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不是改变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会议
(一)
首先,在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都存在阶级属性完全不同的左和右的立场问题,例如:中国国民党内部存在坚持孙中山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左派,而与其对立的是反共反人民的右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所谓的极左和右倾,今天看来都属于方法问题,都没有试图改变共产党的本质,那就是以“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大于天”以表现形式的权利实现形式,体现着当时共产党员的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无私精神和公正精神。当时的“左”,它错在哪儿了呢?就是照抄照搬,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脑筋,只唯苏军经验是从,一心仰慕什么正规化的作战,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说成是什么“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和右倾,一味模仿苏联的先进经验,结果导致的就是惨败。
今天,中国人民是不会有机会看看当年共产党的右倾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现在有人看了这个名词不自在啊!他们对于“左”津津乐道,狠不得将左在地球上彻底消除,而一见到右这个词,又变的患得患失,为什么?那是因为让他们从一些普通人成为中国人民主宰者的革命不是右派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将他们于1978年强行实行至今的政策作一分析,那正是1921年诞生的共产党一心想灭除的政策,所以,他们经管心里一心想着右,又怕被人们看出他们革命目的竟然如此不纯洁,以至造成执政合法性的危机,所以,见到右,真是既喜在心上又担惊骇怕——,
当时党内的右倾,和今天的右在性质有什么完全不同?就是分配制度上绝然不同,就说陈独秀的右吧,也不过是错误地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还不成熟,先让国民党放手干,共产党敲敲边鼓就是了,从来没有做出决议说让我们的共产党员们先富起来,那时先富起来也非常容易,无非是背叛革命投降大地主阶级就是了。所以,陈独秀只算个犯了方法错误的人,绝没有犯本质错误。显而易见,改变分配制度的右就是背叛革命,如果反过来绞杀那些坚持原来分配原则,也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那更是可恶之极,天理难容。
前面说了,整个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包括红军时期)的官兵一致同甘苦,体现出的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共产党历史上的左倾和右倾者都没有在这个分配原则上嘀嘀咕咕,那么,被作为共产党的民主示范的遵义会议而推举到今天来教育广大中国人民的又是怎样的情形呢?看看《长征》,谁见过那些元勋们私下交流对分配制度不瞒呢?并以此为由说谁是极左呢?提出过对分配原则进行“改革”吗?没有。相反,他们是对那些将别人成功经验当作教条照搬过来者不满,他们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革命实践,他们没有向蒋介石集团投降,没有纵容那个人写出个“人生的路啊为何这样漫长”以开启批判共产党员执行的分配原则的浪潮。所以,正是这个分配原则和忠实执行这个原则的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们的行为,激励了无数的穷苦人跟定了共产党,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献给了共产党,也就是以献给革命事业为表现形式,表明了他们对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共产党的支持,要不然他们是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最宝贵的东西献出来的。
今天,我们看惯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功臣们的丰功伟绩,。可是,谁还提那些献出了无数生命的人民群众?好像这个江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们打下来的。这是话外题,不提也罢。
解放战争时期是如此,毛泽东时代也是如此,都没有背离共产主义分配原则。
(二)
延安时期也是如此,以西安事变为契机,我党经过充分讨论做出了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战统一战线的决议。可是谁能回答一直盘旋我脑海里的一个疑问:在做出与国民党合作决议的同时,做出过放弃我党一贯遵循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决议了吗?
显然,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管我党多么机动灵活地处理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可是,在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内部,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两个重要原则的:一是政治上的官兵一致和分配上的共产主义原则;二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如陈独秀、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如李立三、王明,以及以毛主席为首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共产党人们,都没有在“政治上的官兵一致和分配上的共产主义原则”问题上搞什么“实事求是”的改革,就是没有搞让一部分官员们先富起来,这是当时共产党各种路线代表共同维护的基本原则,相信也是他们都共同拥有的忠贞不渝的信念所不齿的。
看了电视剧《长征》既受到巨大鼓舞,也产生了一些疑惑,就是电视剧《长征》在再现长征时期遵义会议毛主席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一史实中,遗忘了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史实,就是,毛主席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首先应该是广大的基层红军指战员强烈呼吁的结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这句歌词最形象的交代了当时基层红军指战员的心声,而且这也是当时的历史事实,这方面有许多长征亲历者访问者的回忆录作证,因为,整个中央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是在井岗山时期在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领导下一个胜仗又一个胜仗打出来的,红军的基本建制也是在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领导时期形成的,
广大基层指挥员是在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领导时期成长起来的。后来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上海来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只是个别人(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一来就剥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因为他们都掌握了一大套一大套经典理论啊,也不管自己是不是生吞活剥,反正眼睛里只有强(苏军)的东西就以为自己也强了(当然共产国际也支持他们)——左倾,这点和今天的有些人很相似,只不过今天的他们头转向了西(国际垄断资本支持他们)——极右,看到了西方的强就以为自己也强了。昨天的左倾和今天的极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一致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结果都把事情弄砸了。
应该指出电视剧《长征》在表现基层红军指战员的心声方面是有笔误的,因为它几乎没有在这方面给予必要的交代。仅有的描写是那个作为基层红军指战员代表人物的周团长,可是让人看起来有点孤零零的,难有代表性,也且在错误路线下只知忍气吞声,《长征》似乎有意在回避广大基层红军指战员在毛主席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时发挥的民主作用。
所以,《长征》就给现在的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毛主席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只是领导集团的事情,这是一;
第二,《长征》没有交代当时的领导集体首先是对共产主义忠贞不渝的领导集体,是和信仰精英主义的国民党发动派截然不同的领导集体,是坚持官兵一致和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领导集体,是不畏艰险不怕强权不怕牺牲敢于牺牲的领导集体,是坚决反对阶级剥削反对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领导集体,所以,遵义会议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共产主义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最完美的体现,不是追求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民主,可是,《长征》好像只注意了表现领导集团对毛泽东的推举之功,几乎没有交代这种民主是建立在什么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以及它和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但是没有交代不等于它不存在,它是史实,也是那段历史的政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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