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历史发展过程

张思源

目录：  1、人类“历史之迷”的破解与唯物史观的形成

2、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及其意义

3、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的应用误区——机械唯物论

4、社会基本矛盾互动模式再认识

5、中国社会革命动因分析

6、新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特点

7、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曲折

8、结束语

一、人类“历史之迷”的破解与唯物史观的形成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同于自然运动的一种高级、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必须学会用科学的世界观去认识世界，从根本上把握人类社会的真实发展过程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运动，从而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并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能动地改造世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曾有不少社会历史理论家对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发展规律进行过积极探索，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18世纪后，一些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思想触角曾一度触摸到了“历史之迷”的谜底。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探索“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始终没能冲破历史唯心主义的束缚。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追溯社会现象的根源时，把社会现象分解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并进一步把思想关系归结于物质关系，把物质关系归结于物质生产力，揭示出物质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揭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说明了社会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并由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人们观察社会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及其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的。

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其矛盾统一体是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一方面，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另一方面，为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时，它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它就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即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密切联系的、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又一对基本矛盾。其矛盾统一体是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表现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它千方百计地排除自己及其经济基础的对立物，并通过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控制，促进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完善。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效果来看，它对经济基础既可以起促进作用，也可以起阻碍作用。当上层建筑同自己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与自己的经济基础在同一方向上活动，能够满足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就起促进作用；反之，就起破坏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体现着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社会基本矛盾涉及三个方面——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运动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动因。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使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能适应，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客观要求上层建筑的变革。新的上层建筑的建立，保证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而新的生产关系则促使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获得解放。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从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力解放的循环，实质上可以归结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层层决定和层层反作用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的这种循环往复，形成了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和变革的历史。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我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

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中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为我们提供了探究历史发展根源的钥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战略、方针、政策的重要客观依据，对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者要在社会实践中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一客观规律，在充分认识这一规律的基础上，经常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然后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在每一阶段上创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完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的应用误区——机械唯物论

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解释和论证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饱含真理的思想永远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灯塔。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为了研究的方便，在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时多是从“物”的角度即客观生产力的角度出发的，揭示出的也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在研究中暂时地撇开了社会中人的因素，尽可能地做到“见物不见人”，或者把人视为特殊的物。它类似于物理学上的真空研究，而现实生活是不能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同理，社会发展也是不可能离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才可以称之为真正具有真理意义的“唯物史观”，也才真正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物质”实体——客观生产力决定下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此外，还应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观在揭示社会规律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没有也不可能做出精确的判断和分析，因而对后来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带有很大局限性。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正确运用这一理论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要必须同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正确处理好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以及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并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样才能把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否则，如果不加分析地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固定模式随意套用，那就大错特错，必然陷入唯生产力论的机械唯物主义泥坑。但不幸的是，在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生活中，这种警戒并未幸免，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这一规律时所始料不及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现之后，人们对其理解倾向比较多的是形而上学，因而在对社会实践的指导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实践的挑战和检验，在与社会实践表面上不相吻合的矛盾中得到校正，获得发展。比如，在论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情况，曾经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切或者至少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才能取得胜利，即“多国胜利论”。但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认为“多国胜利论”的现实可能性极小，他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提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最薄弱的几个或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即“一国胜利论”和“弱国胜利论”，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又比如，在论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已基本走完其过程，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萌芽已逐渐在资本主义腹中孕育成熟，即“高生产力论”。但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许多国家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落后的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并相继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期间，无产阶级政党曾经囿于“高生产力论”，在革命后要不要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迅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一度陷入迷茫，但迟疑很快被生产关系的革命所取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势不可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走上了一条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捷径，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论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时，并不认为是先生产力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是敏锐地洞察到了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指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加准备了条件。”他还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充分发展生产力，然后才有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可以肯定，毛泽东的论断是符合实际的，为后人正确诠释社会现实和历史、指导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视点。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样存在着理论内容和时代需要的局限性，并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共产党人心目中坚不可摧的基础地位作用，直到今天，人们并没有彻底从机械唯物史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仍习惯于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对社会存在的认识多也局限于表面而缺少深入的分析，加上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恶意歪曲，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为无产阶级政党指点迷津、让共产党人坚定信念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不少人陷入了困惑的境地。它经常敦促共产党人按生产力标准检讨自己根本不存在的错误，从而怀疑自己在革命和建设中所采取行动的正确性，以至于在理性层次上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在不少人的眼里，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理论“精英”眼里，似乎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发生，社会主义制度更不应该建立，落后国家在低生产力水平上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穷过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成了“穷”的代名词，是社会主义不应该有的东西，苏联 “早产”了，中国更是“早产儿”，必须退回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更有甚者，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领导阶层也扮演着这种资产阶级理论家角色，采取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分析社会现实，从而做出错误的结论，进而做出错误的决策，贻害了革命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在实践的层面上已经得到了惨痛的教训，苏东的衰变、中国的危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便是这种思潮泛滥的产物。机械唯物论者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用他们的理论解释的历史既不完全符合事实，又毫无生气，这种情况下的人是盲目的，是客观的奴隶。既然客观生产力决定一切，既然客观社会规律决定一切，那么一切顺其自然即可，大家都应该守株待兔，听天由命，坐等共产主义实现即可，没有必要去认识客观、认识规律，更没有必要闹什么革命，搞什么建设，马克思、恩格斯费尽心血研究唯物史观的行为自然也是多此一举；还有，他们没有真正搞明白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和财富，而是简单地把二者混同，认为生产的繁荣、生活的富足就是生产力水平高；他们更不懂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而无视新中国生产力加速发展的事实，对人民在困难环境中艰苦创业的历史横加指责；他们更不明白，要真正正确认识历史，还必须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武器，既要见物又要见人。

