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之火是如何点燃的

造反之火是如何点燃的

莽东鸿

　　从1965年末至1966年5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批判,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还解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不过,行政权仍掌握在刘少奇等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的手中,他们有秩序地开展着“文化大革命”｡

　　但从6月1日晚间以后,“文革”局势大变,首先从大专院校开始,群众由响应领导号召､听从指挥的角色,卷入向领导者造反的狂潮｡

　　七名共产党员的大字报尖锐指责上级领导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以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另六名是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被大字报严厉指责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以及北大党委副书记｡

　　这张大字报说,现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大字报批判了,“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以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等几个来自领导方面的观点和要求,然后指责说,宋硕等人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

　　大字报上纲上线,用词激烈:“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告诉你们,螳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大字报最后号召:“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几名共产党员将党内矛盾公开,贴出如此强烈指责上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市委领导干部的大字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1957年“反右”期间,全国还没有出现过｡因此,大字报一贴出,立即轰动全校｡

　　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此大字报转移了群众对“三家村”斗争的视线,是“为邓拓一伙开脱”｡有人说,这是反革命大字报,是反党!有人发表演说:“同学们,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千万不要上当,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反党的覆辙!聂元梓是反党的大阴谋家,是邓拓的忠实卫士,是别有用心的……”

　　聂元梓等人被围攻,聂被扣上“党的叛徒”､“邓拓帮凶”的帽子｡一个下午的时间,校园内就贴出上千张大字报,多数是指责这张大字报的｡

　　当晚,陆平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强调内外有别,共产党员要有组织纪律性｡接着,召开校党委会｡

　　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彦,赶到北大,了解情况,开会研究｡

　　午夜,在再次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上,李雪峰讲话强调:“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不提倡写大字报,要有领导､有步骤,“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而是为了搞好革命”｡

　　池必卿责问聂元梓:“你写这张大字报,怎么都不请示领导呢?”聂说请示了曹轶欧｡

　　次日,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找聂元梓谈话,要聂“主动检查,把大字报撕下来”,聂表示拒绝｡

　　陆平组织各个系开会｡当时在大学二年级读书的卞毓方后来回忆,他“从班､系神秘而又紧张的战斗气氛,隐约窥探到,党委在暗中布置反击｡党委､党委,神圣不可侵犯｡以组织之伟力对付区区几个分子,自然如洪炉燎发,易于吹灰”｡

　　毛泽东指示要见报要立即广播

　　6月1日中午,毛泽东看到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他没有给刘少奇,而是给康生打了电话,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又说:“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你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

　　毛泽东又在材料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下午4时,批示送到康生手中｡

　　毛泽东是从哪里看到这张大字报的?

　　一般说法是康生让曹轶欧向聂元梓要走了大字报的底稿(或抄件),然后密报了毛泽东｡

　　聂元梓回忆说,江青说是她“亲自送给毛主席看的,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住在杭州,她自己去送大字报,非常危险,还有人跟踪,是刘少奇派的人”｡这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江青在钓鱼台请她吃饭时说的｡作家邢小群采访聂元梓时,聂也说,当时江青“讲到我们写的大字报是她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给我们送到毛主席手里｡讲得活灵活现”｡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是这样记述的:“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6月1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这期简报的上面｡

　　6月1日下午下班前,有的单位就作了晚间有要闻广播的预告｡当时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倪美生后来回忆说:“领导通知,晚上有重要广播,家中有无线电可以在家听,没有的则集中听｡于是,1个教工食堂､3个学生食堂､2个二层大礼堂全坐满了｡”北大也为师生们收听广播作了准备,许多人是在大饭厅里收听的｡

　　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先播送的就是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播出后,北大震惊,全国震惊｡

　　北大校园就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党中央的表态｡原先对大字报持观望态度及许多持反对意见的师生,迅速转变态度,支持七人大字报｡

　　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一些人,有的高喊:“不要盲从!”“在三个小时之内把中央广播电台的气焰压下!”截至23时45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到质问的电话58次,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北大打去的｡有些是在播送大字报过程中打的,质问编辑部:“谁让你们播这张大字报?”

　　对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进行过最后修改和定调的聂元梓,此时在哪里,听了会有什么感受呢?

