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对某些读者来说可能篇幅稍长，现整理其目录如下，感兴趣的读者可择看相关内容）
目录：
一、西欧：
（一）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前的背景及其后曲折的发展历程
（二）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的几个要点
二、日本：
（一）日本历史概述
（二）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的原因
三、中国：
（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到近代历史回顾
1、商鞅变法的成功
2、西汉的“无为而治”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大一统
3、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势力及其封建庄园经济
4、隋唐宋元明清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隋文帝削弱地方传统士族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的措施
（2）唐帝国时寒门庶族地主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及封建统治者实行榨取实物为主的新赋税形态
（3）北宋王朝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4）宋元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官方御用哲学的确立和科举制度
（5）明清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及资本主义萌芽
5、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新活动总是搞不好、不能成功发展起来的原因
1、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对工商业的压抑
2、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对先天不足的中国民族资本的排挤压迫
正文--------------------------
大国兴衰之----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失败原因浅析
据说日本人为了记念甲午战争的胜利，在其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的铸像下撰写有这么一句话：“应知今日国威之隆，实有赖于甲午之役。”
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宣告了中国封建势力为了自救所搞“求强”、“求富”洋务运动的破产，面对着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要求，中国随之先后出现了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终归失败了。同样是东亚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是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可是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新活动总是搞不好、不能成功发展起来呢？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西欧、日本的历史及其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然后再试图对中国的历史发展经验、教训作出总结。
一、西欧：
（一）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前的背景及其后曲折的发展历程：
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法兰克人建立了统一的法兰克王国，以基督教为国教。九至十一世纪，西欧封建制度逐渐形成，因为法兰克国王把通过征战占有的大片土地和奴隶封赐给臣属，这就组成了封建主阶级，许多大封建主也封赐土地给自已的臣属，这样便形成封臣制，这是西欧封建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不完善、政治分裂的产物。因为封臣制而形成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如：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骑士等。十一世纪起骑士制度逐渐形成，骑士不与其他等级通婚，视农工商为贱业，订立了自已的规章，同时形成骑士的道德观念。
西欧封建主在自已的领地上建立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用劳役地租剥削农奴的封建庄园。当时庄园耕地分为封建主自营田和农奴的份田两部分，农奴需要无偿为封建主耕种自营田。随着时间推移，庄园主便发现自已自营田的收获远远不及农奴精心照料的份田，十二、十三世纪封建主渐渐缩减自营田，把它们分给农奴耕种，每年从农奴收获中提取收获物作为地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奴中的一部分逐渐成为小商业生产者，在其聚居区逐渐发展成为工商业城市。十四纪纪前后，当时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是欧洲贸易最繁华的地方，把持了西欧的转手贸易。意大利同欧洲其他地区相比，封建束缚较少，而诸多地方统治者为了竞争生存下去，采取了比较宽松的统治，注意发展经济，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手工工场，欧洲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新兴起的资产阶级对社会服务人才、文化艺术等的需要，以及人们对作为欧洲封建制度精神支柱天主教会日益腐朽的越来越反感，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初的学者，以提倡人文主义，反对封建神学，表现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首先兴起，并逐渐扩展到欧洲许多国家。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们长期被封建教会束缚压抑的才智发挥出来，造成了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因为十四世纪西欧经济变化激烈，实物地租迅速向货币地租转变，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在十五世纪的进一步发展，西欧上层社会人士为了购买奢侈品及新兴资本家为了扩大资本，均需要大量货币及制造货币的黄金。出于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富庶国家的向往，同时也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兴起给东方贸易带来不利影响，为了绕过土耳其寻找新航路，便成为西欧国家、首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冒险远航的动力，终于造就了开辟新航路的壮举，它为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给工商业、航海业的发展以空前的刺激，加快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如英国就因此成为大西洋航运中心，它的资本主义由此发展起来。如果说因为文艺复兴使人们的思想得以解除束缚，开始为资本主义这艘大船的扬帆远行斩断了束缚着它的生锈旧锚的话，那么新航路的开辟无疑便是使之得以继续顺利前进的千里顺风。
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的逐渐发展壮大，他们相应的在政治权利上提出了自已的要求，但因为欧洲封建制度的专制，封建等级的森严，封建统治者腐败朽、笨拙而严厉的统治方式，从而给自已造就了一个统一、强大的对立势力，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如一六八八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一七八九年法国的大革命。
我们以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法国为例，在大革命前夕，法国工商业的发达程度在欧洲大陆已是首屈一指，但是专制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社会上等级森严，政治权利不平等，第一等级的天主教士和第二等级的贵族为特权等级，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却拥有全国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并且占据垄断着各种官职、享受厚禄却不用纳税。被封建专制统治压迫处于第三等级的是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平民，他们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其中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第三等级尽管处境不同，但是都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仇视特权阶级，要求革命。
1789年五月法国王路易十六与第三等级代表在三级会议上，双方争议相持不下，路易十六为此准备调动军队镇压，愤怒的巴黎人民于七月中起义，七月十四日攻占了巴士底狱，大革命在全国以排山倒海之势爆发。当权的国民议会发布了《人权宣言》，制定了宪法，建立了议会。面对欧洲其他君主国的武力干涉，激进的革命派雅各宾派领导人民再次起义，推翻法国君主政体，处死路易十六。随后掌权的代表工商业利益的吉伦派，却无力应对国内的保王党叛乱和国外的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局面。1793年五、六月之交巴黎人民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上台执政，采取了没收逃亡贵族土地分给农民，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这样也真正的争取了农民，以及征集粮食，全民动员，组织革命军队反击国外干涉及严励镇压国内敌人等革命措施，度过了危机。
1795年温和派“热月党人”发动了政变，他们清除了过激措施，维护革命成果，成立了督政府。1799年十一月九日，作为督政府一把利剑的拿破仑在军火商、金融家及军队的支持下，发动“雾月政变”，推翻软弱的督政府，夺取了法国政权。一八零四年加冕成为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统治期间，注意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维护农民获得的土地，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立法规范，保护了大革命的成果，并且军事上多次打败反法同盟，其对欧洲各国进行的军事扩张，也为摧毁当地封建制度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后来反复出现了波旁王朝、七月王朝等复辟，但是发展资本主义在法国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二）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的几个要点：
首先资产阶级必须获得使自已孕育成长壮大的足够空间。十四世纪前后，作为欧洲贸易最繁华地区，四分五裂且封建束缚相对较少的意大利，具备了孕育萌生资本主义最初嫩芽及兴起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条件，而尽管奥斯曼土耳其的兴起对西欧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暂时拦路虎的作用，但是由此反而更刺激了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的壮举，结果更造就了例如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成为大西洋航运中心，它及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由此迅速发展起来，“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已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共产党宣言》）结果是资产阶级发展成为了社会上一个举足轻重、有强大实力的阶级；
其次，正因为欧洲这种专制的封建制度、森严的封建等级，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帮助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更快成功。作为在漫长中世纪里别无他途出头的被压迫者，也只有“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共产党宣言》）而僵化落后的欧洲封建专制制度、森严的封建等级，又给笨拙的欧洲封建统治者自已造就了一个空前强大统一的对立势力，这个反对势力不但包括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也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平民，封建统治者与他们之间的矛盾不但不可调和、反而日益在激化激烈碰撞，这样以彻底的革命手段来铲除这个阻碍便不可避免。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欧洲封建制度的专制，封建等级的森严，实际上也给封建统治制度本身起到了摧命符的作用。
二、日本：
（一）日本历史概述
五世纪，日本本州中部的大和国统一了日本。公元645年，改革派发动政变拥立孝德天皇执政，建年号“大化”，次年天皇颁诏实行一系列改革：废除贵族土地私有制；取消部民制；取法中国隋唐制度，施行“班田收授法”，征收租、庸、调等。此次改革史称“大化改新”，它标志着日本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从圣德太子起到孝德天皇乃至持统天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改革，终于在日本建立了以班田收授制为中心的公地公民型经济基础、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政治方面废除世袭氏姓贵族制度，各级官吏的任命及罢免权属于中央，确立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政治体制；在大的行政区域上，全国分为畿内和七个道，地方行政机关为国、郡、里（后改为乡），国设国司，郡设国司，里设里长；经济方面废除贵族私有的土地制度和部民制，将全部土地和部民收为国有，使之成为公地、公民；在租税方面实行租、庸、调、徭役制；在身份制度方面，全体人民被划分为“良民”和“贱民”。
虽然日本的改革取法隋唐，但是它仍然因为本身国情而具有自已的特点，例如日本并没有采用中国的科举制度，究其原因，按北大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的解释，主要是“发展层次的问题，也就是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层次比中国落后，还处在重视氏族血缘关系的阶段，强调出身门第。因此，尽管圣德太子改革和大化改新时期均有冠位制的新措施，但仍未触动氏族制度，甚至是按照氏姓贵族的等级授予官位。即使在“大学”或“国学”中学习的学生，首先必须是贵族子弟，经过所谓的考试后，按照其出身门第授予相应的官职，即所谓的“荫叙制度”。另一方面，天皇家族经过圣德太子和中大兄皇子的努力后刚刚确立世袭王位的地位，如果打破门阀制度，恐怕会引起势力仍然很强的氏族贵族的拼命反抗，从而殃及自己的统治，所以，从社会各个阶层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没有得以采用。”
