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无产阶级社会组织能力之发展
（一）阶级的自我组织能力与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
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被剥削阶级所举行的革命，从未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胜利。那每一次革命的结局，不是死于失败，就是死于胜利。对于被剥削阶级来说，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对立的双方同归于尽，由代表新生产方式的矛盾群体取而代之。奴隶——农民——工人，奴隶主——地主——资本家，分别代表着不同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只要生产方式内部对立没有消除，只要这种内部的对立面由不同的社会角色来担任，历史就会沿着这种怪圈继续演义下去。
把这些革命的最终失败统统归咎于领导者的策略错误，或者一言以敝之曰“历史的局限性”，那都是非常肤浅的说法。这里面应当包含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应当作为一个重点来考察。
历史上的劳动阶级，即当作生产力要素的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具有自己的组织。他们总是被动地由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组织的。只有在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劳动阶级为了斗争的需要才自我组织起来。历史上的奴隶和农民，都组织过自己阶级的会社、军队，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还出现过短期的农民割据政权。
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各阶级自我组织的特点。比如封建宗法社会，生产组织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所以那个时代的一切阶级的组织——各个封建王朝和各支农民起义军，都带着家族的标徽。只有当工业革命打破了家族的藩篱，阶级斗争便具有了更广阔的领域，阶级的组织才具有了政党这样高级的形式。
不同阶级具有强弱不等的自我组织能力。一般地，剥削阶级比被剥削阶级具有更强的自我组织能力。这是因为他们在生产中始终居于组织者的地位，建立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储备和培养着大批具有组织活动能力的精英人才。为着维系其剥削阶级地位，这种能力又上升为其阶级的行政的、法制的和各种文化的组织、理念与精英队伍。
阶级的这种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组织能力，即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是随着阶级的实践不断发展的。各阶级之间的较量，实际是各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较量。而最终决定成败的，是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的较量。因此，敌对的阶级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限制、破坏、摧毁对方的自我组织能力与社会组织能力。
（二）农民起义性质异化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由农民起义而成功地建立起全国性政权，仅有过两次。一次是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一次是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毫无疑问，这两个政权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从农民这一方说，他们曾经胜利了，但同时又失败了。
过去的历史教科书，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农民起义最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原因则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种解释当然是十分牵强的。
研究革命怎样在胜利中死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在胜利后转向失败具有必然性，即所谓“农民起义性质异化规律”。
农民起义军在胜利之后有种种举措，大致包含四种情况：
一，“左”的方面。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报复行为，滥杀、搒掠、“剥夺剥夺者”。
二，“右”的方面。领导层的腐化行为。如刘宗敏，牛金星的例子。
三，所谓正统方面。继承封建礼制，恢复封建秩序。在总结前朝覆灭教训的基础上，推行改良主义新政。
第四种情况属于所谓“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为实现其理想国的各种举措，例如三国时的张鲁政权。
这四种情况中的前两种，是历代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藉以咒骂革命的主要口实。后两种，一种是复旧，一种算是“创新”。对于被剥削阶级的任何创新，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是恶意讥讽与嘲笑的。当然，农民是一个不能创造出新的现实的生产方式的阶级。这是由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决定的。否则他们就不成其为农民阶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发展为科学。
惟有第三种所谓的“正统方面”，即“农民起义性质异化规律”的体现，则得到历代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狂热吹捧。
农民阶级在一般情况下不具有自我组织能力。即便是因斗争的需要而组织起来，其籍以组织的形式，最常见的则是原始的宗教形式。而要取得胜利，就必须采用那个时代最高的组织形式，即地主阶级的组织形式。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起义队伍就不能巩固。这种组织形式就是封建国家，其在政治上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称王称帝。
陈胜在为人佣耕时，愤愤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看到嬴政出巡时的风光场面，悻悻地说：“大丈夫当如此也！”一个装神弄鬼假称“陈胜王”，一个编造硭砀山冒“天子气”的鬼话。一介村夫要当皇帝，我们当然不能说这种想法如何“先进”，但据此否定他们当初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阶级性质，却是非常之片面的。首先是这种思想并不来自于他们自己阶级的生活，而是受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文化观念的影响(否则他们为什么不想当总统或者议会主席？);其次是当时参加起义队伍的农民，都是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铤而走险的东门之徒，不管是为了搏得日后“封妻荫子”，还是象阿Q那样“不过想抢点东西而已”，他们的矛头毕竟都指向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客观上体现着整个农民阶级对于地主阶级的反抗。
农民不具有社会组织能力。想当皇帝不一定当得了皇帝，当了皇帝不见得会当皇帝，这些都要向地主阶级学习。当起义农民一旦取得初步的胜利、并且企图巩固自己的胜利的时候，他们的领导集团就必须向地主阶级“学习”关于社会组织的各种本领，包括军事策略，政治体制，统治艺术，经济政策，文化理论。而儒家的政治理论学说便是最基本的教材。通过这种“学习”，固然能够使起义农民的精英集团“上升流动”到统治地位，但他们始终不可能突破当时的生产方式的限制，而只是改变了这一部分人在生产方式中的位置。
当农民起义军日益壮大的时候，便有一些社会下层的文化人、乃至朝廷的士大夫加盟入伙。这些“饱学之士”在起义军中一般充当 “军师”或“谋士”的角色，也就是传授地主阶级社会组织能力的“老师”。如萧何、陆贾、叔孙通，李善长、陶安、朱升一类人物。
刘邦的军队一占领咸阳，萧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随后又“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陆贾劝刘邦学习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之术，撰写了十二篇“称诗书，法先圣，述存亡之征”的所谓“新语”，灌输封建地主阶级政治思想。
叔孙通，一个三背其主的亡命书生，后来竟成为一代“汉家儒宗”，靠的就是“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和善于阿谀奉承的本事。他率领一个地主阶级的文人集团，“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起朝仪，复礼乐，终于完成了刘邦政权由农民起义到地主阶级专政的异化过程。这时的刘邦也不禁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后来的史学家对这一段历史的论述是：“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观摹弘远矣。”
同样的规律也体现在元末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农民起义中。李善长投靠朱元璋时，就极力宣扬儒家治国理念，怂恿朱元璋以刘邦为榜样，向封建地主阶级政权转变。朱元璋后来发表了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和宣谕徐州吏民的公告，正式宣布起义军纲领的改变。陶安、李习、唐仲实、朱升、孙炎、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等人更是向朱元璋灌输一套儒法杂揉的治国安邦之术，并帮助他成就了明王朝的建立。
