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中流砥柱
延安特区：新中国的试验田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当然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 仅是倡导建立并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前提，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调整内政外交，进行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延安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名为“边区”，亦称“特区”，邓小平命名深圳为特区即取义于此——“特”就特在思想解放、与时俱进，其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从而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新希望。
特区延安因此具有强大感召力。
知识青年接踵而来，带着热爱，带着梦想，有如朝圣。延河之滨，宝塔山下，聚集了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国际友人慕名而来，把延安的美名传遍四面八方。
民主党派联袂而来，与中国共产党结为亲密盟友，同进退，共患难。
所有这些，无疑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强大，更巩固；“团结就是力量，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成了四万万中国人民共有的心声，也成了日本法西斯蒂和中国法西斯蒂的催命曲。
中国的新力量汇聚延安，中国的新世纪孕育于延安。“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最终，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从延安喷薄而出，延安当之无愧地成了新中国的精神故乡。
多少个年头过去，今天倾听历史的回声，那回声其实并不遥远，依然真切和亲切，给我们诸多启示……
笑 蜀
“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正式发表，不久辗转传入国内。
时为燕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张东荪，以其惊人敏感注意到了这个动向，而在《自由评论》杂志率先发表文章，响应“八一宣言”。他在文章中对中共在此前后的主张作了比较，断言“八一宣言”是中共政策转向的标志。
张东荪为此热情洋溢地欢呼：
“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确实，因应着全面抗战即将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战略转折至此揭开了序幕。
“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抗战以前，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是占据执政地位的国民党的独裁话语。
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颁布《训政纲领》。1931年，又颁布《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间为6年，到1935年结束。训政期间，由国民党独揽政权。
国民党的独裁话语，遭到国统区知识阶层的强烈抵制。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结果，显然是失败的。
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反省，把内忧外患完全归结为它的敌人即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双重破坏的结果。举起右手打倒共产主义，举起左手遏制自由主义，成了国民党当局压倒一切的最优先的目标。为此，从1930年代起，蒋介石就开始求助于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有着国民党背景的一家上海媒体就这样呐喊：
“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法西斯主义主张，无论在政治、法律、经济领域，还是在精神、道德领域，都要居于领导地位，“法西斯主义主张国家应给予一种具体的意志和权利，以便制裁一切，统治一切。”
政治方面，他们主张”实行组织坚强、行动活泼的民族独裁政治，即实行国民党的法西斯化，强力执行三民主义”。
经济方面，他们主张统制经济，即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国家主导经济发展。
文化方面，他们主张文化统制政策。他们认为，应该反对和扑灭的文化，不仅包括赤色的共产主义文化，还有黄色的社会民主主义、虚伪的德谟克西以及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一类“陈词滥调”。甚至还包括“个人团体观念”、“乡土观念”、“家庭观念”。
总之，将中国变成国民党独占的中国，只能有法西斯大一统，不容一丝一毫的异质，但凡拒绝为法西斯所同化，必为异己，必予斩草除根。他们露骨地扬言：“凡有主张一切反动文化的人和物，当不惜代价使之破坏消灭”。“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理念，至此呼之欲出。
“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比苏维埃体制更适宜的选择
与国民党的趋向相反，到达延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推动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向新民主主义体制转型。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宣告：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这是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
次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更是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认为，“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比苏维埃体制更适宜的选择。它不仅出于抗日救亡的需要，而且“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决议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
“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进一步承诺：
1.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启动，持续十年的苏维埃工农专政体制正式终结，陕甘宁边区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实践阶段。
毛泽东说，“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5岁投奔延安，16岁入党的何方，亲历了1941年的第二届边区参议员竞选。那次竞选，他所在的抗大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3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抗大提的候选人是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退出竞选。因此参与竞选的只有郭化若和周扬。郭、周互不相让，各有短长——