大化改新后，生产力得到迅速成发展，但是农民负担很重，许多农民因此破产，班田制在实施半个多世纪之后就开始产生动摇，贵族土地私有制又发展起来，到十世纪中期，贵族建立的封建庄园已占主要地位。庄园主为获得“不输不入”的特权，将庄园进献给中央大贵族、大寺院，奉其为领家、本家，从而形成一种领主等级土地所有的体制。贵族为了保护自已庄园，便蓄养一批武士，这样日本社会上出现了武士阶层，地方上逐渐形成势力强大的武士集团。至十二世纪末，关东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势力强大，控制了中央政府，称“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建立幕府。由此时起，日本进入历时六百多年的幕府政治时期。
继镰仓幕府（1192-1333年）后的是室町幕府（1338-1573年），在室町时代日本的对外贸易得到恢复与发展，农业也有较大进步，在近畿地区，桑、麻、茶等经济作物普遍栽培，推动了以此为原料的手工业的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室町幕府的财政结构物征是取自流通域的税收比例增加，反映了货币经济发展的状况。”（王新生《日本简史》）室町幕府统治基础并不是镰仓幕府时期御家人那种主从关系很强的家臣，而是各国的守护。在进入15世纪后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大领主。当时这种守护被称为“守护大名”，其管辖区域被称为“领国”或“分国”。因此，室町幕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守护大名的联合体。在1467年爆发了长达十年之久“应仁之乱”，幕府权威一落千丈，各守护大名发展成为拥兵自重、雄霸一方的实力者，日本历史由此进入战国时代，原来的守护大名也变为与幕府对立的“战国大名”。各战国大名为了在相互争斗中生存下去的竞争需要，均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完善水利灌溉系统，开发新田，大力发展农业，他们之间的大会战大多是在农闲时期进行的；同时推动采矿业，积极发展工商业，因而以城下町为中心的城市急速发展，甚至出现了堺、博多、平野等等自治城市，在其他一些较大的城市中，被称之为“町众”的工商业者则组成了自治团体。
丰臣秀吉之后的德川家族打败丰臣秀赖西军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这样日本进入了消灭封建割据、实现中央集权的江户幕府时代（1603-1867年）。在江户幕府时代，为了防范封建割据势力利用天主教反抗，幕府开始禁教，限制对外交通，最后发展成为闭关自守长达两百年的锁国政策。全国居民则被分为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四个等级，身分世袭，互不通婚，规定武士享有特权，把要求绝对服从主君、重诺轻生、重视荣誉的武士道作为武士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十七世纪日本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农民得到份田及允许一定范围内种植经济作物，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从十八世纪初开始，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封建社会的逐渐瓦解，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出现了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及商人的力量、特别是金融高利贷商人的力量不断增强，但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而将军、大名武士因奢侈开支大增，而幕藩财政的地租收入入不敷出，于是这些大封建主向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借债，以及克扣下级武士奉禄，加之对农民课以沉重的赋税，这样传统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却趋于没落，至十九世纪中期，大封建主已经衰落成“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候惊惧”的局面，中下级武士生活日益窘迫，农民则逐渐失去土地生活贫困从而不断造反。此时“尽管日本国内新型经济的发展及其阶级力量变化的状况尚未达到使传统生产关系崩溃的程度，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势力的入侵却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王新生《日本简史》）
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强行打开日本大门，随后英法俄等国也相继闯入日本，打破日本锁国状态，西方列强将大量廉价工业品带进了日本，掠走原材料，这样日本主权受到侵犯，传统的工商企业大量破产，经济受到严重摧残，人民困苦不堪，社会更加动荡不安。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对现状强烈不满、原本主张“尊王攘夷”的下级武士通过与西方列强接触的事实，特别是通过与西方列强进行实力悬殊的“萨英战争”和“下关战争”，意识到只有推翻幕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才能实行民族振兴，这样从而形成了以中下级武士为主的倒幕派。如同前述，反对幕府本来就有着广泛的民意，故而倒幕派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一些对幕府不满、支持改革的大名也相继加入。一八六七年十月，倒幕派从年幼的明治天皇手里获得讨伐幕府的诏书，准备武力讨伐幕府，年底，倒幕派军队进入京都，宣布废除幕府统治，政归天皇。一八六八年初，不甘失败的幕府军队大举进犯京都，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跟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主力的倒幕派新政府军激战三天，结果数倍于新政府军的幕府军队被打败，倒幕派军队乘胜追击至幕府所在地江户，幕府将军被迫投降，幕府统治自此结束。不久江户改名东京，成为日本首都。
新政府为了巩固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摆脱外来压迫，实现民族振兴，建立近代化独立国家，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措施：明治政府首先采取措施削弱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身份制度，确立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身份制，把农、工、商及贱民一律称之为平民，取消武士特权，通过赎买的办法改革武士俸禄；改革土地制度，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派遣政要前往欧美各国考察，鼓吹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废除国内重重关卡和行会制度，兴办邮局、创立银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近代工业，将许多官营企业低价处理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特权商人，对民间企业进行重点扶植；实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并灌输武士道精神等。
这样，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很快消除封建割据状态，旧有的武士阶层彻底瓦解，而大力发展扶持工商业，特别是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近代工业，重点扶植民间企业，将许多官营企业低价处理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特权商人，其结果促进了商业高利贷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推动了产业革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而兵制改革通过对西乡隆盛等为首的没落士族叛乱进行成功的镇压而证明征兵制效果。但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产业革命与垄断资本形成同步、国家扶植和保护色彩较浓、官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占较大比重等特点，因而在形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带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工人、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不得不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度日，同时使得国内市场狭窄，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以便为其工业产品寻找海外市场以及原料来源。”（王新生《日本简史》）随着实力的增长，日本开始加紧对外侵略扩张，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二）这样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跟中国同样是东亚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是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可是为何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原因：
1、由前面西欧资本义发展经验的总结我们可以知道，它之所以成功，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获得发展以达到的强势地位，以及西欧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反而加快促进其本身走向灭亡。
而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固然远远不能跟同时期西欧发达程度相比较，日本国内新型经济的发展及其阶级力量变化的状况也尚未达到使传统生产关系崩溃的程度，但是，日本新兴地主、工商业资本家、特权商人、金融商人在十九世纪中期在日本社会中也已经是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即“幕藩疲弊，权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候惊”的局面。
但是跟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处境相似，即尽管他们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是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如上所述，除某些时期，如战乱纷纷的战国时代某些农民、商人也有机会可能挤进统治阶级队伍外，自古以来日本的政治权力长期被封建主贵族，武士所世袭把持，这种处于权力金字塔底层的大众几乎永无出头之日的情况，跟欧洲相似，这样，政治上既无望便只能追求财富，便是处于被统治的底层人们的最有可能、最有前途的选择。上面回顾日本时我们说过，日本当初改革没有采用中国的科举制度，此后权力又长期被武家所把持，至江户幕府时全国居民被分为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四个等级，身分世袭，互不通婚，规定武士享有特权。这样日本的农、工、商诸阶层也就不会如中国人一样将大量的社会资源精力耗费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追求仕途上，这样相对而言，他们更能专致于工商业的经营和发展，反而使工商业更具健康的发展。相比中国情形而言，他们的成就也相对较大。
但是随着这些新兴势力实力的增长，因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僵化生硬，他们欲通过用和平合法的手段，以求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和表达自已相应的政治诉求根本是个死胡同，这里如同欧洲的情况，随着实力越增长，新兴势力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矛盾便越成为不可调和而日趋激化，而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处于相对弱势且被分化，幕府实力处于相对势孤之势，此消彼长，西方的入侵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于是新崛起的大地主大商人便和大批困窘破产的中下层武士、贫苦农民和工人一起推翻幕府的腐朽统治便具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彻底性。
推翻幕府之后的明治政府，主要代表着皇族贵族、新兴大地主、工商业资本家、特权商人、以及作为“开国元勋”的军阀、官僚的利益，他们为了巩固政权，在主要的旧的大封建势力障碍已被铲除的情况下，适应时势，推动采取确立新的生产关系，发展资本主义便成了理所当然的共识和狂热追求。这点与中国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当时的情况也很不相同，不像中国还有着势力强大的封建买办势力的阻挠，虽然日本也仍然保留着许多封建残余，但纵是如此，也比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程更为成功和幸运。
2、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即十九世纪中后期东亚国家要发展资本主义，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干涉的新情况，但是日本又比中国幸运的是，列强在对待中国和日本的具体态度是有所不同的。“对欧洲列强来说，日本系属中国势力范围之外的第二位的国家；对美国来说，它是通往中国的途中之国，谁也没有指望从日本的开放当中捞到财政和贸易上的巨大好处。”
附：下面是我作为一历史爱好者，曾在北大史学论坛就此请教过王新生教授这个相关问题----
“王老师，日本进行倒幕维新之所以没有受到西方列强的干涉，是不是因为他们主要考虑到了‘中国太平天国的教训’？”
（下面是我补充解释的所谓“中国太平天国的教训”）：
一八五三年初太平军由武汉东下胜利进军时，英驻上海领事阿札国就向香港总督兼驻华代表文翰提出：“大不列颠一国，或是在中国海拥有舰队的三个外强联合起来，去制止这个毁灭性战争，趁皇帝还据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向他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一八五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日阿札国上文翰机密报告》）
随后英舰于吴淞口外结集作好干涉准备。
但因为太平军横扫清军，形势发展实在过于迅速，打乱了英国干涉的计划，他们不得不暂时宣布中立，并自一八五三年四月文翰到天京后，随后法使美使及英新任港督兼英使包令也先后到达天京，与太平天国接触，窥探太平军的实力和试探太平天国对待列强及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对于英国最关心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太平天国在《一八五四年六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责问五十条诰谕》中批复：“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同兄弟了。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
