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国与问

南方周末特刊：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国与问

--- 南方周末
 
　　为什么“大”中国被“小”日本侵略？

　　——中日文化纵横谈

　　2005年8月24日，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位遣唐使叫井真成。墓志的发现不仅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而且传达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天资聪慧的井真成忽然英年病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葬以官礼。

　　这一考古发现并不能掩抑近代以来中日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结。中日之间，一衣带水，以大历史的眼光检视，很多无边的苦难与仇恨，或许不过是未来千年中的小小注脚。千年眼光，百年思索，逢十而念，留下的或许只有几张纸，但不该忘却、不该一笔带过。我们试图进行认真的审视。

　　李冬君 南开大学日本历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文化史，中日近代文化比较。著作有《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生活底色》等，译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松本三之介)等。

　　□李冬君

　　日本文化里有“两个日本”

　　问：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环顾东瀛，汉化之深者，无逾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的反而是日本？

　　答：日本文化里面，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唐化”的日本，另一个是“欧化”的日本。这两个日本，在文化里面老打架，而土生土长的日本，在文化方面虽然觉醒，但还没有获得主体性。

　　日本有过两次文明开化，一次是“大化改新”，谓之“唐化”；一次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唐化”，为中国唐朝文化所化；“欧化”，为西方文化所化。

　　唐朝是中国国力强盛时期，文化里有尚武的精神，“唐化”的日本，自然也就得了这样的文化基因。但日本“唐化”吸收的是盛唐气象的表象，因为中华文明缺乏侵略扩张的基因。近代欧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文化则极具扩张性。

　　这两种文化，特别是后者的扩张性，在日本文化里膨胀起来，使“小日本”承载了过分沉重的“大和魂”。

　　“唐化”的日本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日本“唐化”的过程。

　　答：日本第一次文明开化是“唐化”，由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开了先河，宪法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显然受了儒家思想影响；第二条是“敬崇佛教”。这两条都是倡导中国文化。第三条才是“服从天皇”，可见当时天皇的权威还不行，需要借助中国文化的影响。

　　派遣唐使也是由圣德太子开始。不过，那时唐朝还没有建立，应该叫做“遣隋使”才对，但日本人认同唐朝，所以统称为遣唐使。他四次遣使访隋，带来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问候。后来，又派留学生、留学僧赴隋，国书中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语，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天皇”称号。

　　可以说，日本“大化改新”是由遣唐使来推动的。太子死了以后，“和为贵”行不通，皇室发动了一次政变，由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策划，灭了飞扬跋扈的外戚权贵苏我氏。刚好遣唐使陆续回国，他们就用遣唐使，推行中央集权的“大化改新”，从制度上进行“唐化”，官制、兵制、田制、户籍制、赋役制都“唐化”——中央集权了。一旦天皇集权了，国力有所增强，日本就要对外扩张，出兵朝鲜半岛，干预朝鲜三国纷争的局面，结果与唐朝发生冲突。唐朝支持新罗，日本扶植百济。百济联合高句丽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于是，唐朝出兵灭了百济，学生跟老师也打了一仗，结果一战而溃，退回国内，遣唐使因此一度中断。

　　后来中大兄皇子继位，为天智天皇。他死后，弟弟与他儿子之间又发生战争，儿子兵败而死，弟弟争得了皇位。不久，恢复了遣唐使。日本“唐化”，经历了约一个世纪。

　　“唐化”的转折

　　问：日本“唐化”的动因是什么？

　　答：日本败出朝鲜半岛，输得心服口服，虽然暂停了遣唐使，可不久便已恢复。唐朝的战略重心在西域，那里有丝绸之路，财源滚滚。而日本是个穷国，战败时连货币都没有，唐朝没有给它施压。

　　后来，诸侯献铜，朝廷改元，年号“和铜”，并仿唐币造“和同开王尔”钱，前后造了12种钱，为“本朝十二钱”。恰好唐商滚滚而来，钱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本来，唐朝的商道在西域，唐朝强盛时，西域一片繁荣，可“安史之乱”一起，唐朝自顾不暇，势力退出西域，丝绸之路便荒芜了，这反而给了日本一个商业机会。

　　陆上丝绸之路停了，但贸易不能停，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陆上丝绸之路，日本很难分一杯羹。可海上丝绸之路，日本为终端，原来陆路属于朝鲜的位置，在海路被日本取代了。

　　问：唐朝衰落对日本除了经济上的好处，还有其他影响吗？

　　答：主要是大唐的衰落，给了日本反思中国文化的机会，那个如日中天的唐朝衰落了，还要盲目追随吗？这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张“欧化”的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失望。

　　问：反思过后，日本文化开始转折了吗？

　　答：这种转折是一点一滴、潜移默化的。奈良朝，对唐朝文化无限推崇，可到了平安朝就有些挑剔了，挑剔是从日常的装饰意识开始的。例如，奈良时代的“花食鸟”，花和鸟都是理想化的，被赋予了道德观念，这是唐风。可平安时代的花食鸟，则变成了自然主义的完全写实的花和鸟，其装饰纹样，表现了近于自然原型的纹章风。

　　后来，才慢慢地从观念上根本转变，出现了“神道为根本，儒教为枝叶，佛教为花实”的观念，从花鸟意识到神道观念，花了很长的时间。自以为找到了文化的根，其实是个误会，因为在《古事记》里，神话是日本的，而神道则是“唐化”的，如果还要追究，我们就会发现，连神话也是混合的。

　　从历史上看，神道的核心天皇，多半像汉献帝那样，被曹操那样的权臣挟持着，没有多少尊严，被杀死的不少，被废掉的不少，出家做和尚的也不少，所谓忠君不过是谎言。

　　问：“唐化”给日本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答：日本最早的古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就是“唐化”的产物。

　　在这两本书中，日本民族的神话，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理念，而且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大凡倡导国粹，弘扬民族精神，都要回到这两本书，以之为文化根、民族魂。

　　这方面，可以举一个现代学者的例子。二战期间，日本哲学界出了一个人物，名叫高山岩男，他1905年生于日本山形县，这一年，正值日俄战争，他把这场战争，当做世界史的转折点，日本命运的新起点，而他应运而生。

　　他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寻找土生土长的日本精神，结果找到了国家神话。他认为，日本的神话故事，多讲建国的由来、皇室的起源、国家的发展等，自然神话和文化神话，都从属于国家神话。而以国家神话为根柢的日本文化，经过“唐化”和“欧化”后，已经成为“世界的世界”文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早已过时，西方文化也正在衰落，惟有国家神话推动日本崛起。

