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别塔
——论社会主义
吴天准([email protected])
摘要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阐述的社会主义观：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往何处去？从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出发分析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全面发展个人的自由，即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并从政治哲学角度解释了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民主等的关系，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三个自由层次上作横向比较，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最后，分别探讨了全球化下的资本主义命运和社会主义命运。
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rify the personal socialism standpoint from four aspects,that is,what socialism is, why choose socialism, how to realize socialism and what the destiny of socialism is.And stand by the point of Marxism, 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is the completely progress of individual liberty,including economic liberty,political liberty and ideaistic liberty.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ism and individual,liberty and democracy is construed at the angl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We compare the socialism system with the capitalism system in the three liberty hiberachy, and discourse upon how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and the contruction to socialism.In the end, the respective destiny of the two systems is discussed.
关键字
社会主义 个人自由 个人所有制 民主 社会主义本质 共和 宪政
Keyword
Socialism Individual liberty Individual proprietary Democracy Essence of socialism Republic Constitutionalism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是对法国大革命理想的继承和发扬。当然，还有一些有考古爱好者把社会主义的源头指向古代东方甚至原始社会，限于理解能力，在此不予置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以来，经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改造成“科学社会主义”，但还有形形色色、大小不一的“社会主义”流派。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开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存在，而与打着各种“社会主义”招牌，与“社会主义”沾边的政权也遍布六大洲，蔚为奇观。可是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仅据英国学者格里菲斯在1924年出版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统计，竟有260多种对“社会主义”的解释，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太过宏大，学识非常有限，只能从最简单的几个方面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往何处去？管窥之见，难免谬误，敬请指教。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什么是社会主义
（一）正统意义的社会主义
俄国、中国等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就获得了社会主义的正统解释权，而它们也一直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自居。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中，列宁用一个公式总结社会主义：“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②。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尽管解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各有差异，但都坚持几个共性：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取代物，消灭了剥削和阶级，以公有制为基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比资本主义优越，是更加优越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并列，并相互渗透，发展出社会民主主义、巴枯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等流派来。根据正统的分类法，按照影响力可以分为9家，即大三家：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社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中三家：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小三家：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
作为政治主张和价值取向，在一般意义上，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公正、经济有序，保障社会底层人民的福利，主张伦理自由、人人生而平等；保守主义则强调效率优先，经济自由放任，限制国家权力，伦理上强调道德约束；自由主义则强调个人自由不可侵犯，反对公共意志对个人的干预，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伦理上。
（二）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在上百种大相径庭的“社会主义”定义中，什么才是正确的？什么才触及了社会主义的灵魂？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我们有必要顺藤摸瓜回溯到社会主义的根源。无可置疑的是，自从马克思把“社会主义”提升为科学理论后，上百年来，无数流派各取所需，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解释和改造，使得这个体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深而且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好比把一个百年老店装葺一新，插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然后兜售自己的货色。因此，任何一个有鉴别力的人都不要轻易上当，还是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听听西方评选的“千年思想家”是怎么说的。
（1）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
就像《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从构成经济形态的最小单位——商品开始，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从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着手的。与自由主义者把人看作是抱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不放的经济动物不同，马克思一开始就把人看作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人，指出人的社会意义和终极目的。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把具体的人抽象化，分析规律和本质，在思辨基础上达到具体化，完成对人性的还原。他在第一次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④，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都是以个人为前提的，生产力是“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的一种社会力量”⑤，而与生产力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⑦。因此，个人“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萨特曾经批评马克思学说中有一个人学的“空场”，至少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历史舞台上空无一人。可事实上，这个舞台全是具体的“个人”搭起来的，登上历史舞台的全是被抽象了的人。
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一切理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他看来，个性自由首先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生存状态，既不是父母给的（“生而自由”），也不是上帝给的（“天赋人权”）。历史上的各种交往形式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制度等等都是围绕 “个体自主活动”建构的，历史的进步可以用“个体自主活动”的发展程度来衡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个体的自主活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个体的自主活动正朝着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向发展。比起抽象的“经济人自由”，马克思不仅超越了，而且是以扬弃的形式包涵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优先原则。