四、社会基本矛盾互动模式再认识

鉴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解释现代社会现象时的局限性，我们有必要在坚持唯物论的基础上，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运动规律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建立起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互动模式。在深入分析之前，必须追根溯源，先把生产力的概念搞明白。

“生产力”，顾名思义，生产之能力也。经济学和哲学教科书的具体表述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其构成要素有三：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实，三要素只是生产力的实体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水平还经常通过依附于实体要素中的非实体要素表现出来，比如科学技术、管理等等。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劳动者，它虽然也包括在生产力广义的“物”的要素之中，但是它又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的有知识和智力的人，是具有“特殊能动性”的活物。科学技术等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也是依附于人这个主体要素之上的要素。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生产力不仅仅是物质范畴内的概念，即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力”，而是包含了人类意识能动性和人类知识、智力在内的复杂有机体。

谈及社会发展的动力，毫无疑问，是生产力。由于“人”的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生产力便成了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原动力。这一点，可以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上理解，也可以从生产力的组成要素上逐个分析。首先，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有思维有意识的人，由于对自然界和社会有日益增长的不断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观要求和客观需要，并为此进行着为满足这种需要所必须的各种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和改造自然的手段自然会一步步提高，亦即人类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这是一种客观必然。这些进步既可以通过人的知识和能力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劳动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表现出来。就是说，生产力的三个要素无一例外地会被打上“人的能力”的烙印。如果说生产力的这一发展过程是人们日益摆脱盲目自然的奴役，是对客观物质世界和自然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人类还将在正确认识社会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成为自己生产关系的主人，即成为社会的主人，从而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为生产力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劳动者对于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纵的层面上，在人类直接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们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总是能够不断提高，亦即人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并由此带动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进步；二是在横的层面上，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大，人们能够间接地认识到人类社会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可以在一个落后区域内，使生产力在客观上产生一种跨越式发展以赶上或超过先进国家和地区生产力的要求，当然，要实现这一要求，首先想到的途径就是学习、模仿、创造，如中国早期的洋务运动、出洋留学等等，但这种努力却会受到落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约。因此，必须在充分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主动选择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通过社会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自然，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是应该注意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论断，可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并没有也不可能论证并得出社会主义阶段不能发展生产力的结论。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却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自身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与之相比则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因此，按照人们在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时趋利避害的逻辑选择，从低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使生产力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则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一过渡并非如有人指责的那样是让一个小学生不经过中学而直接读大学，确切的比喻应该是把一个穷孩子从旧的私塾学校直接带到新型的社会主义学校读书，从而更快更好地完成学业，即在社会主义阶段完成社会生产力从低水平（低年级）到高水平（高年级）的跨越。如果再用一个例子作比喻的话，就好比开渠引水，按照唯物史观对地形规律的考察，社会发展这股清流将会弯弯曲曲地冲开高低不平的资本主义荒滩最终流入社会主义大河，那何不通开一条便捷的人工沟渠直接引流入河，岂不是事半功倍！