　　结果呢？战争的结局自不必说了，国家神话也成了画饼充饥。

　　问：据说，日本文化对于儒家思想并未全盘接受，甚至对于孔子也有保留。

　　答：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从“神化”到“圣化”是以革命来完成的，其历史性的标志就是“汤武革命”，圣德太子接受儒教时却没有接受革命观，因此，在日本文化中，“神化”与“圣化”不是前后相替，而是双轨并行，神道与儒教互补。对于孔子周游列国，日本文化一直有所保留。到了明治时代，一些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等，将保留捅破了，指出孔子不忠，从此打开儒教的缺口，推动“欧化”。

　　日本的“尊王攘夷”

　　问：回顾历史，不能不提到元朝对日本的入侵，对此次入侵你怎么看？

　　答：对于此次入侵而招致的失败，我同意徐继畬在《瀛寰志略》里说的：“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可倭人为什么会“轻中国”呢？原因还不是由于他们侥幸打败了元军，而是因为看不起蒙古人。

　　元与南宋交战，欲借道日本，多次遣使来，都被拒绝；南宋灭亡时，元又遣使来，日本竟杀之。因此，元军入侵，并非高丽人唆使，而是由来已久，履霜坚冰至。

　　问：日本为什么看不起蒙古人？

　　答：理由还是华夷之辨。日本以蒙古为夷，元为夷朝而据有中国，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日本心目中的中国是唐朝，唐朝亡于内乱，日本还能接受，可宋朝亡于夷，它就不能接受了。日本也有内乱，但日本从来没有亡于夷。宋朝可以亡，而中国不能亡，这样，它就以中国自居了。

　　问：日本与宋朝友好，却从未建立朝贡关系，是不是就是因为对宋朝有些看不起？

　　答：春秋大义，尊王攘夷。而宋朝不仅未能尊王，王反而被夷人掳走；不仅未能攘夷，反而亡于夷，先亡燕云十六州于辽，再亡中原于金，最后亡全国于元，它当然看不起。日与宋友好，好在利上，不在义上。南宋不图中原，却开发海域，推动海上贸易，日本一衣带水，自然跟着获利。

　　问：有人认为，元的入侵，其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倭寇，是这样吗？

　　答：徐继畬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是误会，南宋时便有倭寇，而有明一代的倭患，则另有其因，并非出于“轻中国之心”。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北朝与明建立了朝贡关系，搞勘合贸易。南朝没有这项利权，就鼓动浪人武装走私，破坏北朝的勘合贸易，因其混入海盗中，没有实据。

　　而所谓倭寇，主要还是那些习惯了海上自由贸易的商人。由于海禁，自由贸易变成了走私，其中有日本商人，而更多的是中国商人，他们有家难回，就做了海盗，雇浪人来做保镖，就成了倭寇。

　　浪人的由来，缘于日本的长子继承制，财产被长子继承了，其他兄弟没有财产，要自己去谋生，他们浪迹天涯，寻求活路，就变成了浪人。中国是财产分家制，兄弟每人一份，所以没有浪人。

　　问：到了明朝，日本似乎又恢复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答：是的。日本人对于明朝还是佩服的，因为明朝能“尊王攘夷”，将蒙古人赶到大漠了。

　　我们试举一例。明成化年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自称日本国王，两次遣使入贡，贡物有刀、枪、马匹等，还致书中国皇帝，先歌功颂德，然后提出请求，求什么呢？一是钱，二是书，“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钱连数目都有，“愿得壹拾万贯”；书也开了书单。

　　宫崎滔天有代表性

　　问：日本后来也不与清朝往来，为什么？

　　答：这一点，徐继畬也谈到了，他说，200年间，日本与清朝没有往来，可原因是什么，他没有说清楚。其实，日本对待清朝的态度，就像对待元朝一样，不把清朝当中国，反而要以中国自居了。

　　因此，他们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直至近代，还支持孙中山革命。

　　问：据说，日本人很佩服孙中山，有不少浪人追随孙中山革命。

　　答：就因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尊王攘夷”了。

　　孙的追随者中，有个著名人物，名叫宫崎滔天，他将自己追随孙中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此书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他的个性很像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的“豪杰君”，具有武士的“反骨”和儒者革命精神。可以说，他在孙中山身上，找到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在他看来，孙中山的革命纲领，符合明治时代的精神，先“尊王攘夷”，然后“建立民国”。可中国没有王，根据儒家革命论，惟革命者为王，追随革命者，就是“尊王”，而排满就是“攘夷”。

　　“欧化”救了日本

　　问：你怎么看近代日本侵略性的一面？

　　答：日本历史好像有个惯性，一旦集权，就要征韩(入侵朝鲜半岛。——编者注)。“大化改新”时曾征韩，结果与唐朝一战；丰臣秀吉刚结束战国时代便来征韩，结果与明朝一战，这两次征韩，都以失败告终。

　　德川幕府也想征韩，可想一想前车之鉴，便隐忍不发。启蒙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等，都曾议过征韩，提出“失之于欧、美者，要从韩、满补回来”，明治当局定国策，首当其冲，便议征韩。

　　西乡隆盛力主征韩，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反对，他们主张“内治优先”，并劝说天皇传旨，迫使西乡等人辞职，史称“明治六年政变”。而其时中国，国势中兴，曾(国藩)、左(宗棠)还在，湘、淮之军能战，左宗棠率老湘军西征，连俄国也退避三舍。左与西乡，皆一时之名将，能于此时一战，肯定壮观。

　　可惜，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这一笔。此时，日本国力不足，一战，必然重蹈覆辙。而且此战一开，历史的主动权便握在了士族的手里。如一战而败，日本又要回到历史的老路去循环。

　　恰于此时，日本使团欧游归来，促使国策从征韩转入内治，“欧化”从此开始。

　　不久，西南战争爆发，明治当局还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10万发子弹，此乃天佑日本！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时，对伊藤博文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应互相提携，共同进步，以防止白人东侵。这番话，说给谈判对手听，真是自作多情！

　　他不知此时的日本，早已“脱亚入欧”，以紧跟列强、入侵中国为目标。

　　明治政府并未放弃征韩，而是跟着列强来瓜分。因此，征韩成了“欧化”的一部分。

　　日本人的天下观

　　问：在列强入侵中国方面，日本竟后来居上，是什么原因？

　　答：因为列强相互制衡，只好适可而止，而且他们将清朝作为主权国家来对待，所以还要按国际法办事。只有日本还在用天下观的眼光来看中国，认定中国是个天下，不是主权国家。

　　天下是个开放的世界，谁的武力强，谁就可以去打天下；谁的德性好，谁就可以坐天下。

　　既然同文同种的蒙古人、满洲人都能去打天下、坐天下，为什么同样同文同种，而且在武和德两方面比他们更好的日本人，不去打天下、坐天下，反而要等着西方列强来瓜分呢？

　　问：日本人是不是还有自己一套天下观？

　　答：是的。日本人的天下观是：征韩、取满洲、入主中原，然后称霸世界。开始的时候，还是一种战略观念，后来便有以神道为中心的文化哲学和历史观参与进来，使其在理论上更为丰满。

