地成了“党与非党的路线斗争联盟”。但显然，运动的大方向始终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两大联盟之间的斗争不可能采取象西方社会的两党制那样温文尔雅的“民主”方式。因为这种阶级斗争乃是早产的和未成熟的，运动中又掺杂着大量非阶级性的社会矛盾，所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派迷雾笼罩着的纷乱景象。

毛泽东认为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只是一小撮，对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问题。他想通过多次的文化大革命来刷新社会的意识形态，逐步地改造官僚体制，并限制资本形态的发展。这就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旦执政便反对革命，这是历史上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逻辑。正如一位先生在网上所说：“革命胜利了，随着新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建立，阶级矛盾既得到了缓解，也改变了形式。及时将工作重点由政治革命、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建立稳定繁荣的社会，是任何一个新政权的当然选择。”（段拥军：《阶级斗争的迷雾》）的确，打江山，坐天下，务农桑，享太平，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新政权”无不如此，但是，唯独无产阶级的新政权是个例外（不例外的绝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权）。毛泽东以他的继续革命思想，向全世界揭示了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它执政党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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