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计划生育

毛泽东与计划生育

    

    摘要：中国人口骤增数亿，主要原因并不是毛泽东批马寅初。毛泽东是赞成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并且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人。他关于计划生育的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他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提出、实施，都起到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长期以来，在有关中国人口的问题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建国后前30年我国人口之所以骤增数亿，主要原因就是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错批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的说法，就很具有代表性。
    笔者根据现已发表的有关文献资料，经过分析和探讨，认为这种观点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妨碍了人们对中国人口增长问题的正确认识，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事实上，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思想是相当丰富而精彩的，他对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提出和实施，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奠基性的作用。
    一、毛泽东计划生育思想的提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人口空前膨胀，中国也是如此。从世界人口增长规律来看，往往在战争结束以后，都会出现一个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再生产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势头。一方面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旧中国长期黑暗统治造成“一穷二白” 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相对落后的生产力难以承受人口迅速膨胀的压力，使国家在安排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都遇到很大困难。因此，节制生育的问题开始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
    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1950年，新中国政务院政务委员、有“和平老人” 之称的邵力子就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1954年9月，邵力子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要节制生育和传播避孕知识。同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发言。无疑，这个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当时最高领导层的认同态度。
    另一位对新中国人口问题高度关注的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他根据 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和他连续三年在浙江老家调查得到的大量材料，通过分析和研究，认为我国的人口增殖率（约20‰）己大大高于资金积累率，这样下去势必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控制人口增长。1955年7月，已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马寅初，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提出了他的人口控制理论。1957年6月，马寅初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再次作了书面发言，阐述他的人口控制理论。7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整版刊登了他的发言，标题就是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新人口论》。《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是：（一）我国人口增殖速度远远高于资金积累速度。（二）要加速积累资金。（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四）从工业原料、促进科学研究以及粮食等方面考虑，主张非控制人口不可。（五）建议国家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制定人口政策；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民科学知识水平；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对生育要有具体干预措施，等等。
    建国初期严峻的人口状况，同样也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注意，他们开始在不同场合先后提出了节制生育、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
    从现有资料看，在中央领导人中，最早提出节育主张的是邓小平。1953年8月，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敏锐地感到节育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针对当时卫生部未经认真研究就草率地采取反对节育的政策，他指出，应立即纠正禁止避孕药和用具进口的做法。在他的敦促下，卫生部于1954年7月修订下发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专门就节制生育问题召开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并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他说：“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他还指出：节育问题除口头宣传之外，可先搞一个党内指示，在党刊上发表，统一党内思想。
    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干部会议上作《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报告，其中指出：“要在我们干部中间提倡邵老提议的节育的办法。”1956年9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又指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
    1957年9月20日，陈云副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个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节制生育的措施，要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见效。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抓这件事情。”
    那么，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主要决策者的毛泽东，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节育” 这个问题，并进而提出计划生育思想的呢？从目前己公开发表的材料看，毛泽东最早提出节育和计划生育的思想，是1956年10月12日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他指出：“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1200万到1500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毛泽东的这段话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提倡节育；二是提倡家庭有计划的生育，家庭的生育计划应该同国家的生产计划相配合；三是人类应该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再生产。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节育与计划生育的内涵是有所区别的。所谓节育，是指夫妻采用各种避孕方法节制生育，是计划生育的重要措施之一。所谓计划生育，则是指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根据我国80年代宪法的解释，计划生育是指按照实际情况，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有些地区以外，提倡晚婚和节制生育，采用科学方法，有计划地安排生育。毛泽东在这段话里，不仅赞同提倡节育的做法，而且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可以说，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提出计划生育思想的第一人。
    稍后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要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在3月1日的会上，针对马寅初关于人口控制理论的演讲，他说：“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十分庄重而严肃的重要会议上，已经正式提出了计划生育的主张。
    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就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不仅说明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也说明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我国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相对于当时整个国际社会还普遍未对世界人口膨胀作出快速反应的状况，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二、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在研究毛泽东计划生育思想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让人颇为困惑的现象，即毛泽东的论述中出现过一些前后似乎矛盾的提法。不承认或回避这个现象，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客观地、科学地去分析，才能使人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第一，应从战略角度认识和理解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思想，是从战略意义上讲的，它不同于我们通常讲的计划生育政策。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既不是就人口论人口，也不涉及某种计划生育的具体模式；因此，不能片面地把它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有计划地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正如毛泽东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在这里，毛泽东的基调是控制人日增长，但是他同时又认为，计划生育并不等于减少人口，而是主张有时多生一点，有时少生一点，这样有计划地生育，波浪式地增长。