　　此时,聂元梓刚从母亲住院治疗的协和医院出来,准备返回学校,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

　　聂元梓后来回忆说:

　　忽然听到街头的大喇叭响了,在“嘟嘟”地报过晚上8时以后,一个洪亮的男声响了起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个同志写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调,更显示出我们的大字报的气势｡我不由得驻足倾听……

　　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根本没有想到中央会作出这样惊人的决定｡

　　紧跟着广播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就大不一样了｡其火力之猛烈,上纲上线之高,当时的确是震聋发聩的｡

　　白天里总是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上,这时人已经不多了,但一簇簇的人们,都和我一样地停下脚步,认真地听着电台广播｡我们的大字报,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了!几天来围绕着这张大字报的是是非非带给我心头的压力,一扫而光｡而且,党中央对我们的大字报,评价是那样高,毫不含糊地为我们撑腰,支持我们对陆平等人的批判,我听了自然是非常兴奋｡但是,为什么党中央给了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我还没有十分理解｡正是华灯齐放的时候,我的眼前一片光明!

　　我就这样心情激动地赶回学校｡宋一秀他们正在到处找我｡我们都激动万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在反复地播送着我们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这一下子,学校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的毛主席下决心解决党内的问题了｡

　　一辆满载着在四川山区参加了“四清”工作的北大师生的专列,正行驶在返京途中｡他们在列车里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七人大字报的广播后,立即迸发出一片欢腾｡党团员骨干召开紧急碰头会,集体执笔撰文,支持七人大字报｡

　　6月4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了他们的电报内容:北大参加四川乐山专区“四清”的800多名师生,6月2日在返校途中的列车上,致电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决心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电报说:“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站在伟大革命运动最前列,坚决从黑帮分子手中夺回北大领导权,为迅速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而奋斗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京郊参加“四清”的北大教授季羡林的心情则非常平静｡他回忆说:“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一张大字报｡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没有形成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见雨点,与己无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怡然自得的情趣｡”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将党“一分为二”

　　那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批驳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说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声称“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文章甚至说:“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事实使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

　　文章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当时只知道有“三家村”和“三反”分子之类的广大群众:你们过去一贯尊崇､服从的党组织,是要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有的是假的､修正主义的“党”!当然,对领导者也要分析｡不要再盲从下去了,要造反!

　　文章将党“一分为二”:假的和真的——有人不是总强调“党的领导”吗,你们就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两个月后,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把党的“司令部”也分成了两个,其中一个是应该“炮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什么是唯一正确和应该服从的呢?

　　答案也在评论员文章中:“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8月5日,毛泽东给这篇文章加了一个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

　　毛泽东一直在考虑､寻找“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像过去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进攻那样,他要设法直接发动群众,由群众向“走资派”､向中央及地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进攻,由“天下大乱再到天下大治”｡

　　如今有了｡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提供了这个契机,它具备了上述条件｡

　　36年后,陆平认为:“‘文革’从北京大学点火是有社会和历史原因的……在一场以文化､思想领先的革命中,倘若没有北大的参与,或者说没有北大打头炮,这场革命很难在全国推展｡”他认为选择公布北大的这张大字报的原因,“一是它点了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名;一是它定性北大､北京市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向;再一个,北大有聂元梓一帮人做内应”｡

　　毛泽东对七人大字报,给予了高度评价｡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8月5日,毛泽东又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

　　对于这张大字报的实际作用,毛泽东以及康生､聂元梓,后来也都作了评价｡

　　毛泽东在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9月8日,康生接见来京串联的群众时说:“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8月2日,聂元梓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发言时说:“毛主席在全国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1967年元旦社论也作了评价:“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事先毫不知情

　　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对大字报的发表,事先毫不知情｡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次日(6月2日)下午,光美同志来到我们办公室｡她进门就问:‘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没有呀!’我答道｡她说:‘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我还以为这是中央开会定了的｡’我用常规的方法去推测｡”

　　岂止这张大字报和那篇评论员文章,就是6月1日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写作和发表,事先也没有告知他们｡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记述:这篇社论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

　　周恩来是从康生打来的电话中,才得知要广播七人大字报的｡

　　晚间听完广播后感到十分惊讶的陈毅,立即离家去问周恩来:“总理,政治局开会了?”“没有｡”“那是撞鬼了!中央台为什么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还说是什么‘革命’的大字报?把全国人民思想都搞乱了,都起来反对各级党的领导,究竟革谁的命?!中央台能负这个责任吗?”周恩来回答,他也是广播前不久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毛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决定今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李雪峰､郭影秋等人是在广播前几个小时得知的｡

　　李雪峰回忆:“我们正在开华北局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得匆忙,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的条子｡”

　郭影秋回忆:“当时,出席会议的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北大的校长陆平和一位副校长也在会场上｡李雪峰､吴德让我通知北大的陆平等人立即回校,说是要作好准备｡”

　　陆平回忆,当时他“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广播”?