如果说早期人类社会历史是一段盲目的自我发展史的话，那么社会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时代，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进程才明显出现了质的飞跃：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程度前所未有，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带动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也让人类看到了摆脱自然奴役成为自然主人的曙光；在社会规律面前，人类也真正开始摆脱了客观物质社会的奴役，自觉挣脱了旧的生产关系束缚而日益成为自己生产关系的主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从早期人类社会历史出发，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之后，按照社会自身本能的运动逻辑揭示出了整个人类社会自我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也正是在正确认识这一规律之后，才有可能真正摆脱了它的奴役，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有这时，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对人类的积极作用即规律的实践意义才得以真正体现。从这种意义上看，前面众多“唯生产力论”论调的鼓吹者是多么无知、多么可笑！

由此可见，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可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实现，一是通过人为的社会变革来实现。前一种方式是客观社会运动规律自发作用的结果，后一种方式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反作用于客观社会运动规律的结果。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自然而然实现变化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多数情况下需要社会革命的推动，特别是生产力需要跨越式发展之时，更是如此。当然，也有一种在没有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之前人类不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进行革命的情况，可把它归入第一种方式。

综上所述，社会基本矛盾的互动在理论上存在两个模式，一是带有普遍宏观意义的规律，即我们日常理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亦步亦趋的循序渐进模式。它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所表现出来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是我们分析认识社会的基础。这一规律往往通过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表现出来，或许也可以通过相对封闭的局部区域发展表现出来；二是对社会发展具有具体指导意义的规律，即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在某个具体地域空间内，在外部先进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人们认识社会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人们往往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先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然后再实现区域内落后生产力向先进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进而加速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指导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社会发展的理论依据。在这里，应该认识到，社会基本矛盾的两个互动模式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是普遍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因此，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发展的先后顺序既可以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可以是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而且三者之间并非是月亮走我也走的关系，而是允许存在一定的跳跃幅度，三者在这种幅度内前后交错的有效互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三者之间必须是相互适应的，而判定适应与不适应的标准可以同时把握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即必须顺应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方向；二是要在一定的幅度范围内。即无论生产力发展在先还是生产关系变革在先，只要这种变革是在人们认识客观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而不是违背规律的盲动，就可以认为是适应的。比如，封建社会制度的国家既可能在落后的国度里发展原子能这种高科技的生产力，也可能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一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建立起公有制经济制度；反之，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下再回到小农经济，并推广和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则是一种倒行逆施。在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是一种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进步，而苏东巨变、中国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改革和由公有制到私有化的进程是没有顺应社会发展方向的倒退。有人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能直接到共产主义吗？显然不能！因为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极大提高，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差别、消灭了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现实以及现实之前的任何时代根本不具备达到这种要求的客观条件。因此，我国在民主革命后所进入的只能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政权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比较恰当的定位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五、中国社会革命动因分析

前面分析可见，生产力是包含物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多种因素在内的复杂有机体。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表现为一个静态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它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表现为有不断自我发展的要求和有一个动态的自我发展过程。当然，静态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必须要有一种（或者需要建立一种）类型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上层建筑与其相适应，而动态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过程则需要必须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上层建筑，进而反作用于现实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向前发展。

下面用中国革命进程这一实践作一简单分析。看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如何作用与反作用进而推动我国社会向前发展的。

对中国近代史稍稍了解的人都会明白1840年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当时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点是：一方面，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不聊生，而且这种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生产关系是缺少社会化大生产的小农经济，也决定了当时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宏观模式上看，这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性质基本上是适应的，但那是一种自发的、被动的、了无生机的适应；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并出现了社会化大生产这种带有局部先进性和时代局限性的生产关系。巨大的反差使我国当时的生产力产生了一种跨越式发展以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并不是在向往一个空中楼阁式的目标，也不是来自于人们纯粹的主观想象，而是由当时人类社会已经达到的客观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如何达到这一目标，迅速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社会诸多条件并不具备，包括各生产力诸要素、落后的生产关系，特别是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封建官僚制度，已经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一种极度不适应。于是，在中国就有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有了呼唤民主和科学的“五四”运动，有了旨在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革命者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新的认识，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切都是为了砸碎束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枷锁而应运而生的，也正应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革命的结果，便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新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特点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先行一步建立起来了，而且是出人意料地跨出了大大的一步，把进一步构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其他部分以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暂时抛在了后面。这之后怎么办？当然是要继续完成我们未竞的事业了。只是和刚刚过去的革命时代不同，将要来临的时代不但要继续革命，还要切切实实地搞好生产和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综观建国后20多年的发展历程，新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基本符合以上程序，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1、“革命”的持续性

