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东西本来“913”的时候就想写，无奈那两天喝得昏头昏脑，后来又喝得差不多，昨天歇了一天，算是缓过点神来。
前些天在博客上看赵泽亭和雷霆写的诗，那里面的苍凉感，让我也感慨万千。
在公众视野里的林彪，反差太大了。倘若他不跑，现在必平反无疑，也许毛泽东就不会让他有这样的机会，至多不当接班人了，但还不至于象对刘少奇那样对待它。毛泽东是一个念旧情的人，在处理政敌上也可以看得出他对军界的人要宽一些。特别是和他一起从井岗山上出来的人。据说黄永胜当总参谋长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句：你是井岗山上的，就不用代了，当参谋长好了。事实上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对待黄吴叶李邱也只是责令他们写检查，还没有想把他们一杆子打到底，就更不会把林彪怎么样。当然政治措施归政治措施。
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他对毛泽东该支持的时候支持，该反对的时候也反对，“文革”中唱“想当年井岗山上飘红旗，林彪紧跟毛主席……”事实上，不紧跟的时候也有的是。但是毛泽东没有计较过他，即使是林彪在东北的时候屡次和毛泽东发生冲突，毛泽东也没有怪罪过他，连后帐的也没有算过。林彪跑了之后，毛泽东对林彪也没有讲多少过份的坏话。不象对彭德怀那样，说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也没有象对刘少奇那样，甚至也没有象对陈伯达那样。当时还有人批平型关，还是毛泽东说了句平型关就不要批了吧。
林彪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走上中国政治中心的前台。他对彭德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中国的大英雄。
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林彪的一个讲话，让毛泽东感到满意，一些政治浅薄的人说是林彪讨毛泽东的好。而把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赞赏说是对拍马屁的赞赏。如果认真研究一下那一个时期的历史就可以明白，林彪的讲话并非是讨毛泽东的好，而是说出了他的真心话。
再后来，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样是他自己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拍毛泽东的马屁。
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终于九届二中全会。还是一个庐山会议。
在开九大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把九大开成的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实际上标志着毛泽东心中的急风骤雨式的“文革“已经结束。“文革”派已经成功地进入权力中心，也有了自己合适的位置。看一看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把握了各派的平衡。
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究竟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呢，还是一次突发性事件，这还有待于更多的材料证明。这里也只能根据能看到的材料做为思考的出发点。
这次庐山会议和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多少有点相象。都是一开始有一个明确的议题，后来突然出来一个议题，使得整个会议转了向，结果是一批人挨整，闹得不欢而散，而且影响深远，而这一次比上一次更为严重。
在此前讨论宪法修改问题时，林彪就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但被毛泽东否决了，照说毛泽东否决了，别人也就不会再提了，那时候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是已经到了顶峰了吗？毛泽东的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了吗？但事情不是这样，他说了不算。毛泽东究竟为什么不愿意设国家主席这个职位，他自己也没有系统地解释过，谁也说不清。他是一个不太在乎什么规矩、惯例的人，别的国家怎么样，那是他们的事。
九届二中全会的议题本来是修改宪法，讨论经济问题。但是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应该设，也提出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但就事论事不行，总得有一个突破口，于是就讲天才。这是理论问题，陈伯达找了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很快就打印成册，然后又在华北组一通大讲，这一下问题大了起来。
张春桥、江青倒是跟着毛泽东的思路走的，毛泽东讲不设，他们也坚持不设。从权力的观点看，张、江他们坚持毛泽东的看法，是不想让林彪的势力再大。事实上，林彪的势力当时已很大了，那帮军人根本不尿江青、张春桥他们，吴法宪还算是老好人，也敢对着张春桥大骂。其它人可想而知。
但这一次确实是林彪错了。
毛泽东在修改宪法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而且九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又是经济。一方面他要把权力统一到党的一元化领导上来，避免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经济问题还是头等大事，“文革“再闹下去，对国家发展也不利。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削弱军人参政。军人参政，历来是第一代统治者头痛的事。都是一起打江山的，打下来的江山谁也不想让别人坐。从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组成看，毛泽东确是想组成一个各党派联合政府。但是，这是一厢情愿的事，许多事情并不象他想的那样发展。排斥民主党派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一个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当初和毛泽东一起打下江山的共产党人，是一个整体。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看，就是军人向政界发出挑战的。“文革”中，为了稳定形势，不得已让军队介入，但是军队已经介入过深，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么军队的势力势必占据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这不合政治需要，也不是大势所向，更不是最好的选择。马背上打下江山，马背上不能治理。