　　当晚即率工作组进驻北大的张承先回忆:“6月1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傍晚到北京饭店向北京新市委书记吴德领取任务｡吴德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向全国广播北大大字报,广播后北大党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大工作组组长,并由你代行北大党委书记职务,要赶在广播前进驻北大,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七人大字报以后,北大广播了紧急通知,要校党委委员马上到临湖轩开会｡

　　李雪峰及国务院外办的张彦,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和市委的一些人,以及张承先等人,当晚都赶到北大,参加北大党委会议｡李雪峰与张彦讲了话｡李雪峰宣布从现在起,北大党委停止工作,派张承先率领的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北大工作｡

　　6月2日,《人民日报》下半版以通栏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副题《“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全文刊登了七人大字报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同日刊登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正如两军对战,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将消灭你｡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

　　6月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从而间接地告诉人们,彭真､刘仁被罢官了｡

　　同时报道,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撤销陆平､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在北大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宋硕的一切职务也被撤销｡

　　这些决定更鼓舞了造反者的斗志｡

　　6月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说:“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全校人心激动,一片欢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派扬眉吐气,左派队伍迅速扩大……首都各院校的积极支持,大壮无产阶级的革命声威｡‘保皇党’吓破了胆,他们已经陷入完全孤立地位｡”

　　清静幽雅的燕园成了喧闹的大庙会

　　北大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以陆平为首的原校党委展开了全面进攻｡

　　从6月1日至6日的六天内,校内贴出大字报5万余张｡

　　千万封声援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信件和电报,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进北大｡各地报纸也大量刊登声援文章｡《人民日报》4日刊登的工农兵和学生的文章有:《学习你们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我们工人阶级誓做你们的后盾》､《不许玷污北京大学》､《这一炮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等等｡

　　北京各高校纷纷来人到北大学习批判校党委的经验｡不仅是本市的学校､机关､企业的群众,甚至连外地的一些学生和工人,也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校园里人山人海,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达数万甚至更多｡北大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时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的戴维堤回忆说,“学生们都跑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后便向院党委开了火”｡

　　参加农村“四清”尚未结束的北大师生,全部奉命急速回校参加“文革”｡

　　6月4日,季羡林等人也奉命“立即返校,参加革命”｡他后来回忆说:

　　此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子｡我虽然心里也有点没底儿,有点嘀咕,我也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一次回家,却好像是走向一个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真好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据说从6月1日起,天天如此｡

　　陆平的日子当然更为难过……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每天能斗上48小时｡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短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主持批斗的人罗织罪名,信口开河｡此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点名角的戏一样｡

　　刚回到学校的周一良教授一到历史系所在的三院门口,就看见贴着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他说:“据说这两句话来头大,我当时只觉其庸俗,而且恶毒攻击知识分子,颇为反感｡以后这句名言竟发展成为什么‘王八多得腿碰腿’之类,益发令人恶心｡”

　　原哲学系学生周国平回忆,那时他在怀柔县农村搞“四清”,当时听到广播此大字报,“自然为之震惊”;“几天后,指导员宣布,接上级通知,北大学生立即返校,‘四清’的鉴定不作了,每个人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给自己作出鉴定”｡“从农村回到学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种火热的气氛之中了｡”“人们十分兴奋,三五成群热烈地议论着……保陆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聂元梓的一派则兴高采烈,四处演讲,向刚返校的听众介绍其光荣的战斗经历｡”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如果说前一阶段主要是听从本单位领导的指挥棒,去批判“三家村”和“三反”分子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人们开始按照当时中央报刊､电台广播的指向,自发地去“与人奋斗”了｡

　　各地青年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揪斗校党委或党支部成员,批判专家､学者､权威,批判“师道尊严”和教师……成千上万个“牛鬼蛇神”纷纷被揪了出来!不几日就使全国许多大､中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陷入瘫痪或基本瘫痪｡

　　作家陈光中写道,普通百姓往往把1966年6月2日当作“文革”的开始:从6月3日起,“北京市的大､中､小学陆续‘停课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革命’真的开始了”!