在价值观上，个人的自由具有最高的价值，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个性自由观来批判和代替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经济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的物质保证，而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个人自由的高级层次。个人的自由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正如马尔库赛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型的个人主义。可奇怪的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人权”、“自由”几乎与马克思主义等字眼绝缘，含有微妙的贬义色彩。我们从来只听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从没听说提倡“无产阶级自由化”，对于“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一律斥为霸权主义的阴谋。在“个人”与“集体”这对古老的对立命题中，集体压倒了个人。
为了实现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设计了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被理论化，系统化，从一种思潮、一种信仰成为了一种科学。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⑨。那么，怎么实现这一点呢？首要条件是实现经济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了人类社会形态和结构后，得出和卢梭一样的结论：社会的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和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导致并加剧经济自由的沦失。自由是相对的，私有制保证了个人有“合法”占有别人财产的自由，也保证了有私有财产被他人“合法”占有的自由。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给出了解决办法，即抛弃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著作中，从未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实行“公有制”，相反，不断提到个人所有制，如“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经过马克思首肯，恩格斯曾经给个人所有制做过如下注释：“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⑾。这种说法的权威性也得到了列宁的认可。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个人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消费资料私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形式，也就是说，个人拥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消费品的所有权，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公有的，或说是属于“劳动共同体”的。“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
“联合”是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没有个体的自由当然也就没有自由人联合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把社会、集体(联合)认作公有制的基础，并把这种公有制的高度发展认作共产主义的实现，完全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误释。近些年来中国的改革纠正了这种错误的认识，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2）社会主义与民主
那么，社会主义如何保证政治的自由？这里先要说说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严复把穆勒的名著《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立意深远，第一次明确了自由和民主的界限：自由属于己界，即私人领域；民主属于群界，即公共领域。自由和民主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一对孪生子，一旦有了自由就有民主，反之亦然。很奇怪的是，自由和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一对矛盾，民主是基于公共权力的平等，而自由是基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在历史上，自由主义者有过反民主的倾向，认为平等的公共权力侵犯了私人的自由，而民粹主义者也常常蔑视个人自由，结果造成假民主大行其道。这不得不令我们反思康德（Kant）关于理性的四组二律背反之一：人是自由（自我意识）的，同时，人面对着必然（自在意识，譬如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也反映了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群界和己界之间模糊不清，存在灰色地带。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第一性的，民主是第二性的。民主具有阶级性，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灭亡而灭亡，一个阶级的民主可以是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民主的目的是使得个人联合体（阶级）的自由最大化。民主为自由服务，这一点和自由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这并不说明民主的价值低于自由，相反，民主可以视为是积极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公共表达和政治领域的最大公约数，个人联合体（集体）有权力有必要适当约束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处于防御地位，强调个人权利不受公共意志的侵犯。
在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为了彻底保障个人政治自由，应该实行“民主为体，自由为用”，也就是在积极自由的基础上充分保护消极自由，而不是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消极自由的积极表达”。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是公共意志一致性的经济基础，消费资料的私人所有是公共意见多样化的经济基础，哪个更为根本，一目了然。这种社会主义民主重视权力的合法性，继承了卢梭的思想，即人民意志取代上帝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意志，集体自由之上才有真正的个人自由。但是，这种一致性的最高意志仍然需要多样性的个人意志的约束，否则就会成为真正的上帝，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夺个人自由，这正是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不断犯下的错误。
（3）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如何保障人的思想自由？要说清这一点，必须从人的“异化”说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异化的概念，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成熟的标志。“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成为了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为什么劳动产生了异化？在人与自然的斗争（生产力）中，人用劳动创造物质财富，但也因为劳动产生了异己的力量，人成了物化的人；在人与人的斗争（生产关系）中，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创立了社会契约，建立了阶级、国家、法律等等上层建筑，却沦为了它们的奴隶。马克思从“自由”的核心价值出发，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早期用“异化”来表述这种人类的生存状态，用人性的复归来表达完整的个人的形成；以后则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用物质生产的历史作用即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说明完整的个人的形成的社会物质前提。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上，在极大满足人的合理的自然需要的同时，把“历史形成的需要”的追求作为完整的个人的社会生存状态。
