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个别
历史解说令人迷惑
汉字999
一，浅说肢解历史对整个民族理性的损毁
通过各种渠道和资讯，显而易见：“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说法不接近真实。对于一个总体上说必定是一个伟大的激动人心的时代，为何用一种不实之辞去判定哪？实在不如用真理来得有力来得长远，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有说服力的工具，除了真理还是真理，只有真理能够信服天下，能够启迪当代兆示后人。
是否应该相信人们的理解力，是否用长远的眼光，在客观公正的理性基础上，建构民族意识？
现在已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再不会出现几百年前掌握“教化”权柄的智者阶层与被教化的芸芸“愚民”之间，在占有物质和知识信息方面客观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就是那个时代，一个因贫困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也会用人生经验，用民歌民谣和用宗教教义开启的智慧，去辨别事非评判历史，去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要不，当年资产阶级精英们的高深理论，怎么会得到“愚昧”的工人、市民的掌握和支持？
在信息时代和教育普及的时代，电视和互联网已使大多数人的视野更开阔，相信他们的辨别力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工人和平民们，更为深刻一些：
请不要忽视甚至不屑这种意识，不管精英还是平民，如果他的利益意识尚在，他的理性意识就尚在。
因为人活着，排除不了分析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一切事物，无论是一介草民还是精英，他们都会动用各自拥有的信息，展开思考。因为在下认为：
（1）人不是如牛羊一样孤立生活在自己影子里的动物，父辈祖辈、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历史势如普照的光，无时无刻地照射着映亮着他的生命。引导着人对复杂的事物和现象加以辨别分析、判断取舍，从而创造出新的文明果实，开辟出新的历史
（2）如叔本华所说，人是被理性所制约的人。理性是什么？属于吸纳一切好坏信息的摄录机制；属于判断分析、取舍优劣然后输出正确信息的加工机制；属于引导人们正确实践的完整的信息处理系统。
为表达某种意志，传播客观公正的信息，往往可以使受众保持健康的理性。反之必定导向不健康的理性。特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有失公允的传播如长期如此，结局可能有三：一是导致民心涣散；二是传播者发现失误，自觉地诚心诚意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以重建民心意识。三是由历史良知和觉醒的人民大众来纠正。
（3）如此说来，理性具有强力不可违的三重属性：
一是在宏观上，它具有在一切正确不正确的信息中，提炼出正确信息的属性；
二是它具有工具属性。在国家事物中，在科学创造发明中，在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它无处不在每时每刻地发挥着指导作用；
三是它具有正确指向的道义属性。不正确的理论，必然招致不正确的结果。一个民族像一条星河，你可以自信能左右星河的命运，可是也得承认，过去消亡的一些民族和文明在其沉沦的过程中，人们也是不乏自信的，特别是精英阶层更不乏自信，可是这种自信的错误之处在于，它是由长久的奢糜生活胚胎中滋长的，与开创新事物的进取奋斗的自信简直是南辕北辙。拒绝从现存的经验中向前迈出一步，甚至暗自对祖先的制度羡慕不已，对于特权者来说，特权几乎是检验一切是非的唯一标准。可是，历史的惩罚就是从这里破门而出，不管特权者的自信多么硬实，遭之的结果只能导致整个民族的沉沦，消亡。
历史上强盛一时的明清王朝和罗马帝国，其开国之臣都是极具卓绝忍耐力的，最后都因后代们亏空了国力国运民心而衰败。重要的是，封建社会的王朝能存活百年几百年，究其原因在于那个时代里，王朝的毁灭和新生大都循环在国号的更迭方面，没有谁怀疑那个皇权至上的法统。几千年里的王公贵族，黎民百姓士子阶层，都将君权神授视为天理，所以，皇帝以天子之尊管理凡尘的事务，王公贵族册封万顷田亩，也就具有了神圣性，天下百姓万心归一，不等天灾人祸颗粒无收是不会对王朝怀不二之心的，王朝的寿命相对就能维持长久，可是，应该看到，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除了生产方式不同以外，权力观也早已不同，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由上层集团的一团和气能代替的，如果强行维持，只有一个结果：与国家与人民有害无益。因为，这种维持意味着理性的失败，这种理性就是要求建立比过去的理性更加科学的理性基础之上。
几百年来，新思想新意识形态以更加科学的理论，将旧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批驳得哑口无言。已成为绝大多数人民精神认知的一部分，特别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虽然遭受到挫折，但是它的理论前提不容否定，那就是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百年实践的深刻批判基础上的，它的实质，就是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社会形态的改造，并且，它理论的合理性，已被马克思的资本论阐释清楚。实践中的挫折不能作为否定它基本原理正确性的理由。
尤其对于封建法统、皇权贵族权等蔑视大众权利的法统，它更没有替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任何理由，不可能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取得任何道德和法律上的感召力。虽然暂时的强制下，人民会暂时失语，或者无所事事，但决不会心悦诚服，这样，只能制造一个失去生命活力的社会，而一个失去生命活力的社会能有光明前途？这个责任该有谁来承担？不言自明，反正不应由人民大众来负责。
