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珍:受过毛泽东表扬的"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一个只有小学文化，上海郊区地道的农民，被拍成了电影，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表扬，并被突然升任国家卫生部副部级干部。她就是王桂珍——

    1976年，当时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份画刊《人民画报》第八期的封面上选用了电影《春苗》的一张海报。电影中的女主角赤脚医生春苗的原型就是王桂珍。

    赢得乡亲们的信任

    一部拍摄于1974年的纪录片《赤脚医生好》，忠实地纪录了当时的王桂珍：贫农的女儿王桂珍是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大沟大队的第一名赤脚医生，她刻苦学习钻研医疗技术，以白求恩为榜样，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一个普普通通的赤脚医生，她的形象为什么会被纪录片和电影反复搬上银幕？

    1958年6月30日，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江西省余江县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他兴奋地提笔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一诗。但是，由于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了城市，广大农村依然缺医少药。

    20世纪60年代初，医专毕业的大学生黄钰祥和他的妻子张蔼平相继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

    黄钰祥(原江镇公社卫生院医生)：当时的公社卫生院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没有高压蒸汽消毒设备，连高压锅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的医疗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按正规要求是不合格的。但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

    张蔼平(原江镇公社卫生院医生)：好多人得了胆道蛔虫症，蛔虫钻进胆囊感染，就发展成胆囊炎,胆石症病人也相当多,农村的确需要大批的医生。

    1965年6月，卫生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6月26日，毛泽东看到报告后立即指出，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批医疗水平不是很高，但可以扎根农村，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乡村医生。这番话成为此后几十年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

    广大医务工热烈响应，在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的同时，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也在各地相继展开。

    江镇公社的培训班开课比较早，公社从21个生产大队挑选了28个人参加培训。1965年12月，21岁的王桂珍走进了培训班的大门。

    王桂珍：那时候我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已经被培养入党了。贫下中农出身，根红苗正，所以乡亲们就选举我当赤脚医生。

    在那个强调成分和出身的年代，文化基础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当年在这里参加培训的28个学员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王桂珍：我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比方那些化学元素符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学得挺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

    黄钰祥：他们还是肯学的，就是文化差一点，我们讲课都要讲得比较通俗，原来的医药书不能用，因为从医学基础学起来，时间也不允许，他们只能培训几个月，就要去给病人看病。所以我们自己编一些讲义，油印一下，给他们用。

    王桂珍：我们大队气管炎病人比较多，老师把听诊器放在病人身上教我们听诊，这种声音叫湿罗音，那种声音叫干罗音，把书上讲的知识和病人的症状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听得懂记得牢。

    1966年3月，王桂珍等28名学员结业了，他们回到各自的生产大队，一边劳动，一边给人看病。

    王桂珍：开始人家也讲，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丫头只学4个月就能当医生？能看病吗？一个病人牙齿痛，我要给他针灸，就先给自己扎，病人就不害怕了。我给他把针扎下去，他说真好，不痛了。病人的宣传比我们自己宣传更有力呀。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是当年赤脚医生手中的两件法宝，王桂珍他们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一百多种中草药，村里还专门建了土药房，他们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我是赤脚医生，毛主席为我们贫下中农撑腰，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能放在口头上，是要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

    成为全国的典型

    此时，赤脚医生已经遍布中国的山山水水，最多时人数达到500多万。究竟又是怎样的机遇，让王桂珍成为了全国上百万赤脚医生的典型呢？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文章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等人的事迹。随后，《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于是，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王桂珍渐渐被推向了荣誉的巅峰。这也是她政治生涯的开始。

    1973年王桂珍担任了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1974年5月，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代表中国的“赤脚医生”出席了会议，在大会上做了交流发言。

    王桂珍：我在会上说中国赤脚医生是怎么培训的，我们是怎么给贫下中农看病的，外国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都纷纷来跟我握手，都说中国赤脚医生好，都要走中国赤脚医生的道路，他们都说ok、ok、ok。

    回国之后，已经是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的王桂珍，又被任命为川沙县卫生局党委负责人，面对沉甸甸的荣誉和责任，她立志要在农村为乡亲们服务一辈子。

戏剧性的变化     1975年12月，正在村里给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通知她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王桂珍：到了北京他们跟我讲，这是贯彻“三三制”。     王桂珍所提到的“三三制”，是当时的一种干部制度，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干部每年要在中央、地方和基层3个层次的岗位上轮换任职。于是，王桂珍又有了一个新头衔：国务院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1976年2月，离任不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夫妇第二次访问中国，王桂珍应邀参加了宴会，此时，她的身份是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级干部。     成为“三三制”干部以后，王桂珍更加忙碌了。或是去北京，或是到全国各地开会、办事，就算是在公社当赤脚医生的4个月里，也还要在家里接待各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     就在别人看来风光无限的日子里，王桂珍的生活却日渐窘迫。虽然她担任着卫生部的领导职务，但她的身份还是一个拿工分的农民。生产大队一年给她记2000个工分，当时每个工分7分钱，一年总共给她140块钱。     王桂珍：我在卫生部一天补贴5毛钱，我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吃两个窝窝头。     邱水兴（王桂珍的丈夫）：我在甘肃支边。她有时给我写信，说上北京开会去了，到国外去了，到外省去了，那意思我知道，她没有钱了，我赶快给她寄二三十块钱，有时候自己没有，就跟朋友借一下，给她寄点过去。她是没有一分工资的，都是靠我寄给她。     王桂珍：那时候我只知道做，从来不计报酬的。     1976年10月，就在举国上下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王桂珍却被免去了所有党政职务，回到江镇老家，一边务农一边接受审查。     经过一年多的漫长等待后，王桂珍终于通过审查，甩掉了那顶压得她透不过气的帽子。可是，重获清白之后，王桂珍却不能再当赤脚医生了。通过辗转努力，她才最终到一家企业当了一名厂医。之后的几年，为改善生活，她做过服装、养过长毛兔，考取了医师资格。     从1969年参加国庆观礼的一名赤脚医生，到后来的卫生部副部级干部，再到一名厂医，王桂珍在10年的时间里，仿佛经历了一场悲喜轮回，又重归平淡。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等地的讲话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希望，看着家门外日新月异的变化，王桂珍和丈夫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     王桂珍：邓小平讲改革开放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听人家说搞印刷投资小、收效快。我就借了6000块钱，买了台印刷机。     王桂珍夫妇给印刷厂取名为“振兴”。很多知道王桂珍的人都愿意把业务拿到这里做，印刷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印刷机械由1台增加到了5台，最多时工厂有20来个工人日夜加班工作。     如今，王桂珍除了经营印刷厂外，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照顾孙子孙女身上，她说，现在是她一生中活得最踏实、也是最舒心的一段日子。（佚明 摘自2007年9月《走近科学》 原题：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