　　北京的大专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及一些教师,冲击各级组织｡造反高潮都是从6月1日晚的广播以后出现｡几十所大专院校和中专甚至中学都起来揪斗学校第一､二把手以及一些教师,大字报在各校如雪片般贴出,造反与“保卫校党委”的两派斗争激烈｡

　　清华大学在6月1日贴出700张大字报,批判校长蒋南翔｡2日,又有1万张大字报贴出,进行反批判｡原清华大学教师陶德坚回忆:“清华园内沸沸扬扬,大字报已不能被校党委控制,贴到了二校门这人来人往最热闹的地方,并且有大字报质疑清华党委是不是也有黑帮､黑线……”

　　造反运动不断扩大升级,一些学校甚至出现体罚和打人现象｡

　　许多大学掀起以批斗党组织负责人､校长甚至教师为对象的造反浪潮｡

　　造反浪潮波及全国其他城市的高校

　　再看看全国其他几个城市的高校,主要是七人大字报广播后至3日间的一些情况｡

　　上海｡2日至3日,同济､交大､复旦等高校,纷纷贴出大字报,揭发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持不同意见的多数人不同意贴这种大字报,双方发生争论｡

　　2日,上海科大出现了上海市第一张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交大贴出大字报,支援北大的“革命”｡华东师大发生“六三”事件:物理系11个学生贴出《姚力的居心何在?》的大字报,要揪党委中的黑帮;教育､外语､地理､历史等系相继贴出类似的大字报｡复旦大学2日召开声援大会,从4日开始,一批教授被揪,周予同､谈家桢､卢于道首当其冲｡上海师大从6月1日开始的半个月内,贴出大字报2.78万余张,被点名的党内外人员达685名,占教职员工总数的53%｡

　　武汉｡许多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北大的大字报｡2日,武汉水电学院学生游华生贴出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对运动缺乏热情;华中工学院流传:北大有鬼,我院也有鬼｡

　　杭州｡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2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针对校党委｡

　　哈尔滨｡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倪美生回忆,哈尔滨师范学院的“造反派贴领导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像潮水般涌来……心中虽是不服,又没有底,茫茫何处是彼岸”?

　　沈阳｡2日及其以后,东北工学院､辽宁大学等院校部分人贴出反党委的大字报｡3日,辽宁大学出现要赶走一个副校长的大字报｡

　　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学生连夜贴出大字报,锋芒指向校党委｡2日,吉林师大､吉林工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吉林工业大学等院校,贴出一批矛头指向市委､校党委的大字报,师大贴出《为什么》､《心里没有鬼怕什么》,工业大学贴出《此令从何而来》等大字报｡

　　合肥｡大专院校､中学掀起贴大字报高潮｡安徽大学教师巫宁坤回忆:“几乎一夜之间,校园变成了一座用竹杆和芦席搭起来的迷宫,芦席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肆意攻击校党委抛出的四个靶子,也不放过其他中老年教师｡”

　　广州｡华南师范学院学生要求停课闹革命｡该校学生刘生龙回忆:“全国的学生动起来了,广州的学生动起来了,华师的学生动起来了,再不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我在当天(2日)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的:‘北大七位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全学院的学生,晚上,大家都不学习,人声鼎沸,一致要求停课闹革命!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停课大搞文化大革命!》……第二天,数学系首先宣布停课两周搞运动｡”

　　时任中山大学化学系主任的龙康侯教授记述:“运动形势发展之快,有如急风骤雨｡”“6月初的一天,张顺南通知我参加党总支的紧急会议｡我去了,张批评我说:‘系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来看一看｡’我听了以后发呆,不知怎么一回事｡后来晓得是学生闹起来了,在膳堂,在党委会门口贴了炮轰党委的大字报,和政治辅导员也冲(突)起来了,有的还提出要上街游行｡”

　　3日,广州高校学生自发冒雨上街游行,欢呼庆祝北京市委的改组｡当晚有些学生还要求《南方日报》报道此次游行活动,被拒绝｡

　　不仅大学如此,中学也沸腾了,许多中学生也卷入了造反潮｡

　　各界人士的震惊

　　先听听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回忆｡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6月1日以后,北京的大字报多极了,铺天盖地｡我们没有时间看,让秘书分头去看,他们也看不过来,也看不完｡我们完全是仓促上阵,对聂元梓反对彭真的由来不甚了了,对北京各大学､中学的情况也不甚了解｡”“怎么跟得上毛主席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大家(指市委)共同一点,都认为毛主席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比历次运动都猛｡”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师提意见,对老师讲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由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大大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当时在医院住院治病,他回忆:“在广播中听了聂元梓这张大字报后,我感到运动中如果如此否定党委,将会出问题,因此很本能地说了一句‘我不赞成这张大字报’｡我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我反对‘文革’的‘罪证’之一｡”“上海各大专院校也纷纷仿效,出现了动乱局面……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泛滥起来｡”

