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199005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一
1927年大革命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10年的土地革命战争。这是一场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阶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革命时期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的继续和深化。与此同时，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从事了近10年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企图在不涉及旧中国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前提下的改良主义运动。
显然，这是两条虽然都着眼于农村，但却泾渭分明的中国社会改造道路。
1933年，梁漱溟在他写的《乡村学须知》这本小册子中，阐述了乡村建设运动同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革命的区别。他认为，乡村建设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共产党所做的则是消极性的、破坏性的。在乡村需要积极的团结和合作的时候，共产党却在农村划分阶级、造成互相斗争的状态。梁还谈到，他同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改造上的根本分歧，源于“我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解释与估量与他们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就在于盲从了不合中国实际的外国理论(即马克思主义)。
1937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的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拥护的，为“以同仇敌忾而得见国家统一”的局面而感到高兴。不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理解和认识却有特定的角度。
梁漱溟认为，北伐以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这其中自然包括他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而共产党从1927年至1937年所从事的土地革命，是“劳而无功”，是“政治上的失败，政治路线错误”。由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是，他又担心，“此转变是否靠得住?”于是，1938年1月5日至25日，梁漱溟在延安访问了三个星期，着意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并就国家进一步的统一与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
在考察和交谈中，梁漱溟特别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延安的人们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蓬勃进取的精神风尚和平等民主的生活方式；二是中国共产党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
但是，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共产党的“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注：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第144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虽然，这是个老话题。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切改良主义者不理解乃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就梁漱溟而言，他在1938年就这一问题同中国共产党再度“交换意见”，是因为在他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仅是结束内战，促进国家统一的绝好时机，也是使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放弃阶级革命转向改良道路的一个机会。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自然使他觉得中国共产党“根本上没有变”。
更重要的是，梁漱溟的政治主张，不仅来源于他对时势的看法，更深深地出自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征的研究结论。因此，为了求得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他的主张的了解，来延安时，他特地携带了他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以及几本小册子，送给了毛泽东。《乡村建设理论》分上下两部。上部谈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怎样看待近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下部则围绕他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张，阐述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最后，还有一个附录：《我们的两大难处》，谈及他们一班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所遇到的矛盾和危机。
梁漱溟这部著作的结构意图很明显，即要解决中国问题，首先要认清中国社会的特征；他把这部著作送给毛泽东的意思也很明显，即改良主义同革命道路的分歧，来自对中国社会特征的不同看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的办法到中国来用”（注：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第138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这样，毛泽东和梁漱溟便开始一场关于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以及中西方社会文化关系的争论。
二
据梁漱溟回忆，他在延安时，毛泽东共会见他八次，除两次是设宴招待和送行一般应酬外，其余六次会见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有两次还是从头天下午6点到第二天清晨的长谈。其中第二次长谈便是围绕《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些观点展开的。
毛泽东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总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革命。他指出，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毛泽东还对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进行了分析，并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梁漱溟不同意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根据以上分析，梁漱溟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或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它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
毛泽东强调，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他认为梁漱溟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漱溟则认为毛泽东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在这次长谈中，两人各持已见，谁也没说服谁。
三
毛泽东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留下了1500字的批注。在这些批注中，毛泽东针对梁漱溟的观点，对中国社会文化及其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异同关系进了具体分析。从批注来看，毛泽东同梁漱溟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形成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的根本基础是什么?是生活方式还是经济基础?
中西方社会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人际关系诸方面，有明显不同。五四以来思想界谈论较多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中西方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认为西方社会文化是“个人本位”，“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伦理关系发达的中国社会反是。”那么，这种差异从何而来?梁漱溟认为，来自人们的生活方式：“大家知道西洋近代个人主义抬头，自由主义盛行。他们为何而如此?这全从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不过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的集团是民族国家。”团体生活必然引伸出个人权益和集团利益的关注和追求的问题。而“象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我们都是没有的。”于是，“所有这些问题或主义，在中国旧社会里的人，都是不能了解的。因为他根本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这两端俱非他所有，他所有的恰好是中间一回事，那就是伦理关系。”集团生活导致个人主义，家庭生活导致伦理关系。中西方社会文化的这一差异在中古时代就开始了。
毛泽东也承认中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他不认为生活方式是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也不认为这种差异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在对上述几段话的批注中，毛泽东说：“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要有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反过来说，“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因为当时西方正处于农业经济的发展阶段。确立人类社会发展不同社会形态及其文化特征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中西方社会文化在近代以前的演变，都是根基于大体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特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再进一步，西方近代社会出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抬头，从何而来?是否因“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如宗教教会、民族国家。毛泽东的批注是：“?，否!从资本主义而来”。毛泽东认为，与此相应，中国社会文化之所以没有出现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潮，并不简单因为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而无从反映个人问题，也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存在过西方中古的宗教和现在的民族国家意识，从而难以出现个人的“反动”，关键在于中国仍然是“农业经济”，是“封建国家”。因此，如果说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确实存在着梁漱溟说的“个人本位的社会”和“伦理本位的社会”的差异的话，那么，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基础，在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这些都是资本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结果”，“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是介于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的话，那么，它的含义不是什么“伦理关系”，而“是家庭农业经济，是小团体主义、地方主义”；再进一步说，如果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更多的张扬个人主义，并且又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强调群体合作，那么，中国社会文化的特征“当然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所谓中间形态。”
第二，怎样认识传统的“伦理关系”，中国社会文化有没有阶级关系?