那种将毛泽东思想诬蔑为封建主义的人，往往就是心底里真正向往封建等级制的人，因为，当他将精英主义推入社会主义社会时，就无需再多言。谁都知道，任何皇权社会都有其权利架构、哲学的定义，权利的服务对象，范围。
人民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什么呢？就是拆毁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努力建立一个世风清廉、分配公正的社会。这些不是任何皇权社会愿意给予人民的。
毛泽东时代是个怎样的社会呢？
⒈从其权利架构看，是工农联盟的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而不是精英独占社会权利、话语权和财富的社会；
⒉从哲学定义看，由于是共产党国家，显然，指导思想应该是和资产阶级精英哲学水火不相容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味着是么？意味着背弃了马列和毛泽东本人吗？不，意味着背弃了人民大众，选择了走向人民大众对立面的哲学，不管他嘴上说得多么好，取替人民发言权的事实就放在哪儿，这是否定不了的。
⒊毛泽东时代界定的权利服务对象，范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具体体现在建立起了中国5000年历史不曾有的人民福利制度。解放后，仅过20多年，中国人民就基本享有了有些中等工业化国家都难以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这才是具有真正先进性的社会制度。
一句话，毛泽东时代追求的，是建立超越封建制度和资本制度的新型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制度，并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初显了喜人的成果。失误自然有，但是失误的意义证明，但凡大事都不会一帆风顺。
反过来问，难道不探索人类就不会有失误了？
旧中国遭受百年国破家亡的耻辱，人民遭受流离失所的苦难，是不是糟糕的政体造成的，是不是失误？
顽固坚持皇权贵族权，将发霉的官本位搜刮出来，无视人民的生存权利，将人民推之决策层十万八千里之外，由着精英们在上面将人民的权利一件件一桩桩尽兴剥夺，就造成民心涣散。待外敌再次破门之时,倒戈者,坐以待毙者恐怕会比勇敢者多得多；这种结局谁来负责？算不算失误？
仰人鼻息，吃大亏上大当。不以之长，克敌之短，反以之短，克敌之长，导致弱势更弱。导致国体四分五裂、少数人趁机中饱私囊、人民权利丧失殆尽，外弱国权,内削民权，算不算失误？
将社会想象成强权者和弱势者,精英者和草民们和平共处的乐园，失业破产成为汹涌在社会底层的暗河，算不算失误？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的模糊部分
叔本华说“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完全地意识到自己，于是，历史被认为是对人类的合理认识；历史对于人类尤如反省和联系的意识对于为理性所制约的个人，缺少了它，兽性便会表现出来。……在这种意义上，历史成了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直接的自我意识，只有凭着历史，人类才成为一个整体，才成其为人类。这是历史的真正价值所在。”反省和联系的意识是人应有的意识一样，历史就是人类在反省和联系的意识下，为自己作的全面客观的记录，从而验证了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征，即：人类因理性而不断获得进步，动物则因不受约束的兽性只能永远待在动物世界里。
动物的兽性，相对于人类的理性来说，是生命的悲哀；
沉沦的民族陨落的文明，相对于进取的民族和文明来说，是人类的悲哀。
拿这一历史观来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些历史解说，就不能不令人心存几分疑虑，因为有些问题，可以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其完全放在全国人民面前，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方法弄清是与非，却出现了十分矛盾的说法。比如已有许多人披露了经济建设某个时期出现的失误：如（1）大跃进；（2）对文革十年多有“崩溃”之说，却无具体系统论述。这使今天的人们在相当长的一些年代里，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国家经济建设史，无法作到系统全面地了解，就是现在，也很少看到听到全面系统的介绍。
比如，毛泽东时代，基本依靠的是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经济摸式，它使31年间中国的（1949——1980年）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究竟怎样呢？个别时期的失误与几十年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是怎样一层关系？在宏观经济全面的总体性的进步中，个别失误是否能足以抵消总体性的进步？几十年宏观经济建设中，是如何解决实现工业化和工业化所依赖的原始资本积累这对矛盾关系的？是否有诸多理论创新，还是一塌糊涂？这一切，照理说应该有专门详尽的理论专著来著述，客观真实地向人民交代，但是，20多年来我们都从精英们的嘴里得到了什么？无非是造谣、诽谤和谩骂。
长期只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听到四种不同版本；又在生活中听到老一辈口传的另一种版本；最后一种版本则藏于图书馆，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第一种版本：那是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绝大多数纯朴善良、勤劳勇敢、无怨无悔的人民流血流汗、拼命苦干终将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的创业年代。是将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耻辱历史一扫而空的强国时代，并成为在世界上排名第六的工业大国。