马克思对市场持有深深的怀疑。市场经济极大地张扬了人性，一方面充分发挥了个人创造性，另一方面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残酷的竞争扭曲了人性，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话说就是“人对人是狼”。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赛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中，深刻反思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出“当代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集权主义社会，因为他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是这种病态社会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则把这种病态推向极致，导致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的泛滥成灾，不可收拾，监狱、教堂、收容所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思想危机的。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要实现的是“完整的个人”，“双面”的人。在经济上物质极大丰富，消灭异己物，劳动不再是谋生行为，而是一种自觉的享受，是维持全面发展的必需。在思想上，这样的人具有真正健全的人格，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拥有肯定自我和否定自我的力量，达到七十岁的孔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因此，作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塑造全面的新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消除异化（思想自由），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政治自由），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自由）。消除异化就是要改变人对异己力量（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附属地位，人获得独立的人格地位，自觉、全面地发展，从对物质生活的迷恋、追逐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最终成为卢梭所描绘的“道德共和国”的公民。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就是要消灭阶级，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以社会契约形式建立公正、平等、协调的自由人联合体，人人都能在公共事务维护自己和他人利益。所谓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运行有序且理性，以满足共同体成员自由发展的需要为量度的劳动创造，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
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优先发展生产力，然而这与发展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并不矛盾，只存在孰轻孰重，而不存在疏多孰少的问题。可是，在实践中，社会主义被简化成千方百计地加速生产力，政治和思想自由被搁置起来，理由是：条件不成熟。我们批评资本主义走错了方向，结果我们发展得越快，就有可能偏离预设的方向，走得比资本主义更远。在东欧和苏联，初期的经济一支独秀后很快陷入了深刻的社会矛盾，经济也只能在泥潭中低速匍匐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庸俗的生产力决定论造成的后果。
在90年代初的中国，根据时代的需要先后把东欧的剧变，苏联解体归结为和平演变、姓资姓社、激进改革、官僚腐败等等问题。但在我看来，是伪社会主义葬送了真社会主义。由于长期以来，正统马克思主义一直宣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于能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更快的发展速度，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给民众这样的印象：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生活更富裕，口袋里更有钱，否则社会主义就丧失优越性，就是失败。片面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苏联就是很好的例子。与中国不同，苏联几乎自始自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30年代超高速建设工业化，50年代重建家园，60年代超英赶美，70年代全面发展军事工业，即便在80年代开始政治改革，为使经济振兴，连整个上层建筑都不惜拆毁重建。其实苏联和东欧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了，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不存在大规模失业导致社会动荡，那么为什么还失去政权呢？正是因为忽视了政治自由、思想自由，最终导致最重视的经济自由失去意义。
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一）两种制度经济自由的比较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越南相继实行市场经济，全球化已经把全世界纳入了资本市场。资本的社会化并没有改变私有制性质，反而导致财富的分配更为失衡。这种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尤其明显。三个世界的划分已经类似于阶级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统治其实是在一个国家统治的投影。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扩张和侵略日益加剧，资本无孔不入，在全球无休无止地追逐利润。全球的经济分工不平等，世界分化成原材料出口国、廉价劳动力制造工厂和高新产品研发国，处于这种世界体系金字塔底层的国家为了翻身，不得不加紧为塔尖的国家服务，加大对其依赖性，受剥削越多，差距越大，导致依赖性越高，陷入恶性循环。
但是，用金字塔来解释世界经济体系远远不够了。恐怖主义、亚洲金融危机、拉美金融风暴已经证明，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允许“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第三世界的苦难也是对发达国家的惩罚。国际经济的旧秩序对穷国不合理，而新秩序又必然由富国主导，那么谁会是这场全球化游戏最后的赢家？还是全是输家？
资本主义仍然无法摆脱固有的经济危机。人们曾以为以知识经济可以跳出经济衰退的周期，最终美好的愿望还是随纳斯达克指数的狂跌化为泡影。经济衰退已经扩散为全球性的萧条，从根本上讲，是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来自于私有制本身。这种经济危机，不仅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也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世界能源形势紧张，环境恶化，生存质量下降，建设自然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自然的速度。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几个世纪以来对地球肆无忌惮的掠夺最终危害了人类本身。“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用悲观的“人性本恶”来做道德反思，用乐观的“团结起来，人定胜天”来安慰自己都是苍白无力的。即便是“无所不能”的科学，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开发新的资源，也带来对环境的新的破坏；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护自然，减少污染，对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和循环再生。然而即便科学是百利而无一害，地球也只有一个，资源总是有限的，人类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野心和贪欲。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达国家把环境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为了改变现状必须加快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导致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而资本在全球游荡，只要有利润，就敢于煽动任何恶行，包括军火交易、殖民统治、政变、暴动、掠夺式开发。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正如洪水，永无止境地扩张。不管用什么方法围堵压制，总会找到机会喷涌而出的。正如大禹治水，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根本上疏导，从总体上规划，经济才能理智、有序地运行，消除生产力的盲目扩张，最终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
（二）两种制度政治自由的比较
在政治上，民主、自由这些西方人引以为豪的核心价值正在贬值，按照这些价值观构造的成熟政治体系受着金钱、权力的侵袭而发生变质，已经与当初满怀热情的启蒙学家们的宏伟蓝图相去甚远。公众政治热情的淡漠和对于官僚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已经危害了民主政体的活力。从根本上来说，这是自由与民主序列颠倒的结果。一旦私域（Private Domain）的个人自由优先于公域的民主，就会发现这种零散的个人利益作为构建公共事务大厦的基石是很脆弱的，不可靠的，必须靠强有力的粘结剂和高超的建筑、施工技术来保证稳定。这种粘结剂必须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这种高超的建筑艺术是巧妙协调各方利益的社会契约。新古典自由主义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解释成“交易成本论”，当维护自己的利益成本过高时，“理性的经济人”就会“自愿”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或者交付给利益集团、议员等代理人，或者直接以服从来换取政府提供的个人安全和公共福利。显然，这里的“自愿”是被动的，这里的“民主”是消极的。而且，这种妥协不一定能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上著名的“囚徒困境悖论”也证明了，如果社会成员之间对公共利益缺乏一致的认同，而仅仅按照自身的利益化最大化原则去选择，最后所产生的结果，对每一个人来说未必是最理性和最佳的选择。不认识到这一点，如何解释希特勒凭借强大的民意和自由的选举爬上元首的宝座？
西方的政治冷漠从根源上讲就是这种消极自由的积极表达，很容易变成大多数公民的政治自由被少数精英阶层和技术官僚所占有和掌控。在美国，投票率之低是不争的事实，资金筹集得最多、仅赢得25%的选民支持的党派通常就可获胜。精英的议员和技术官僚们把持了国家的全部权力，大财团才是国家的主人，金钱铺就白宫路。政治沦为个人或利益集团间的争执、较量与野心搏斗。这种“精英治国”和“专家治国”虽然表面上维持了民主政体，也因“人民的同意”具有初期的合法性，但缺乏汉娜?阿伦特（Hannanh Arendt）所说的“持续的同意（ever-renewed consent）”，容易背叛他们的选民，倒向财大气粗的利益集团的怀抱。
