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

谁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

    

    近年来，少数公开发表的研究历史事件的文章，严重违背史实并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例如，有一篇文章在谈到谁是炸死张作霖的元凶，谁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时，就出现了严重的偏颇，令人不能接受。
                            苏联间谍炸死了张作霖吗？
    文章在谈及时为北京军政府掌门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之死因时，在其文中这样杜撰道：
    “美国如是，苏联更无道义可言。苏联最大的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那么如何化解来自东方即来自日本的压力呢？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挽救苏联。炸死张作霖的柳条沟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
    读了这段论述，感到有必要指出文中历史知识的匾乏。在论述“更无道义”的苏联为免遭“德、日两国夹击”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继而派出间谍，制造“炸死张作霖的柳条沟事件”，达到“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挽救苏联”的目的。毫无疑问，在对这段史实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加以杜撰时，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就是，将战争魔首希特勒执掌德国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法西斯统治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五年！众所周知，希特勒于1933年在垄断资本集团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元首”并兼任总理。而且，希特勒欲称霸世界，本身也有一个在国内疯狂扩军备战推行纳粹化，以及吞并周边弱小国家的过程。在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等人推行的绥靖政策的纵容下，直到他出兵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之后，一个入侵苏联的计划方得以酝酿成功，此时已经到了1939年了。对于希特勒磨刀霍霍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和侵略扩张的阴谋，苏联政府于 1935年始有察觉。这一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首要任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那么，又何以认为张作霖被炸死的1928年6月，苏联就感受到了“德、日两国夹击”的巨大威胁了？此为其一。
    其次，当年发动侵华战争、制造皇姑屯爆炸案和柳条沟事件的日本军方决策者，在日本战败后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所作的供词中，均众口一词地承认皇姑屯事件和柳条沟事件是日本军方所为！
    让我们先行回顾一下历史。1927年夏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组成军政府，控制了山东、河北。平津和整个东北地区。从历史上看，张作霖的上台曾经得到过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也希望借此机会利用张作霖的势力进一步霸占东北。张作霖虽为鱼肉百姓的军阀，但同时他的民族之心并没有泯灭，因而，对于日本人日趋过分的领土要求和其他特权，他不是予以拒绝便是借故拖延。时间一长，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便恼羞成怒，决意除掉张作霖，进而控制东北。之后，就在张作霖作出将其军政府从北京撤回奉天（沈阳）的决定的时候，日本人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沈阳车站西北处的皇姑屯附近桥洞炸毁张作霖乘坐的专列。1928年6月4日晨，关东军的阴谋得逞——在皇姑屯一举炸死了张作霖。这就是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皇姑屯事件”。而由日本关东军制造的“柳条沟事件”，则是发生在三年后的1931年9月18日，即震惊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可以这么说，“皇姑屯事件”是“柳条锈厂多件”的前夜和导火索，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权霸占我东北进而进犯我全中国的开始。
    更确凿的史料，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作证的日本战犯和军方人士的口供。在由中、美、英、法、苏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1927年由日军参谋本部派遣来华，曾任战时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的田中隆吉中将当庭作证道：我查过卷宗，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进行这场爆炸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二十连队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共十几人。田中隆吉还指证了策划皇姑屯爆炸案、柳条沟南满铁路爆炸的“九•一八”事变、绑架溥仪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一系列事件的元凶主谋：原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原关东军参谋（后于1938年任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人。基于一系列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及战犯自己的口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  1948年  11月  4日判定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两名甲级战犯在对华侵略战争中策划并参与包括皇姑屯爆炸案在内的中国满洲一系列事变、阴谋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及扩大侵华战争犯有严重罪行，并与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及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元凶松井石根等五人同处绞刑。历史的真实岂容胡乱杜撰！
