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民学会的宗旨——史料札记三则
中央档案馆丛刊 1987年3期 第38页
张景堂；田仲
这里，我们力图详尽地、原原本本地摘辑有关史料，供研究本问题的读者参考。
(一)
新民学会的宗旨在1921年1月间，发生了质的变化。《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说得非常清楚：
“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1917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当年，新民学会的组织者都听过杨怀中先生所讲授的《泡尔生：伦理学》，还都是唯心论者。这时候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新民学会宗旨的根本变化，始于1920年7月5日至10日在法会友的蒙达尼会议，成于长沙会友1921年1月的聚会。
在蒙达尼，有新民学会会员13人及工学励进会会员共二十余人，集会五天，确定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蔡和森力主组织共产党，采取俄国革命的方法。其情况是：
1920年6月中旬，前后分批抵达法国以及在法入会的新民学会会员已有十六人，有的在克勒佐、勒哈佛尔、圣伯尼等地工厂做工；有的在蒙达尼、枫丹白露等地学校补习法文。刚刚到法国的肖子暲、陈绍休等从国内带来半淞园会议情况的消息。根据半淞园会议关于“巴黎等会员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召集”①的意见，我们商定在蒙达尼举行一次聚会。7月5日，会员从各地来到蒙这尼。从6日至10日，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开了五天会。与会者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肖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以及肖子升(当时在华侨协社任职)等十三个会员。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这个会，共二十余人。
这次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会上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肖子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森提出的主张，对于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达蒙达尼的人们来得比较骤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于两种相对立的主张，在会上没有能展开讨论。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毛主席，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和森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
长沙会友关于学会宗旨问题讨论的详情，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
“新民学会长沙会友因湖南政局影响，好久没有开会。九年(1920年)年尽，长沙政局略定，会友在此者亦达二十余人，遂谋聚会一次。此时评议员任期(一年)已满，不能开会。遂由职员何叔衡、周惇元、毛润之、熊瑾玎、陶斯咏等，先期商定开会手续，发出一张通告：
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因种种原因没有开成，今定从十年(1921年)一月一号起接连开会三天，为较长期的聚会，讨论下列各种问题：
1、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
2、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
3、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4、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自述)；
5、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自述)；
6、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甚么态度；
7、会友如何研究学术；
8、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9、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及手续(附出会问题)；
10、会友室家问题；
11、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12、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13、学会成立纪念问题；
14、临时提议。
上列各项问题，或为巴黎会友所提议，或为此间同人所急待解决，请各人先时研究准备，以便于开会时发表意见，而期得到一种适当的解决。开会地点：潮宗街文化书社。开会时间：第一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第二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各带餐费二角)；第三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务希拨冗到会，风雨无阻，并请严守时刻。
新民学会启”
“十年(1921年)一月一日，在文化书社开会，到会者十余人，是日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十时开会，何君叔衡主席，主席请毛润之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毛君说：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去年以前，因种种变故，致未开成，现在算是不能再缓了，趁在新年，各处都放了假，特为较长期的集会，讨论同人认为最急切的各种问题。至于本学会经过情形，可大略报告：遂将两年来学会会友在国内国外各方面做事求学情形，大略报告一遍。毛君报告毕，主席将要讨论的各问题提出。陈启民以开始三问题内容重大，主张压下到明日讨论，圈出其余问题之几个，在今日讨论。毛润之谓因其重大，今日宜略加讨论，但不表决，众赞成，于是开始讨论下面三个问题：
‘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
‘达到目的须用甚么方法？’