    在毛泽东看来，正如社会生产必须做到计划化一样，有计划地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即计划生育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实现计划生育，节育、避孕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计划生育、节育和避孕，这些都是要长期提倡和坚持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而对我国某地某时的人口究竟是多是少，是否需要控制增长，以及我国人口达到多少是控制限度等等问题，毛泽东认为它们是随着当时当地的人口多少、人口增殖率、群众的接受程度和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粮食供应情况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在人口多、生产力发展速度较慢、粮食短缺的地区，人口出生率可降低一点；在生产力发展速度较快的时候，人口出生率可再提高一些。
    对于这一思想，毛泽东曾有多次表述。在1957年2月27日至3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他一方面提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一方面又在会议结束语的提纲中写到：“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一边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一边又说：“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1958年7月9日，毛泽东同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别等民主人士谈话，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他一面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在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一面又讲：“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归纳以上毛泽东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战略大局上，毛泽东是主张计划生育的；但是在具体政策措施上，譬如人口控制数量究竟是六亿合适还是八亿合适，他心里又确实没有定数，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前后不相协调的提法。
    第二，应从当时中国特定的环境来分析和理解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中国拥有丰厚的人口资源，这是历史形成的。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快速发展经济这一难题，也是历史造成的。人口众多，给国家的发展造成巨大压力，而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优势。这一点，毛泽东已经看到了，如他在1957年2月14日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指出的：“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他比较多地强调人多的优势一面。这在物质基础和科技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确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对于人多的优势一面，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就有论述。他在1949年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两段话从人的主观能动件上说明了人多的好处。中国进人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毛泽东看来，建设速度问题是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由于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工业化程度都很低，要想在短时间内提高生产总量，就必须增加劳动总量和提高劳动效率。这样，就造成了对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依赖。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3月23日，他又在成都会议上陶鲁布发言时插话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难叫农民节育……”之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又发表了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不难看出，在这里毛泽东不是从整个人口政策角度讲的，而是从人在生产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方面强调了人多的优势一面。
    第三，应从思想发展变化的全过程来看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前面讲到，毛泽东是计划生育思想的决策者和奠基人之一。但是，他关于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思想，井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也出现过起伏和曲折，产生过片面性。大体上说，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以前，他是积极主张实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方法和步骤作了指示，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维护，四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 他还在讲话中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13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有三个特点：其一，强调实施计划生育；其二，指出计划生育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其三，计划生育在不同地区要有不同政策。这些宝贵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80年代中国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奠定了政策性基础。
    1958年后，是毛泽东人口思想起伏最大的时期。为了依靠群众运动取得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他突出强调人多热气高、力量大，忽视了人口迅速增长的负面作用，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偏差。
    进入60年代，“大跃进” 的严重挫折和人口反弹造成的巨大压力，又促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新强调计划生育工作。1960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列出了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条款，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1961年9月22日，周恩来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和工业区，采取节制生育，看来是有效的。节育方针应该继续下去，节育的意义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还有精神方面。1963年9月16日至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城市人口增长指标。1964年1月15日，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兼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65年8月20日，毛泽东接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时说：“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还说：“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同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计划生育的重点应当转向农村。这些情况表明，在党中央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正在走入正轨，进入大规模的实施阶段。
    遗憾的是，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这个时期，虽然毛泽东的节制生育思想没有动摇，但是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失去了实施的条件和环境。国务院许多机构都被撤销。1968年11月，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被取消，全部工作人员都被下放到“五七” 干校劳动锻炼，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机构也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因此，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无秩序的生育高峰。
    70年代初期，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开始重新走上正轨。这时，国内人口的总数达到八亿左右（如上述，这是毛泽东曾设想的最佳人口总量的预期目标），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们对人口膨胀的副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整个社会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程度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至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强调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1970年12月18日，他在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到节育问题时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45岁了，只好算了。” 因此指出：“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197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 1975年1月，他还提出：“人口非控制不行。”
    以上事实说明，只有从战略角度、从发展的角度、从当时国际国内的环境来认识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论述，才能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节育和计划生育思想。
    三、我国人口骤增的原因