社会主义的民主体制则可以从根本上克服了这点。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能够表达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能凝聚强大的公共民意，积极自由足以支撑起坚固的公共事务管理体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关心个人利益就必须积极投身到公共事务中，精英主义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虽然随着网络社会的全面到来，“电子投票（electronic balloting）”有可能造就一个全民直接民主的新时代，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制还是不可能全面实现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选择了代议制民主，即间接民主。那么，怎么保证人民的意志得到贯彻，给予代表的权力不会被买卖？按照卢梭的观点，上帝死了，人民意志高于一切。但在罗尔斯（John Rawls）看来，在上帝死了以后的凡俗时代，即使人民的意志取代上帝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意志，这一意志依然是要受到约束的。那么这种意志如何约束？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第一次把政治参与的两种模式——公职人员的选举与公共意见的表达——区别开来。在公职人员的选举上，可以承认并乐于接受自由主义民主的代议制度，实行间接民主；但在公共意见的表达上，公众是不能被替代、被代表的，必须继承古希腊和卢梭的传统，通过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实现“在场的”的直接民主。
这种区分实质上是界定了众意和公意两个概念。众意是私意之和，公意是私意之差，公意是所有私意中共同的、重叠的或交叉的那部分。罗尔斯后来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论述的“重叠共识”，与卢梭的公意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卢梭通过对众意和公意这两个概念的分梳，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从私意到众意和从私意到公意，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前者发生在私人领域，后者属于公共领域。前者以从下到上的方式影响公意，即限制民主对私域的侵犯，后者以从上到下的方式限制众意，即规定了自由的界限。民主和自由就以这种方式对立统一起来。
（三）两种制度思想自由的比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而美国则是反战和争取人权呼声高涨。属于“婴儿潮一代”的青年人以叛逆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长发披肩，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迷彩服走上游行街头，走进灯光昏暗的酒吧。他们高呼“解放”，唤来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彻底颠覆了父辈的价值观。西方社会的种种病态，人性的扭曲统统暴露在阳光下。他们蔑视父辈的虚伪，厌倦社会的冷漠，不是在信仰真空中逐渐麻木，就只能呼吸带有汽油味的城市空气。他们可以摘下社会虚伪的面具，却没有能力改变被扭曲的面容。于是后现代主义就造成了奇怪的现象：普适的价值观被颠覆，却没有新的价值观来取代；丑恶不需要蒙上面具，反而因真实获得认可。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一个极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并没有消失反而有加剧的倾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用古老的宗教来挽住核心价值的沦失，但在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的致命诱惑前，彼岸世界的荣耀和永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不仅基本价值观在沦失，人民的思想也在被控制，政治观念正在源源不断地灌输入人民的脑袋。在发达国家，铺天盖地的舆论使人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媒体拥有呼风唤雨的力量，它们可以侵犯个人隐私，根据大股东的需要影响民意，可以打着“绝对客观和中立”的招牌兜售某个利益集团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但很难说是思想自由。西方意识形态非常浓厚，擅长把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东方文明等异己价值观妖魔化。西方的傲慢与偏见顽固得几乎不可动摇，看看最近“TIME”、“NEW YORK TIMES”对中国SARS情况的报道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民众们天天都在享受着什么样的“新闻自由”和“事实真相”。
上帝的归上帝，魔鬼的归魔鬼。那么，人间还能剩下什么？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潜伏在有学识、有教养、讲文明的绅士淑女中。也许，原始人更有思想的自由。
这种思想危机是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双重作用的产物，也只能通过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解决。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只有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来发展自己，才能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应当全面保证思想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不仅要有拥护政府的自由，也有反对政府的自由，否则只是伪自由。马克思曾经用动人的笔触表达对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的珍视：“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⑿。恩格斯也指出，“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⒀。“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⒁。
新闻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前提，没有新闻自由，必然导致“万马齐喑”。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象身体的这一部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总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⒂
可惜革命思想家们的理论全然被实践家们抛在脑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一例外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这种备受指摘、不得人心的制度究其根源，斯大林必须负有很大责任。在十月革命初期异常严峻的形势下，列宁曾严格审查新闻出版，这是必要的，因为关系到革命的生死存亡。但斯大林掌权后，不仅没有松绑，反而把所有报纸“组织化”，只准报道“正确的新闻”和“上级的指示”，完全剥夺了公民最可贵的自由权利。而东欧、中国等照搬苏联经验，于是新闻审查便成了社会主义的毒瘤，不仅成效可疑，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外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直到最近，被绑架了几十年的“新闻自由”才有松绑的迹象。在第三部分还将对这方面内容进行论述。虽然道路曲折，但是，新闻自由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第五媒体的迅速崛起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曙光在不远的前方！思想自由的闪光将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
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以来，便因其理论的科学严密、强烈的批判性、社会理想的巨大号召力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迅速成为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但是，一种理论要成为现实，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赞同朱学勤的观点：“一种思潮进入某一国家，赢得这一国激进分子的信仰，并且演变成某种政治力量这是一回事；这一思潮及其政治力量能否夺得这一国家的政权，这又是一回事。两者之间不能任意划等号。”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建设，决不是“某某主义必然胜利”这种庸俗史观的实证和结果。我更倾向于是实践对于理论的证伪：社会主义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检验，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理论才能纠正错误，继续发展。
（一）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见到社会主义的实现。在他们的预测中，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之上，以暴力手段获得。消灭私有制，实现按劳分配。而且，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全球特性，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也将是全球性的。“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⒃。按照这种构想，第一国际也是全球性的政党组织，统一指挥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各国工人运动日趋复杂和庞大，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后来建立的第二国际只是各国政党的联盟和较为松散的组织。这说明了马克思当年的论断已经不符合实际了。
恩格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否认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不发达国家首先实现。“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现实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⒄
但是明确提出“一国胜利论”的是列宁。他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考察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后，列宁于1915年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⒅