‘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三问题有联带关系，故连带讨论。毛润之云：我可将巴黎会友对于上列问题讨论的结果，报告大众。巴黎会友讨论的结果，对于(一)，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二)，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用缓进方法；对于(三)，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均见巴黎来信。熊瑾玎言：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毛润之不以为然，谓第一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彭荫柏云：改造世界太宽泛，我们说改造，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中国又嫌范围小了，故我主张改造东亚。物质方面造成机器世界，精神方面尽能力所及使大多数得到幸福。陈启民赞成改造东亚。谓欧洲有欧洲的改造法，我们不能为他们代庖。惟澳洲宜包括在东亚里，非洲我们也应负责。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张前者。因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太自由不能讲改造，为的是讲自由结果反不得自由。谈到方法则此目的非二十年内所能实现。现在要用力的，不在即时建一个非驴非马的劳农政府，而在宣传。东亚一方面，尤重在促成工业革命。毛润之云：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
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讨论良久，主席宣告本日对此三问题(目的、方法、进行)暂停讨论。”
“一月二号为聚会的第二日，大雪越深，到会者十余人，(昨日到会者今日均到)因有昨天未到今天到会的人，主席(何叔衡)将昨天讨论及议决过的问题大略报告一番。继续讨论昨天未完的第一个问题：
‘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
用循环发言法，从主席起，列席诸人自左至右以次发言：
何叔衡：学会共同目的，应‘为改造世界’。
毛润之：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任培道：同上
陶斯咏：同上
易阅灰：同上
易礼容：同上
邹半耕：我对于改造两字极为怀疑，一般人都以为我们要根本改造，要根本推翻从前一切来重新建设，其实是做不到的。世界无论甚么事，不可一跃而几，是渐渐进化的。新民学会不宜取改造的态度，宜取研究的态度，将各种主义方法彻底研究，看那一种主义方法适宜东西民族不同，人类病痛极杂，决非一剂单方可以诊好。邹君发言极长。
陈章甫：言改造世界，范围较大，可以世界为家，心意愉快的多：故我赞成用‘改造中国及世界’。
张泉山：我另有一个主张今可不提；单就方才所说讨论，不宜以中国与世界并举，宜用‘改造中国并推及世界’。
陈子博：现社会为万恶的，改良两字和缓不能收效，宜取急进态度，所以我主张改造，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故我主张删去中国二字用‘改造世界’。
钟楚生：我们目的不妨大点，主用‘改造世界’。
贺延祐：同钟。
彭荫柏：主张用‘改造中国与世界’，自愿抛弃昨日‘改造东亚’的话。
熊瑾玎：主张用‘改造世界’。
刘继庄：同熊。
李承德主张用‘促使社会进化’。
周惇元：同李。
都发言毕，相互略有批评。主席云：昨日曾言不取表决形式，但事实上无表决则不能明白分别某种主张的多数少数。众赞成表决。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中国及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陶斯咏、易礼容、毛润之、钟楚生、周惇元、任培道、陈启民、易阅灰、陈章甫、彭荫柏(十人)。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熊瑾玎、刘继庄、陈子博、何叔衡、贺延祐(五人)。以上二种主张文字上虽稍异，实质实是一致。于是主席又说：主张用‘促社会进化’的起立!起立的如下：李承德、周惇元(二人)。周惇元声明云：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两都赞成。此外声明不作表决者有邹半耕、张泉山二人。(目的问题解决)
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任培道：我也赞成何毛二位的主张。但根本着手处，仍在教育，如人民都受了教育，自然易于改造。
陶斯咏：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
陈启民：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用的办法可受试验的原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的见诸施行。
易礼容：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非有首领专政不可。但专政非普通所谓专政，要为有目的的专政。但在今日要有准备，要多研究，多商量，不可盲然命令别个。
易阅灰：声明对此无研究。
邹半耕：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漠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惟教育如何增进速效？实业如何使资本不集中？尚是问题。
陈章甫：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波尔塞维克主义。
张泉山：第一步采过激主义，因俄国人的自由因平等而牺牲，所以第二步要采用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
陈子博：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钟楚生：主张过激主义，中国社会麻木，人性堕落，故须采过激方法。中国社会无组织，无训练，须用专制。但往后宜随时变更。
贺延祐：主张推翻一切资本家及官僚。
彭荫柏：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讲主义不是说空话，中国现尚无民主主义，但这主义已过时不能适用。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是主观的，天下不尽是克鲁泡特金、托尔斯太也。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试以中国的国情与德英美法各国逐一比较，知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主义，美之I.WW，德之社会民主主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学会中宜有一贯精神，共同研究，较为经济。
熊楚雄：主张现在只要破坏，不要建设，不必言主义，只做破坏工夫。
刘继庄：于主义无研究，不谈。赞成熊君破坏说，惟建设亦须预筹。
李承德：对于采用俄国劳农政府的办法非常怀疑，主张用罗素的温和办法，先从教育下手，作个性之改造。俟大多数人都了解，乃实行全体改造。
周惇元：无政府主义不能行，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
陈启民：言教育，言实业，须有主义，须用劳农主义。诊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功迟而小。
循环讨论后，相与自由讨论。彭荫柏谓：一点一滴的改进，亦须趋向共同目的。任培道赞成陈启民诊病须从根本入手的话，惟谓病后宜有补剂，教育其补剂也。邹半耕仍反对改造说，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言，谓人有人心道心，不能尽善，故须点滴改革。何叔衡云：建设亦须随时着手，随时变更，意不赞成熊瑾玎单要破坏之说。又云：不必说主义，但要人人作工。毛润之谓：人人做工，就是一种主义，所谓泛劳动主义。周惇元不赞成泛劳动主义，谓劳农势力之下，摧残天才，主张须有从事科学艺术之自由，不必人人作工。