　　问：日本人这一套天下观念，何时开始形成？

　　答：征韩的念头由来已久，“唐化”以前就有，可日本“唐化”的天下观，还是以中国为中心。元朝据中国，日本不承认；明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又回到中国天下观；清兵入关，占有中国，日本又不承认，遂以中国自居；到了明治时代，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观。

　　问：天下观与“欧化”岂不互相冲突？

　　答：这就是日本人的本事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像椭圆，可以有两个中心，明治时代的日本，用“欧化”对待西方，用天下观处理东方，并行不悖，各得其所。

　　可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还是会发生冲突。这一点，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一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日本人不懂得中世纪的天下观必然要与近代化的国际观念相冲突，而李鸿章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本来，日本人以为他们“欧化”了，列强应该支持他们，可没想到列强反过来限制日本，日本只好将中国东北三省换了3000万赔款。

　　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满洲，就这样失手了，日本人痛心疾首，开始对“欧化”反思。

　　反思的结果，使明治时代的一批“欧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从思想上发生了急剧转化。

　　以宫崎滔天的老师德富苏峰为例，战前，他是一个“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文明绅士”，以为“理之所向，天下无敌”，可还辽一事，使他受到“创深痛巨的感化”，痛感“公理”虚弱。因此他决心“皈依于实力之福音”，从此以“帝国主义急先锋自命”。

　　走出天下观？

　　问：日本人说，近代以来，有两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是哪两场战争？

　　答：一场是日清战争，这是日本人的说法，我们称之为甲午战争；另一场是日俄战争。

　　日本人认为，经过日清战争，“唐化”便告终结了。因此，他们不仅不称清朝为中国，甚至也不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中华民国为中国，而是根据梵文和英语，改称中国为“支那”。起初，算是国际惯例，中国人还能接受，后来受了神道天下观的影响，就转化为蔑视了，因此，“支那”和“China”有区别。

　　日本在“二战”战败以后，还称中国为“支那”，引起中国人民反感，中国政府曾要求它改称“中华”。日本人说，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就是“夷”了？这里面既可见他们的思想上还有“华夷之辨”的阴影，也从另一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其民族心结。

　　问：日俄战争对日本文化有什么影响？其影响是不是导致日本发动“二战”？

　　答：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的胜利，带来了日本文化的主体性的觉醒。“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日本人开始对“欧化”进行反思，那还只是从合理性和正义性方面进行反思，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识尚未觉醒。可是，日俄战争的胜利，激发了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识，他们认为，“唐化”不行，“欧化”也不行，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军国主义大旗下，日本文化“神道化”了，形成了一种“神道天下观”的文化。

　　这样的文化主体性，使“短小性”的日本文化迅速膨胀为八紘一宇的“世界的世界”文化，以高山岩男等人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学”，将粗俗的“神道天下观”，提升为一种精致的文化哲学。

　　问：精致的文化哲学能掩盖粗俗的军国主义的本质，但它却极其危险，毁人亦自毁。

　　答：是这样的。当日本沿着“神道天下观”的道路逐步迈进时，中国也早已开始了国际化和民主化的历程，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天下了，像元朝和清朝那样，到中国来打天下、坐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国际化的现代中国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国际化的当代日本，只要能从王权主义的天下观里彻底走出来，就能在中日友好中，共同维持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问：日本战后民主改革，从天下观里走出来了吗？

　　答：客观而言，部分走出来了，因为天皇声称：他是人，而不是神。但日本文化还留着神道的尾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一例。神道根柢，在于《古事记》的神话，那是一种神性的文化，而非人性的文化，是一种反人文主义的文化。神话中的神，没有经过道德的洗礼，是超是非、超善恶、超人性的。二战中，日军嗜杀成性，以杀为美，就是这种神性文化带来的恶果。近些年来，日本政要拿宗教与文化上的理由来为参拜靖国神社、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护，其依据的东西本身就是荒唐的。

　　神性文化带来神权国家，而神权国家就要拥有天下。日本文化要从“神道天下观”中走出来，就要用人性文化取代神性文化，用民权国家取代神权国家，建立一种真正的市民化的“小日本”文化。

    反思日本的现代化过程
　　□袁伟时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报记者 柴子文 采访整理

　　问：一百多年的中日战争有三次：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以后历时十四年的战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看待百年来中日的三次战争？

　　答：必须从文明进展和制度选择的角度，才能看清这些历史现象。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是半现代化国家。而中国的现代化老是上不了路，这样当然要吃亏。

　　问：为什么日本能在现代化的进程里走在中国的前头？

　　答：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中日对比，经济上很明显。日本的“殖产兴业”，最初跟洋务运动一样，走国营、官办的路子。但是到了1870年代，它发现此路不通，日本人就走私有化的道路；到1880年代，开始大规模出卖官办企业。结果甩掉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推动了私人企业发展。清政府一条死路走到底。当时好多人提出反对意见。说得最尖锐的是郑观应，在1870年代就指出，产权属于商人，产品“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必然会想法设法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些话清政府听不进去。1894年完工的汉阳铁厂号称“东亚第一”，但从设备购买开始，张之洞就瞎指挥，一开始投产就亏本。后来不得不交给商办，让盛宣怀来办。但即使商办，那种官僚企业的架构还在起作用。后来也发挥了作用，但始终不是很彻底的现代化企业。总的来讲，大清帝国是走官督商办、官办企业的道路。官督商办企业带有私有性质，但是很多官办的烙印在里面，效果很坏。

　　中日对比最明显的还是教育制度。现代化过程没有人才不行。中国是死死抱住科举制，到1905年才废除。青少年把最宝贵的年华用来读四书五经，对管理和建设现代化国家急需的知识一无所知！日本没有学中国的科举制度，很容易就建立起新的国民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它所需要的人才。20世纪初成了中国学子留学的首选地。

　　在政治制度上，日本废藩设县，废除封建制度，推行地方自治，建立了现代的地方管理制度。在这方面也比大清帝国强。

　　问：日本现代化走在中国前头，但却最终走向自我灭亡，二战后不得不重新开始。这其中有什么教训可为史鉴？

　　答：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还有两个方面没有现代化，留下了侵略别国、凶狠杀戮别国人民和残害本国人民的祸根。

