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明史·杨爵传》：“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樊宪雷
毛泽东阅读《明史》，圈注颇多。这些圈注，反映了他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体悟。他读《明史·杨爵传》时旁批的“靡不有初”四个字，就说明了这一点。
杨爵，陕西富平人，以极言进谏著称于当世。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中进士后，他在“行人司”供职，其间曾出入湖南、河南、山西等地，亲身体验了老百姓“提筐操刀，割取路边死尸以食”的悲惨生活。于是，他向嘉靖皇帝上《固邦本疏》，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意离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势可以立待。纵使周公之礼尽行于今日，有何补救百姓之饥饿者。”他希望嘉靖皇帝能够体察民情，悯恤百姓，从而使国家稳定，百姓安康。即位时间不很长的嘉靖皇帝采纳了杨爵的建议，开仓赈济百姓。杨爵也因敢于进谏在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被擢升为监察御史。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嘉靖皇帝就把原来治理国家的一番壮志丢在了一边，开始玩弄权术，耽于享乐。以致政治日益腐败，人心危乱，国家趋向衰落。目睹了嘉靖皇帝演变过程的杨爵，沉痛地进谏说：“陛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矣。乃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辞谢，未得一睹圣容。”他仍然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嘉靖看到杨爵的上疏后却勃然大怒，将其逮捕入狱，打得“血肉狼籍”，几乎死去。
读到这个地方，毛泽东批了 “靡不有初”四个字。“靡不有初”，语出《诗经·大雅·荡》，是召穆公斥责昏庸无道的周厉王的一段话：“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上天生下这么多百姓，他们的命运谁来管？当政者制定的法令，虽然开始多是好的，但不断地变来变去，大多有始无终。所办的事情，往往都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却很少有能够坚持到底、善始善终的。
“靡不有初”的批注蕴含了毛泽东深刻的见解和历史思考。笔者体会，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表明他对嘉靖皇帝个人的批评。嘉靖皇帝前期虽能勤政，但后期却荒废朝政，祸国殃民。毛泽东曾说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靡不有初”正是对嘉靖一生行事的评判。
其二是表明他对整个明王朝的评判。明朝是在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东征西伐、浴血奋战的艰辛中建立的，前期在朱元璋、朱棣父子的励精图治下，尽管政治上也有过不少失误，但还是出现了新的蓬勃气象的。可是到了嘉靖当政的几十年间，明朝统治就开始江河日下了。对此，毛泽东曾说：“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这些坏事的积累过程，就决定了明王朝“鲜克有终”的归宿。
当然，品评历史本身并不是毛泽东读史的主要目的，他评点历史是以史为鉴，用意是在思考现实。怎样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避免陷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覆辙，做到善始善终，曾经是毛泽东思索颇多的问题。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坦率地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即：“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针对黄炎培的诤言和期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为了防止“人亡政息”，为政者主观上还需要时刻注意些什么问题，毛泽东也曾经进行过非常认真的历史思考。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论李自成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十分重视，曾专门将它印成文件在党内下发，意在使“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为了能真正跳出“周期率”，毛泽东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是毛泽东为使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健康发展开出的思想政治上的一剂良方。
虽然毛泽东说已经找到了防止发生“周期率”的“新路”，但是他心中的那根弦一直没有放松。1949年3月23日，在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准备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临行前夜，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月24日，毛泽东在路过保定时又说：胜利冲昏头脑，李自成进北京没多久，就被吴三桂赶出来了。李自成是农民领袖，揭竿领兵，前仆后继，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连他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住，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呀！
只有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才能保住革命的胜利果实，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有着深刻认识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一直强调这个重大问题。1956年4月4日他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1964年9月30日他在修改彭真在国庆15 周年典礼上的讲话稿时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和人民，永远不要骄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为是，永远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
今天，我们研读毛泽东对明史的这一批注，并研究他的有关谈话与思考，对于我们牢记两个“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坚定不移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樊宪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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