有人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将以其闪光的精神、万众一心的创业事迹，给五千年中国历史，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刻下任何人也无法抹去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和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的烙印：
（1）工业有无数类似工人王进喜“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和披肝沥胆艰苦奋斗的英雄劳动者；
（2）农业有无数类似大寨和河南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劈山引水”气吞山河的精神和改天换地的奋斗业绩；
（3）工业化的进程中，在毛主席提倡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这在世界创立了独一无二的企业管理模式，并被日本等发达国家企业应用于企业管理——管理制度下，使中国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多学科科研项目、研究基地和生产基地，其中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充分表明我国轻重工业、机器制造、电子化学工业等综合工业水平，通过短短二十多年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已具备相当实力。
（4）各级领导干部中也涌现出无数像焦裕录那样的好干部，真正践约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与人民同甘共苦、共同艰苦奋斗的共产党立言。
（5）那个时代，中国军队为了捍卫国家的真正独立、主权、民族尊严和神圣领土的完整，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终将虎视于家门口的美国军队驱走，确保了国家安全；进行了珍宝岛保卫战、中印之战、西沙南沙之战，并与台湾国民党军队在福建东南沿海一带进行了近二十多年的侵扰与反侵扰战斗，又先后打下多架次侵犯我领空的美国高空侦察机。终于为新中国打下了几十年和平环境。
想一想，那时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又有苏联的卡压，在此情形下，这一切成就从何而来？无疑，是中国绝大多熟劳动者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结果，其比奉献比干劲的爱国精神和先公后私精神，其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无疑是那个时代多数劳动者工作和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主流。
但是，马上有一些偏颇者，就是那些掩盖了本质只拿现象当事说的人，就是那些不从历史和事实的深度展开全面客观地评价，而是片面地抽出个别现象“展示”的人，拿出当时实行的各种购物票证在媒体上展示，还在旁白中做着与今天生活比较的说词。
本人认为，将一段为新一代人淡忘的或者不为所知的、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实事挖掘出来，让它重现天日，或让人回顾或让人反思，本身是件极好的事，但问题是，我们发现这种展示，就是为了达到给我们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同志脸上抹黑，就是为了否定毛泽东时代，为了这个目地，还顾忌什么手段光明不光明。
（一）不提当时实行购物票证的深层历史原因，不将当时实行购物票证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介绍给观众听众；不提实行购物票证与当时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既定国策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提购物票证的制度原因和政策原因；
二〉不讲当时制定此项政策时，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制定此项政策的依据是什么，是出于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还是出以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就是说是出于个人私利，还是出于公心？
〈三〉不讲当时人民对此政策持的态度，是拥护还是敷衍，是反对还是积极响应？
（四）不提实行“购物票证”与今天国家物质基础的必然联系。
这些本应该在拍摄的一些涉及“购物票证”的政论系列片中得到全面、客观、公正的论证，或者肯定，或者批评，或者肯定中批评，或者批评中肯定，吸取积极的因素，扬弃不积极的因素。
但是非常非常遗撼，他们只是为了将二十多年前的生活与今天的生活做比较，其它的一概免了。
是否应该这样：以1949年以前为比较坐标，以1949年——1976年为一段建设时期，以1976年——2003年为另一段建设时期，从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国家工业化指标、从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情况进行全面比较研讨。为什么要以解放前为比较坐标呐？道理很简单，中国共产党从她一诞生起，中国人民就在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感召下指引下，才能够同一切封建的官僚的资本势力、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展开前赴后继地殊死斗争，并在党内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给这种斗争带来的失败教训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解放之路，才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二，当时，表面看是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斗争？