但是这样“早产”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存活？跟马克思基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又有什么不同？针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诘问，列宁回答得很坚决，也很巧妙：“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以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⒆。这种思想不仅指导了十月革命，而且指导了后来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毛泽东的看法与之完全一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生产道路。”⒇
对于生产力发达的西欧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都主张用暴力革命。在二十世纪中叶，私人生产的无计划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使经济危机频频爆发，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危机。为解决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通过武装斗争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只要这种情况维持下去，革命的条件成熟，社会主义是有可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但马克思不是暴力革命狂，也不是教条主义者。1872年他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就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21]。晚年的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也提出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22]。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成熟，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23]
（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1）理论篇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社会三形态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们一般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同这三种社会形态相对应。社会主义社会显然属于商品经济社会。但在很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对自由流通的商品经济怀有戒心，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无一例外地实行计划经济，严格控制商品流动。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1978年以前实行的算不上计划经济，而是命令经济，很不科学。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强调物质基础、技术水平，现实地制订经济发展指标，依靠官僚阶层和技术人员的管理水平而非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完成经济计划，以及有限的经济改革，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在生产规模不大，社会化生产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计划体制对于国民经济协调、有序、快速发展是有效的，但经济活动是复杂多变的，再科学精致的计划也往往跟不上供需关系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了这一点，但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东欧和苏联仍坚持计划体制，但手段较为灵活起来，允许部分的商品自由流通；而中国和古巴却采用了激进的全民动员，否定个人的物质利益，试图靠“共产主义精神”来“抓革命，促生产”，例如中国的“大炼钢铁”、“大跃进”，古巴的“革命攻势”和“一千吨糖计划”。
事实证明这两种办法都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但这种公有不意味着不能买卖，因为公有制本质上是个人所有制的自愿联合而已，必须充分尊重个人和小集体的经济利益。资本不流通就不是资本，就不能优化配置，实行效益的最大化。而在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方面，没有什么做得比市场更好。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和经济杠杆加以引导。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调控将比凯恩斯理论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样措施更为根本和有效。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体制变革已经初步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两国的改革都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的严重问题，这是经济转型期中效率和公正没有处理好必然的阵痛。由于缺乏监督和透明度，所有权转换黑箱操作导致国有资产大量被侵吞。庞大的失业人群已经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刻不容缓。
在政治上，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行民主化，还政于民。积极自由基础上的消极自由意味着“民主为体，自由为用”，意味着实行共和体制下的宪政。共和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和理想由来已久，如希腊各个城邦共和国，罗马共和国，中国周朝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的“共和之治”（《史记?周本纪》）。与现代共和政体不同，古典共和主义建立在至善论的美德观基础之上，如卢梭设想的“道德共和国”；自由的共和传统则更强调制度与制衡的作用，用宪政与民主来混合共和，靠用选举方式产生统治。共和与民主具有天然的联系。共和是所有人的公权，关心全部公民的福利；民主是多数人的私权，表达多数人的意见。但是纯粹的共和理想在现代国家实行起来很不容易，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容易沦为文革式的“大鸣大放”，“全民自由”，导致个人的悲剧。无怪汉密尔顿（Hamilton）断言，即使每个公民都是苏格拉底（Socrate），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纯粹的民主也是可怕的，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民有可能施行多数派的暴政。因此，现代共和必须是共和与民主的混和体，其制度化的体现就是宪政。
任何符合宪政精神的宪法都包含了对于公域和私域的界定和保护内容：一部分是对于公民权力的保护，一部分是公共权力如何行使的程序。宪政体制在伦理上持善恶二元论，在公共事务上对人性尤其是政治家的本性悲观，在私人领域对人性表现乐观，鼓励公民通过各种权利进行自我完善。宪政的前提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即“小政府”和“大市场”的相对独立。宪政意味着法治，法律是最高的准绳，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也约束着人民意志。在中国，“以法治国”已经写入了党纲，宪政的建设将把中国带入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时期。近期央视的《走向共和》就被视为为宪政鸣锣开道，凝聚共识。
社会主义必须批判地继承人类有全部优秀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丰富的精神文明和思想成果。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必须开放所有的思想禁区，把思想、舆论和法律、政治行为严格区分开。思想无罪，争鸣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对谎言的恐惧将扼杀真理；不是向全体人民灌输“正确的理论”和“实践证明的真理”，而是要教会人民思考、分析、选择；在现阶段，应该有一种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否则很可能在内忧外患中否定社会主义本身；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
作为思想自由的根本，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必须尽快落实，尤其是要放松对传统媒体的控制，解除对新媒体的封锁。资本主义不害怕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为什么社会主义就如此害怕“精神污染”，必须要“统一思想”？要知道思想是无法统一的，否则就是僵化，就是愚民。既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一小撮顽固分子”再怎么兴风作浪也注定要失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社会主义就应该有全面的思想自由。也只有思想自由，才能避免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毛泽东式的文革悲剧再次上演，苏联和东欧也决不至于迅速垮台。
（2）实践篇
马克思晚年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国家，尤其是俄国农村公社和中国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即“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4]。后来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里给出进一步的论述，强调“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也就是说，跨越卡夫丁峡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先决条件，而是要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对第一个条件所作的回答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先决条件，但作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最宝贵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运用才是先决条件。