与以往旧的私有制度社会形态之间的变迁不同，在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目标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革命成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建立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这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根基所在，也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其二，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制度，它不仅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私有制的旧中国，还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几千年来自私自利的小农经济思想、没落的封建文化和现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仍大量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思想上层建筑肌体之中，如不彻底根除之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和道德体系，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思想上层建筑与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相适应；其三，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仍长期存在，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丝毫没有停止，党内不断滋生着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国时刻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建国后的20多年中，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反右、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等革命运动，并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即“抓革命，促生产”。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从社会基本矛盾诸方面的运动趋势上看，这种革命是要先行或并行于生产力发展进程的。

2、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低生产力水平上的顺利过渡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建立在旧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公有制经济，它是通过三年时间的“三大改造”完成的，其过程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顺利。这一过程还比较准确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的正确性，也检验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社会发展规律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从农业开始的。建国之初，按照民主革命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迅速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极端低下，不少贫苦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还是缺少生产工具，再加上劳力缺乏、疾病、天灾等原因，为生活所迫，又不得不出卖土地被富户兼并。这样，中国农村就出现了重新回到旧的生产关糸的征兆，这也正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规律自发作用的必然结果。按照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应当是盲目顺应这种规律，但这岂不意味着几十年流血牺牲所进行的革命是毫无意义的白费工夫？在指导社会发展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愧是科学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她顺应中国农民在低生产力水平下合作生产的要求，因势利导，引导农民迅速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以至后来的人民公社，顺利确立社会主义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随后，又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短时间内胜利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从此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3、生产力的加速发展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确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通衢大道。从建国之初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人民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集重、轻、核、化和航空、航天为一体的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农业生产也在极大程度上摆脱了有史以来靠天吃饭的局面，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初现端倪，至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才基本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也向世人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现代农业。但在中国，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如何才能从无到有，在建国之初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按照工业化发展的规律，必须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以提供工业化的装备基础。可在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此后轻工业发展的资金不可能从工业本身去解决，更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靠对外掠夺。从中国的国情看，只能从农业取得积累资金；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国，农业不稳则农民不稳，农民不稳会则政权不稳。因此，又必须优先发展农业，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民的生活。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确实是一个两难课题。值得国人自豪的是，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通过对农业取和予关系的正确处理，通过对农轻重的比例、积累和消费、发展与稳定等矛盾关系的合理调整，多头兼顾，妥善安排生产，顺利而有步骤地实现着自己的强国之梦。在这条艰辛、坎坷和曲折的道路上，充满了一代伟人的高瞻远瞩，充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充满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热情、忠诚、信仰、奉献和牺牲；在这种高积累、高速度、高发展的背后，人民的物质生活是缺乏了些色彩，但人民又靠着对党、对领袖的充分信赖和对未来理想的信心，非但对未享受到的本应与发展速度相称的生活无怨无悔，相反却表现出了另外一种特有的激情和奉献。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时代，是真正伟大的时代，是丝毫不容诋毁的时代。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也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

七、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曲折

一定社会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是客观的，它在生产中所表现出来的物质产出量也是客观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它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发展，其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的主观虽然可以反作用于客观，但是这种反作用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客观的基础之上，并且还要用客观的手段作用之，才能取得预期的作用效果。然而，在现实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决策者不时表现出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他们搞不清生产力和生产这两个概念，把握不准时代客观生产力水平的脉搏，从而对其作出不很准确的判断，以至于导致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革命上的政策失误，使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欲速不达的结果。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我国高层对社会发展指导的失误具体表现在大跃进初期的冒进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改革两个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大跃进前期，由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枷锁被砸碎，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在短短7年时间，迅速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提前实现一五计划，顺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暂时繁荣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错觉，以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是高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在短时期内赶英超美。于是，就有了大跃进初期农村“大食堂”的盲动，也出现了只有主观意义的“卫星”产量指标。但在事实上，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与旧中国相比并无质的改观，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和微不足道的工业。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尽管粮食产量逐年攀升，但那是生产力得以解放并逐步发展的结果，是风调雨顺自然条件作用的结果，农业的实际生产力水平仍是靠天吃饭的状态：简陋的农具，贫瘠的土地，原始的耕作方式，落后的种植技术，抗旱排涝设施全无，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弱。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大自然对人是无情的，1959至1961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给跃跃欲试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沉痛的一击，粮食产量跌至建国以来最低点。而那种盲目的高产指标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对农业的多取少予，从而加剧了灾害的危害程度。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在生产发展方面，并非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也并非象某些人所谓的“大跃进运动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客观的，它依然是当时社会阶段的那种水平，由它决定的生产量也不会因为人的盲动、冒进或胆量增大而大幅度提高和降低。灾害发生之初期，党和政府就认识到了“大食堂”的失误并很快予以纠正，灾害过后，党和政府更是吸取了经验和教训，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工农业生产及时得到了恢复，我国的生产力也从此走上了稳步健康发展的轨道。其中，农业生产力在 “农业学大寨”运动和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得到了显著提升，从抗灾能力、机械作业、生产技术、品种改良、化肥使用等方面越来越适应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的要求，呈现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曙光。