梁漱溟为了说明中国社会文化的“伦理关系”特征及其令人神往的相亲相善的和睦气氛，具体分析了传统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结构等方面的特征。毛泽东针锋相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是“伦理本位的经济”。具体说来：“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论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由此，梁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
毛泽东在批注中鲜明地指出：“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因此，所谓“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经济”；所谓“共产”的特征，“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
(2)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特征是：“但有君臣间、贫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理想要求，更无其他。”
对此，毛泽东的批注是：“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者则作到极不好处。”由此看来，这种所谓“伦理政治”，本质上就是“封建政治”，而且“罪恶多端”。
(3)梁漱溟为“伦理关系”下的定义是“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这种义务关系铸就了人们的极其高尚的人生观，“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
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农民为地主而存在，臣为君、妻为夫而存在，并无所谓地主为农民、君为臣、夫为妻而存在。”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显然，毛泽东和梁漱溟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歧，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存不存在着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
梁漱溟的论述，都是要说明没有阶级。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存在着“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梁甚至认为，西方人多把钱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认为钱是让大家化的，钱多用在消费上”。由此，中国社会的构成，只是社会职业分工不同而已。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化。”阶级对立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第三，怎样看待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突，中国社会摆脱危机的途径是什么?
近代中国的崩溃，直观看来是由于帝国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这一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看法是一致的。梁漱溟说：“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呢?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的地步”。毛泽东在这几段话旁的批注是：“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这是对的。”“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社会问题大过个人问题”。“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
崩溃来自中国社会文化固有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又和外患交合在一起，这就引出中国社会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危机和中西方社会文化的高下比较这两个问题。对此，毛泽东和梁漱溟的分歧在于：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文化失调，归根结底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没有’”。具体说来，“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亦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
毛泽东在对这几段话的批注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针对梁漱溟所说的政治无办法在于没有“唯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提出这样的疑问：“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治分裂?”并指出所谓“政治一断……直乱到今天”的说法，是“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根本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
但梁漱溟不这样认为。他在书中说，“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由此，梁漱溟的思路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近代中国的崩溃关键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失调，但这里说的社会文化只是指政治的断裂和分裂，而不包括思想制度这些无可置疑更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中国文化原本“甚高”，并且与西方文化是“两样”，甚高而两样的文化相撞，才使“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这样，近代中国崩溃的最终原因，似乎又不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了。
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评价，显然是脱离了社会文化形态发展的阶段性、时代性。他对梁漱溟上述几段话批注道：“中国社会组织历久不变原因在他又好(妥当调和性)又高这是不对的。”从中国社会文化以及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演变来看，其历史总是不断进步，一层高于一层，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碰撞及其中国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
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分析评价，体现了改良者的思想。按这种思想，摆脱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就是梁所说的：“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具体说来，“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借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漫漫地求进步”。进一步说，“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凡此改良之说，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还有很多。
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民族民主革命。针对梁漱溟几十年中国之运动不是革命一说，毛泽东批注说：“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不是革命吗?”“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一点一切皆非。此点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又说，要抵制西方的侵入，“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
四
毛泽东和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认识和争论，归根到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这两种历史观、文化观的碰撞而产生的分歧。
梁漱溟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归纳起来，无非是这样四点：(1)中国秦汉以来历史演变只有治乱相循而没有革命；(2)中国社会结构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而没有阶级；(3)近百年中国的种种运动，包括共产党的革命，都是从外引发而非内部自发；(4)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上为政权统一，在下为乡村建设。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认识是错误的。梁漱溟在1952年写的《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中也承认，“我的错误，实错在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具体说来，错就错在脱离乃至明确否定阶级关系，脱离乃至否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文化演变的根本动力和标志，由此便无法把握中国社会文化的要害。
毛泽东的批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虽三言两语，却切中要害，其思路也是明晰的。这就是：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根基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文化形态必然反映出相应的阶级关系中西方社会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冲突，固然体现了两种社会文化形态类型的差异，但本质上是处于低级形态的封建社会同处于高级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从事更高阶段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固然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原理得出的认识，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就忽略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最看重中国问题特殊性的革命家，是善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为了弄清中国的国情，他一向重视和亲自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光辉著作。两年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造，首先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而不是首先搞社会主义，更是立足于对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的分析。由于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毛泽东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引出的结论自然不同于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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