应该说太平天国这种“和洽中外，通商不禁，货税不征”的方针是相当宽大的，但是我想因为太平天国在对于要求平等、开埠上一时不能满足英国、以及对于鸦片贸易要禁止的态度列强是还是不大满意的，并且又因为在一八五三年九月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并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后，这又更直接的震动了列强的利益，因为“上海贼久未平，以致英国贸易滞销”，故当时表面宣布中立的英公使包令暗中向清庭表示：“兹愿将贼党驱逐”，至一八五五年初坚持了十八个月的上海小刀会起义被法军与清军联合攻破上海城而失败。
英法美等国因为在一八五四年、一八五六年两次要求与清庭修约被拒，为了让清庭更加“驯服”以便获取更大利益，英法联军乘清庭全力镇压太平军之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于一八六0年十月攻入北京城迫使清庭投降，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在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后发动了政变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力，这样西方比较能接受的洋务派掌权。
而一八六0年大平军席卷苏常，逼近上海并打败了上海卖办官僚地主的雇佣军“洋枪队”，此时英法联军在上海就放弃了中立，直接动用陆海军对抗太平军。
一八六一年英王陈玉成为解安庆之危，率军直指湘楚军空虚的后方武汉三镇，胡林翼正为无兵可遣急得几乎要吐血之际，英舰队司令贺布、参赞巴夏礼率舰队到汉口，以战会影响商埠通商为名威胁陈玉成不许他进攻，因李秀成延期没有按期到达会合，陈玉成怕腹背受敌，只得率军返安徽谋求独力解安庆之围，这样西征以求解围安庆的战略目标，就因为李秀成的延期和欲保存实力的私心，没有继续进攻武汉三镇却回师浙江而没有达到，于是安庆失陷，英王陈玉成所部最精锐的百战之师损失殆尽，次年被俘杀害，结果是“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洪仁玕自述》）
其后李秀成部虽然在上海等地多次打败清军、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乃至英法美军队，但此时为时已晚，独力难支最终失败。
可以说西方列强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确实颇是复杂，开始是想干涉，因为形势发展太快迫使他们不能不表示中立来观察，以谋求自身最大利益，就像王老师说的“归根到底，西方列强最关心的是新政权能否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样，西方列强乘清军忙于镇压太平军时去“驯服”尚不完全听话的清朝皇帝，从清庭获得巨大利益后为了维护自已的利益，而又与太平天国存在利益冲突，故而仍在“中立”的旗号下就暗中帮助明显偏向清军，除了非军事性的干涉，甚至在汉口上海等商埠局部地区，进行直接威胁干涉，乃至在局部卷入战争，这些就不难以理解了，而一心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干王洪仁玕也是在临死前，才明白西方列强根本上还是帮助清庭的：“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
所以我赞成王老师所说的：“实际上，东方国家的内部动乱是否会引发西方列强的干涉，恐怕不能简单地下此结论。西方列强并没有干涉太平天国运动，反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压迫清政府遵守条约，并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华权益。西方列强也对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进行了非军事性的干涉，例如英国支持倒幕派，法国支持幕府，但法国并不想因为日本问题引起与英国关系的紧张。归根到底，西方列强最关心的是新政权能否保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除了上述洋人阴险地“助妖”之外，主要原因还有太平天国本身先后的内讧：先是天京事变，后是忠王李秀成未能与英王陈玉成在战略上配合，造成自身实力遭受重创，不然的话天下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也。
所以说我想是不是英国人事后会作相关的总结与检讨：假使太平军没有这些内讧，则太平天国很可能在全国夺取得政权，这样英国人很可能因为实质上相助清庭而“押错宝”开罪太平天国（尽管他们尽量“中立”，但毕竟最后还是让洪仁玕点破），这样以前可能所获的权益也保不住，因为那时太平天国的实力不是清庭可以相比的，面对一个新兴英勇善战、并且要求平等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权，列强再要进行干涉难度大了许多倍，可以说西方列强尽管用尽了纵横手段，但是这胜利也多少来得侥幸，尽管这个局面是他们最愿意看到的。
以上英国人是否会这样检讨自已策略得失，即上面所述的“太平天国的教训”的观点，我没有相关资料来佐证，应该说还是我个人的推测，限于个人学识及我资料缺乏，我不知道合不合理，而假使上述观点可以佐证的话，又是否会影响到英国在对待日本国内倒幕维新的态度上（碍于日本国内本身的形势发展，及亚洲其他地方的民族起义使英国吃紧，可能不适合再套用在中国清庭及太平军之间的那些策略方式，即在吸取了所谓“太平军的教训”后，不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而甚至支持倒幕势力<尽管幕府更倾向于向西方妥协，明治新政府虽然继续承认不平等条约，但又表示将谋求修改，而英国支持倒幕势力这样是为了避免如同在中国反对太平天国的“险境”，以谋求自已现实中的利益最大化，同时还想利用扶植日本与中国、朝鲜之间的冲突渔利，下面有述>）。所以我才在上一贴说得比较犹豫，我那样说也是欲从王老师处想知道史学界是否已经有这个观点。
当然，一八六七年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与美驻日公使德朗在为日本谋划侵占中国的台湾后，德朗在给美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说：“一向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真实政策，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便“使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彼此仇视。”
这个政策是不是英国在太平天国之后逐渐形成共识并清晰执行的呢？
这样我们也能够理解英国包括美国后来，为什么那么老谋深算的利用日本（允许它适当强大），来实现他们将亚洲分而治之的野心。
这种政策乃至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以上所思，希望得到王老师的指教。
王新生：“你的“押宝论”确实有道理，从英国对日本的政策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最初英国认为幕府能够代表日本的政权，因而采取了支持它的政策，并为此进行了萨英战争和下关战争，以打击对幕府施加压力的攘夷势力。另外在1865年派军舰开进兵库海面，迫使京都的天皇批准了条约。但后来英国看到幕府已经不能有效地统治日本后，而且倒幕中心势力萨摩、长州也采取了接近英国的政策，于是英国转向支持倒幕派了。
其次，也应看到西方列强对东亚国家态度的不同。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完成只有英国，因此当时自由贸易论比较流行，在列强政策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英国。其他列强国家大多内政缠身，例如美国的南北内战、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法国的拿破仑三世正在进行他的工业革命等等。因此，对英国来说，比起殖民来，争取更多的通商条件更为重要，如何将东亚国家纳入自己希望的自由贸易条约体制是第一目的。
另外，列强对日本的政策与对中国的政策不能简单类比。正如罗兹曼在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对欧洲列强来说，日本系属中国势力范围之外的第二位的国家；对美国来说，它是通往中国的途中之国，谁也没有指望从日本的开放当中捞到财政和贸易上的巨大好处。”
第四，内政与地区或国际关系也有不同。也就是说，是否干预内乱是一方面，利用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获得利益是另外一个方面。“分而治之”也许是西方列强的一个政策，但1902年的英日同盟，其目的是针对俄国。从本意上讲，西方列强不会扶植一个竞争者，尤其是一个后来将自己驱逐出这个地区的竞争者。”
（有关王新生教授的《日本简史》及与的对答可见http://www.hist.pku.edu.cn/club/list.asp?boardid=31）
三、中国：
（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到近代历史回顾
1、商鞅变法的成功
春秋末期，五国争霸的政治形势逐渐向七雄对峙的战国时期转变，历史在迈向崭新的时期。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诸候国都在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推动下，先后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和整饬军队。跟他国相较，秦国地处偏西，封建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奴隶制残余还严重存在，旧贵族势力相当强大，因国力贫弱，而被其他主要诸候国所轻视。
为了求强求富，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在客卿商鞅的建议下颁布第一道变法法令《垦草令》，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封商鞅为掌握军政大权的“左庶长”，让他主持第一次变法，其内容主要有：废除世卿世禄制，改而实行军功爵制，规定没有军功的宗室旧贵族就没有爵位和特权，为国立功的，依功劳大小分别授予爵位、田宅，军功越大官爵越高，待遇越丰，禁止私斗；奖励耕织，生产栗、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因怠惰游手好闲而贫困者全家罚为官奴；鼓励个体小农经济，规定一户有两个儿子以上的，至成年必须分家独立门户，否则要出双倍赋税；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等。新法实行不久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并从中抽税；建立县制，官员由国君任免；制定秦律、统一度量衡等。
商鞅通过前后两次变法，使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当时各诸候国中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他的变法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从而遭到旧贵族们的强烈反抗，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采用强硬的手段予以镇压，保证了变法的贯彻执行。但是到公元前338年，当秦孝公死后，旧贵族就对商鞅进行报复，车裂了他。商鞅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变法并未因为人亡而政息，新法仍然在秦国继续推行，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变法适应了秦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通过长达二十多年的改革，在秦国早已培养起因为新法如军功爵制而崛起的强大既得利益群体，继续执行新法是符合这些新崛起的社会势力的利益的，所以并不会因为已衰落旧贵族的反对而能改变，这些旧贵族们实际上也只能杀商鞅以泄私愤。而战国初期在魏国创造了强大常备军“魏武卒”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吴起，于公元前383年被迫离魏投楚后，尽管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进行了变法，但随着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的突然死去，失去依靠的吴起便被以阳城君为首的旧贵族发动叛乱射杀了吴起，实行仅一年的新法由此夭折。
2、西汉的“无为而治”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大一统
经过秦末战乱后西汉政权建立，为了恢复经济，巩固统治，西汉政权采取宽舒“无为而治”的政策，减轻田租徭役，释奴为民，奖励勤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这样休生养息的政策自汉高祖起经过“文景之治”实行了六七十年，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和劳动时间，可以比较安定地生活和生产，人口增殖，社会经济得到恢得与发展，至汉武帝时国力空前强大起来。除了多次用兵反击匈奴外，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弱王国势力，夺去大批王候的爵位，执行了察举制为主的仕进制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适应政治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制的需要。
西汉后期外戚专权，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后，任其侄王莽为大司马，总揽朝政。初始元年（公元8年）废孺子婴，自称皇帝，改号为新，托古改制，下令变法：颁布法令把全国田地改称王田，私家奴婢改称私属，均不许买卖；重新分配土地，一夫一妇授田百亩；屡次改变币制发行大钱掠夺财富等。但由于贵族、官僚、地主的反对破坏，土地奴婢买卖照旧进行，无地农民实际上也分不到土地，改制没有缓和社会矛盾，达不到限制土地兼并的目的，三年后王莽只得废除法令。公元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灭亡。
至东汉政权建立后，刘秀鉴于西汉地方权重，权臣、外戚把政、篡政的历史教训，极力加强皇权，防范功臣，控制宗室及外戚，扩大原为掌管皇帝秘书事务、负责发放公文的机构尚书台的权力，以削弱三公的权势。东汉选拨官员的制度一是察举，即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所谓有名望、有德行、有学识的人推荐考核为官，其地方士人致仕的重要方式，其依据是乡里评议；二是征辟，即朝廷直接征某人为官。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光武帝先后下了九道释放奴婢和禁残害奴婢的命令，政治上提倡节俭，整顿吏治，经济措施上废除苛捐杂税，兴修水利等。经过东汉初七八十年的恢得和发展，人口和垦田数大大发展，政府田租、口赋收入增加，全国出现较为安定的局面。
刘秀之后，东汉皇帝大多幼年继位，年轻的皇太后们要临朝称制、掌握权力，就只能依靠两种人，即其父兄和她身边的宦官奴才，结果造成外戚、宦官专权，政治的黑暗、官吏贪残，以及豪强地主势力壮大，土地兼并激烈，人民负担日重，大批农民失地流离或沦为农奴，因而人们起义反抗不断，最终酿成黄巾大起义。惊慌失措的东汉统治者连忙调大军镇压，并解除党锢，集中动员力量对付起义军，此时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出兵。黄巾大起义基本上冲垮了腐朽的东汉政府，扫荡了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外戚、宦官势力，冲击了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之严重局势。