　　再听听党外人士程思远及几位文教界人士的回忆｡

　　李宗仁与程思远､黄琪翔､郭秀仪､刘斐和陈此生等,5月7日离京,到江浙一带旅游,统战部负责人宋方和尹冰彦同行｡李宗仁一行此时正在上海｡李宗仁看过1日､2日的《人民日报》,感到政治气候有点异样,特在锦江饭店邀集同行人员举行一次座谈会,谈谈报上所称“文化大革命”问题｡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结果｡

　　程思远回忆:“我问一位中共党内的负责人,‘三家村’是指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从这时候开始,黄绍竑､黄琪翔的面部表情都有点不很自在,因为他们对国内政治运动都富有经验,对报纸上出现的报道和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感到一场灾难又将到来了｡”

　　在桂林郊区搞“四清”的红旗杂志社的一批人,奉命回京｡他们在列车上听了七人大字报的广播｡林文山(牧惠)回忆说,听完后,感到车厢内“顿时气氛就有些不同”｡

　　经历过往昔运动的人,当然是不敢大意的,思考问题也是谨小慎微的｡听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所说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山东某中学副校长王火就思考:“这指的是谁呢?好像指的人物比彭真更大……但不敢乱想,马上刹车｡造党委的反,对吗?不对!《人民日报》敢这样干?可是经过1957年‘反右’以后,头脑里党员不可反,反领导就是反党等观念根深蒂固,怎么能胡思乱想呢?也马上停止思索,使自己‘规矩’起来｡”

　　再了解一下几位青年当时的感受｡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戴维堤回忆:“不知为什么,全国像洒上了汽油的一堆干柴,忽地一下燃烧了起来｡”

　　正在农村搞“四清”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6月2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广播云:北大七个哲学系的人贴出了一张声讨该校党委书记及副书记的大字报,看来,这一次‘革命’远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场斗争又将席卷整个文教界,八年前‘反右’斗争的声势又将重现了,高校已出现停课现象,中等学校也是如此,也许这将牵涉到更广的面,谁能估计到下一步将再发生什么事｡”

　　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则在4日的日记中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但仅仅依靠七人大字报这个火种,要将火焰维持下去并扩散开来,显然是不够的｡

　　传媒的大力宣传,把造反之火煽得越来越旺

　　随后几天,《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以及《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社论,使造反之火烧得更旺｡

　　《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大量批判文章和工农兵及学生们的来信｡

　　这些文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看看文章的题目,就知其内容了:《再接再厉乘胜追击》､《谁要反党就坚决打垮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敢想敢说敢斗敢拼》､《向资产阶级“权威”开火》､《反党分子的野心永远不得逞》､《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他》､《资产阶级“权威”是不折不扣修正主义分子》､《揭穿“权威”的罪恶用心》……

　　《人民日报》6月1日后发表的六篇社论,当月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成了人们的学习文件｡

　　传媒的大力宣传,把造反之火煽得越来越旺｡正如陈丕显所说:“《人民日报》不断推出社论､报道文章,不断鼓动学生起来造反｡顿时,北京各大专院校闹翻了天,乱成一锅粥｡上海各大专院校也纷纷仿效,出现了动乱局面｡”

　　5月31日晚,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他采取的行动,远远超出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的原定任务,以及中央关于“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的规定｡他采取了两项行动:一是夺权｡陈伯达事后也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邓小平当日下午3时半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上,大声宣布要吴冷西振作起来抓工作的决定,几小时后就被陈伯达抛到了一边｡陈伯达进驻后立即宣布副总编辑以上干部靠边站｡二是刊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等重要文章,事先不交中央一线领导审阅……

　　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李庄,1999年在他的回忆录《难得清醒》中写道:“陈伯达早把班子､文章准备好了……陈伯达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作为《人民日报》6月2日社论｡”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写道:“《人民日报》从6月1日开始,接连五天发表了六篇事先准备好的社论｡”5月25日晚,李雪峰邀陈伯达同去北大,陈表示他不能去,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这个时候他改的,会不会是准备在进驻人民日报社以后发表用的社论呢?

　　《人民日报》从此也一改毛泽东曾经声称“《人民日报》我不看”､备受冷落的局面,成为“文革”舆论导向的主力,在后来的“两报一刊”中,坐上第一把交椅｡

　　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面对北京及其他各地突然冒出来的造反烈火,猝不及防｡

　　七人大字报广播以后的当晚,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就在一起议论了大字报｡陈云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加强党对北大和各大专院校的领导,要防止连锁反应,好像北大出了问题了,其他学校也必然有问题,如果都乱了那就坏了｡”他们讨论了派工作组的问题｡

　　刘少奇对这张大字报的认识,远远没达到毛泽东那样的水平｡直到8月18日,他在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时,还对伍修权说,自己把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党史博览 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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