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泽华
近日，陈寒鸣同志携来一捆书稿，说是请我审看，并十分诚恳地请求我为之作序。我打开一看，眼睛为之一亮，这不是我的老友黄宣民教授领衔主编的《中国儒学发展史》吗？这不是在宣民去世后，我时时挂念并询问着何时才能将之整理、增补、修改定稿并想方设法地使之出版的《中国儒学发展史》吗？为这书作序，我当然是义不容辞、并且十分乐意去做的了。
屈指算来，我与宣民有30多年的往来和友谊。宣民自大学毕业后即加入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先生领导的群体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更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做外老的学术助手，帮助外老做了大量工作。他深受外老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影响，堪称深得外庐学派之精髓。而我尽管无缘列外老门墙，但外老的《中国思想通史》对我以及我们这辈治中国思想史者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使我与宣民之间必然会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他对我有很多的激励和揄扬，而我从他那里也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示。犹忆1991年春、夏之际，我在南开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虽不很大、但与会者却很有代表性的全国性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研讨会。宣民与其同门师兄、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的林英研究员（林先生即为外老《中国思想通史》合“诸青”中之一员）一道欣然赴会。林英和宣民不仅在会上发表了他们各自的高见，令与会者多有耳目一新之感，他们又都对我主编并刚出版面世不久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给予很高评价，并都对我当时正着手进行中的主编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工作寄予了厚望，而且，宣民更在他时间段的学术讲演中指出：“在我们这一辈学者中，刘泽华先生是很有成就、很有思想的。如果说他有什么学术派别的归属的话，他与他的合的思想和学术研究成果可归之于‘侯外庐学派’，因为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这部书看，还是从刘先生一贯的学说思想、学术主张看，他们都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自觉地运用、并且是发挥性地运用了外老的治学方法，发展或至少是引申了外老的学术思想的。当然，正因为他们、特别是刘先生有了自己创造性的发挥或发展，故而刘先生本人及以他为核心的学术群体所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又具有了与外老、与外庐学派不甚相同的自身特色。我为之而高兴。衷心期盼独具特色和个性色彩的‘刘泽华学派’的早日形成并发展壮大！”我听了他们、尤其是宣民的这番品评之后，深感愧疚之外，又觉得他们、特别是宣民是深知我的。
其实，宣民知我，我又何尝不知他呢？我不独深知宣民为人笃厚、治学勤严，而且深知其在外老生前生后均以绍述、承继乃至弘扬外老学说思想和外庐学派优良传统为担当。仅就我个人而知，近20年来，宣民有诸多的学术规划，如研究和撰著《理学与中国文化》、《泰州学派》、《金华朱学》等等，而《中国儒学发展史》则是其重要规划之一。惜乎其享年不永，这些计划均未能完成。这不仅是宣民本人的遗憾，而且也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早就知道寒鸣同志是宣民和姜广辉二位的学生。他虽然未曾接受过专门的高等教育训练，但在宣民和广辉二位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加以他个人的刻苦努力，逐渐积累起史学根基，并在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明代儒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他除了发展有百余篇学术论文外，还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纲》、《中国理想社会探求史略》上、下卷和《中国企业文化简论》。我也曾邀请他参加我所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卷的撰写工作。如今，在宣民去世后的不数年间，寒鸣同志在自身工作颇繁，他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家庭负担因而较重、心理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怀着对其师门的敬意而承继着宣民的未竟之业，将《中国儒学发展史》整理、增补了出来。广辉对这书稿又修改、裁定了一过，竟成了一部200万言的煌煌巨著。我很为这项工作的完成而高兴，更觉得此书之出版足可告慰亡友宣民的在天之灵了。
我将书稿大体翻看了一遍，更比较认真地阅读了“绪论”及其他部分章节，觉得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至少具有两大主要特点：其一，继承、发扬了侯外庐先生的基本学说思想和外庐学派的治学方法。就前者来看，如运用外老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认识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文明产生路径所作的分析来讨论儒学的起源、儒学的生存土壤，作出了于史有据、令人信服的判断。对于先秦儒学、汉代神学的经学思潮、宋明以道学为主体的儒学以及晚明清初的早期启蒙儒学等等的论析，也大都在沿承外老学说思想的基础上而能有所发展，从而使这部书具有了自身的特色和学术价值。就后者来看，侯外庐学派素以既重理论、又重史料，提倡实事求是的笃实学风著称于学界。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保持并突出地显示出了这一治学风格。读者只要稍阅此书便不难发现，其中的观点多非凭空杜撰出来，而是建立在大量资料基础上的。这一特点散见于全书各章节，是无需在此举例说明的。因此，我以为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同广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一样，继承并发展了侯派的优良传统，堪称“后侯外庐时代”侯派的代表性著作。其二，关注考古新发现和学界研究现状，并通过自身努力发掘出一些新资料，增加了一些以往不甚为人所关注的新人物、新论题，从而为人们展示了一幅更加丰富的儒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画卷。譬如，郭店楚简是近年新发现的战国儒学资料，它一经披露，即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本书设专节对之予以论析，无疑使先秦儒学、尤其是思孟之儒的真貌得以展示了出来。如，如果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那末，儒家经学则在儒学中占据核心性的重要地位。近年学界很重视儒家经学的研究；姜广辉聚集并领导着志同道合者更于此最为着力，并已出版了《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儒学发展史》的撰著者们充分注意到了学术研究的这一现状，并从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有机融为一体的视角（而这又正是外老和侯派的重要治学特色之一）将儒家经学依时代运演而分成先秦元典经学、两汉神学化的经学、魏晋南北朝随唐的注疏经学、宋明道学化的经学、晚明清初早期启蒙经学、清代朴学化的经学、近代西学化经学诸思潮，并经过深入研究将其中的大部分别撰写成专节，复在这种背景下，对一些重要经学人物及其思想如汉代的郑玄进行详析，分置于各有关章节，而若将它们汇聚到一起，则似可形成《中国经学思潮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精神》。这几节，读来很使人得到有益的启迪。我以为，倘若据之而有所扩充，撰成一部《中国经学思潮史》的专著，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此外，南宋时期的唐仲友、明代初中叶的程敏政、明代中后叶的颜山农及晚明的鹿善继等，则是以往学术界研究得很不充分的历史人物，而《中国儒学发展史》则均有详论，这使该书具有了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意义。
总之，我认为，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的最终完成并公开出版，不仅对于已经亡故的老友宣民有纪念意义，而且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当能起到进一步推动学界更加广泛而又深入地研究儒学的作用。我在高兴地看到这书行将问世的同时，又很希望寒鸣及其同门们再进一步努力一下，将宣民公开发展过的或未公开发展过的文字整理一下，汇聚成书并将之出版，这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宣民其人其学，而且对推动乃至深化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一定会有所裨益。此为我之所望，亦为学界所盼也。
是为序。
刘泽华
2005年4月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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