3、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势力及其封建庄园经济
东汉政府急剧衰落，各地割据势力称霸一方，这种形势下形成了魏、蜀、吴三国。曹丕为了代汉称帝，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实行九品中正制，其法是：司徒择在中央任职的士族门阀担任本州郡的中正官，负责考察本州郡士人门第、德才定出“品”和“状”，然后呈报吏部作为选官依据。九品中正实行初期还算比较重视德才评语，后来选官就全凭门第高低，成为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士族大家也逐渐有了免役免税的特权。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结束三国分裂局面。西晋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这样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典型门阀政治。门阀士族拥有累世高官、按官品占有土地和人民并不用纳租服役的特权，排斥庶族寒门，与之保持着严格的界限，至东晋时，门阀士族达到极盛阶段。因为曹魏的屯田制遭到破坏，西晋采取两项措施罢州郡兵以归农和颁布占田制以恢复农业生产。占田制主要是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及确保承认官僚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
因为不满“士庶天隔”的局面，受到排挤的庶族地主商人用尽各种路径求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领兵打仗手握军权而成为南朝开国皇帝。这样南朝庶族出身的皇帝使用庶族寒人掌典机要，掌握政务，士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南朝时继续实行三国以来的世兵制，兵户世代当兵，还要耕田纺织，交纲租调。自耕农是农业生产的主力，负有沉重的租调、杂税、徭役，因为战争负担加重，许多自耕农破产沦为士族田庄里的部曲和佃客。
北朝的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后，面对民族融合的趋势，为了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加强同黄河流域汉族大地主的联系，公元四九四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让贵族改穿汉服，改说汉话，采用汉姓，与汉族通婚，采用汉族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实行汉化。在经济措施上，公元四八五年，为了保证政府财政收入，颁布均田令，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受田的农民每年向政府纳租、调，丁男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采取了上述政治、经济措施后，加速了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均田制实行后，北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较安定，开垦的荒地增长率多，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门阀士族势力达到了我国历史上最高峰，与此相适应的是封建庄园经济获得了充分发展，作为庄园经济依附人口的佃客、部曲制也随之空前发展。封建庄园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产物。自西汉以来，封建统治者多采取放纵豪强的政策，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正式确立并迅速发展。到东汉，豪强掠夺土地、人口，进行贸易，建立庄园已成为普遍现象。魏晋南北朝，封建庄园在东汉的基础上又有大的发展。六朝时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商业--官僚商业，因大庄园主多系地方官吏，同时又兼做商人，巧取豪夺，放松了政府对商业的垄断，榷盐、榷酒被盐税、酒税所取代，放任官僚贵族对商业垄断。这种官商现象一改以往的抑商风气，有利于商人堂而皇之地经商逐利。
4、隋唐宋元明清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隋文帝削弱地方传统士族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的措施
北周末年，皇室、贵族荒淫无度，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分裂，社会矛盾激化，公元581年，外戚杨坚迫使周静帝禅位，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军灭陈朝，东晋以来二百七十多年长期分裂的局面结束了。在灭陈前后，隋文帝杨坚为巩固统一及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其中主要有：1、改革官制。公元五八一年设立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作为最高政权机关，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刑、民、工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简化地方官制，把原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郡县）两级制。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州县佐官三年一换，不得重任，不许用本地人。这样使原来士族豪强地主把持本地政权的情况有所改变，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全国的统一；2、建立科举制度。过去自魏晋以来实行的是官吏按照门第高低选用的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杨坚为了限制传统门阀大族对选举的把持，为庶族地主参政开辟道路，将九品中正制予以废弃，改用考试的办法，实行以才选人，原设有秀才、明经两科，至隋炀帝时又增设进士科，放宽录取标准，把录取和任用权集中在中央。这样科举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3、均田减赋。杨坚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一个成年男子所受田分为死后要归还的露田和不归还的永业田，妇女则只受露田。改定赋税，适当减轻农民负担，使封建国家掌握更多的纳税农民，即所谓的“轻税入官”，把农民从地方豪强手里转到国家手中；4、整理户籍。汉末以来，由于士族强盛，庇护民户为私属，跟朝廷争夺了大量的户口，影响了中央政府对农民的控制和收入。为了增加政府收入，稳定封建秩序，隋朝首先对河北、山东一带农民投依士族豪强、隐漏户口严重的地区检括户口。公元582年，又下令在全国实行户口大检查，结果有四十万人被查出为壮丁，一百六十多万人被新编入户籍。隋朝还规定亲属关系在堂兄以下的要分别立户，鼓励检举以杜绝户口不实之情。实行输籍法，规定据贫富而定上下户等，令州县官每年查户一次。这样大量的隐漏逃亡农民成为国家编户，朝廷增加了纳税户口，保证了财政收入；5、改革兵制。对北周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进行改革，把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府兵一面在州县落籍，垦种田地，一面保留军籍，轮番宿营卫。统率府兵的十二卫大将军改为只负责统领轮番宿卫京师的府兵。这样加强了朝廷对军队和农民服兵役的控制。
隋朝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扩大了地主阶级政权基础，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削弱了地方士族豪强地主的势力，改变了汉末以来地方士族豪强地主强盛的局面。
（2）唐帝国时寒门庶族地主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及封建统治者实行榨取实物为主的新赋税形态
隋末农民起义规模空前，隋朝大官僚李渊父子乘机起兵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唐朝建立后，上层统治集团之间争斗激烈，以李世民为首的寒门庶族地主集团跟以李渊、李建成为首的士族官僚集团之间长期明争暗斗，终于演成“玄武门之变”。八月，唐高祖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当上皇帝，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生产，唐太宗进一步调整了统治政策。政治制度上，采用三省六部制，利用科举选拨人材，各州刺史由皇帝亲自选拨任命。唐太宗极力选拨寒门庶族地主官僚出任中央要职，兼用关陇、山东、江南士族的同时，对汉魏以来社会地位最高的山东士族采取既联合又压抑的政策，在修《氏族志》里，把山东老牌士族崔氏抑为第三等，提高皇族、勋贵、官僚的社会地位，加强中央集权。（到武则天掌权时，她进一步扶植新起的地主官僚分子，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打破南北朝以来世袭的门阀等级的限制。高宗在位时，武则天曾重修《氏族志》，把后族列为第一等，其余一律按官职高下分成九等，官至五品者，皆升列士族。它完全打破了士族和庶族界限，提高出身低微的官员的地位，使得从士兵出身立功致五品者，也可跟过去世家大族并列在一个等级中间。作为普通地主爬上政治舞台的阶梯，武则天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以培养新进官僚压制世家大族。公元690年，武则天亲自策问举人，开创“殿试”，还开了武举。她还以修书为名，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参议朝政，处理百司奏章，笼络、控制普通地主知识分子，以分宰相之权。中国科举制度在动摇了世族门阀制度的同时，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等级结构，即“君、臣、父、子、夫、妻”和“士、农、工、商”等级，从前士、农、工、商本是平等的社会阶层，但科举制度形成之后，士、农的地位上升，特别是读书人的地位上升，而工商从业人员的地位则下降，工商业从业人员被贱视，这使得科技赖以生存的商贸流通业就受到了很大的遏制，这是造成中国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经济上，唐太宗进一步推行始行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男子受田一百亩（其中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交二石谷物（租），纳绢二丈或布二丈五尺（调），服徭役二十天或纳以绢布代役（庸）。但是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实行并没有触动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皇帝、贵族官僚及一般地主占有的土地都不在均田的范围内，贵族和官僚可按等级占有永业田，不纳租调不服徭役，皇帝还常常将因战争而出现的荒地以各种名义赐给贵族官僚，所以当时农民受田普遍不足。但是因为实行均田制，许多无地农民毕竟分得了一块田地安心耕种，故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
后来土地兼并之风一再威胁到了均田制度。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尤其是到了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大批农民耕地转变为官僚地主的田庄，赋税也越来越多，交纳不起的农民纷纷逃亡，造成“安史之乱”后“王赋所入无几”的局面。公元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以取代计丁授田的均田制和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两税法是封建税制的一种新形态，它以土地财产的多少来确定应纳税额，资产多的税重，资产少的税轻，纳税的多少同男丁多少已没有必然联系，它的出现意味着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反映了唐代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标志着中国封建税制发生了重要变革。自战国以来实行的以榨取人丁力役为主的赋税形态，从此转变为以榨取实物为主的新的赋税形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两税法颁行后，唐王朝的财政状况一度好转，但是后来钱重货轻的趋势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官府又不断加税种，更加使人民陷于困境。
“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朋党倾轧，藩镇割据，唐朝由盛转衰。到唐朝后期，土地兼并剧烈，赋税繁苛，广大农民失地破产，加之山东、河南一带发生旱灾，终于爆发了由王仙芝、黄巢领导唐末农民起义。此次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是通过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瓦解了唐朝的腐朽统治，使贵族官僚按等级占有土地的制度无法维持下去，汉魏以后发展起来的门阀士族阶层在此战中基本上被消灭，这样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有所缓和，许多奴婢得以挣脱人身依附的枷锁，成为平民。
（3）北宋王朝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宋王朝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统一了中原和南方，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而与北方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等对峙。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防止“黄袍加身”事件的再演，宋太祖采用“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法，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慕容延钊、石守信等的军权，在经济上尽量满足他们，并让他们出任已成虚职的外地节度使。然后撤去殿前都检点等职，设三衙平时负责对禁军的管理、训练，而调兵之权则在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枢密院那里，这样三衙与枢密院相互牵制，兵权集中皇帝手里。加强扩充中央禁军，削弱地方厢军，改用文人充武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一旦战时才由皇帝临时任命将帅。北宋沿用州县制，但不同于原唐、五代时一个节度使割据着几个州郡的权势，而将地方军政实权归于州，使原节度使成为虚职，州长官“知州”则由朝廷委任非当地的京官文人充任，三年一换，又置判官（监州）与知州互相牵制，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抑制地方势力专横。对中央政府则分为政事、军事、财政三个互不统属的平行机构，由皇帝直接控制。宰相只负责全国行政事务，军事则归于枢密使，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三司使则主持国家财政大权，地位仅次于宰相，三司包括盐铁、度支、户部。为控制地方财权，派转运使到各地总管财赋。又设御史台负责纠察官员，御史官有权弹劾任何官员待皇帝裁决。但是专制主义皇权结果，是造成官僚机构空前庞大，官僚人数无限膨胀，各级行政机构及官吏间互相牵制过甚，造成紊乱效率低下，大量普通地主知识分子可通过科举致仕，每遇灾荒之年招募大量饥民入伍，如此军费官俸开支日益巨大，农民负担日趋沉重。