　　第一是政治体制方面。它有宪法，但没有真正实行宪政制度，整个政治体制非常的奇特。它有民选的议会，也有内阁，20世纪20年代大体上实行国会支配下的内阁政治、政党政治。但是，军队不是完全在内阁统帅下，并且不断干政；元老也不断干政；整个政治制度以天皇为核心，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专制的体制，没有真正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这是造成它向外侵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大问题是思想理念没有现代化，搞极端民族主义。当然它有启蒙运动，对推动国家的半现代化起到很大作用。但从17世纪开始，就有人鼓吹“日本主义”，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变本加厉，搞“国学”，跟提倡神道结合，就是要排除儒家、佛家的影响，排除中国的影响，因为中国和佛教的影响是最大的。他们要排除佛心、唐心，要树立大和心、大和魂。在明治维新前后，提倡“和魂洋才”、“日本精神”，把原来属于地方性的民间信仰的神道，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国家神道。还提倡“祭政合一”，神道思想、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笼罩全国。崇拜天皇、信仰神道，在各个地方都建立神社，然后在各地毁寺庙。后来将佛寺利用起来，但是把神道摆在第一位，也利用儒学教育臣民成为天皇的驯服工具。启蒙思想家也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朝鲜和中国说成是日本人的生存空间，要在日本领导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看成是文明跟野蛮的战争。

　　极端民族主义对任何国家都是祸国殃民的大祸害，应该以日本军国主义为鉴。

　　经济上基本现代化、政治上半现代化，思想上极端民族主义，三者结合起来，日本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样情况下发动侵略战争是必然的。这是日本传统意识形态没有经过认真改造的恶果。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我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和声明，都是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而没有用法西斯的字眼。这是国际学术界多数学者的共识。
　

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本报驻京记者 石 岩

　　1715年到1718年的3年间，20万日本观众为一出戏而倾倒。这出名为《国姓爷合战》的戏剧的主角——日本武士和藤内，完全以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为原型。在戏中，和藤内是在“天照大神德威”庇护下所向披靡的一个猛男。

　　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郑成功是福建商人兼海盗和日本女子的后代，7岁回到中国；戏中的和藤内在日本长大、娶日本人为妻，二十几岁回到中国，为扬日本国威和鞑靼人(入关的清兵)作战，战胜之后，摸着老虎的脊背对被他打败的中国士兵说：“纵然你们人多势众，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的生国是大日本……你们污蔑日本是小国，可是你们看看日本人的本领！连老虎都害怕我们！”

　　《国姓爷合战》的近松门左卫门，本是下层武士兼业余作家，因“国姓爷”声名大噪，被他的后人称作“日本的莎士比亚”。直到今天，《国姓爷合战》在东京还偶有上演；2001年吴子牛导演的电影《英雄郑成功》，不知道为什么又名《国姓爷合战》。该片由中国大陆、香港和日本三方合作，赵文卓、蒋勤勤等主演。目前在网络上搜索《国姓爷合战》，依然能找到很多下载该片的链接。

　　“(早期)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略的设计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学者、文化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向远在其新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如是说。在书中，王向远将自17世纪开始，散见于日本文艺、文化作品及报章杂志上的反华侵华野心梳理成一条绵延300余年的河流。开始是小水，分布散乱不成气候，到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已经在各种民间反华思潮中浸淫了近200年，细流扩展成狂澜。

　　日本的军国主义，正是手握枪炮屠刀的“皇军”和这些终日做着侵华迷梦的文人所产下的怪胎。

　　师夷之长技以制邻

　　1875年11月，李鸿章因“牡丹社事件”与日本外交公使森有礼议和。向对方赔款50万两银子，承认日本攻陷石门、登陆台湾属“义举”，之后，李鸿章扯闲篇一样和森有礼聊起了日本的服装。

　　李鸿章：“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乃贤明之举，我国服装纺织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如今却要模仿欧服，实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费。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本国独立精神而甘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森有礼：“毫无羞耻之处，相反，我们对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对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我国旧服宽大而不轻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慢慢致贫，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得到无限回报。”

　　这段交谈被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文件记录在案，记录的文字是英文。

　　李鸿章不知道，不独是服装，当时的日本正在尝试在一切领域和“亚洲”划清界线。

　　19世纪前叶，在欧美各国用炮舰撬开中国国门的时候，偏于一隅的日本一直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旁观者。1838年，幕府的统治者之一德川齐昭曾经悲观地预测，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因为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大小。然而，事实并非如德川齐昭所料，侥幸之余，日本人并未松懈。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

　　到了19世纪中叶，在幕府和日本知识阶层中间流传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日益增多，但信息来源五花八门，很多是一知半解的传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向上海派驻了第一艘轮船“千岁号”。船上的乘客由身份混杂的武士、商人组成，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向当局汇报在中国的见闻。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继续搞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马里乌斯·詹森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上海不仅成了日本购进西洋军火的中转站，也成了日本人眺望西方的桥头堡。在购买军火的同一条航线上，一批批日本留学生经过中国洋行输送到西方去游学。

　　所有的见识和经历让日本人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应该与西方而不是东方站在一起。1885年，民间报人和私塾老师福泽谕吉把这种当时流布于日本知识阶层的观点总结进《脱亚论》。

　　福泽谕吉把渐进的西方文明比喻为麻疹，其传播势不可挡，与其阻挡，不如“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在这股西风的淘沥下，邻近的“支那”和朝鲜是两个不思进取的“坏邻居”，“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1885年是明治维新开始后的第17年。这一年，日本通过了专利法，使日本的国力迅速增强；军部的10年扩军计划正在实施中，现代化的陆海军已初现轮廓；罗马学会、英吉利法律学校、法国学会等机构相继建立起来。鹿鸣馆的权贵名媛们正以说英语、听歌剧、喝咖啡、吃西餐、与欧美人士通婚为骄傲。就是在这个时候，福泽谕吉替他的同胞清楚地表达了揪着头发离开亚洲的决心。

　　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甚丰，被后世的日本主流舆论称作“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家”，他穿和服的头像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日元面值最大的万元大钞上。

　　梦呓、现实一起抓，两手都很硬

　　如果“脱亚”只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那是日本的自由，但“脱亚”当中已经蕴含着“吞亚”的野心。福泽谕吉曾明言“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而他对待“支那”、朝鲜的“方略”——“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到了他的弟子尾崎行雄那里，已经变成明白无误的“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