也许是“穷”的缘故，也许是求富的迫切心情所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建国后近30年的历史进行了反思。但这种反思是浮躁的、非理性的，也是机械的、违反唯物辩证法的；这种反思只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困苦，却没有看到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充满自信和豪迈，更没有看到艰难困苦的背后是国家的强大和崛起，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厦的高耸云立。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视我国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大国地位，单从消费资料生产不足和消费资料暂时贫乏的表面现象对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认为过去那种贫穷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认为中国之所以长期处于物质贫乏状态，是因为社会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并依然处于小农经济时代，深层次原因在于超越时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一次又一次“左”的社会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因此，顺应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必须对现有生产关系予以调整，以适应低生产力水平的要求。于是，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改革的帷幕。自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内，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成就，但却给中国带来了必然的、深重的社会发展危机。

勿庸讳言，改革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物质财富得以大幅度增加，不少国民丰衣足食并一步步迈向小康，但为这种富足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其背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减缓和停滞，是与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和距离的重新拉大，是人民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前途的怀疑、失望乃至理想的破灭。前面提到，生产力和生产是两个概念，虽然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但生产和财富的增大却并不是生产力发展本身。因此，经济的繁荣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决不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发达和国家的强盛。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历史，基本可以明白这样的道理：中国改革后经济的繁荣并非是因为“单干调动了积极性，单干解放了生产力”，而是70年代末中国高水平的现实社会生产力迸发出来的力量，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80年代后国家在经济政策上对工业和农业、积累和消费关系进行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调整所带来的必然（但改革路线所进行的调整是形而上学的），没有毛泽东时代发展起来的生产力遗产，别说是调动了那点自私自利的积极性，纵然中国人都是机器人，没日没夜地干，也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此外，也基本可以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单干和私有制不仅没有解放生产力，相反，却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强国梦的实现至少推迟了20年，甚至永远失去了机会。比如，农业方面，农业生产在经过几年的客观生产力能量释放之后，就达到了一定的极限，粮食产量已多年徘徊不前，而且由于大型农业机械的废而无用，农田水利工程和农业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加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不适应，导致农业抗灾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越来越弱，三农问题愈演愈烈，我国农业早在30年前就已出现的现代化曙光又被黑暗重新笼罩，变得遥遥无期；在工业、国防和科技领域，也许我国将要成为某些人夸耀的“世界工厂”，但这个“世界工厂”并非真正生产力发展意义上的国家富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我们自己有限的资源为别人做嫁衣裳。急功近利的改革导致了自我技术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也导致了过去那种完整的、牢固的、自主的工业、国防、科技体系的逐步瓦解。20多年来，中国基础骨干产业的生产力基本没有发展，在世界技术领域，与美、日等国相比，我们早已大不如人，而至今引以自豪的依然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改革已经使中国从文革后期的世界先进国家沦为中进国家甚至后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可能又要回到仰人鼻息的境地。更为可怕的是，改革到了今天，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和方向也在发生逆转，虽然以政权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尚且牢固，但思想上层建筑已经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严重玷污，并日益动摇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基础；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经济一天天崛起，全民所有制经济逐步沦丧，集体所有制经济名存实亡，社会主义面临穷途末路的危险。当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依然是要向前发展的，但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不适应，其发展速度以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已经大打折扣。

大跃进的路线是正确的，大跃进初期的主观主义做法是短暂的，并已在当时得到了及时的很好的纠正，而改革的错误路线却延续了近30年迟迟不见回心转意。人民实在不知道要改什么，革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改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如果确实如改革设计者所言“摸着石头过河”，那么还不如不过的好，因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为过河而过河，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发展迹象在告戒我们：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八、结束语

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相信智慧的中国人民最终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诚如党章所说的那样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着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通过不断的继续革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坚定不移地把建设繁荣富强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任务推向前进。

（参考书目：略）20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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