如前所述，因为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对门阀士族阶层的扫荡，使得官僚贵族按等级占有土地的制度无法继续维持下去，通过唐末、五代农民起义，大批依附农民和奴婢得到解放，通过斗争或垦荒得到一小块土地，这样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使得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宋初得到了发展，此时的阶级状况和土地占有关系跟唐代相较有着很大的差异。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978--983年），全国户籍中十分之四是无地的客户（主要是佃农），十分之六则是有地的的纳税户主户。主户按占有土地和资产多少分为五等，一、二、三等习惯称为上户，其中现任文武官员称形势户，官员家属及其后代称为官户，他们是宋代的地主阶级。主户中的四、五等户习惯上称为下户，这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了主户中的绝大多数。客户的身分地位跟东汉以来的部曲、徒附相较已大不相同，这些佃客的户籍已经独立，不再依附于地主名下，地主不能奴役佃户家属，契约期满向地主交纳地租后，佃户可以更换田主，田主不能无理阻拦，这是生产关系新的变化。
因为北宋最高统治者放纵许可的结果，使得官僚地主的庄田迅速膨胀，从宰相到各级官员都经商贸利、兼并土地，一批经商致富的大商人购买大量土地，成为新的封建剥削者。繁重的赋税、徭役，使得大批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逃亡，乃至起义反抗，原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遭到破坏，这样北宋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现象恶化，上户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官僚和豪强大姓（官户、形势户）占有的大田庄成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地主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官僚地主阶级竞相兼并土地的恶果便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迫使各地农民接连起义，北宋王朝仅仅建立三十多年，四川就发生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机构和官僚人数的扩大膨胀，以及军队雇佣兵的大肆扩充，使得国家财政负担日渐加重，宋仁宗时国家财政收入比赵匡义时增加五倍，而每年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收入达六分之五，加之北宋王朝受辽、西夏的骚扰，而浩大的雇佣军却无战斗力，每年要送物资给辽、西夏，财政更难以支持。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上台后，面对着北宋王朝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为了巩固统治，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决心起用积极主张变革的王安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中央成立一个制订新法的机关叫“制置三司条例司”，以理财为中心，议订变法。主要内容有富国的：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强兵的保甲法和置将法。变法取得了较大效果，财政出现好转。但是变法触动了宋王朝势力强大的官僚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招致他们激烈的反对，而革新派力量薄弱，革新派本身用人不当或出现了分化，结果神宗皇帝一死，新法就被废除。
公元1127年二月，女真贵族骑兵攻破汴京，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父子，维持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灭亡。同年徽宗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逃到了南京应天府登基，改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史称高宗后之宋朝为“南宋”。继承北宋王朝防范武将的传统，赵构统治集团对于抗金主战派的恐惧更甚于金兵，大力打压、迫害宗泽、岳飞等主战派。公元1141年金和南宋达成“绍兴和议”后，淮河以北地区全部处在女真贵族的统治之下，女真政权急剧转向封建制，至金主完颜亮由上京迁都燕京改称中都以后，女真贵族的金朝已经完全封建化，东北及北方黄河流域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均胜于辽代，与南宋形成对峙局面。南宋在百余年时间里，进一步发展了南方农业、手工业，使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工商业及对外贸易更加繁荣，除了与北方的金朝贸易外，南宋的海外贸易极其发达，因为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货币铸造不足，而出现了纸币。南宋的土地兼并较之北宋更为严重，因此无地的客户比例超过北宋，许多地方佃户受剥削较重，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之北宋也严重。南宋时土地较之北宋丧失了三分之一，但其财政岁入最高为8000万贯，比北宋岁入最高额6000万贯还高。
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后，对西部发动三次西征，同时派军队对南方用兵，至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死前，蒙古军已经打败畏吾儿、西辽和西夏。公元1234年蒙古军灭金，随即发动了四十多年的灭宋之战，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
（4）宋元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官方御用哲学的确立和科举制度
两宋时期统治思想是理学，又叫做道学，这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道、佛互相渗透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其中分为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二程即程颢、程颐两兄弟，他们提出一个“理”的哲学范畴，理是第一性的，事物是第二性的，他们认为是“理”是永恒不变，这就是“天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南宋学者朱熹继承了二程和佛道思想，提出了“理”和“气”的关系的理论，认为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即理是生万物之本原，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朱熹将“理”跟封建伦理道联系起来，认为“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理是永恒不变的，故“纲常万年，磨灭不得”，气“便是生物底材料”，也就是“器”，理和气的关系，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对于何者第一性，他认为虽然“此本无称后之可言”，但又说“必欲推其所欲来，则须说先有是理。”也就是“理”生“气”。陆九渊的“心学”则要用求用“仁义”来破除人们的物欲。它们的出现适应了封建社会趋向衰落时期统治阶级的需要，为走向衰落的封建统治者加强了思想上的统治，朱熹注释的《四书集注》及其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成为后来封建知识分子必读教材和标准答案，程朱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官方御用哲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中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以程朱为中心的“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据统治地位延续了八百年。
公元1271年忽必列建立元朝，是为元世祖。之前的蒙古政权的行政机构还属于“草创之初，未暇为经久之规”，为了适应新形势，加强封建统治，忽必列采纳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仪文制度，遵用汉法”，考求前代典章制度，行政机构按汉封建国家机器架构，逐步完善起来。政治上，建立行省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地区设行中书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等；在福建行省设澎湖巡检司，负责管辖澎湖和台湾；在中央设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和西藏地区行政，并派官驻军于西藏实行有效管理；把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实行民族压迫政策。
经济措施上，元世祖设司农司掌管全国农桑事务，设劝农官检查农业生产情况，编《农桑辑要》颁布全国；凤河渠司，掌管全国水利，修治黄河；在各地设官营匠局，把手工业者纺入匠户，世代不许脱离匠局；开凿会通河和通惠河，开辟南北海运航线；对农民征收沉重赋税，强迫农民服徭役，蒙古贵族官僚压迫剥削“驱口”（农奴）。
元代商业贸易繁华，但是承袭前代办法，国内外贸易由政府直接管理，袭断控制市场，元朝官营专卖目的本是增加财政巩固封建统治，但是如此产生了社会经济停滞萎缩的弊端，加深了社会矛盾。
为了体现天下一统，表示元朝皇权对孔圣人的尊敬，加强封建统治，同时压抑西僧膨胀势力的需要，公元1306年元成宗在大都建设祭孔圣庙，诏封孔子先圣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元仁宗皇帝时，承接宋朝的科举制度，首次要求参加科举人员以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释理解为教材和标准答案，它实际上压抑、禁锢了人们的独立思想。王安石变法时简化了唐代科举的诸多名目，罢去其他科举项目，独设进士科，以学校养士，创造了“破题、接题、小讲、缴结”的“四股文”格式，四股文发展到明朝是便完善成了八股文。明清两朝的科举也承袭王安石简化的办法，只按照进士的科举程序去选拔人才，而以前的“算学、律学、字学”等事关民生的学科都不再是科举项目了。清朝的科举程序是：童试（含县级的童试、州府的府试、省级的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的科考程序。童生取得秀才的功名后，政府则给秀才免掉他家庭中的税赋，另给予资助。秀才经过三年一考的“秋闱科考”，成为举人后才有资格参加科考，取得合格后被录取成为进士后还要经过殿试以排出状元、榜眼、探花。成为进士后就可根据国家职官的空缺情况来做官。
如前所述，科举制度在打破门阀等级政治的不平等时，实际上也制造“君、臣、父、子”、“士、农、工、商”的社会不平等，在统一要求的封建官方哲学的禁锢束缚下，人们容易失去了独立的思考能力，整个社会由此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科举致仕之途，工商业被贱视，科技发明被视为末技，得不到鼓励和重视，如宋时布衣毕升创造的活字印刷术，只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对之进行记录，这是我们今天在这方面能获得的唯一资料。而且科举制度也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在官场中和学术中，造成了互相拉帮结派的情况，败坏了社会风气。
（5）明清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及资本主义萌芽
公元1368年明军攻入元大都，元朝灭亡。
明初在政治上，废除行中书省机构，各省设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分掌行政、司法、军政，直属中央；废除丞相，将其职权分给六部掌管，对皇帝负责；设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另由兵部掌握军队训练和调遣；设锦衣卫、东厂、西厂特务机构加强专制统治；采用科举选拨官员。经济上，法律规定凡地主要佃农代役须给米一石；承认农民开垦荒地所有权，免三年徭役赋税；迁江南、山西无地农民至黄淮一带屯田垦荒；要各地驻军屯田；推广植棉；清文田亩，按亩纳税；下令改革工匠服役制。这样通过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一系列措施，明朝的封建中央集权达到了极高水平（后被清朝所继承），经济也得到恢得与发展。
明朝中期，因为土地兼并严正重和横征暴敛，大批农民破产。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边境的少数民族武装及倭寇时常侵扰，封建统治日益严重。面对着明王朝的严重积弊和危机，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利用当权的机会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重视武备加强边防，以及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为了打击大地主豪强隐瞒土地不纳役税，张居正决定顶住压力，重新清丈土地，使得“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针对赋役制度的弊病，在重新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又推行一条鞭法，这是继两税法之后的新税法，是一次重要的税制改革。其内容是以一个州县为单位，将应纳赋税、徭役统统计算在一起，按地亩摊派，一律改为征银上缴政府，遇有需出工则由政府出钱招募，其余应缴杂税贡物一律免除。这样不仅简化了税收项目，而且对农民依附身分相对放松，为城镇手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农产品商品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但是张居正的改革遭到了大官僚地主的强烈反对，当他死后，其改革措施逐渐被破坏，加重了明王朝的危机。
明中叶农业、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活跃，明中后期，粮食和经济作物种值、原料和手工业品的生产渐显地域分工的趋势，这就促进了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形成交换市场。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繁荣，商业资本活跃，各地出现了许多商人和商业资本集团，市场上大小买卖都以银计算。手工业市镇的兴起和城镇居民专事工商业，成为明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江南的丝、棉纺织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毕竟只是发生在少数地区和少数行业，仍然嫩弱，而且带有明显的封建烙印，特别由于万历年间税使、矿监的搜刮迫害，造成手工业者和商人不断与之斗争，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遭到阻挠和摧残。
明成祖朱棣时，尽管郑和七下西洋有经济贸易和军事外交活动的目的，但它更主要是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政治目的，明成祖认为“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信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对周边诸国朝贡实行高额回赐，以谋求安定和平的周边环境，而非以通商或军事扩张为目的，相反还实行了禁海政策。