其实是围绕着建立什么样的政治框架能够实现国家工业化强国目标的斗争，为此，一切政治势力都在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相对弱小的情况下，控制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土资源的国民党政府，解决好这个问题了吗，在此之前的晚清政府解决好这个问题了吗。显然没有，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中国才得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全面起飞、进步。值得一说的是在今天，我们固然有了发展，但是，离工业社会远了还是近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按正常比例，工业企业的规模和人口之间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它在重大科学技术方面有多少突破，产生了多少重大科技成果？谁告诉过我们这个帐？
很显然，极其单纯地拿出“购物票证”与今天比较，有失全面。
总之，这些至关重要的线索（疑问），都没有再深挖，也就在客观上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们是有意删除毛泽东时代和我们父辈时代艰苦奋斗的真相本质，单单拿出“购物票证”，请问过去的艰苦奋斗只是空洞的口号吗，不是，倒是今天喊得整天响的艰苦奋斗，只剩下了个空洞的躯壳，而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是实实在在的，有着确确实实的载体，这个载体不是别的， “购物票证” 就是一叶， 可以说要挖掘父辈们艰苦奋斗的题材，“购物票证”是最鲜活的例证，它是永远的父辈们的爱国标志、是以此给中国积累下现代化物质基础的英雄主义和强国志气的标志。
可是，我们无不痛心地看到，今天拿“购物票证”向我们这些后代展示的人们，是多么的昏庸，多么的不公正，一句话，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了排斥人类的大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从而给精英主义开道，不惜拿原该万分珍惜的伟大奉献精神和光荣的优良传统说事，当作指责的靶子，砍头断身，只举着身体的残片给今天的人们展示，更荒唐的是拿27年前的生活标准和今天的生活标准做比较，这实在太出乎人的思维定式了。
第二种版本：对大跃进的表面错误给予了展示，远远谈不上揭露，“表面错误的展示”与全部真像的半遮半掩，全部都是为了将领导层中一部分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真心实意为全体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谋利益的人推上祭坛，以此表明领导层中的另一部分人都是智慧的聪明的，可是他们的智慧聪明，就是将行之有效的全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和要求、互帮互爱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制度保障、建设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理有节”地予以罢黜，将精英主义举得高高，结果，人民的四大自由成了讨人嫌的东西，可以改进吗？不，被很干净利落地砍掉，可见，心里是多么蔑视人民群众蔑视他们的利益，贪污腐败也就名正言顺地开始进行——不要瞪眼睛，每个单位的贪污腐败有些确实成了公开的秘密，另一个大概能成立的事实是：现在，10个官员，有9个半手脚可能不干净。
于是，我们也有理由说，不将个别失误放在几十年宏观经济发展的全局性的高度来分析，从而造成一种让人们以局部失误来解读当年整体进步形势的不正常局面，同样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沿承是不利的，不公正的。
第三种版本：可以从那个年代里在中国发生的一个曾经震动整个世界的公案说起，林彪在其 “571工程纪要”中，面对毛泽东倡导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卧薪尝胆、图强立国的国家工业化的思想和全国人民诚实劳动取得的建设成果，发出了 “国富民穷”的强烈抱怨。“国富”！指当时国家积累的富足，“民穷”是指责那时执行的低工资政策，被当作政变理由之一而写入其纪要中。
第四种版本：却说“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第五种版本：是那些将整个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那个艰苦创业年代的老人们的口说故事。这些故事已然在大众媒体不多见，但中国无数家庭里的老人们，都向他和她的后代们传说着——那些年代里他们和她们对国家的无私忠诚，诉说着绝大多数人在勤俭建国的国策下，对朴素的生活无所抱怨地奋斗往事。相信它们都可以流传给子子孙孙，流传给后世千古。
当然，也有对这种出自公心的、出于被旧中国弄得积贫积弱的现实国情考虑，而制定的艰苦奋斗的既定国策，以及上至国家领袖下至劳动群众的自觉实践，怨气甚深的激愤之声。似乎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长远未来，改革一大堆政治经济文化特权是不应该的。但是，特权能服人心，能有效调动全体人民的工作热情吗？
第六种版本：最后，就是不为大众所知的一般藏于图书馆的经济年鉴之类的图书，多载有枯燥却能说明问题的一系列数字，建议感兴趣的、有疑问的、甚至要找更多攻击弹药的朋友可上图书馆去查阅。希望不管哪路精英，我们既然背负了文明国度的精英声望和责任，就应该以高于他人的智慧——分析批判的理论功底，进行理论剖析，通过理论上的争论抵达真理的彼岸，实现全体人民的理性飞跃。而不是只讲现象不讲本质，或者只讲局部失误不讲几十年国民经济实事上的发展，用一些个别现象和局部失误，虚构一种宏观理性，拼凑一种虚假的大历史观，这该让95%的中国“愚民”们失望了：政治可以因立场不同说法诸多而出现无法定论的复杂情形，但经济上，赚钱没有赚钱、怎么赚的钱不是很容易说清楚吗！
谎言“实事”，很让人不解。