从林彪这边，他们确也看不上江青、张春桥他们，这是他们正常的军人思维。差不多是一张口就是：老子跟毛主席打天下的时候你们还不知在哪儿呢。几年以后，审判江青的时候，江青不是就说：我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你们哪儿去了？一个道理。但毛泽东此时不需要武夫，他要的是文才。再说，军人进入政治中心，只能加固他所不愿意看到的官僚体制，而军人一旦与官僚体制溶为一体，后果就更为可怕。
做为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也做为一种官僚体制的制衡力量，毛泽东不能也不会把江青和张春桥去掉。
不管林彪是否考虑到这一层，总之他是走上一条和毛泽东对抗的道路。本来没有安排他讲话，他却突然出来讲了话。他一讲话，整个会议的风向全变了。毛泽东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自己不做国家主席，劝林彪也不要做。林彪表面上表示自己不做，但是他还是支持毛泽东做。他拿着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等的签名，高兴地说：看，有三个大军区支持我。何况支持他的还有汪东兴、陈伯达等等。
事到如此，毛泽东不能不反击了。他再不反击，会议就会形成一股狂潮，再收拾就更难了。于是，毛泽东愤怒地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
会议急转直下，变成了批陈整风。林彪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急忙找退路，又是销毁简报，又是订立攻守同盟，但是，晚了。
我在《纸上谈兵》——“兵家两分”里曾写过，林彪是一个伟大的战术家，但是未必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虽然他在一定的时候有着相当好的战略眼光。在军事上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细节的人，曾经有一本书流行过——《细节决定成败》，其实，这样的眼光，林彪很早就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五大野战军的统帅，没有哪一个象他那样总结出六大战术原则。那些战术原则既实用又易掌握。后来他提出学习毛著方针“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是林彪在思想领域里的战术原则。同样地是简洁，实用，而且这个原则本身就强调实用。后来批林彪的时候，说这是把学毛著庸俗化，据说罗荣桓、邓小平当时就反对过。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但是联系林彪一贯性的做法，他提出的这些原则就不是偶然的，他是讲求实效的人，即使是他提出“四个第一”，他还是强调二百米内硬功夫。
当时反对林彪这种作做法的邓小平，若干年后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以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但这是一个大而化之的命题，倒是不庸俗，问题是把里面的具体的东西全抽掉了，在邓小平理论里毛泽东思想所剩无几，邓论和毛思简直是天壤之别。现在的大学生课程里有一门毛泽东思想概论，简称毛概。据说学生一般没有什么兴趣上这种课。是的，在邓论指导下的实用主义理论的背景下面，没有多少人会对毛的思想感兴趣。
在九大以前，林彪是紧跟着毛泽东的，在周恩来等人跟不上毛泽东的时候，在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叶剑英敲断手指，谭震林拍门而去，陈毅奋起反击的时候，林彪的信条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很难说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呢，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按照他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和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这些话就绝不是他的信口开河。
沿着这个思路，九大之后，他就应该理解毛泽东的思路，至少也不应该出面反对，更不应该公开叫阵毛泽东。
林彪是九大最大的得益者。他成为“一个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副统帅。从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看，所谓林彪集团在政治局有七人：林、陈、叶、黄、吴、李、邱，整占三分之一。如果加上朱德、刘伯承、许世友、叶剑英、陈锡联、谢富治，军界的人占一半还多。当然，他们中有些人是军政双重身份。
如果从权力分配上看，林彪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问题并不全是权力。
毛泽东和林彪都很重视权力，毛泽东的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尽人皆知。而林彪不久前才大讲了一通政变问题，核心也是一个权字。在这权力后面是更为深层的思想冲突，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个权力的层面上，如果仅仅从权力的层面上看待毛和林的冲突，那可是太表面化了。
还得从九大的政治报告说起。
原本九大的政治报告是由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组成一个起草班子，林彪让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报告,但是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的政治报告。九大上林彪宣读的是张春桥的班子起草的政治报告。
两个报告分岐在哪里呢？
按两个报告起草人互相攻击的语言是。张春桥说陈伯达的报告是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陈伯达说张春桥的报告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这就是说陈伯达的报告强调了发展经济，张春桥的报告强调了继续革命。