明后期政治腐朽，地主阶级特别是皇族、宗藩、外戚疯狂地兼并土地，大批农民沦为佃户和奴仆，残酷的经济榨取的野蛮统治压迫，造成农村十室九空，从万历到崇桢，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在这样背景下，各地不断有农民起义爆发，明王朝终于走到了末路。
满州贵族入主中原后，为了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恢复和发展生产，政治制度基本上仿明朝所建，中央设内阁、六部，后设军机处取代内阁处理全国军政大事；八旗军驻防都城和全国各主要城市；提倡封建纳常礼教；沿用明八股取士制度，极力提倡程朱理学，与以八股取士的制度相配合，充分发挥了禁锢思想的作用，此外还“诏举山林隐逸、博学鸿词”和搜罗文人编书等方法，拉笼控制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等。经济上，奖励垦荒；1669年实行更名田；1772年规定以1771年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税，后来实行历史上第三次税制改革“摊丁入亩”；废除匠籍，结束工匠服役制度；停止满州贵族的圈地等。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清初统治者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比明朝更为发达。
清初来华的西欧耶酥会士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使得欧州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对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儒家学说推崇备至，符合人文主义精神，他们援引这些思想和制度作为反对天主教会和西欧封建专制王权的武器。中国的瓷器和漆器深受西方欢迎，西欧仿制华瓷获得极大成功，英国人还仿中国园林在伦敦建了一座“中英式花园”。西方的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医学、火器等知识也随着天主教士来华传入中国，但是西方传教士所传知识并非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并且他们只是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而清政府又实行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政策，故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方虽有所接触和交流，但是具有很大局限性。
5、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还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而皇室官僚大地主又大力兼并民田，大批自耕农破产，国家财政日益困窘。政治上君主虚骄自大，大臣昏庸无能，官场腐败，贿赂成风。清军装备落后，仍以刀矛弓矢为主，士兵久未训练，纪律败坏，战斗力不断下降。思想文化上通过科举提倡脱离实际的理学和汉学，思想闭塞，愚昧自大。这样一个土地兼并激烈，租税苛重，民生困苦，阶级矛盾尖锐，政治黑暗腐朽，军备空虚落后，思想沉闷闭塞的老大帝国，自然成为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的对象。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有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因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点，刚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因其机器制造商品成本较高，在中国尚打不开销路，为了改变对货贸易逆差，唯利是图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选择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以掠夺中国白银，鸦片不但残害了中国人民，而且到了19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每年白银外溢皆达一千万两以上，造成中国银根紧枯，银贵钱贱，农民负担加重，社会经济紊乱。
因为清政府的禁烟，1840年6月，英国军舰驶进广州海面，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8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规定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给英国，开放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等。次年英国又强迫签订了附约，取得领事裁判权、永久居住权等。随后美国及法国也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取得侵略特权。这样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被破坏，而成为列强资产阶级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榨取原料之地，这样，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了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任务。受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许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纷纷寻求救国之途。魏源是战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抨击时弊，提出改革主张，在《海国图志》中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战后，外商到中国通商口岸贸易，因为人地生疏、语言不通，需借助中间人，因而出现了一批代外商推销商品、采购中国原材料的买办商人。他们靠侵略者的豢养、屁护和出钱为之捐官，成了一批暴发户，形成一个颇有力量的社会集团，而战后中外贸易中心迅速由广州转移至上海，外商大量涌入上海，还攫取“租界”，这样买办商人社会集团的中心也就设在上海，这样买办作为列强的忠实走狗，成为中国近代最反动的势力。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战争赔偿转嫁到百姓身上，农民生活更加贫困化，鸦片造成大量白银继续外流，而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移到上海，大量洋货的涌入，使得五口地区手工纺织业遭受打击，旧式帆船被洋轮所排挤，大批沙船水手失业，原湘桂粤传统商路变得萧条，大批群众失业，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贪官酷吏，遍地盗匪，使得国内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全国各地群众起义风起云涌，其中以南方广西为中心，桂粤湘三省形势尤为如火如荼。1851年初，洪秀全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被迫转入战略防御，面对危局洪秀全提拨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担任军事指挥。不久洪秀全又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方案----《资政新篇》，这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安庆失陷后，1862年春，清军分三路进攻太平军，进而转攻天京，1864年夏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以后为获取更大利益，谋求“修约”未果，乘清廷全力镇压太平军之机，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园明园，强迫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沙俄也趁火打劫，乘机侵占我北方大片领土。
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廷开始接受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半殖民地秩序。1861年咸丰病死后，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诉，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处治了八位辅政大臣，垂帘听政，史称“辛酉政变”，这样西方列强所期望的洋务派上台。洋务派在中央以奕诉为代表，在地方则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员为代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重要的有曾国藩创建的安庆军械所、李鸿章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等。由于工业内在的连锁反映，他们在洋务运动后期又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以辅助军事工业，规模较大的有李鸿章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张之洞设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洋务派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采用官督商办、官办、官商合办三种筹集资金的经营管理方式，举办了一大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民用企业，但是因为每个企业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封建性、买办性或官僚资本性质，故而除少数企业如开平煤矿、轮船招商局等外，大多数的企业因极度腐朽，亏损严重。它们对于民族资本近代工业而言，具有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它倡导产生了属于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的创办筹建，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具有特权，垄断生产，排斥了民族资本，因而又具有阻碍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作用。因此尽管有许多与官府联系较少的地主官僚、商人、华侨投资创办近代工业，但真正建成而坚持办起来的，至甲午战争前夕，仅有七十六家，较著名者是陈启源的继昌隆缫丝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分布集中在沿海几大通商口岸。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在一些政府官员及儒生中产生了影响，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改良思潮，这些早期维新思想的政治主张，主要有：要求变法，实行君主立宪；要求保护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传统“重农抑商”政策，要求各近代工业“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反对不平等条约等。早期维新思想尽管因其不成熟而具有很大局限性，但是它比起以前的林则徐、魏源来则更进了一步，为戊戌维新作了思想准备。
十九世纪中后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这样中国边疆出现了危机。1885年清廷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大大刺激了资本主义列强，特别是经过明治维新后新兴起的日本进一步侵华的野心。英美为了利用日本军国主义的军刀来对付北方的沙俄，竭力纵容和支持日本的侵略活动。1894年日本增兵朝鲜，接着日海军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船只，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结果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空前严重要卖国条约《马关条约》，它为帝国主义的对华资本输出大开了方便之门，高达两亿多两白银的对日赔款使得中国人民更加陷入被剥削奴役的境地，中国大片领土被日本割占，助长了列强觊觎中国的野心，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甲午战争后“实业救国”的呼声越来越高，洋务派已不能完全控制和垄断近代工业，清廷被迫放松了对民族资本的束缚，这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步成长起来。但是，其发展仍然受到重重压抑和阻挠，首先是西方雄厚资本和廉价商品的排挤与竞争，其次则为遭受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
早在中法战争后，孙中山就产生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抱负，1894年末，他在檀香山组织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斗争目标的兴中会，次年兴中会决定于阴历重阳节举行广州起义，因事泄而失败。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的初次尝试，故影响很大。