另一方面，“濒于崩溃说”“购物票证说”显然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1）一种说法，仅是诸多说法中的一种，它们终将摆在人们曾经生活或者正在生活的道路上，历史不可能轻易接受任何一种说法。特别在这么多说法之间，遣词竟然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情况下，更会引起历史的关注和当代后代的研究热情，然后将结果告知他人告知后世。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2）有些听众可能暂时受了影响，这除了对一代亿万劳动者（包括干部和知识分子）出于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想着国家、埋头苦干的一代人极不公平以外，能得到什么？得到的，恐怕就是最终得知真相的人们对此举的疑问和不平。
当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则意味着借机达到名正言顺地毁社会主义的根，将一代亿万劳动者的血汗成果化之到私有---个别人头上。
三．林彪的“国富民穷”和毛泽东工业化两步走的战略设想
对于林彪的“国富民穷”说，可以结合其它版本在这里稍费笔墨予以探讨。
客观地说，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极其贫穷几乎没有什么像样工业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一件易事，需要一种艰难取舍。因为，工业化是迄今为止人类面临的规摸最为巨大的一次产业性革命，表面看这是机器替代手工器具、工业替代农业成为第一产业的革命，其核心却是要完成从自然经济依赖的人力投入方式向工业化依赖的高额资本积累和投入方式的转变。西方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占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充满的血腥的黑奴贸易、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土著的种族灭绝，和前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犯的错误，确实使人看到工业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阵痛。
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者，在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寻求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的发展之路，这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虽然大跃进（包括文革中给工业和运输业造成困难的1967和1968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暂时性的困难，并在政治领域，遭到了5000年文明积垢的社会上层精英特权思想的代表势力们的顽强抵抗，但从1949——1980年三十一年间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上看，这些失误只是局部的，总体上国家探索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是较成功的：⒈较顺利完成了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的积累；⒉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以1978年初步实现的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为标志。
这个代表全体人民心声和利益的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原有一个蓝本，那就是毛泽东制定的、由周总理宣读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第一部规定在80年实现，78年实现显然提前了两年。
就探索中国发展的之路看当时争论的交点，如果按照当时刘邓为代表的高层领导人一切向苏联看齐的主张，无论政治和经济向都苏联看齐，不探索出一条自我发展之路的话，按逻辑推理中国难保不走向苏东解体之路。可笑的事，当年提出向苏联看齐的刘邓中的邓在苏联解体后，很及时地又提出了向美国看齐的主张。在这里，中国的主张是没有的，如果说“特色”说属于中国自己的，那么，是共产党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吗？是人民大众拥护的吗？还是向百年前回归的特色？
毛泽东时代积累原始资本的人性化探索，包括5个方面：
一是在实行按劳分配政策，反对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
二是实行普遍就业的低工资政策，就是“艰苦奋斗，勤检建国”的既定国策，
三是创造广泛就业机会，不将个人推之无人问津的困苦境地，就算将实现5000年未有过的城乡之间信息大流通的知青运动，理解为安置失业人员，那也是由国家出面，将人们组织起来，而不是完全弃之不管；
四是给全体劳动者提供免费医疗、退休金保障和底租金住房。并在农村公社一级建立卫生院，在生产大队建立合作医疗事业；这在当时中国得以成功实践。
五是国家从全体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中，提取相对多的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值得说明的是，在带有那个时代特征的监督制度下，任何人，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广大的基层干部群众，没有出现肆意窃取这些剩余价值的严重地腐败现象，而几乎全部被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福利的事业中。当时，国家高层领导人无多少存款更无国外存款，就是最好的证明，更别说其他人了。
关于实现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完整提法，这里再稍加详细解释。