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曹慕岳替他竞选。周扬则是亲自出马，除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外，还批评郭化若缺席，说明他对选举不够重视，将来还能保证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吗？双方的啦啦队也是嚷成一片。我只记得鲁艺的拉拉队长是我的老乡刘炽(著名音乐家)。他能出洋相，花样翻新。他大喊一声：“《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鲁艺齐声答曰：“周扬！”相形之下，曹慕岳的名堂就不多。但选举结果，由于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上台讲话说：其实他和郭化若都是共产党员，不论谁当选，也都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徐老最后上台说：他是鼓励搞竞选的，这也是将来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竞选时的预演和操练。过了一阵，第二届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迅速向3个单位的选民作了传达，其间还回敬周扬两句，但周扬那次没参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说他上次请假是不重视参议会工作，其实他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而且保证一定做好，请大家监督，云云。
这是何方平生第一次尝到民主的味道。民主的味道不赖，让何方回味不已。
从1937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80%以上。
国民党当局对此很不服气，由此引发一场论战。国统区一家官办报纸断言：共产党的“普选”是作秀——“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政府’就是‘民主’政府，简直就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激怒了《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立予反击，撰文介绍边区选举制尤其是投豆法的变迁，以此证明“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新华日报》特别强调：
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显然，真理在《新华日报》一边。
边区的普选，后来推行到所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据统计，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共达9000万，都建立了人民普选出来的地方各级政府。
建立健全“三三制”政权，建立健全参议会制度，都是边区民主建设的重要元素，一直为史家所称道。
对边区民主建设，毛泽东有过最好的概括。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告诉到访的世界学联代表团：
“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说：此乃边区之最大特色，即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总能有很大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毛泽东指出：边区这些政治改革，有一个良苦用心，那就是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标本。他说：
全中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全国军队中官兵打成一片，军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的经济建设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连结，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待了。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惟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的意义与作用。
抗日与民主不可分割，必须把抗战与民主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国统区广大的中间阶级的心声。
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以此为发端，宪政运动平地而起。兑现承诺，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甚至成了街谈巷议的主题，宪政意识大觉醒，大普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抗战之前属于禁忌范畴的词汇，从此浮出水面，成了流行的关键词。救亡并未淹没启蒙，救亡反而激活了启蒙，提升了启蒙，救亡运动同时构成了空前规模的启蒙运动。
而边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使边区成了抗战与民主结合的典范，成了宪政的雏形，因而备受瞩目，仿佛一颗璀璨的晨星。
“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政策”
民主是边区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但边区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民主。民主而外，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边区政治颇为可观的一景。
这种政策的调整，来源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1941年，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对此有过阐述。他说：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就“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党的社会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等一切公共政策，都要具有均衡性，都要尽可能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一体保护。
这种政策调整，跟政治体制改革同步甚至更早。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已经宣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以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平分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同时宣布，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
边区大门向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敞开，是一个崭新的实验。在实验的基础上，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正式发布。“决定”强调，“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在适当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
“决定”并且不厌其烦地具体指示：
——在处理农村纠纷中，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站在农民或地主的某一方面，而是根据上述基本原则，采取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
——政府法令应有两方面的规定，不应畸轻畸重。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得抗不缴纳。一方面要规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地主依法有对自己土地出卖、出典、抵押、及做其他处置之权。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当地主作这些处置时，必须顾及农民的生活。
——抗日经费，除赤贫者外，一切阶级的人民均须按照累进的原则向政府交纳，不得畸轻畸重，不得抗拒不交。
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导向，至此完全确立下来。这在法制上亦有体现，作为边区基本法律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即为例证。