显然张春桥的报告更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因为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是他发动“文革”的思想基础。
两个报告显示了林彪开始从思想上和毛泽东出现了分岐。在这一点上，林彪没有“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对毛泽东既不迷信也不盲从。同时也很难相信，一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宣称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林彪怎么转到经济第一的立场上来了。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是什么样儿，现在无从知道，站张春桥报告的角度从反面思考一下，也许大致见一个眉目，至少见一个基本思想。
也许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想到林彪会转到这样的立场上来，如果这样的思想出自于周恩来，倒是意料中的事，但是不是，恰恰是林彪。
林彪对张春桥的报告不满，可是毛泽东决定了，他也只好一字不差地念了下来。
林彪和毛泽东这一次分岐，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分岐。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林彪和毛泽东的分岐至多是一个战术层次，例如东北，林彪完全同意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分岐只是怎样更好，更快；林彪完全同意毛泽东把蒋军封闭在东北加以歼灭，分岐只是如何歼灭。解放后，对待高岗、饶漱石，对待彭德怀，如此等等。但这一次，是真正的思想路线上的分岐。也就是说，这一次是林彪真正地扭过头去，背过身去了。
这个陈伯达也很有意思，明明知道他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中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是毛泽东反对的，十年之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他又把这一套搬出来。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不是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按照十大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的说法是：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一度时期说“林陈反党集团”，看来也没有太冤了他们。
1974年，毛泽东会见丹麦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后来他又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为什么毛泽东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他没有再说刘少奇，刘少奇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吗？
确切地说，刘少奇就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理由就不必再讲。
为什么毛泽东单单这会儿说林彪一类。类谁？谁又和林彪一类？
这里也许首先要想几个问题。
一：林彪是不是毛泽东心中理想的接班人？
不是。
虽然林彪从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之后至少也是在口头上把毛泽东思想奉为神明，以至于把话说绝了。“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还说毛泽东“全面地，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究竟怎样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那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没有进一步地阐明。
毛泽东思想做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确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这个思想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有哪些区别，有哪些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哪些发展，这些些问题在当时没有一个系统的阐述。林彪没有，陈伯达也没有，康生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欣赏张春桥，在毛泽东看来，张春桥对他的思想的理解要远远超过林彪、陈伯达、甚至康生。
既然不能说清楚毛泽东在那些方面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他也就不可能有一整套的能够适应于实际工作的指导思想。当然，他提出了军队工作“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五好战士”等等，但这还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东西。
也就是说，林彪还是没有在一个相当的层次上理解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首先是考虑思想路线。道不同不相为谋，林彪既然和他有了思想路线上的分岐，那么林彪也就做不成接班人了。
所以他不是毛泽东心中理想的接班人。
二：林彪有没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没有。
“九大”的政治报告之争，表明林彪和毛泽东之间已经有了深刻的思想分岐。但是“九大”之后，林彪既没有进一步发挥他的思想，也没有把他的思想系统化。从“九大”闭幕之后到九届二中全会这一段时间里，他除了关心军事之外，似乎并没有深入到党的政治思想领域。当然也这和六九年三月中苏珍宝岛之战而带来的中苏之间局势紧张有关。做为一个军人，林彪只能关心他所能关心也必须关心的事情。
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所做的也只是设国家主席这样的事情。恰恰避开了九届二中全会所应该关注的国民经济问题。而按照他对“九大”政治报告的态度，他应该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大做文章才对。至少他做为一个军人，更应该关心九届二中全会要讨论的战备问题。可是他没有，不论对于林彪，还是对于九届二中全会，设国家主席是个不着调的问题。除了造成混乱，毫无用处。