毛泽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提出，而“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是毛泽东在1959年到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国民经济长期规划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提出此设想，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特别提出 “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后来在提法上将工业现代化放在了农业现代化的前面，以此强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性。
这个两步走战略，第一个目标已与1979年提前实现。1979年30年国庆时，叶剑英庄严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82年版，页212起）]
四．1949年到1980年是国民经济成果斐然的31年
一些现象，早已印在人们的心路中，有些甚至浸泡着他们和他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青春热血，汗水和激情，可是，由于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只是处在自我的个别的历史境域当中，总是能够对自我的历史采取正确的态度，但对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并不甚明了，也就难免在对那个时代的大历史评判方面，暂时受到那些不正确历史解说的误导，甚至产生历史的误解，更有不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更容易受到那些不正确历史解说的误导。但是历史毕竟不会由着个别居心叵测者的性子胡来，岁月的风，迟早会吹去载赃者蒙在历史身上的尘土，还一个清清白白的真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一.在“世界经济年鉴”中（53页起）谈到我国经济建设成就时有如下评述：“……..2. 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1949—198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由466亿元增加到6.619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增加到1.627亿元，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增加到4.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5.1倍。平均每年增长9.4%，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2.8倍，平均每年增长4.4%，工业总产值增长45.2倍，平均每年增长13.2%。同期内，国民收入由358亿元增加到3.63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百分之7.8倍，平均每年增长7.3%，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由66.1元增加到369.4元，增长4.3倍，平均每年增长5.5%。财政收入由1950年的65.2亿元增加到1980年的1.066.1亿元，增长15.4倍，平均每年增长9.8%。
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与同期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相比也名列前茅。与此同时，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1949---198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比重由30%上升为75.4%，农业比重由70%下降为24.6。%，中国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业---农业国。
3.物质技术基础有了显著增强。1949年解放时，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大约有128亿元，其它方面的更是为数不多，经过建国以来的建设，现在中国有工交企业近40万个，1980年末仅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就达5.000多亿元，其中工业固定资产为3.700多亿元。同时还拥有流动资金3.300多亿元。中国工业已经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技术落后和畸形发展的状况，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生产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创造出许多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技术，使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5．城乡人民生活改善…....所有职工都享有公费医疗和退休金待遇。农村人民公社设有卫生院，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事业，由于医疗卫生、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全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已比解放前延长了近一倍。”
第二.美国学者费正清编纂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0页起）对文革十年国民经济的情况有如下论述：
“然而，在把目光转向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发展战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论及这个观点，即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始终处于混乱状态，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战略。当然政治往往是混乱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政治是否经常波及到经济，导致工作的中止和更糟糕的情况。