在对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毛泽东对这种政策导向，有过精彩说明。他说：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论述：“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被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正是新民主主义，最终使延安成为圣地，成为当时中国的精神高地。
社会主义者当然把延安看作自己的故乡。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延安则是专制大一统格局下的民主奇葩。
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延安始终高举抗日旗帜，对他们也不乏吸引力。
就连抗战前一直亲蒋反共的美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司徒雷登，这时也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立场，认为共产党人首先是民族主义者，是爱国者。他因此开始接近共产党，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
新民主主义也赋予共产党人以强大自信。毛泽东曾自豪地对美国外交官说：“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企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
正是基于强大自信，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郑重地指出：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不同的路径导致不同的命运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国民党当局极为尴尬。既然中国可以有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既然中国人民可以有自由，有人权，有尊严，为什么还要容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呢？
国民党执政集团的合法性资源因此面临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严峻挑战。
国民党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其最高领袖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他的答卷，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之命运》。
其实，早在抗战之前，国民党当局就试图要给全国人民一个答卷。既然昭告天下训政6年，那么时限将至，究竟如何打算，多少得有个说法吧。为应对压力，国民党当局给出了一个说法：法西斯主义。毕竟，三民主义不可能构成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思想基础，只有引进法西斯主义，才能为他们继续独步天下提供合法性资源。墨索里尼、希特勒因此相继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精神导师。
但是，风水轮流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招玩不转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就是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法西斯主义这时已完全破产，即便在中国也是人所不齿了。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思想基础差不多淘空了。
本来就弱不禁风，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更给国民党当局以致命一击。
国民党当局必须应对，无可逃避。
这种情况下推出的《中国之命运》，自然举世瞩目。但可惜，它并没有能够享受它的主人所期待的荣光——它实在是乏善可陈。
《中国之命运》的核心主题就一个，即用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来置换国民党当局昨天所推崇的法西斯主义，以此为国民党注入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所急需的新的合法性资源。
因此，《中国之命运》用了很长篇幅来描述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的伟大光荣。在蒋介石笔下，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真是美比天仙，艳若桃花，但他无法解释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如此伟大光荣，那么在西方文明东渐之后，它为什么那样的不堪一击，而使中国和中国人民蒙受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屈辱呢？
接下来，《中国之命运》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了通盘解说。把近代中国的一切成就、一切光荣归于国民党，而把一切罪恶、一切苦难归于帝国主义列强、归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则是其鲜明特色。用意很清楚，“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是为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并挖空心思为国民党脸上贴金。果不其然，在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的基础上，蒋介石宣称：
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
龙身至此挥就。下面这段话，就属于画龙点睛了——
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地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
这篇文章如果出在国民党南京开府之初，还不至于令人吃惊——那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低潮期，也是其它思潮在中国的低潮期。那时出这么一篇文章，跟周遭的话语环境，落差并不太大。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就国际环境而言，民主因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而越来越汹涌，已经成了公认的世界潮流。就国内环境而言，则有国统区宪政运动的迭次高涨，尤其有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示范。这种情况下，公然以一国最高元首和一党最高领袖之尊，出而为一党专政辩护，出而与自由民主对抗，其颟顸，其狂妄，其昧于天下大势，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也就因此，《中国之命运》甫一出世，即成炮靶，而遭中国共产党和所有民主党派及有关人士痛批。
更可怕的是现实的批判。在蒋介石笔下，国民党一党专政简直就是中国人民之福。事实却印证着他的荒谬。就在《中国之命运》出世前夜，即1942年冬到1943年春，一场大饥荒席卷河南、广东，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无能，河南人饿死了300万，广东人也饿死了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在《中国之命运》出世不久的1944年，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的湘桂大溃退，让日本人一直打到贵州。“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当时《新华日报》的这个社论标题可说是对当时中国现实极为精当的写照。
