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焉不详的左派
犹太裔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是笔者一直偏爱的政治理论家。他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长期担任左翼知识分子刊物《异议》（Dissent）的主编。他的著作与文章不乏引经据典，但与常见的书呆子学院派写作不同，总是蕴含着对现实世界的真切关怀与敏锐洞察。今年春季号的《异议》发表沃尔泽的一篇文章，诊断当下美国左翼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困境，颇有启示。
右翼保守派为什么能主导美国今天的政治文化？沃尔泽提出一个自己的观察：右翼知识分子与活动家往往能表达简单、明确和坚定的政治理念，而左翼的政治话语却过于复杂、含混和充满疑虑。在911事件之后，自由派改革者诚实的谨慎态度远不如布什同盟那种斩钉截铁的风格更能激发美国人的信心。约翰·克里在总统竞选辩论中曾说，“一个政治家可能非常确定并且非常错误（very certain and very
wrong）”。但大多数美国民众似乎宁愿相信，错误的确定性将最终得胜，甚至会战胜自己的错误。
而左翼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确定性，因为左翼已经不再拥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的支持，他们不再敢轻率地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归结于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发表批判见解，却只能针对（诸如教育、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或者公民自由等等）具体问题做局部讨论。左翼知识分子好像失去了完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似乎应验了福柯的论点，“遍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只剩下了专家。但在意识形态谱系的另一端情况恰恰相反，“普遍知识分子”正生意兴隆：他们的“自由市场理论”具有解释一切的效力，可以使其信奉者对所有问题抱有“归根结底”的见解，再结合美国主导民主化的理论，以及上帝神圣支持的信念，他们甚至自信对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问题都有简单明确的答案。
沃尔泽分析指出，这种鲜明的反差在几十年前也存在，但刚好左右错位：左翼斩钉截铁而右翼却犹豫不决。因为老马克思主义者依靠的是一种“世界历史”理论而不是道德学说，他们要做只是认同“历史必然性”的前进运动，与工人阶级形成革命的联盟，而不必过多担心道德上的正当、对错与善恶问题，这些都会在革命之后被迎刃而解。而在冷战之后，左翼失去了来自历史必然性的支持，必须自己来面对道德负担。反过来，右翼却获得了道德解脱，他们的自由市场承诺最终会使得道德问题自然解决，或者，上帝会眷顾这一切。因此，今天左翼的政治话语几乎都是道德性：维护人权、反对环境恶化、支持公共价值，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等等，无不如此。而道德论述也因为失去了总体图景而常常变得语焉不详。但沃尔泽认为，所有这些领域的斗争其实并不支离破碎，应该而且可以被归结为一个一致的诉求，那就是对“平等主义”的政治承诺。左翼政治必须以此作为自身独特的标志，才可能摆脱目前四处出击却杂乱涣散的困境，在实践中获得感召力，以推动“民主的平等”这一左翼政治恒久的目标。
（原载《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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