    铁的史实证明，日寇炸死张作霖的地点是在皇姑屯，而文中所云的柳条沟，则是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地，两者地点不一，时间也相隔了三年零三个月。连这个基本事实也分辨不清，又何以信誓旦旦地杜撰什么“炸死张作霖的柳条沟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呢？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笔者翻阅了苏联、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学者依据史实及多方考证后撰写的《亚洲史》、《世界史》、《二次世界大战史》、《二十世纪战争史》等等，无不明确指证当年的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一案，纯系日本关东军为进一步霸占我东三省和扩大侵华战争所为。而且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有不少苏联学者一直基于这样的认识：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发生在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和1931年的“九•一八”柳条沟事变，是法西斯主义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和导火索；同样，由日本人挑起的“七•七”北平芦沟桥事变，则被认为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仗。
                          苏联 “欺骗、叛卖”了中国吗？
    论及苏联当时的政策，史实也并非如在其文中杜撰的那样。就在日本关东军图谋炸死张作霖前几年，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不断扩张。苏联高层就等国了严重关注。当时分布东北各地还有上海北平等地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网络，就是针对日本扩大东北战争的。我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抗日民主联军在同日寇进行的斗争中，也曾获得过来自苏联境内的有力支持。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即1937年8月ZI日，苏联政府就和当时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先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和甘肃兰州等地设立了空军基地，在帮助训练中国年轻的空军的同时，还参加了保卫武汉和中国内地对日本侵略者的空战，有相当数量的苏联飞行员牺牲在保卫中国领土的空战中。此外，在1941年苏联抗击希特勒入侵的卫国战争爆发前夕，由苏联政府提供给中国抗击日本的大量军事物资，通过新疆口岸源源运抵中国境内。同时，苏联还组建了由一个歼击机大队和一个轰炸机大队共254人组成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他们的任务是在直接参加对日空战和轰炸的同时，培训中国飞行员和航空技师，重建中国空军。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上海、南京、武汉、兰州、西安、重庆、成都等地执行空中作战任务，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抗战期间，先后来华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志愿飞行员达5000人之多，还为中国军校培训了约9万名各类战时学员。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还为力促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人所瞩目的努力。1945年，正是由于苏联红军及时出兵东北，才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得以在第一时间内进人东北，进而建立了牢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各级民主政权。至今，为解放中国东北英勇献身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仍在东北各地矗立着。
                   “国民政府”起到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了吗？
    不仅如此，令人难以理解的还有，对于一度卖国求荣、采取不抵抗政策，高叫“攘外必先安内”不放一枪一弹拱手让出东三省，与日本侵略者订立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蒋介石政府，却给予了令史学界难以置信的评价。
    在该文一开始，就写道：……国民政府面临日军铁蹄的节节进逼，忍辱含垢，但刚强不屈，在极端自私而冷漠的国际关系中苦苦挣扎，为中华民族搏取生存空间。文中，只字不提牵制和抗击着占80%侵略者兵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类人民武装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而是以有史以来少有的溢美语言写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过九年（1928－1937），中国竞可以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日本全面抗衡，并且是在内部不和、外交上孤立无援的极度危险的境况中与强敌日本抗衡，没有综合国力的根本改观，这是不可想象的”。接着，在抱怨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及其成就缺乏应有的估量”与没有给予“比较公正的说法”之后，又强调道：“如果不是国民政府奋力突围，终于使中国挣脱孤立状态，为中国抗战迎来广泛的国际援助，为中国创造了最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抗战也就很难有军事上的持久，中国抗战可能就要经历更多的曲折，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在其文结束时，归纳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战胜利，乃系“国民政府”的决策有方，领导有方！
    由蒋介石主政，或者说听命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果真如上文所述吗？请看史实：