国际环境也是雪上加霜。蒋介石欣欣然于外交胜利，比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比如联合国创始国地位的奠定。但他不知道，这些胜利其实国民党并无资格贪功，而是几千万同胞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就在他洋洋自得之时，高层次的腐败闹剧在他身边不断发生，而他莫不一筹莫展。国民党当局的贪婪和无能成了国际笑话，以至于丘吉尔总是用鄙夷的目光迎接他，罗斯福甚至打算以史迪威取代蒋出任东方战场最高统帅；越来越多的美国记者、美国外交官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乃至绝望，反复呼吁美国政府不再主要援助国民党。
所有这些，无疑最大限度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形象，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资源。尽管国民党当局在硬力量上暂时处于强势，但在软力量上，即道义上，已接近破产。“民主的才是合法的”，这是《新华日报》1945年2月的一个社论标题。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实在是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基于同样原因，抗战胜利前夜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1937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民主的标杆。黔驴技穷的国民党当局，这时已无词以对，处于绝对下风了。
一个是与时俱进，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转向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融通的新民主主义体制，最终形成联合政府的主张，因之迅速崛起，在精神上道义上砥柱中流。
一个是专制独裁，固守特权，固守既得利益，固守独占、单一、排他的传统政治格局，最终从所谓三民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而为天下所侧目。
这就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路径导致不同的命运。至此，大局定矣。
圣地洪流：知识分子在延安
------------------ 南方周末
“一二九”运动后，一批批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奔赴延安。据两位美国学者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投奔延安的人中，有来时带着钻石首饰的华侨，有上海滩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著名的文化人，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样的爱国军人。为了抗日，他们走到了一起。“理由很简单，延安没有盯梢的，延安吃饭不要钱，延安是自由、民主之地，抗日不受管束。”全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同情和向往延安。到1940年代初，延安已经形成一个约4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
□本报驻京记者 石 岩
1940年早春，从重庆到宝鸡的公路上颠簸着一辆敞篷车。车上的乘客看上去跟普通乘客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有不止一种身份。
驾驶室里坐着一位穿西装戴礼帽的先生，同行者只知道，他是车子的主人、陕西褒城酒精厂的老板、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留德回来的洋学生，实际上，他的不为人知的身份是边区的统战对象。车斗里放着另外十来名乘客的行李，人坐在行李上面。携妻带小的东北口音的敦实汉子，是知名作家萧军，而总是亲切唤他“三郎”的则是另一位东北作家苏群。两位穿旗袍、高跟鞋的“银行小姐”则是重庆青年运动的风云人物冯兰瑞和南开中学的地下党员尹锡康。
车子是辆老爷车，不时抛锚，一行人且走且停，从重庆到宝鸡走了一个月。从宝鸡到西安转乘火车，“银行小姐”摆派头坐进包厢，她们哼唱《何日君再来》的声音不时从包厢里传出来。到了西安，两人低头疾走，连车站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就上了一辆黄包车，直奔位于七贤庄一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在七贤庄，她们惊讶地陆续碰到跟她们坐同一辆敞篷车的人，一个也不少。原来一车人都是去延安的。
从1935年到1947年，在通往延安的公开或隐秘的大路小径上，这样的际遇不计其数。
“一二九”运动之后，一批批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奔赴延安。根据美国学者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Ｗ·克莱因的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到1940年代初期，延安已经形成一个约4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延安，见证了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第一个“蜜月期”。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
背着行李，
燃烧着希望，
走进这城门。
学习、歌唱，
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诗人何其芳用热情洋溢的笔墨描绘那时的延安。诗歌所表达的浪漫情怀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很多人在到达延安之前，对延安并无特别形象具体的了解，光是“自由”、“民主”、“抗日”这3个抽象的词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
在重庆躲避追捕的冯兰瑞，接到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转达的组织有意让她去延安的消息时，高兴地跳起来，理由相当朴素：延安没有盯梢的，延安吃饭不要钱，延安是自由、民主之地，抗日不受管束。在重庆，冯兰瑞看到日机轰炸之后鲜血顺着山城的斜坡街道往下流，国民党暴戾地镇压青年的爱国运动，甚至到了见到有人读红色封皮的书和《马氏文通》(编者注：近人马建忠所著汉语语法书)都要抓的地步。当时的燕京大学学生张定与冯兰瑞有类似的感受。他目睹了上千人在躲避轰炸时活活憋死在防空洞里。国民党腐败黑暗，军队且战且退，却动用精锐兵力对付共产党。“‘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张定说。
也有一些人是在对延安有了较为真切的了解之后才投奔之。1937年春，柯华作为“燕大学生延安参观团”的一员，第一次来到延安，那时他已经在校园里读过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看到了那时和日后都没有公映的斯诺在边区拍摄的记录片，“很感动。”今年90岁高龄的柯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另外，大家也得到消息，知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朱毛和几个将军的名字都熟得很，就想着亲自去延安看看。去延安是地下党组织起来的，当时燕大有社会科学联盟、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些都是党的外围组织。”曾在延安给斯诺作过翻译的燕大学生黄华担当延安方面的联络人。
“人数不能太多，人太多了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所以限定10个人。”1937年3月，由两名女生8名男生组成的“燕大学生延安参观团”，以旅行的名义从北京出发，“一路上我们都是漂漂亮亮的洋学生打扮，国民党根本没有想到我们要去延安。”
“这是全国第一次有一个代表团去延安，受到的欢迎非常热烈。除了周总理在重庆谈判，少奇在山西，其他人都见了，毛主席接见了两次。到的那天，他接见我们，从下午四点谈到晚上八九点钟。他首先表示热烈欢迎我们，这不是客套，是他真实的心情。”
毛泽东对燕大学生积极参与的“一二九”运动给予极高的评价：“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这一下子拉近了学生们跟他、跟共产党人的距离。
学生们向毛泽东提了几个问题，战争打得起来打不起来？我们能不能跟日本人打？国民党那么腐败，统一战线搞得成搞不成？前两个问题，毛泽东给了令他们信服的答案，这些答案跟他日后在《论持久战》中的系统表述是一致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当时没做明确答复，而是说，统一战线先不讲了，过两天有个报告，你们去听。