甲午战败宣告着洋务运动“求强”、“求富”目的的落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使得新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知识分子在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举起了“维新变法”的旗帜，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1895年春康有为等发动了“公车上书”运动，痛陈《马关条约》的严重后果，要求皇帝“变法成天下之治”。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颁发了一系列诏书，主要内容是：倡官民上书言事，保荐人才，裁汰政府冗员；鼓励工商业，奖励创造，取消旗人特权；废八股，开办京师大学堂；实行征兵制等等。从6月11日这天起到9月21日新政推行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因该年是农历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但是变法触犯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利益，9月21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宣布再次“临朝听政”，维新变法失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提出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张，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力量的软弱性，以及与封建统治者、帝国主义列强有关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他们既不想彻底推翻反动腐朽的封建政权，又不敢触犯帝国主义，认敌为友，将希望寄托于一个没实权的皇帝身上，又没有其他阶层人民的支援，当反动势力进行反扑时，因完全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而被轻易扼杀，宣告着改良主义在中国的破产。但是它毕竟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主义旧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起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作用。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在山东，洋教势力猖獗，西方传教士在各地胡作非为，遭到百姓的强烈反对，这样活跃在山东、直隶、河南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义和团得到迅速成发展，义和团在斗争中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引起列强的恐慌。1900年4月6日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廷要求予以镇压，恫吓威胁“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丙省，代为剿平。”1900年6月上旬，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由大沽登陆，经天津沿铁路向北进犯。6月下旬，面对列强的咄咄逼人之势，感到洋人欺她太甚的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来作一下抵抗，向各国宣战。而以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为代表的南方督抚，则主张与列强合作，采取“自保”的政策，投靠帝国主义公开与清廷抗礼。八国联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才于8月14日开始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惶出逃，9月7日于逃跑途中慈禧发布“剿匪”上谕，命令清军与西方侵略军其同剿灭义和团，这样义和团很快失败。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所到之处，中国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蹂躏，同时俄国还派兵入侵我国东北。1901年9月，清廷与英、俄、德、法、美、日、意、奥以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共赔偿白银4.5亿多两，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拆毁北京至大沽间的炮台，准许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使馆界，由各国驻兵防守；惩办曾支持宣战的王公大臣，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活动等。《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终形成，清廷已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
二十世纪初年发生的拒俄、拒法和抵制美货运动，充分显示了广大人民激昂的爱国热情，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许多人通过这次爱国运动的实践，深刻认识到要救亡必先推翻清朝统治者，这样一大批爱国主义者便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其中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秋瑾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国内纷纷成立，这样，为组建资产阶级的统一政党准备了条件。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决定创办《民报》作为机关刊物。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把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旧“三民主义”。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党人在南方一些省份组织了多次起义，影响较大的有黄花岗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壮大了革命力量。
1911年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收回已经准许商办的铁路干线，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全国掀起了群众性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提出了“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因为四川总督赵尔丰的血腥镇压，四川人民发动起义，这样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为武装斗争。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在武昌激战一夜后起义部队占领武昌城。湖北军政府成立，曾任新军协统的黎元洪任都督。军政府废除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史称此次革命为辛亥革命，此消息传出，各地纷纷响应，至11月底，全国已有十几个省脱离清政府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1911年底，孙中山自海外归国，独立各省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改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元。代表会议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不久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法令和措施。这个政府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革命政府。
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面对革命党人进行镇压，一面又迫使清廷接受议和。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联合使尽各种手段的进攻下，孙中山被迫对袁世凯妥协退让。1912年2月，宣统帝下诏退位，清朝统治结束。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正式解除职务。这样革命的果实就被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中国军阀买办豪绅集团的总代表袁世凯所窃取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起来。
辛亥革命虽然夭折，但是，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它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也推动了生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最后我们试图来分析一下，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新活动为何总是搞不好、不能成功发展起来的原因：
1、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对工商业的压抑
历史上看，中国所谓的“封建社会”，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历朝实行的制度已经不是周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分封制，而是全国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这种专制主义皇权的中央集权制与西欧的封臣制不同，日本虽然取法隋唐，但是也并不能如中国那样建成一个长期专制主义皇权的国家。
中国早在周朝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但是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还有一个比天子更加至高无上的，那就是“天”，一个道德至上的人格化的“天”，人们相信它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人们必须遵循天道，想办法知道天意。一个王权要得以成立和维持，其依据也必须是“奉天承运”，帝王自称“天子”，也正是此意。中国古代帝王均需设置专门的天文机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要从观察天体的运动所呈现的不同景象中，占知吉凶，沟通天人，以资帝王参政。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兴兵到了周天子所辖境内的洛水耀武扬威，要“问鼎中原”，王孙满只用一番话，就令楚庄王收兵回楚了，其中有“成王定鼎于郏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等语。孔子作为儒家的圣人，对天命也非常重视，多次的谈论天命，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及说自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等语，亚圣孟子也说过：“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由此可见中国古人的“天命”意识在脑中是何等之深。
秦汉一统天下后，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更加的强化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中央集权和正统天命的意识，纵是皇权衰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门阀士族势力达到了我国历史上最高峰，封建庄园经济获得了充分发展，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政治及封建庄园与西欧有点类似，但就是在这个臣强主弱，四方对峙的时代，进行政治、军事角逐的诸方，也均在观察天颜，自命正统，为自已的行动寻找依据。如出身寒微的宋王刘裕欲篡晋，当初群臣一再劝进，宋王仍然推让，直至皇家天文学家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瑞，昭示天命归宋，若违逆天命反而不祥，刘裕这才名正言顺地做皇帝。后来到了北朝的北魏孝武帝与南朝的梁武帝时，两方均也自命正统王朝。汉化已深的北魏孝武帝与其臣斛斯桩因信天意，没有努力反击隔河对峙的权臣高欢的军队，结果是魏武帝被迫西入关中，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随后被北齐、北周所禅代。而南朝的梁武帝萧衍曾听得太史令报“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的天象，当听说北魏孝武帝果真“天子下殿走”西奔关中后，很不甘心地说：“虏亦应天象耶？”虽然“天子下殿走”不是什么好事，但自已应不了天象，就感到南朝的正统地位被撼动了。（有关中国古代天学，详见《地位独尊的古代天学》，江晓原等著，辽宁古籍出版社）
这样，中国古人既然对“受命于天”的正统地位如此的看重，由此而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意识和中央集权意识也可谓顺理成章。它在先秦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对于维护中国的统一自然是非常有利的，而为了维护大一统，则也有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帝王不断刻意地加强、维护专制主义皇权的举措。
魏晋南北朝之后，皇权由衰转回盛，隋朝及其后的历代最高统治者吸取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巩固维护中央集权制，如：改革官制，将地方官任免权收归中央，建立科举制度，提高寒门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压抑汉之后发展起来的的传统士族豪强地主的势力，改革税制，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人身控制的有所松驰，使客户（佃农）不再如东汉以来的部曲、徒附那样依附于地主名下，崇文抑武，提倡程朱理学的三纲五常，发展科举制和八股文等等。
这样，经过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措施，通过设立科举制度提拨寒门庶族地主，对门阀士族势力政治上的压抑，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从而使农民与地主的封建隶属关系发生新的变化，打击了地方豪强地主势力及其赖以对抗中央皇权的经济基础，即几乎是独立王国的封建庄园。这样中国虽然也仍然有所谓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但是已经不会像西欧或日本的等级制度那样的森严、不可逾越，也就是说封建统治者通过设立科举制，打破门阀等级政治的不平等，提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科举致仕之途，表面上使得社会各阶层均有挤身社会上层的公平机会，以求缓解地主阶级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矛盾。