（三）无产阶级社会组织能力之发展
我之所以用相当篇幅来描述农民起义的诸种举措以及起义性质异化规律，是因为这些举措和这个规律，在早期无产阶级的运动中也有类似的出现。我们甚至从后来的“文革”中那些造反派的身上，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类痕迹。但是，无产阶级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具有和以往一切时代不同的特点。
无产阶级是直接与工业时代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阶级。这个时代生产资料的技术属性，在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史上具有质的飞跃的特点。它标志着人类劳动从有限的协作到全社会协作的飞跃，生产从有限的社会化向完全的社会化的飞跃。科学技术的大规模生产应用，一方面使社会剩余产品的丰度达到可能消灭任何强制劳动的水平，另一方面，人类劳动的主要形式，也开始从简单而粗笨的体力逐步转向脑力。
这些特点反映在社会关系方面，就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共产党宣言》）
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教育、训练无产阶级，从生产资料的知识到生产组织的知识，从适应新的生产秩序到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样，无产阶级便可能拥有以前一切被剥削阶级所不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社会组织能力。从而使他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但是，这决不是说无产阶级天然地拥有了自己的社会组织能力。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能力与社会组织能力，都是在斗争中获取、并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从个别的或某一工厂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资产者作斗争，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联合斗争；从捣毁机器到集体罢工；从开始成立工联到组织成为政党；从经济斗争到武装夺取政权；从组织简单的工人政府到学会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从管理计划经济到驾驭资本形态的市场经济——其中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学习、探索、创新的过程。
在这个奋斗过程中，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以历史上其它一切阶级的领袖所不具备的气魄、睿智与胆识，学习和继承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全部文化历史遗产，及时地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与教训，为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能力与社会组织能力的提高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斗争经验时阐释的“三大法宝”，它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过程中自我组织能力与社会组织能力成熟的标志：“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社会组织能力体现为：政治上领导其它一切革命阶级的能力，组织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引领社会发展文化事业的能力。在经过无数的艰难与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终于使无产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在新的环境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继邓小平理论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就是这一发展的生动体现。
在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实践“三个代表”。任何否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无产阶级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无产阶级始终伴随着现代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发展而发展，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下，一方面为统一的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又造就了大量的社会主义现代知识劳动者，从而为人类共产主义社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实现条件。而资产阶级和其它非无产阶级是做不到的。
无产阶级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无产阶级是民族的主体，大众的主体，是现代科学的创造者与实践者。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狭隘的民族歧视与狭隘国家观念，她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拥有未来。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所欢迎所接受的文化，才是最先进的文化。而资产阶级和其它非无产阶级的文化决不是最先进的。
无产阶级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他们不为任何私有财产所负累，因而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他们的任何举动，不仅代表着本阶级的意志与利益，同时代表着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而资产阶级和其它非无产阶级没有这种资格。
在今天，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严惩贪官污吏，而不是放纵贪官污吏；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打击不法奸商，而不是袒护不法奸商；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节制私人资本，而不是无限制地扩张私人资本；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发展公有经济，而不是削弱公有经济。这样的政策就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政策。而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就不能不坚持无产阶级在国家与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仍然带有鲜明的阶级性。这种阶级性体现为以一定的国家形式来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维护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来说，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马克思：《六月革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应当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力，而不是相反。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的领导权只能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全体人民，而不专属于资产阶级；我们一定要发展经济，但这种经济只能造福于全体人民，而不是仅供少数人穷奢极欲地享受；我们主张繁荣社会文化，但同时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上，我们必须容许私人资本的存在与发展，但以不损害公有制经济和社会公众利益为限；我们承认一定程度的剥削，但这种剥削必须受到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与道德的约束；我们热诚欢迎一切赞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们合作，但决不向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投降。在一百三十一年前，我们就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了用暴力夺取政权，在七十五年前，我们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了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今天，我们又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了资本经济形态。我们公开宣布，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最终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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