因为不允许做记录，这次接见更详细的内容，年事已高的柯华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毛泽东的预见性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们去的时候是3月份，他那时就说，不久，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北平将成为抗日的前线。”
这次会面，毛泽东的魅力征服了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在美国人办的大学里受到批判精神和自由思想熏陶的燕大才子们。告别的时候，学生们想给毛泽东照张相，但他没同意，理由是，这样的照片被国民党搜到，对他们不利。
10名参观团的成员后来都投奔了延安。
黄金岁月
抗战爆发之后，800名燕大学生中，像柯华一样先后投奔延安的有200多人。张定回忆，那时燕大的校长、教授们经常为投奔延安的学生提供方便。校长陆志韦告诉学生：如果沿途受到国民党的盘查，就说你们因为转学到山东的齐鲁大学，要经过陕西。如果国民党到学校来查，我给你们出证明。
“当时，全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是同情和向往延安的。”冯兰瑞说。
如果说，国难当头、执政党腐败是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外因，更为重要的内因是当时共产党自身的状况。
从一诞生就历经腥风血雨的中国共产党，在到达延安的最初几年里，迎来一段“黄金岁月”。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远离日本侵略者，生活安定，衣食有保障。大生产、减租减息、灵活的混合经济对根据地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领导人的毛泽东，“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和思考，写出许多最富有洞察力的文章。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莱曼·范斯莱克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这样评价延安岁月对共产党的重要。
写作《论持久战》这样大文章的同时，毛泽东也关心知识分子的“小事情”，多次发表关于“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而要大力培养干部就必须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观点，并于1939年12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1938年8月下旬至9月的《新华日报》曾同时刊登共产党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国民党办的“陆军通讯兵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国民党军校学员入学后一切由学校供给，每月有8.5元至12元不等的津贴。共产党的“抗大”除了负责入学后的吃穿外，没有津贴，且需“来时自备旅费及被服”，但报考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延安的青年人中，有来时带着钻石首饰的华侨，有上海滩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著名知识分子，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样的爱国军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笔名为尼姆·威尔斯的妻子是延安好奇、活跃的客人。他们在延安度过了一段自由快乐的时光。周末开舞会，夜晚看星星、办沙龙。青年沟的礼堂里轮番上演《玉堂春》、《苏三起解》、《打渔杀家》、《林冲夜奔》、《带枪的人》(编者注：苏联作家包戈廷歌颂列宁的戏剧)。自办的刊物、壁报层出不穷，可以歌颂，也可以大胆地批评。
“有没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经费包括伙食、衣着等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15元？或者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200万元？红军大学就是这样。他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一家。”
这是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绘的“红军大学”。
在斯诺的笔下，“红军大学”泛指延安大大小小的抗日军民学校，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这样的学校有17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
泰籍华人马松曾这样回忆1938年到1940年间，他在抗大的生活 “衣服只发一套，无换洗的，只好在星期天到河边脱光衣服，一面在河里洗澡，一面洗衣服，等衣服干后穿上才返校。每月只发一元钱零花钱。住的窑洞要自己挖，吃的粮食和烧的柴火到几十里地以外去背扛，吃的多数是小米饭和山药蛋。每个学员都要剃光头，有的知识分子还为剃光头而哭鼻子。”
即便这样简陋的办学条件，也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才换来的。早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为这些学校网罗师资的努力。先后抽调艾思奇、何干之，安排张仲实、茅盾等人到延安任教。
社论、党史、毛泽东政治军事理论是这些学校最重要的教学内容，高级班的学员要逐字逐句地学习马恩列的著作。王若飞、和培元、郭沫若、王学文、张如心等人兼讲一些文史知识。
抗日根据地办起一所所“党校”，把马列主义的政治教导、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智慧、抗日爱国的热情、“边劳动边生产”、“与工农结合，向工农学习”的信念，一齐灌输进学员的大脑。
这些学校真正地实现了“有教无类”。据1938年抗大第4期统计，学员文化程度分别为文盲152人小学594人初中1417人高中1440人专门学校145人大学428人研究院11人留学生25人其他57人，共4269人。文献称，“这是抗大历史上学员人数最多的一期也是知识分子比例最多的一期”。
在革命思想的武装之下，刚刚参加完识字班的红小鬼可能是知识分子的“老师”。对于刚到延安的冯兰瑞来说，最堪苦恼的事情是延安的雨天。雨水把一道道黄土坎坎模糊成一片。一个下雨天，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冯兰瑞随口的一句抱怨“下雨真麻烦”，立刻引来在食堂工作的红小鬼的批评：“你只有走路的意识，没有吃饭的意识”——意思是，不下雨庄稼就不能生长。冯兰瑞不再做声。
初到延安，冯兰瑞的工作是写10年内战时期的青年运动史。因为写书的缘故，冯兰瑞经常到杨家岭徐特立的住处去，每次徐老都要留她吃饭：大米饭、西红柿炒鸡蛋。这是特别的款待，延安普通工作人员的伙食是小米饭加土豆、 白菜汤，有级别的老同志才会配给一些大米。115师的师长林彪几次请战地记者柯华吃饭，每次也不过是炖一只老母鸡。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大家在精神上是快乐的。”柯华说。快乐包括每个周末到毗邻女大的桃园去打扑克或者下班之后把办公桌凑在一起打麻将；老百姓杀猪的时候去帮忙，然后把习惯被北方人扔掉的猪大肠收起来炼油，朋友来的时候，小米饭拌猪油是无上的美味。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向延安供给军费并实施物资封锁。边区政府征调军队和马匹备战，然而偏遇自然灾害，粮食极其紧张。
为了扭转危机，1941年，边区政府组织起“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中，柯华到南泥湾的“自留地”里种大米、西红柿和芦笋，收成归自己。冯兰瑞“纺线线”：去合作社领棉花纺线，或者领毛线打毛衣，将成品上交，领加工费。“像我们手巧，织的毛衣有花，加工费就高一点。”今年85岁的老人对自己当年的技艺很自豪。
当时，很多搞活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尝试都被宽容地允许。柯华曾和几位同事到边区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买马、骡子，牵回延安来卖，挣一点钱。