但是科举制度形成之后，士、农的地位上升，特别是读书人的地位上升，耗费了大把的社会资源用于精英人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挤科举求官之路，而工商从业人员的地位则下降，工商业从业人员被贱视，这使得科技赖以生存的商贸流通业就受到了很大的遏制，工商业被贱视，科技发明被视为末技，得不到鼓励和重视，在统一要求的封建官方哲学的禁锢束缚下，人们容易失去了独立的思考能力，这是造成中国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因为隋唐及其后各朝代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既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各地方官自然就类似是皇帝派驻各地的“暂时管家”。这些“暂时管家”们面对名义上是皇帝、国家或民间的诱人财富的态度，与对待完全是自已名下的财富的态度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这些明显不同之处就是，就是在于因强烈的贪欲，会驱使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僚地主们明里、暗里的更加疯狂盗窃、掠夺国家、民间的土地财富，而不会替皇帝小心的经营建设这个地方，比之如东汉以后发展起来的豪强大地主对待自已封建庄园的小心经营，态度是不会相同的。（东汉后随着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的贫困宗族大多成为劳动者，劳动者主要有宗族、宾客、徒附、奴隶，对豪强地主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其中宗族宾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农奴，最卑贱的则是奴隶。豪强地主田庄里的实物地租剥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此外还要为地主无偿服劳役。并将之组织成私人武装，史称部曲。据东汉著名政论家崔寔的《四民月令》所称，东汉豪强大地主利用宗亲关系分化农民，消弭他们的反抗，利用宗族血缘作为有效剥削的一种手段。豪强地主逢年过节要拜候“君、师、故将、宗人、父友、友亲、乡党耆老”，要对“宗族、婚姻、宾旅”中的贫户进行救济活动。如三月，“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匮乏，务先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继富”；九月十月秋收前后，则“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冬月腊日“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以笃恩纪；休农息役，惠必下洽”，”；“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勅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众人，共兴举之”等。这样，东汉豪强地主与农奴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的面纱，封建庄园内往往形成相对缓和的关系。但是豪强大地主对独立于自已封建庄园之外的自耕农的态度，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样，朝廷为了养活那庞大的官僚队伍和浩大的军队，自然要对农民及工商业课以沉重的税赋，众多贪婪成性的豺狼官僚地主们更是肆无忌殚地、疯狂地兼并土地、掠夺民间资财，结果是开国时出现的大批自耕农经过官僚地主们上百年时间的兼并，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没了活路，而工商业同时又处于被鄙视、压抑的境地，并且作为被官僚搜刮的又一个对象，一直得不到发展壮大，或是稍有起色，出现些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又被腐朽贪婪的官僚盘剥吸光而夭折，工商业既没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承纳大批无地农民，这样没了活路的农民自然要起义造反，致使旧王朝覆灭。而新王朝建立，通过战争缓解土地兼并，又造就了新一批自耕农。中国的历史就这样往复循环着，大大的延迟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而在工商业和工商业从业人士被贱视的同时，却是整个社会大众对仕途一致疯狂的追求，造成社会过份的崇尚官位权力。本来经过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通过科举致仕本已是社会各阶层普遍的第一价值取向，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族社会里，“金榜题名”就能“光宗耀祖”，这样不止其家人会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甚至整个庞大的宗族都会因此而感到无上的荣光，对民间百姓也更具示范效应。因为所谓的“天地君亲师”宗法教育，中国古人凡有功名的考试后，都有拜师门、互相拜同年的习惯，故师门裙带关系的现象严重，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和学术中，就造成了互相拉帮结派的情况。而官僚们长期的贪污腐化之风也更加的毒害了社会的风气，这就使得中国的古代社会的人们更加的崇尚官位权力，而作官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三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人经商致富之后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欲通过使用财富来垫高自已，以便通过捐官等手段挤身封建统治者阶层，以求达到官商结合，坐享其成地盘剥劳动人民的目的，而不是继续小心翼翼地经营发展健康的、不受腐朽官本位歪风影响的工商业。
因为科举制度和程朱理学的提倡，又禁锢了人们思想，在思想文化上表现得异常的沉闷。虽然在明末清初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批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如黄宗羲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指责封建统治者“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主张“工商皆本”；王夫之则系统地论证了“理在气中”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给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批思想家那突破了传统封建观念的进步思想，因为工商业及资历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阻挠和摧残，封建束缚深，并未有机会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如同西欧的文艺复兴那样对人们思想上进行一次伟大的洗礼，造成在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局面。
当然，我们说到这儿，并不是就能完全肯定地说西欧（或日本）古代等级森严的封臣制，就必然比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能更快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因为我们无法知道，假使西欧当初没有意大利最先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文艺复兴的刺激，也没在其后发生开辟新航线的创举，则其漫长黑暗的中世纪还可以苟延残喘多久？但是当西欧的社会遇到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时，这种森严的等级制会刺激身份下贱苦无出路的的农奴们，会更加努力地要转变成为市民和资产阶级分子，加快变革的进程。而西欧贸易重地意大利其时四分五裂，诸方竞争的结果，便是各地方统治者会大力提倡工商业，封建束缚相对较少，结果就为资本主义获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日本战国时代各战国大名同样因为竞争需要，均采取富国强兵之策，大力地发展工商业，也为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奠定了基础，虽然日本国内新型经济的发展及其阶级力量变化的状况尚未达到使传统生产关系崩溃的程度，不能跟西欧相比拟，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势力的入侵却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结果是我们发现，当西欧、日本社会一遇到思想上、经济上等的内外刺激时，比起中国更容易发生颠覆性的社会变革，而中国因为实行科举制度、提倡程朱理学等，使得在中国更容易缓解地主阶级与其他阶级的矛盾，不容易出现一个一致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各被统治阶层的联合势力。
如同前述，而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工商业处于弱势地位，而工商阶层则不断被封建统治者压抑弱化和分化，力量得不到壮大，经过封建统治者的收买分化，其富有上层反而与封建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至于普通的贫苦百姓，一方面确也有一个貌似公平的挤身社会上层的科举之路，但纵然他们愤然造反之后，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造成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关系可供选择，也只能走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老路。
2、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对先天不足的中国民族资本的排挤压迫
结果便是，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还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生产的主体仍是农业，商品经济得不到健康充分的发展，工商业阶层力量弱小，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封建势力的附庸依附，而封建官僚大地主势力强大。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6页）
这样，在中国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在华企业和买办资本及早期官僚资本，后来又出现了民族资本近代工商业，与之相适应的是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中国出现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势力强大的买办资产阶级、早期官僚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
尽管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自救，也搞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洋务派在“求强”、“求富”的旗号下，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企业，作为官商结合的产物，这些企业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封建性、买办性或官僚资本性质，除少数外，大多因腐朽而亏损严重，它们对于民族资本近代工业而言，具有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它倡导产生了属于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的创办筹建，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具有特权，垄断生产，排斥了民族资本，因而又具有阻碍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作用。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着洋务运动的破产。
甲午战争后“实业救国”的呼声越来越高，洋务派已不能完全控制和垄断近代工业，清廷被迫放松了对民族资本的束缚，这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步成长起来。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仍然受到重重压抑和阻挠。首先，是被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买办势力的排挤打压。“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8页）跟日本不同，中国是被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争抢的一块肥肉，是被奴役的重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多次侵华战争，强迫中国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利用其雄厚资本和廉价商品来排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市场和廉价原料、劳动力的供给地。鸦片战争后，外商到中国通商口岸贸易，因为人地生疏、语言不通，需借助中间人，因而出现了一批代外商推销商品、采购中国原材料的买办商人。他们靠侵略者的豢养、屁护和出钱为之捐官，成了一批暴发户，形成一个颇有力量的社会集团，而战后中外贸易中心迅速由广州转移至上海，外商大量涌入上海，还攫取“租界”，这样买办商人社会集团的中心也就设在上海，这样买办作为列强的忠实走狗，是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帮凶，成为中国近代最反动的势力。
其次则为遭受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如同前述，中国传统工商业一直遭到压抑，商品经济不够发达，资本主义萌芽遭到封建势力的阻挠和摧残，这使得传统的工商业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先天不足。而中国封建势力又被帝国主义用各种手段所制服：由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的初步结合，中国封建势力逐步接受半殖民地秩序，经过甲午战争后中国封建势力不敢再挣扎反抗，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中国封建势力公开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心成为“洋人的朝廷”来帮助列强统治中国人民。这样，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不但受到帝国主义及其买办直接的排挤压迫，而且也受到腐朽的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压迫，而因为中国民族资本家许多人本身就是官僚、富商、豪绅地主转变过来的，跟帝国主义、买办势力及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工商业者在投资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同时，还兼营维持着土地投资，进行封建剥削，这样他们与封建势力是一种既排斥又依存的关系，而不像西欧甚至不如日本那样是跟封建势力是处于水火不容之势。
这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本身力量的弱小，一直得不到一个使自已健康发展、壮大的空间，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实力强大的、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阶级，而且它与封建势力有着既排斥又依存的关系。这样，无论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还是革命派，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都要面临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守旧势力的联合阻挠和压迫的严峻情况局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3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不彻底性。中国的农民起义军如太平军在进行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压迫时，甚至作为一个起义农民的政权，能在中国最早提出了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但也因曾处于孤立无援的局面，而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也同样因为本身跟封建守旧势力有联系，不敢发动广大农民摧毁封建势力，本身力量弱小，又处于形单势孤的地位，故其一再的维新、革命终归失败，也是很自然的事。
：历史长河
来源：北大史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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