林彪在军事上一贯强调“稳、准、狠”，主攻方向是他最为关切的问题，可是这一次他连主攻方向也没有搞对，就匆匆忙忙出击了，结果是大败。还有，林彪的战术原则里有“四快一慢”一条，一慢，就是发起总攻要慢，可是他也违背了自己的战术原则，如果他再想一想，就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毛泽东说二百多中央委员被几个骗子骗了，这几个骗子的头儿是陈伯达，不是林彪，在毛泽东眼里，这会儿的林彪还是一个受骗者。
康生总结说，九届二中全会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周恩来还说过“二陈合流”的话。这让文革开始以来本来处境就不怎么好的陈毅更是雪上加霜。照说陈毅一贯和林彪不对劲儿，好象已经说过“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的话，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和林彪走到一起了呢？恐怕一是陈毅想借此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态度；二在对待张春桥他们的态度上，他和林彪是一致的；军人们对待张春桥他们的态度，潜意识总还是“江山是老子们打下的，你算老几”。看不起，不服气，不认同。
毛泽东是看到了问题的要害的，所以他批陈伯达，陈伯达要比林彪危害大。因为陈伯达有着一贯的思想，从“八大”到“九大”，再到九届二中全会。
在林彪，就是一个设国家主席问题，也许还有着深层次上的权力问题。他们攻击张春桥攻不到点儿上，而陈伯达却可以。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全党开展“批陈整风”。毛泽东保下了汪东兴，对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几人未加追究，陈毅属于上当者，对黄、吴、叶、李、邱则责令他们检查，没有做直接针对林彪的结论。不论是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还是后来的“批陈整风”，实际上，毛泽东给了林彪一个台阶，林彪顺着这个台阶下来，也就算了。
可是，林彪不买这个帐，不下这个台阶
林彪绝没有想到九届二中全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林彪确是一个人才；第二也许是有林育英的原因。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以及和王明的斗争的关键时刻，是林育英带回了共产国际的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就林彪本人，他有时候表现出一种动摇，例如红旗到底能打到多入，例如不信任毛泽东，提出要换前敌总指挥，例如到陕北之后他怀疑红军是否能在陕北站住脚，等等。但他又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只要是他认定的事情，他就要坚持，例如军委和前委问题上朱德和毛泽东争执时支持毛泽东，例如在东北初期的一些主张，例如在七千人大会上，等等。
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林彪就对设国家主席问题表现出了他的立场，这个立场他一直坚持到不能再坚持的地步。
事实上，他已经做出了妥协。当毛泽东做出决定不再讨论他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简报的时候，他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也犯了一个错误，毛泽东说不要揪人，可他还是揪住张春桥他们不放。但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还是容忍了他。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采取了“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办法，改组了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成立了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为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就谢富治和李德生而言，他们是第二野战军的山头，不是第四野战军的。但军委办事组还没有改组，还是一色的一军团和第四野战军的人马。
林彪根本就不会认为他有什么错误，他认为国家没有主席是名不正，言不顺。但他也许没有想到，毛泽东对这种名正言顺的事情不怎么在意。在毛泽东看来，一个国家主席可有可无，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说天才吗？林彪以为是一个突破口，可是，毛泽东根本不在乎什么天才不天才的，何况陈伯达准备的那些语录让毛泽东看得也很透。陈伯达犯了一个错误，他太低估毛泽东的读书水平了，所以毛泽东说他是骗子。但这里面也有个潜台词，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林彪一贯是善于总结经验的，但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他很盲目。
“九大”他没有摸住毛泽东的脉。
“九大”以后，他又在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纠缠过久，而且没有多少意义。从权力的角度看，也许林彪有他的道理，就是不让张春桥他们权力过大，从军人们的角度看，这种人是不可以信任的，权力是不能落入他们手中的。他忽视，也许是故意对毛泽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良苦用心不予理睬。
按照林彪过去在政治上的低调作法，“九大”以后他不应该再做这些事情，不应该跳得这样高，几乎有点兴风做浪的意思了。
九届二中全会，揪出了陈伯达，林彪应该引此为戒，应该主动与毛泽东和解，但他没有这样做。也许他认为他并没有错误。
如果他象邓小平那样善于写检查，毛泽东绝对会给他一个台阶，事实上台阶毛泽东已经给了，只是他拒绝了这个台阶。
这就是说，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也没有摸住毛泽东的脉。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基本处于一种消极对抗状态，不检查，不认错，不和解，不低头，但也没有硬抗。改组北京军区，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林彪都没有表示反对，至少也没有明确提出来反对。