方法问题讨论至两点钟之久，主席付表决，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何叔衡、毛润之、陶斯咏、易克、易礼容、陈章甫、张泉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祐、彭荫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任培道、邹半耕。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李承德。未决定者三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方法问题大体解决)。
以上历史文献载明，新民学会宗旨的根本转变的关键在于它的组织者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倡导。
(二)
记载毛泽东与蔡和森完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从而决定新民学会具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身的性质的最重要的文献，是由蒙达尼会议到长沙会议讨论新民学会宗旨问题而形成的下列二封通信：
甲、1920年8月13日，蔡林彬(和森)给毛泽东信；
乙、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
《甲信》中提到“来法会友上月在蒙集议一次，详情子升报告”。信中蔡和森告诉毛泽东，说他“现收搜集各种小册子约百种”，正在研究：“(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二)无产阶阶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四)俄国革命后之详情”。他正在就这四方面的问题，“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
信中说：“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此外。”“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
‘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的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我想编的‘四种利器’，亦是我这一回要与你具体商量的。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
信中还详析了中国政局的发展趋势——组织革命党的方法——他在国外拟“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酝酿”，情况——共产国际兴盛的情况——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中国革命的阻力比俄国大等等。信中强调：“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要成立中国共产党，他看到：“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
《乙信》的内容有序文及(一)学会方针问题。(二)方法问题。(三)态度问题。(四)求学问题。(五)会务进行问题。(六)同志联络问题等部分组成，此处只摘其第(二)部分：
“(二)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甚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敢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段棋瑞。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他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毛泽东对于蒙达尼会议争论所作的这个决断，支持了正确的意见，团结会友走上正确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重要的贡献，其历史意义之巨大，是无法估量的。
(三)
新民学会会员“……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诸论，作成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说明学生是很崇敬先生的。毛泽东就曾说过：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西行漫记》第一二一页)
但是这里必须补充另一方面：先生更加崇敬学生。杨怀中先生，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接之地……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务农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一师学生驱张千(校长)的学潮时，学校当局要开除毛泽东，杨怀中愤愤不平，在课堂的黑板上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示抗议。毛泽东就是他心目中的“拄长天”的“大木”。他逝世前还写信向章士钊推介毛泽东和蔡和森，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说明他是一位眼力非凡、善识人才的教育家。
当然，毛泽东、蔡和森他们的超人“资质”乃是来自超人艰辛的刻苦求索。他们在一师求学时，即都是具有相当渊博学识的青年思想家了，他们是怀着一颗火热的救国的心，纵观博览，淘汰百家，艰苦跋涉，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说他在一师“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西行漫记》第一二二页、一二五页)但是他们抛弃了那些认识的不实之花，而找到了认识的长青之树。毛泽东重笔写下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给蔡和森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蔡和森重笔写下了“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的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主义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给陈独秀信》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中说：“在上一世纪四十——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以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理论。”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到：
“列宁在一九二○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接着，毛泽东详尽地讲述了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的艰苦历程。当然，这些都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师”们所不屑一顾的——不过应当补正说：这些定将彪炳史册，是他们抹煞不了与不敢仰视的!
① 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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