那么，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是不是已经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十月革命后面对严峻的形势，列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体制，采用产品分配代替贸易甚至取消商品货币等措施，试图从商品经济形态走向产品经济形态。但他很快就对“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意识到跨越卡夫丁峡谷不等于就走到了社会主义，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是不成熟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着列宁进行了“新经济政策”的探索，强调必须考虑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重视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同时作为对恩格斯提出的跨越峡谷第二个条件的回答，列宁提出了文章开头提到的“苏维埃+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可不久后，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大搞工业化，以对农民的压榨获取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相比之下，资本主义陷入深刻的世界性危机中，于是胜利冲昏了苏联领导们的头脑，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建成”，并在百废待兴的1946年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赫鲁晓夫也不含糊，提出要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后来被嘲笑为“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后来的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目的也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现代空想社会主义”在当时却被无数人信仰，酿成了无数悲剧。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套用了斯大林模式，建立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排斥商品经济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斯大林时期曾经盛极一时，也创造了辉煌，虽然斯大林的暴政被被赫鲁晓夫清算，但斯大林体制却基本原封不动地一代代传承下去。南斯拉夫的铁托在全盘接受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在私营经济，商品流通和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方面作了一些修整，南斯拉夫就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并被从社会主义阵营中除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苏大论战爆发，苏联很快也被中国送了顶“修正主义”的帽子，从此两国交恶。这促使中国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不过却是一条比苏联更激进的道路，开始了“意识形态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动荡不堪的六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后，中国痛定思痛，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来。历史总是螺旋形地上升，不断地否定自身，又不断地进行否定之否定。就像自由主义者必须不断地返回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命题一样，社会主义也必须不断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来，通过再意识形态化实行价值的回归。二十多年前，对社会主义的探讨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二十多年后，中国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对“社会主义何去何从”的回答又造就了“三个代表”思想。可见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批判是同等重要的。
中国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大致上以90年代为界。前一阶段的改革重点在农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发展商品经济，政治体制上主要是对原有高度集权体系的恢复和改良，思想上对文革进行深刻的反思，总结建国以来成百得失。思想的解放造就了相当繁荣的文艺和理论丰收，国外各种思潮在国内广泛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获得广泛认同。后一阶段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的改革则迟迟到最近（十六大）才发轫，这显然是八九年政治风波的后遗症。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经济转型期的很多社会问题。由于缺乏权力制衡与监督，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公民权利受到制度的压制和官僚的摧残。在思想自由上，无庸讳言受到很多限制，有很多思想禁区，总体气氛沉闷。学者们埋头书案，学术重于思想，有点像乾嘉时期的学者。直到十六大后，“宪政”和“法治”给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基层民主初露端倪，思想界又活跃起来，有可能兴起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与中国谨慎却持久、富于创新的改革相比，苏联就显得死气沉沉，改革很是草率。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在斯大林晚期开始僵化，赫鲁晓夫不得不进行改革，实行集体领导，加大对农业的重视，苏联开始“解冻”时期。这一段时期的改革虽然粗糙，却是难能可贵的，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中刘少奇的经济政策有不少是仿效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坐享赫鲁晓夫的改革成果，几十年里“萧规曹随”，有过几次短暂的改革，但成效不大。耽于石油出口带来的暂时经济繁荣，歌舞升平，官僚主义盛行，营私舞弊、贪污腐败现象横行无忌，政治体系越发僵化。安德罗波夫很有改革思想，从整顿纪律和社会秩序入手，提高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苏联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起点，这对于社会主义是个重大的突破。可惜只执政了15个月就因病去世。接替他的契尔年科也是老弱多病，仅掌权11个月就死了，根本无法推动改革。到了戈尔巴乔夫，已经积重难返。3年的经济改革不见起色，于是抛在一边，进行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改革，不惜把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赌注，结果亡党亡国，终结了一个时代，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无可估量的破坏。
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也走上了一条风雨不归路。在苏联的强力控制下，东欧各国都发展了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体系，数学和最优化科学支撑起来的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有铁托1948年挑战斯大林的权威，“以略有不同的形式发展社会主义”。随着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波兹南”事件发生，东欧国家的改革浪潮才开始了。50年代波兰哥穆尔卡开始探索“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到了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达到高潮，但随即被苏联伙同波、匈、保、东德用枪炮镇压了，但是杜布切克领导捷克人民写下的光辉一页却永远载入了社会主义的史册。这个时期东欧国家的改革有许多共同点，内容也大致相同：各国一方面加紧调整经济结构，把农业和轻工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并强调发展能源和原料等基础工业；另一方面，各国先后对经济体制进行更深入地改革，更多地采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以便提高经济效益，解决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困难。值得一提的是，布拉格之春提出了政治自由的口号，要建设“具有人道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积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冲击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政体，这正是被坦克扼杀的主要原因，而苏联短暂的改革努力也因此同归于尽。这对于社会主义是一种真正的悲剧，伪社会主义扼杀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萌芽。此后东欧和苏联的改革一起归于沉默，直到八十年代初，虽然有匈牙利的改革在1968～1972年间形成高潮，但之后陷入了困境。从1981～1989年，各国陆续实行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改革使得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但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导致的政治危机却在各种因素下开始暴露并激化。波兰在1970年和1980年发生了第二、三次危机，经济动荡导致政治危机。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乘机迅速崛起，最后迫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夺取波兰政权，苏联却袖手旁观。波兰易帜后，东欧很快发生了多米诺骨牌般的剧变，各国共产党改组成社会党，柏林墙倒塌，紧接着就是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半壁江山从此沦陷。
回顾社会主义走过的风风雨雨，我们可以简要地总结几条经验和教训：
（1）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2）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关系，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应有不同的侧重