（此处略去原著：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产量指数表）……
首先，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1968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只是在1967和1968才面临巨大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年萧条时期的数字……到1970年，工农业不仅恢复到而且超过了1966年或1967年所达到的最高水平，长期以来一直贯彻的方针也恢复了。简言之，工人的罢工、工人与红卫兵的冲突，用铁路将红卫兵带往全国各地串联的做法，只使中国产量下降了两年……总的来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国民生产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1]（[1]说明：.例如，被视为农产品中最重要部分的粮食的产量，1966—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4%。而能直接反映出工业部门情况的发电量，在1970年超过1965年71%，这说明五年之中年均增长率为11%。）…….
（509页）我们说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也解释了为1971年林彪死亡对经济工作影响甚微。在1972年和1973年中绝大多数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保持在高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年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有所下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钢和机床；但能源及其它多种产品的产量，即使在政治动乱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长。……
第三.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9月29日）：
“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十年来，我国的水利设施，化肥农药、农村用电、农业机械等大大增加，农业的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有了不少改进。全国粮食产量一九七八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一点七倍，棉花产量增长三点九倍。我国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现在已经建起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起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
……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我国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生已达到二亿一千万人，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七倍。” （摘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82年版，页212——213）
五．. 结束
关于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情况已有更多中外学者的论述，在此不再多讲。只想再强调几点：
由于个别利益集团的私利和政见不同的原因，将亿万中华儿女自主参与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经历，并由此创造的经济发展实事，一边漫不经心地渲染成不堪回首的旧梦，消解成绩放大失误，一边造成整个民族的历史遗忘症，实在不利于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不利于整个民族自信心的建立。
将那样一种拼命精神、那样一种艰苦奋斗、那样一种群策群力、那样一种 无怨无悔的人人奉献的大时代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成就，以及由此形成的伟大民族的精神向心力，恶意地弱化甚至肆意地消解，对于我们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显然不利。这种民族精神，曾经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赢得民族独立的解放时代，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的创业时代，造就了一个悠久的古老民族重新缔造新文化新思想的文化革命的新时代，听听：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们忘不掉，我们曾与国内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血战过，我们胜利了，这一点没有多少人怀疑；我们自力更生的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那个立国和创业的艰难岁月，曾经滚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劳动号子和遮弥云天的汗水，却被有些人的断章取义，说，这一切是必须忘去的。这记重锤不可谓不重，问题是，让人民生活在麻木之中对谁有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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