    1931年9月18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的柳条沟制造了又一起铁路爆炸案，进而以贼喊捉贼的惯有伎俩大举进兵，迅即侵占了我东三省，但蒋介石却向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拥有200架飞机数十万军队的东北军被迫离乡背井撤往了关内。面对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全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要求抗日的强烈呼声，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蒋介石，公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以剿共为根本宗旨的内战口号，动用用德式装备武装起来的百万精锐部队，在德国顾问团参与指挥下，对江西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先后进行了五次拉网式的大围剿；在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后，蒋介石又先后动用一百多万军队和各路军阀部队对红军围追堵截，连率兵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先遣队也不放过。
    1931年11月，继完全控制了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后，日本关东军又向驻守在锦州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仍然执行不抵抗政策且忙于进剿苏区红军的蒋介石政府，苦苦哀求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国联”从中调停，竟然荒谬地又一次出卖中国主权，井承诺将锦州划作“中立区”。
    1933年，困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上海湖沪前线率部英勇抗击入侵日寇的蔡廷称蒋光点及李济深、陈铭枢等国民党爱国将领，在福建发动兵变，成立了抗日联共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悍然发动数十万军队进行围剿予以扼杀，并对兵变参与者和福建政府全体成员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通缉，迫使他们流亡海外。
    1935年，日寇策划“华北自治”阴谋，由蒋介石派出的特使何应钦等人先后与日军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是年底，北平爆发了坚决抗日反对“华北自治”的大中学生的示威游行，还是这个顽固坚持媚日剿共政策的蒋介石国民政府电令北平军警当局残酷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
    1936年，面对中国共产党一年前发出的联合抗日的呼吁，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亲自坐镇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率兵进剿红军。蒋介石此举大大激怒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张、杨二将军；于是，著名的西安事变猝然爆发。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保全了性命的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攻击红军，共同抗日。但事后张学良被长期囚禁失去自由，杨虎城则被长时间关押后予以秘密杀害。
    在蒋介石军队面对的抗日战场上，除却那些深明大义爱国将领率领的部队取得过胜利外，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更有甚者，为了自己逃跑，竟然丧心病狂地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致使上百万百姓流离失所……很快，大半个中国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希特勒政府是中国抗战初期的“功臣”吗？
    还在其文中用众多的溢美语言，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描述了希特勒法西斯政府的“传统精英”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有力支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不错，希特勒政府向蒋介石出售了大批军火，派出了高达近百人的军事顾问团，帮助培训他的军队。笔者认为，其真实目的是帮助蒋介石剿灭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以及一切爱国抗日的有生力量，这早已为世人所知。笔者前文提及的蒋介石用德国武器装备起来的百万精锐部队，对江西苏区中央红军进行了五次地毯式的围剿，对因坚持抗日被迫长征的红军主力长达一年多的立体式围追堵截，对福建抗日爱国政权的颠覆，都是最好的证明，而断非如该文中所说的，其德武装备“为日后抗战的重要力量”所用。
    至于文中引述的有关“1933年，德国的考茨少校和威伯尔中尉可以在后方坐镇指挥张学良的部队与日本关东军作战”的又一说法，也难于站住脚。这是因为，早在1931年底锦州失守之后，恪守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东北军已经悉数撤往了关内。而史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当庭供词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日本陆军省档案）也表明，号称侵华日军最精锐的关东军一直驻扎在东北境内，乃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才有一部分关东军被调往战事吃紧的东南亚地区。那么，又何来两位如此低级别的德国军官“在后方坐镇指挥”国民政府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上将统率的部队“与日本关东军作战”呢？
    有关文中一再强调的德国军援问题，本文要说明的：一是中国方面支付的是德国急需的中国战略矿产物资，如钨，自1932－1938年间，德国进口的钨中有60%－70%来自中国，其中1935年高达90%；二是对德国政府而言，向中国出售军火的目的纯粹出于生意交往（他们不但拿到了紧缺的战略矿产物资，还节约了大量外汇）；三是在蒋介石政权军队中任职的德国顾问从来不是由德国政府委派，均以私人身份受聘于蒋介石。另外，有关德国军援的重要性和精锐等，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据后来台湾披露的统计数字表明，抗战期间中国从外国获得的飞机总共为2351架。其中，向美国购买与租赁的合计为1394架，占总数的59%；来自苏联的为885架，占总数的37.6%；其余分别为英国36架、法国24架、德国12架，后三国加在一起才占总数的3%，其中尤以德国为最少。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在，距当年皇姑屯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已有70个年头了，2005年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在迎接这个双重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让我们永远记住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大法官梅汝做先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摘自2005年第7期《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