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在最后的日子里

陈永贵在最后的日子里

    

     1986年2月，陈永贵同志已经重病缠身了，医生准许他回家去过一个春节，但却再三嘱咐他别忘记吃药，过七天来医院检查一次。他清瘦的面孔比原先瘦了一圈，然而他的眼睛仍然焕发出光泽，望着跑出跑进的孩子们，他笑眯眯地感到一种逸享天年的牵福，病痛似乎也轻了许多。
    当那辆轻易不动的黑色达特桑小卧车把他从医院接回住地的时候，陈永贵脑海里想的竟是两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首先，陈永贵推门进来先看那两盆君子兰花，这是他近几年来最心爱的物件了。接着他披了大衣，戴上口罩，乘家人不注意，开门走了出去，开电梯的女同志见是陈老，忙起身让座，他摆摆手说：“我出院里走走。”
    陈永贵先到楼下的小卖部，又到传达室、副食店，同大家叙年话。不论是营业员还是传达员，都和他挺熟，大家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他只是笑笑说声不要紧。他想告诉人们这是来告别的，但怎么也说不出口，只是围着熟悉的柜台、小桌，看了又看，临了还要抚摸一把，留恋地返回家。
    “我这真的就不行了吗？”陈永贵暗暗地问自己，但又没有个肯定的回答。可我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完哩。至少还想回趟昔阳，站在虎头山上，看一眼那平平展展的层层梯田！正月十五怎么样？恐怕赶不及了，待到开春吧，下种之后，还有一段农闲哩，如果精神好，我就求医生让我再回去一趟，看看……
    他想，我生是从大寨来的农民，死还是要回到大寨去的。当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当初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可是大会一鼓掌就当上了。自己明明是个大老粗嘛，批文件也有时感到困难，因此他提出过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其余时间到基层的请求。每每想到这些，周总理那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陈永贵同志，来中央工作有困难吗？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共同研究嘛！”他的确也多次找过周总理，把心里的话儿和盘摊出来，于是就轻松了、痛快了，信心倍增了。
     1986年2月28日，陈永贵同志重新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的高干病房，癌细胞无情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他像一支随风摇曳的蜡烛，眼睛里放射着忽明忽暗的光亮。
    又该给他输液了。一位女护士一连在他手背上扎了4次，可是都没有扎进血管。陈永贵同志虽不能多讲话，但神志依然清醒，他用3个指头捏了捏手背，然后松开，又指了指脚下。那意思是说，我的胳膊太瘦了，血管不好找，你再到脚上试试。这位护士被陈永贵同志与疾病搏斗的精神感动得双手直抖，怎么也不忍心再扎了，她急步跑出病房叫来另一位同事，终于在脚上扎上了输针。
    然而，疾病在继续恶化，陈永贵似乎已经完全明白了死神已在无情地向他逼近，一粒“消痛栓”他背着医生分两次来用，甚至不只一次地向医生说：“我谢谢你们了，不要给我用好药了，省下点给别的同志吧，再用也是浪费了……”他挣扎着想坐起来。用微弱的声音招呼子女给每一个来看望他的领导和同志“搬个凳，倒点水’”；他示意焦秘书备好纸和笔，断断续续地叙说了他早已想好的最后要求：
    我非常感谢中央领导和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对我的亲切关怀、精心治疗。关于我去世之后的丧事安排，我请求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子女把我的骨灰运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地上……
    当焦秘书复述之后，他点点头用颤颤抖抖的手，签了终生最后一次字：陈永贵。
    3月26日，陈永贵同志已经不能说话了，一针麻醉剂也不过支撑个把钟头，情况明显危急，从上午11时起入睡，呼唤已不见有知觉，医生迅速进行会诊，确认已进入昏迷状态，对他的子女们说：“你们要有个准备……”傍晚时分，医护人员都来了，大家围着陈老，默默地注视着。8时35分，留下一生的功过是非，陈永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4月4日，运送骨灰的灵车计划5点出发，但楼道的电梯5点半才运行；怎么办呢？然而当家人4点多推门出来时，电梯已经在12层陈老家门口守候了一个多小时了。开电梯的女同志抚一抚骨灰盒，突然呜呜地哭了：“我，我这是最后一次为陈老开电梯了……”她浑身颤抖，一时竟摸不着启动的按钮。
    灵车缓缓启动，迎着满天朝霞驶入长安大街，向大寨开去……
   （摘自《党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