　　这一切并不仅仅是文人的纸上痴梦，其背后有一整套野心勃勃的变革作为支撑。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这场变革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居于主导的是国家军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

　　1869年，明治上台的第二年，日本开始建军。当时的重臣、被称作“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积极主张建军与扩张同时进行：“遣使朝鲜，责其无礼，如不服时，则兴问罪之师，借以大振神州之威。”在建军的同时，以扩展日本边境线为宗旨的“大陆政策”也在积极谋划中，甚至制定出分期计划：第一期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和西伯利亚，第五期征服整个亚洲乃至于世界。

　　蚂蚁吞大象式的“大陆政策”并不是明治时代突发的奇想。私塾先生德藤信渊在幕末时代就发表过“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非支那的满洲莫属”，“既已取得鞑靼，朝鲜、支那，随后可图”的企图。明治时代日本把这些前朝遗训接过来，一点点扩充，一步步变为现实。

　　为配合建军，1870年，日本设置工部省，把兵工厂、造船厂、铁路建设等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1871年，颁布征兵令，修改户籍法。在等级分明的幕府时代，日本的农民、贱民是没有姓氏的。一个村子可能有3个三郎，这给征兵带来困难。新户籍法让农民和贱民有了姓氏，这等于每个国民都有了符号，征兵和纳粮有了依据。由此可见，日本的现代工业乃至国民的身份都是在战车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与这些动作同时进行的，是官方对佛教的极端限制和对本国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尊崇。神道教认为，统治世间万物和天上众神的天照大神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天皇则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

　　这种以神话传说为根基、对于本民族优越性的想象本不罕见。日本的特殊之处，是在1880年由政府颁布“诏书”中，把传说拜为国教，并在随后把“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写进宪法。从此，佛的忍让慈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神道”的名义不可一世的嗜血的日本。

　　日本人将神道教转化为国教这件事，让人联想起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从先人那里寻找变革的合法性依据是改制者常循的法门；渲染先人的辉煌卓越往往是在面临外来生存压力时，重拾民族自信心的利器。在日本，传统势力和现代战争机器的另一个成功的嫁接品种是武士道的扩展。

　　这方面的两个重要文献是《军人赦谕》和《教育赦谕》。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这就把武士对豢养自己的大名(将军)尽忠兑换成军队对天皇的尽忠。

　　1890颁布的《教育赦谕》把武士道精神从武士扩展至全体国民。公民日常要遵守各种礼仪道德规范，“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这等于规定了对内对外的双重道德标准，对内恭俭礼让，有仁爱之心，对外则只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的非人类的决绝。

　　短不过200余字的《教育赦谕》对后世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从颁布之日起到二战结束，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有六七百种之多。从1891年到1907年，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解释《教育赦谕》的《敕语衍义》重印了31次，成为各种演绎的正典。

　　至此，向战的国家机器已经初具轮廓，这架机器基于对于自己优越性的泡沫一般虚妄的想象。

　　“战争可以发财”

　　机器雏形已具的时候，日本人对其功效进行了一次小心翼翼的尝试。

　　1871年冬天，太平洋上两个小岛宫古岛和八重山岛的居民到琉球进贡，途中遇到风暴，一船人漂流搁浅到台湾的八瑶湾，因语言习俗不通，被当地的土著居民误杀，史称“牡丹社事件”。这起由台风引起的偶然事件成为日本试剑的绝好机会。

　　出手之前，日本人做了周密的准备。先是派人将台湾地形物产侦察清楚，3年之后派出一支3000余人组成的“台湾土藩探险队”攻陷石门，进驻台湾。

　　当时的宫古岛和八重山岛岛民都是琉球的属民，而琉球又是清朝的属国，按照道理，“牡丹社事件”跟日本并无关系，但武力驻军已成事实之后，就有了向清朝开价的筹码。谈判的结果不仅是50万两银子进账，也迫使中国间接承认了琉球改属日本。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从中国掘到的第一桶金，也是对“大陆政策”第一期计划的预演习。蓄势20年之后，更具野心的进攻开始了，那便是中日甲午之战。

　　甲午一役使日本一举实现了“大陆政策”的前三期计划，台湾、朝鲜、辽东半岛都收进囊中。而2.3亿两的战争赔款则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这笔意外之财，让日本上下喜出望外。当时的外务大臣井上馨说：“这笔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数万万元的大数位。国库收入仅达8000万日元。因此3.5亿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

　　日本政府用战争赔款主要做了3件事：扩充军备、确立金本位制、推行义务教育。扩军开支占去了赔款的62.8%。在扩军计划下，日本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的第四海军大国。金本位的建立，使日本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谋划将银本位改为金本位，但因资金匮乏难以启动，7600余万日元的甲午战争赔款“及时”地弥补了资金缺口。

　　日本的企业是甲午战争的另一个大赢家。迫于日益提升的生产能力和本国狭小市场之间矛盾的大企业主是日后策动日本政府发动对外战争的主力军。

　　“在日本产生了‘战争可以发财’的思想。”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在总结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时说。

　　把国家架在战争机器之上，结果真靠战争发了财，日本人的得意之色立刻漾上眉梢。当时的日本《女学杂志》曾沾沾自喜地写道：“全国同胞，如乘铁甲之舰，悠然傲游于日本海上，此即为大日本之现状也！”

　　对于这种国民心态，历史学家唐德刚曾点评道：“大和民族没有和其他民族共存亡、共同生活的经验，一旦接受西方的优秀文化，变成新的帝国主义，民族优越感就表现得特别强烈，变成比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恃强凌弱，天经地义？

　　屠夫们小试牛刀的时候，那些已经寂寞研究“支那”、论证侵略合理性150余年的文化人也没闲着。“欲扫胡臣盛本邦，一朝蹉跎卧幽窗，可怜半夜潇潇雨，残梦犹迷鸭绿江”。这份最初只在纸上操练“分裂支那”而未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惆怅心态一扫而光。在甲午战争之后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大日本膨胀论”、“支那分割论”、“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新秩序”相继出台，“东洋史”、“支那史”、“支那国民性研究”相继出炉。

　　“高山下有深谷，闭关后有开放，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封闭的隧道，进入开放的天地。维新开国二十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正如脱缰的悍马，出笼的猛鹫，尝试大胆运动”，日本人本来就是“天孙人种的子孙”，“天孙人种”的命运就注定了要踏着波涛，在北洋南极之间寻求新的故乡，这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鲑鱼、像鳟鱼，各自在进行着本能的运动”——“大日本膨胀论”的理论。