（3）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更高地举起思想自由的旗帜。生产力水平和国情不是剥夺公民自由的借口。思想的自由才是对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强有力的保证。
（4）改革必须有原则、有计划，不能冒进，也反对保守。
四、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社会主义往何处去
（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命运
在当下，全球化已经成了一种时代潮流，虽然反全球化运动同样轰轰烈烈，但不足以阻止资本向全世界的扩散。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性分工等等都是其表现形式。全球化无疑是双刃剑，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主义获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巨额利润通过跨国公司源源不断流入本国形成新一轮的资本，但是也把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输送到发展中国家，客观上为自己造就了竞争对手，有可能使本国经济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对发展中国家，不请自来或是受了邀请的狼必定会叼走几只自家产的小羊，但根据达尔文进化论，也会使剩下的羊更为强壮善跑。所以对于每个国家，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从长远来看，全球化将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拯救它的稻草，而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预见了全球化的到来，只是还没有使用这一词汇而已。在《共产党宣言》里面，他们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5]资本的全球化意味着一国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无法容纳发达的生产力，只能联合起来，把矛盾转嫁给第三世界，必然激发南北矛盾、国际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全球链的薄弱环节有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革命。事实上，当今相当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选择了非资本主义道路，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社会主义成分，例如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
而且，伴随着全球化到来的是社会化的加深。在美国，2.75亿人口中的60％均为持股股民。这实际上的含意是：除去非成年人口外，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人人持股。怎么看待这种资本的社会化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26]。但是这种扬弃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正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表现。虽然，“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27]。“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28]。
股份制诚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框架，没有改变私有制的基础，但是它把私人资本变成社会资本，把私人企业变成社会企业，这种资本主义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说明了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时机更为成熟，条件更有利了。可以这么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这种社会化的消极扬弃方式终将达到自己的极限，从而使突破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积极的扬弃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不过是在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进一步准备客观物质条件。现在西方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倾向于不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替代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把它视为通过改造现存社会使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基本价值逐步得到实现的运动。他们不再提“消灭”资本主义，而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即通过各个领域的持续不断的变革来达到一个新社会。
“北欧社会主义”在这个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民主社会主义长期统治下，瑞典建立了独特的高福利、平等、公正的社会模式。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 ：1。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80年代，瑞典的贫富差距只有平均收入的15%，富人扣除收入所得税，穷人加上福利补助，生活水平相差无几。瑞典还力图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如他们搞“基金社会主义”，试图将企业的利润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集体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集体逐步控制企业的利润和股份，控制资本所有权，以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资本家感受到了失业的威胁，居然于1983年10月4 日组织了一次7.5 万人的游行，开创了西方资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然而该法案还是被强制通过了。这尽管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不仅扎下了思想根基，而且正被积极实践。总有一天社会主义的萌芽将以某种方式突破资本主义的外壳，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本身。
（二）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命运
硕果仅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依旧任重而道远。越南很大程度上借鉴甚至套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所处的阶段大致于中国的90年代，两国国情很多类似之处，面临的腐败、国企改革、经济转型、政府职能转变等等问题也和中国一样，只要中国红旗不倒，越南必将紧随其后。老挝深受越南影响，虽然经济落后，但有两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邻国相助，大可安心跟随鞍前马后。朝鲜情况十分危险，仍旧死守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只是封建、专制的漂亮外衣而已。以不堪一击的武力和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为基础的对美日韩的外交经常剑走偏锋，在国际社会中空前孤立。国民经济军事化很可能导致苏联式悲剧的重演。作为朝鲜的邻国，中国是不走运的；而作为中国的邻国，朝鲜是幸运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必须通过援助和交流对朝鲜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改变观念，跟上时代的脚步，以维系“朝鲜式社会主义”脆弱的命运。古巴比起朝鲜不幸多了，它必须时时刻刻面对眼前“北方大鳄”的血盆大口。但是这个小小的岛国具有无可比拟的道义优势，在极富人格魅力的卡斯特罗领导下，它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不亚于中国的“五十年代人”。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领导人着手建设一个更受欢迎，更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古巴式社会主义。它的成功将有助于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赢得更多的追随者。
作为社会主义的堡垒和排头兵，中国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一方面，社会主义离不开中国，中国改革的成败决定了社会主义在很长时期内的命运；另一方面，中国也离不开社会主义，这是一条不归路，一回头就可能掉入万丈深渊。中国正处于近百年来最为强盛和昌明的黄金时期，有可能在几十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我们在有生之年有望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经济上，公有制向社会所有制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改革方向。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误读将被实践所纠正。个人所有制的重建不是意味着恢复私人占有制，而是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实行个人资本的自愿联合，以股份制等社会化形式实现对个人生产条件下私人占有制的积极扬弃，即否定之否定。民营企业（以前被叫做私有制企业）将进一步发展，国有资产将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与其它成分经济相互渗透，实行资产重组和优化配置。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同时，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障体系将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的防波堤。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将引发深层次矛盾，矛头直指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改革派和保守派将在此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三农问题已经成了改革的瓶颈，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和官僚的依附关系将被逐渐打破，“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29]