    首先，应该看到，我国的人口膨胀脱离不了世界人口膨胀这个大环境。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世界人口空前膨胀的时代，西方学界称之为“人口爆炸” 的时代。而当时整个国际社会对此却没有作出迅速反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国才陆续开始采取控制措施。尤其是在占世界人口 3／4的发展中地区，如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巴西等国家，都在经历了经济和科技文化落后条件下的人口持续高增长所造成的痛苦之后，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从70年代起，毅然放弃了传统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改为采取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新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从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采取坚定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客观上是顺应世界控制人口的时代潮流的。此前，我国的人口骤增，也是世界大潮的一部分。
    其次，应该看到，即便是50年代就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如果客观条件不成熟，仍然达不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比如印度，1952年开始实行节制生育政策，是世界上宣布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最早的国家，但至今仍未控制住人口高增长的势头。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印度长期封建割据而遗留下来的种姓林立、语种繁多、宗教纷争、大家族制等，造成政令难以贯彻执行；第二，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造成多生育、多生男的风俗习惯；第三，印度政府虽然建立了一些与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机构，并拨有一定数量的资金从事计划生育工作，还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带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等，但仍然力度不够。因此，要有效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主客观条件缺一不可，片面强调哪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
    同样，我国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未能有效推行节育和计划生育政策，也离不开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从我国人口状况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的高增长虽然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提出了节育和计划生育的主张，但由于当时全社会对节育和计划生育的认识非常有限，特别是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推行节育和计划生育工作极其困难。分析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几千年封建旧思想的残余根深蒂固，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人们就忙着娶妻生子。第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视为我国的优势，是值得自豪的事。中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如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以人口增长作为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农村，人们仍然把增加劳动力作为提高生产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许多人从心底里对节育和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些原因客观上给我国五六十年代节育和计划生育的推行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也许正因如此，毛泽东在节育和计划生育问题上特别强调要尊重群众的意愿，要考虑群众的接受程度。他再三指出：计划生育先要多宣传，多教育，再进行试点和逐步推广，通过几年努力，然后全面铺开；计划生育要注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和人少的地方暂时不要搞。“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有人一味指责毛泽东不早搞计划生育，殊不知五六十年代的主客观条件完全不同于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能办得到、行得通的事情，在五六十年代就不一定办得到、行得通。如果群众认识不到或接受不了的事情，即便是用行政力量强行推广，恐怕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当时陈云副总理也强调，提倡节制生育，要根据国情，注意宣传教育，尊重群众意愿。他说：“在中国社会里，节育不大好讲，不但女同志怕羞，男同志也伯羞，不好意思去买避孕工具。所以，要广泛宣传，使大家不以为羞。”
    第三，把建国后我国人口骤增数亿的主要原因，完全归结为毛泽东错批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是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说，我国人口骤增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期间我国人口出生处于两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53年到1957年。从战后人口增长规律看，由于建国后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恢复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使人口出生率大增，死亡率下降，形成了第一次生育高峰。这次人口生育高峰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是从1962年到1972年。这次生育高峰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自然灾害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人口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和死亡率的提高，使人口出生率从1962年下半年起发生强烈反弹，一些在困难时期推迟结婚或推迟生育的夫妇补偿性地加强了生育行为。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人口出生处于无政府状态，再次出现生育高峰。
    再来看毛泽东计划生育思想的发展变化同这两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出现，两者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一，在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 期间，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曾一度放松，错批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就发生在这个时期。1958年5月4日，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在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大会上讲话时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5月5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又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报告指出：“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从此，在北大以至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马寅初的运动。1959年在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康生的直接插手下，对马寅初的批判又一次升级，从学术领域扩大到理论界乃至一切领域。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毛泽东直接批评或授意陈伯达、康生批评马寅初的史料。按理说，这一时期的人口出生率应该有所增加，但是实际情况相反，这段时间我国人口出生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大幅度下降。据有关专家统计，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4.03‰下降到1961年的18.02‰。其原因除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带来的结果之外，还有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搞人海战术，将大批农民抽出去修水库等等，人为造成夫妻分居。其二，在1962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即我国人口第二次生育高峰时期。由于“大跃进”失败的教训和人口反弹造成的压力，使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开始复苏。这一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实施计划生育做了大量工作，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但由于当时社会上对计划生育认识的局限性，以及我们对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到来认识不足，造成计划生育工作实施力度不够，只在一些大中城镇进行，未在人口占多数的广大农村进行。这一时期，虽然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开始重新认识，但是并未能阻止或推迟我国人口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到来。其三，“文化大革命” 时期，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尽可能加大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性转折就产生于这一时期。但由于国家的正常秩序被破坏，计划生育工作失去了实施环境，我国人口继续呈现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势头。由此可见，毛泽东计划生育思想的发展变化对两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形成没有直接影响。
    通过回顾毛泽东在建国后不同时期有关节育和计划生育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认识：毛泽东是赞成控制人口的，在实践中也积极主张和实施计划生育，他对计划生育工作想得很深，考虑也很细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客观情况和主观认识的一些变化，曾使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工作一度有所放松，但是，纵观全局，应该说毛泽东最终还是计划生育主张的坚定支持者。正是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步入了大规模实施的历史阶段。因此，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的说法，是一种对社会舆论的误导，不利于人们全面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把握新中国人口一度迅猛增长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