　　“日本冒着极大的危险，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在满洲的原野上与俄国开战。当时，俄国以锐不可挡之势南下，使支那本土陷于虎口之中，东亚的和平遭到威胁。日本虽然在自卫上有很大压力，但鉴于支那没有实力遏制，日本只有代支那来对抗俄国南下的势力。”——“大东亚主义”炮制者小寺谦吉对日俄战争的“解读”。他在日本和其他入侵中国的列强之间划一道线，自动站队站到黄种人一边：“对白种人分割支那、显现其白人统治世界的理想，(日本)决不能坐视不管。”

　　“支那人有句俗话，‘常山之蛇，打头而尾来扫，打尾而头来咬’，日本国民就是这样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支那论》把中国比喻成没有灵魂的腔肠类动物。类似的看法还有：“支那人从来不试图把人生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达到全体的统一……支那人的世界复杂而散乱，各个部分可以发出美妙的音乐，而整体却没有和谐的旋律。”

　　从文学角度研究“支那国民性”的安冈秀福，更是别出心裁地从《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里搜集对中国人负面性格的描写，并以煌煌十章的篇幅将中国人定性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缺乏同情，富于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于享乐”。

　　“‘缺乏国家观念’，是日本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王向远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中总结说，“例如加藤虎之亮认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

　　熟悉近代西方思潮的人一眼即可看出，日本文人论证侵略合理性的“学术方法”，已经与西方列强迅速接轨：合理性中掺杂进扭曲、偏狭和侮蔑，将特殊情境下人类共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悄然论定为弱势民族与生俱来的、特有的卑劣。

　　但当军国主义文人以《金瓶梅》为分析母本，罗列中国人劣根性的时候，中国的“地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价值30万的奏折，透着对“中国民族性”的坐立不安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上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曾让苏联人出价30万日元，美国出价25万日元的《田中奏折》被中国的报纸免费公之于众。

　　这背后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20世纪20年代末，东京有一位华人富商叫蔡智堪，蔡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曾多次把自己在与日本上层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过好友、张学良的秘书王家祯传达给张学良。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祯的密信，希望能设法弄到《田中奏折》。蔡智堪从日本政坛少壮派政友会与元老派民政党的矛盾入手，了解到元老派对少壮派的嚣张气焰十分不满，有意通过向外泄露少壮派政府的计划来挫一挫他们的锐气。蔡便向元老派代表人物宫内大臣牧野仲显提议，由自己把这份绝密材料向外公布。在一个深夜，蔡化装成一个补册工人，潜入皇宫书库，用透明的绘图纸蒙在《田中奏折》上，将长达67页的奏折描摹下来，送给王家祯。王家祯接到奏折后立即找人翻译并呈报给张学良，张指示印制200本分给东北军政要员，并给南京政府送去4本。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予我。”《田中奏折》继承了明治时代大陆政策的基调，但更为狂妄，“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而不敢向我侵犯”，因为此时，日本已经在“满蒙”经营了十几年。

　　1905年结束的日俄战争巩固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既得利益，也是日本人有步骤向中国东北和内蒙古输入移民和殖民经济的开始。最初输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以退伍军人和武装农民为主，其目的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为关东军提供情报和后援，操纵地方势力，抵挡苏联的南进。后来扩展到普通的农民。到“九一八事件”前夕，东北的日本移民数量已达23万。投资方面，据《田中奏折》自曝，日本通过设立“南满洲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名”，在东北投资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达4.4亿日元。

　　这些到别的国家开疆扩土、积累财富的日本移民从一开始就麻烦不断。最初是不适应东北的寒冷气候，加之物资匮乏，移民的动摇和抵制事件时有发生。“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到1931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经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中国人热心于修筑自己的铁路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于当时东北形势的描述与《田中奏折》流露出的紧张情绪是吻合的：

　　“无奈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迅速实令人惊异。”

　　“日俄战争所得之南满利益，亦因九国条约而大受限制。因而我国人民不能源源而进，支那人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东三省，势如万马奔腾，数约百万人左右。甚至威追我满、蒙之既得权，使我国每年剩余之八十万民，无处安身。”

　　“支那人日就觉醒，虽内乱大正之时，其民众尚能精勤不息，模仿日货以自代。因此，颇阻我国贸易之进展。”

　　1927年，发生在千里之外南京北伐革命军武力回收英国租界的“南京事件”催生了《田中奏折》。日本人为“南京事件”专门召开了11天的“东方会议”。“东方”即中国，这种地理方位错乱的称呼基于这样的观念：“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在政治上属于西方；日本人在外表上看属于东方人，而在内心的精神上是属于西方的。”日本人把“南京事件”和自己在“满蒙”的殖民经营受阻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这视为一个危险的信号。

　　“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是日后直呈日本天皇的秘密奏章《田中奏折》的蓝本。

　　退出国联，不疯不罢休

　　4年之后，《田中奏折》中早已被披露于天下的阴谋被关东军先斩后奏，变成了事实。“九一八事变”给当时的国际社会出了一道难题：该如何应对身为国际联盟成员而悍然武力入侵别国的日本？

　　事件爆发的初期，国联派出了调查团。“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1932年1月，关东军占领了锦州，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3月宣布“满洲独立”。日本大言不惭地宣称，满洲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的地方”。

　　这种说法和日本国内日渐聒噪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遥相呼应。“日本为积极发展自己而发动的战争是正义行为，并非单为私利私欲，如同其他民族为促进觉醒、冲破现状、排斥占据者和侵略者的自我行动被视为正义的行动一样。正如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因这种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一样，国际间属于正义的战争也都是为了改变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英国是跨越全球的大富豪，而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对于以散沙般的岛屿为国界，在世界上属于无产者的日本而言，难道没有在正义的名义之下，为夺取由它们所独占的土地而发动战争的权力吗？”做出这番惊人之语的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狂人北一辉。

　　当年鹿鸣馆里紧随欧美老师之后的谦卑小学生之所以变得这么强硬，在法西斯意识不断膨胀之外，也有其经济基础：在1929年到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建立在金本位以及商品、资本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体系迅速土崩瓦解——日本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看别人的脸色，1933年，紧随德国之后退出国联。

　　在另一条战线上，军国主义文人们继续繁殖他们的理论。日本国内宣传进入“非常时期”，纯文学作品被视为有闲文学急剧压缩；报纸常因为违反“战时宣传条例”而“开天窗”；电台里连篇累牍地通报“皇军”的神勇。很多在日本享有盛名、在中国也广为人知的作家和艺术家，诸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黑泽明都曾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吹鼓手。

　　至此，军国主义已经在日本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完全占了上风，军国主义的日本走上了不归路。