加入WTO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纳入了世界市场，而且也表明了政治上融入民主主流的决心。目前中国的政治已经从苏联式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转向新加坡式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即放松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而主控政治领域的威权主义政治。这意味着一党制将成为既成事实，除非共产党内部出现分裂或是腐败严重败坏党群关系，否则很难有哪个政党有足够的勇气和人民信任来挑战其执政地位。但是这种一党制将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如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执政党将被定义为一个权力中介，国家的政治雇佣，获得人民的授权才能行使有限的权力，受人民委托提出施政纲领并提交人民审查、讨论。民意而不是革命或是社会主义，才是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从苏联的解体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这点。为此，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运动理论家提出的“三权分立”将被重建，宪法和法律将从制度上保证现代民主体制。而人民代表大会将不再是“橡皮图章”，将拥有实至名归甚至更为广泛的权力，能表达各个阶层各方面利益团体的政治诉求。直接民主只能局限在基层，但这不削弱代议制民主的价值。“第三条道路”的设计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就提倡一种“对话民主”，即“民主不是定义为是否所有的人都参与它，而是定义为对政策问题的公共商议”。同样，政治协商会议将成为一党制的补充和超越，各个民主党派拥有更大的独立的活动空间，更大的参政权和监督权，并获得部分的行政权，不排除全国执政的可能性。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后，专政的对象只能局限于法律的破坏者而不是以“人民”名义逮捕的“一小撮某某分子”。只有当人民的政治主张都能得到合法体现和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才算建成。
思想自由的曙光将首先从新闻自由开始。党报将不能再自诩为“喉舌”垄断人民的声音，民营报纸的方兴未艾将对其产生巨大的冲击，促使其改变高高在上的姿态。近期特别是SARS事件之后，中国将迎来一个更为宽松和自由的新闻环境，尽管中间伴随着各种媒体和中宣部之间的斗争。超越意识形态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国的下一代人有可能不再需要被灌输蹩脚的“政治正确”的教条，而培养起独立思考、积极思考的宝贵品质。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在建设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要读懂江泽民的这句话：“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30]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千百年来人类的梦想，而马克思只是指出了必经的道路那就是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尘世的天国。但是，这一条道路是曲折而布满荆棘的，而且只能在历史的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不能悲观地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也不能乐观地慢慢等待社会主义自动到来，这种历史决定论将使把我们引向歧途。
困难和倒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迷失了方向，丧失了交流。在《旧约?创世纪》中记叙了这么一个故事：大洪水之后，天下只有一种言语，人类使用一种话，他们商议着要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巴别塔，企图以此接近上帝和天国。上帝害怕了，扰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无法交流，导致工程无法继续，从而挫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野心。
所以，全文的内容，人类的使命就归结为一句话——重建巴别塔！
2003年5月26日于清华园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②《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0页
⑿出自《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第84页
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页
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2页
⒅《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554页
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
⒇《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讲话》第17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17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2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43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27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755页
[30]江泽民. 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版.523页
参考文献：
1.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
2.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
3. 王振华、陈志瑞主编：《挑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
4.许纪霖：《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思想评论”网站，http://www.sinoliberal.com/china/xujilin01.htm
5.童世骏：《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1989年以后西方左翼人士的社会主义观》，
http://www.nousland.net/data/1.2.htm
6.秦晖：《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人民书城”网站，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41/1/class004100006/hwz25114.htm
7.秦晖：《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人民书城”网站，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41/1/class004100006/hwz25126.htm
8.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著，王枚译：《卡斯特罗就社会主义前途等问题答马约尔问》，关天茶社转载，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0&idWriter=512691&Key=279871358&idArticle=13670&strItem=no01
9.王贵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对徐有渔先生<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一文的回应》，“人民书城”网站，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21/12/class002100005/hwz88746.htm
10.房宁：《社会主义新论》，关天茶社论坛转载，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0&idWriter=512691&Key=279871358&idArticle=6186&strItem=no01
11.程恩富：《重建个人所有制》，http://www.shanghaieconomics.com/chengenfu/056.htm
12.孙旭培：《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http://www.263group.com/lilun/113.htm
13.钟言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样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2001年08月17日第一版，http://www.cug.edu.cn/ddcz/ddzs/4jdwk/zywx/jindian00005.htm
14.《东欧改革的继续和发展》，“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专题网站，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d/yd_b/yd_b_043.htm
15.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中国报道周刊网，
http://www.mlcool.com/html/ns001591.htm
16.程映虹：《“革命攻势”——古巴的“文革”和“大跃进”》，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980901g.htm
17.胡星斗：《新社会主义探讨》，中国报道周刊网，
http://www.mlcool.com/html/ns001409.htm
18. 王怡：《百年宪政的迷误与前途》，关天茶社论坛，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53748&strItem=no01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