但是，毛泽东开始步步紧逼，开始摊牌。当然，最初摊出的牌好象并不是要紧的牌。什么四个副词讨嫌，什么缔造者就不能指挥了，最后一次摊牌是南巡，毛泽东公开说庐山的事还没有完。等等。
这一次是毛泽东错了。
但错中有因。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支持林彪的有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这其中许世友和韩先楚是原红四方面军的人马。当然许世友的态度不在乎哪个方面军，他对毛泽东的忠诚也几乎到盲从的地步。军委办事组不用说了，清一色的林彪部下。前面说过，毛泽东不愿意让军人势力坐大，如果从道德主义的历史观看，是毛泽东不仁义，对战友不应该这样，但是从治国的角度看，抑制军人势力坐大未必不正确。毛泽东手下的军人，大部是农民出身，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小生产的水平上。不管他们做到了多大的官，甚至是元帅，就他们的思想来说，其基础还是小生产。*小平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通常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矛盾。如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倒退回小生产，就连这个矛盾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低级化了。
按理说，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以一种低姿态，消极地对待毛泽东，当然对林彪来说，这不是上策，但也不是下策。毛泽东似乎不应该再穷追猛打，也不应该和林彪摊牌，这样做对谁都不利。
可是毛泽东越来越看重林彪集团，直至南巡。
林彪不象刘少奇，有着自己的干部队伍。
也不象周*恩来，有着自己的强大的势力。其实，解放后，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是周*恩来。试想，解放后哪一个重大的事情没有周*恩来的影子，不通过周*恩来，谁能直接报到毛泽东那里。即使是文革，哪里没有周*恩来，他几乎无处不在。
谁在不断地强化林彪集团的威胁，以至于让毛泽东感到非除之不可。张春桥吗？江青吗？据说是熊向晖向毛泽东报告过华北会议黄永胜隐瞒错误，才使毛泽东感到他们有纲领，有预谋，有计划。
事实证明，所谓林彪政变，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纯属无稽之谈。
毛泽东南巡，实在是逼林彪。汪东兴后来写和林彪集团怎么斗争，看起来玄得很，可是谁把当时的形势弄成这样玄？毛泽东当时让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真的好象剑在弦上似的，后来看，并不是这么回事。林彪当时没有调动什么部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说林彪政变的证据就是一个手令：盼照宇驰、立果指示办。想想也是荒唐，政变靠空军一个作战部副部长，一个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能行吗？傻子才信。
当初武汉“七二０”事件，毛泽东也没有紧张到这个程度。奇怪的是，毛泽东南巡，仿佛真是大敌当前，险象丛生。实事上，什么事也没有。后来说林立果准备在硕放大桥炸毛泽东的专列，真要是这样，当时陈励耘是杭州警备区司令，这么个事应该不难办到，何况还有空军。实际是，林彪跑了之后，吴法宪还和周恩来一起指挥空军，封闭机场呢。
总的说来，林彪没有自己的路线，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理论，在这些方面他都不足以和毛泽东抗衡。毛泽东最后逼林彪实在是一个下策。
至于后来，林彪怎么就跑了，这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林彪跑了之后，周*恩来大哭，哭什么，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毛泽东的那句话是对的，“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就思想路线上说，林彪确也是一个小生产的思想路线，和邓*小平差不在哪儿。不要说张春桥、江青他们就不会搞生产，不会搞科技，要知道陈景润还是江青发现的，并给他改善了生活和科研条件的。“四人帮”统治下的上海在那个时期的经济是发展的，那个时候人们还是愿意买上海的产品，上海的造船工业是有目共睹的。
林彪的悲剧在于他从根本上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路线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推崇，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工作的地位，在全军的地位，把毛泽东思想进入千家万户，进入人们的心灵，确是千秋之功。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阳光，这确是林彪的功劳。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但是，毛泽东需要他向毛泽东思想靠近一步的时候，他离开了。
除去一些政治因素，还是林彪思想的一些局限性阻止了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过，能做他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问题是，他不应该和毛泽东分道扬镳。可是，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林彪就只能到这一步，实在也没有办法。可悲的是，张春桥也不行。审判张春桥的时候，他一言不发，是的，他只能一言不发，说什么呢？江青也只能自杀，她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他们不行，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主义历史观面前，没有社会基础。他们的政治思想并不被当时的人民大众所理解，现在想一想，他们的思想里面不是有很多的有价值的东西吗？
林彪走了，死了，败了。
毛泽东也败了。他没有败在自己的敌人面前，而败在了中国的传统道德面前，败在了小生产的生产方式面前，败在了官僚主义面前。
文革刚结束时，多少人咒诅毛泽东啊！多少人欢呼邓小平啊！
但是当人们尝到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体制、小生产方式的苦果时，才会回过头去想一想毛泽东老人家。
可是，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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