“攘外必先安内”走到尽头

　　-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状况？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蒋介石试图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的巨大的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10年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内战结束。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终于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高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论文《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关于国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问题》等。

　　□本报记者 戴敦峰

　　记者：在抗战开始前的10年里，国民党一直坚持“党治国家”。那么这种党治国家结构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高华：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重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它无法整合1930年代国内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实现社会变革，应对外部危机难以跃过一个由国家对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累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加强中央权力、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

　　但是实行“以党治国”有赖于一些基本条件的支持。首先，这个执政党应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的政党，它必须有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政纲来吸引党员和公众，应兼顾社会发展与维护政府权威两方面的关系，通过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来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和调节，以发展经济，增加国力。更重要的，它还有赖于国内政局的相对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

　　1927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和“剿共”战争，引致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国民党各实力派之间的混战、对抗和日本对华不断的侵略，更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严重消耗了国民党，使其领导的国家政权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

　　达成“以党治国”的另一关键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一再鼓吹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和组织，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纪律严明、富有效率的党。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的胡汉民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

　　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1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演合，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

　　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的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

　　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国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其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

　　在国民党的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及社会的关系上，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1930年代后的国民党逐渐出现“空壳化”。搞党务的人得不到“实惠”，当官的人都要当政府的官。据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当时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常委的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每个月的薪水是600-800元，所以搞党务的都忙着要找兼职。下面的省、县也是这样。

　　国民党在1927年把共产党员排除后成了单一的执政党，迅速恶质化，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不少人抱升官发财的目的入党，使国民党流品复杂，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多被社会舆论批评，一般的党员也毫无“党员”荣誉感可言。以后，国民党更是在军公教人员、大学生中“拉伕入党”，“集体入党”，党员人数虽大为膨胀党的作用却不见增长。

　　南京10年，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国民党在党治原则下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却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政治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1935年后，在日本不断扩大侵华的压力下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开始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调整，但仍然拒绝对其政治结构作任何实质性的重大改革，这也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在处理国内问题上长期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症结。

　　记者：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效果如何？

　　高华：1928-1937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的巨大的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在这10年间，“攘外必先安内”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安内“的对象是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

　　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来整合中国。如前所述，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已经走向“空壳化”，因此蒋介石要重建小核心。 1932年，在蒋的授意下，成立了 “三民主义力行社”，这是一个由蒋的黄埔亲信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主要由军方人员组成，社员包括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他们标榜“崇拜领袖”，“服从命令”，羡慕德、苏，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色彩。其外围组织是“复兴社”，又被称为“蓝衣社”。“三民主义力行社”提出的口号是“民族复兴、反共、反日”，要求实行“统制经济”，也提出“反对腐败”的口号。蒋介石手上还有另一个秘密组织，这就是党方的秘密小组织“青白团”，专门吸收青年，由陈立夫控制，也是听命于蒋。

　　中央军是蒋手中的王牌，蒋对中央军加以新式训练，不断对中央军高中级军官进行“精神训话”，蒋把其主要用于内战，而置日本扩大对华北侵略而不顾。

　　蒋的政府是以军事强人为主导的，威权式的弱势的政府。蒋介石也要发展中国经济，1930年代国民党征用了不少专家参加政府，但蒋介石更迷信武力，他企图用中央军和秘密组织来整合社会都是不成功的，秘密组织所普遍施用的暴力、恐怖手段根本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认同。

　　为什么说蒋的政府是“弱势”的呢？因为国民党内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国内也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两广、四川、新疆、山西、云、贵等只是名义上听从南京国民政府。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没有能够有力地回应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要求，国民党一再对日本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极大地损害了它作为一个中央政权的政治形象，造成国人对国民政府的严重疏离。“安内”在翦灭地方实力派方面虽有效果，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计划完全落空。到了1935年底，世人都可以看到，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走到尽头， “攘外”是彻底失败的，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蒋若再不抵抗，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将全面流失，地方将以“抗日”而起，取南京国民政府而代之。1936年“两广事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1937-1938年举国一致共赴国难，是抗战使中国形成了新的统一。

　　记者：在抗战开始前的10年里，国民党是如何调整和中共的关系？又如何改善和苏联的关系？

　　高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日，但国民党大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苏区发动持续围剿，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自然谈不上和蒋的合作，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1935年10月1日，中共通过在巴黎的《救国时报》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中共愿和一切党派合作抗日。圣诞节前夕，陈立夫、张冲奉蒋介石命去苏联秘密交涉，其意也是希望和中共打开关系。陈立夫一行经海路到欧洲，秘密到达德国，准备前往苏联。后来因为消息走漏，苏联担心日本有所反应，蒋只得命令陈立夫等人从欧洲回国。

　　1936年，蒋的亲信、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也向中共驻苏代表团联络，王明的回答是：国共两党的中央都在中国国内，谈判也应该在国内进行。中共代表团随即派潘汉年回国，国共双方开始秘密接触。

　　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10年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内战结束。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终于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加快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两国邦交的复交谈判。1933年初，中苏复交。1935年，梅兰芳访苏，这是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但双方实质性关系进展缓慢。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苏联也感觉到了日本的侵略威胁，这使得苏联感到与中国合作的必要。1936年，陈立夫奉蒋之命和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希望与苏结成军事同盟，“使日本知难而退”。蒋的这一举动还有另一考量：“使苏俄不要乘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但苏不愿和中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1937年春，经鲍大使和王宠惠外长多次谈判，双方于8月21日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的实际意义是苏联愿向中国提供军援。

　　1937-1939年是苏联援华的高潮。苏联是这一阶段最大的援华国家。抗战爆发后，立法院院长孙科三次赴苏，获得了2.5亿美元的军事贷款，杨杰将军任驻苏大使，专门接洽军火来华问题。苏空军援华计1000架飞机，2000名飞行员，500名苏联军事顾问活跃在中国几个战区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页60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并通过从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的战略公路，援助中国大量的军火。1939年，蒋通过孙科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北伐时期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来华。加伦将军又名勃留赫尔，1930年代初升任苏联元帅，是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但孙科被告知：加伦是日本间谍，已被处死。当然，被强加在加伦将军头上的罪名是子虚乌有的。二战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逐渐减少， 1940年后，苏空军飞行员和顾问陆续回国，对华军援停止。

因抗战而崛起的，不仅仅是民族精神

　　杨奎松 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上海华东师大特聘教授。著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等十余部，学术论文百余篇和大量的书评、译著等。

　　□受访者：杨奎松 中共党史专家

　　采访：本报驻京记者 ／ 夏 榆

　　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空前高涨

　　记者：在抗战胜利过去60周年的时刻，再回头看这场战争，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杨奎松：在抗战以前的将近100年时间里，中国的国民基本上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尽管发生过很多外交的问题，出现过很多受列强欺辱的情况，但是，除了城市里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外，一般的国人还是很少关心国家的命运。

　　抗战为什么把中国人团结起来了？因为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侵害到了几乎所有的老百姓。这迫使他们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要有一种态度：究竟是认同中国还是认同日本，是认同日本的政府，还是认同中国的政府？所有受到日本侵略的地方，被日本占领过的地区，基本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它直接导致了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最大多数的基本群众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的觉醒。也就是说，抗战使中国最普通的百姓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的启蒙。

　　记者：对中国这样一个在当时还处在贫弱中的国家，抗战的胜利对中国时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杨奎松：对中国人来说，抗战的胜利最大的一个刺激，就是它是中国近百年来在对外国列强的战争中，第一次能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次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是作为一个直接的参加国，参加了这场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它对提升国家的形象、凝聚国民的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抗日战争，中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消除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屈辱感，这些都对中国的国民，特别对中国人在民族自尊心方面有一种非常强的激励作用。中国后来在国际上的地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力的提升，中国很多的老百姓都会直接把它们和抗日战争这段历史联系起来。中国一步一步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逐步地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这都和抗战有一种因果的关系。

　　中国一举名列“四大国”

　　记者：我们如何评价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意义？

　　杨奎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由欧洲、亚洲等许多不同的战场组成的，中国战场就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就逐渐开始了，虽然那只是一个局部抗战的过程，但是中国实际上已经通过日本侵略的事实，开始向国际社会提出警告了。它向国联的申诉和控告等等，在当时虽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但它对推动世界各国对法西斯国家和军国主义国家提高警惕是有作用的。这是因为，像埃塞俄比亚那样的一些小国，受到侵略，也有过抵抗，列强也有过干涉，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很快地灭亡了或者被殖民化了，因此大家很快就平静下来，默然接受了。因为过去帝国主义战争或殖民主义战争条件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多数国家并没有把这些问题看成一个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的重大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不仅在国际社会抗议和抵制日本，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和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进行抗衡，这无疑是对世界上所有赞同反对侵略的国家的一种激励。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在世界上打响了举国反抗侵略的第一枪，这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无疑是有力的鼓舞。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战场的出现，中国的作用就更加清楚和重要了。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抵抗，那么，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包括对英法在东南亚和南亚殖民地的战争，都可能要提前好几年。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抗战无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

　　记者：中国的抗战胜利也刷新了中国人的民族形像。

　　杨奎松：不错。中国过去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国，从来都是受人欺凌的对象。中国人的民族形象毫无疑问也是一种病态的和不被人尊重的形象。但是，自从中国抗战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世界各国有很多记者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就是因为他们被中国人不畏强暴所感动，愿意来了解和帮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中国作用的不可替代性，也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高度重视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主动地和中国结盟，提供援助，派出它的军事人员来华帮助中国抗战，包括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在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作战，这都说明美国需要中国这样一个战场。美国政府在1941年、1942年以后，逐渐把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到联合国创始国那样一种地位上去，把中国列入四大国的行列之中，推动英国一起公开宣告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对中国作用的重视。中国在战时，包括在战后，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同时却在亚太地区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力，这和抗日战争及其胜利有密切的关系。

　　共产党改变了历史

　　记者：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怎样从弱势地位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杨奎松：在抗战期间，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共产党在抗战爆发初期只有不足4万兵力，然而经过八年抗战，到抗战结束时，它竟发展到100万正规军，260万民兵，占据着华北和华中的大片根据地，成为中国当时第二大政治势力，一举手一投足，都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前途和发展方向。共产党之所以会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明显地与它的政策适合于当时抗战条件下的形势有关，一是鲜明的抗日主张与行动，二是统一战线政策，使它能够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跟友党——国民党的关系，特别是跟农民的关系，和跟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中间势力——民主党派的关系，关系很大。在所有这些关系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中共从建党以后，一直到抗日战争之前，经历了两次大的革命。第一次就是国民革命，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就是苏维埃革命，也就是所谓土地革命。第一次它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党员的数量，包括在群众中的影响曾经有过一段很快的发展，从1922年100人左右，5年之后，到1927年，就变成了5万人。应该说发展得不错，在群众中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在南方几个省的工人农民中有不小的影响。在苏维埃时期，它也曾经有过发展得不错的时期，创造了根据地，创造了红军。但是，这两次革命都失败了。第一次在1927年，它发动的工农运动遭遇到国民党的镇压，自己也被迫转入地下。第二次，到1931年之后，它的城市工作就基本上垮掉了，它的根据地，它的红军，到1934年也基本上失败了。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白区损失了100%，红军损失了90%。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时，8万人只剩下了五六千人。

　　从这两次失败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两次的政策都是有问题的。至少是没有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抗日战争中的共产党，政策有了非常大的调整。一个最大的调整就是它放弃了激烈的土地革命的方针，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改良政策。减租减息，既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又团结了相当多数抗日的地主阶层和农村中的富裕阶层。这就使得共产党在农村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使自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在另一方面，它在整个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治，比如在农民中间推行选举制度，村镇甚至乡区都尝试着进行选举，最有意思的是创造了教不识字的农民用丢豆子的办法选举自己拥护的干部的办法。再比如实行“三三制”，在政权中共产党占三分之一，其他的先进分子占三分之一，同时包括国民党或者其他党派也可以占三分之一。这样做的结果，其民主、开明的形象广为人知，有口皆碑，受人拥护。不仅使它在整个敌后农村能站住脚，而且对包括大后方广大中间势力和民主派，也都极具吸引力。有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八路军、新四军就不愁没有兵源，没有粮食；有了广大中间势力和民主派的同情支持，共产党就不怕和国民党冲突。

　　记者：党在自我发展和壮大中创造了哪些值得探究的运作方式模式？

　　杨奎松：我想，最重要的应当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虽然在跟国民党的关系上抗战中发生了很多波折，但是它团结国民党的基本方针没有变过，说它变，主要是指它对蒋介石等少数领导层的态度根据形势不同而有所不同。它千方百计地联合国民党的大多数人，特别是争取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更不要说对民主党派等中间势力了，这种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策略，无疑是一种极其成功的运作方式。而这种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策略，也不可避免地要求党在社会政策方面采取灵活和适宜的手法，如前面提到的减租减息、“三三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提出，抗战结束时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等等，无一不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共产党所以能够在战后很快取代国民党，它在这方面的灵活运作方式毫无疑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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