范斯莱克曾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评价大生产：“在1937年到1944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40%。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1939年还微不足道，到1944年已达到300万斤皮棉以及1倍于此的籽棉。家畜的增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技术的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边区军民来说，大生产最切实的好处是改善了生活。在柯华的记忆中，大生产之后的伙食标准是四菜一汤。冯兰瑞回忆，大生产以后，每周末可以用羊肉汤和馒头打一次牙祭。
就这样，延安一次次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路打着腰鼓，扭着热情奔放的大秧歌走向新的征程。
转折年代：民主党派的抉择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为爱国情殷的民主党派所倾心拥戴；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主张，也为一直苦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民主党派指明了新方向。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民主党派纷纷聚集到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与中国共产党结为亲密的政治盟友，同进退，共患难，共同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努力。
□本报驻京记者 夏 榆
对救国会在抗战中的贡献，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注意到章乃器，是在1932年的延安。
章乃器发表了很多号召团结抗日的文章，毛泽东看到了，认为章乃器的文章写得好。这时的章乃器，是上海滩著名的银行家、经济学家。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章乃器不断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并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十人小组，以聚餐会的方式定期讨论救国方策，这个聚餐会成为后来救国会的前身。
救国会是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时刻，由社会各阶层中主张抗日的群众组成的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救亡团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各界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政府罔顾民意，继续对日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等280余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主权完整等八项政治主张。随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以及学生救国会等组织相继成立。
为了团结全国民众，发起救亡运动，1938年5月，以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为骨干，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基础，联合全国18个省60多个救亡团体，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陶行知等被推选为救国会负责人。在救国会成立的宣言中，他们提出“停止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救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和“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
救国会虽非政党，但表现出极高的组织性。在上海，救国会数次领导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和示威活动。作为抗日民众最大的团体，救国会承担了抗日救亡的启蒙工作，它参与创办和出版发行的刊物与图书，在全国中下层民众中拥有广泛的读者。救国会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给国民党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对其采取招抚策略，蒋介石约见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提出救国会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救国会的领导层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他们明确表示，只要停止内战，发动民众抗日，不领导也等于领导了。
救国会的兴起，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章乃器之子、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1936年春，毛泽东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时，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到章乃器，与救国会建立联系。不久潘汉年奉命从苏联回国，加强与救国会的联系。同年7月15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重要的救亡文献《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全面阐述救国会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主张。”
中共很快做出回应，8月10日，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救国会全体会员，称赞救国会的主张“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他在阐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后，表示愿在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章、陶、沈、邹，热情地表示：“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他希望与救国会领袖们“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派潘汉年与他们经常交换意见。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这一政治事件激起全国人民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义愤，纷纷奋起营救，中共中央也发表宣言抗议。20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蒋介石，并把“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作为和谈的八项条件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赴西安调停，并在与宋子文等谈判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和尚在狱中的沈钧儒、章乃器在未来的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杜、沈、章等可为次长。”1937年4月，国民党当局罗织罪状，对“七君子”提起公诉，毛泽东于4月11日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指出审判“七君子”完全违反民意和两党团结对外的主旨，要求他入南京向陈立夫、张冲提出抗议；同日，周恩来先后致电张冲、蒋介石，中共中央又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中共代表潘汉年还亲自到狱中探望“七君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终于形成，“七君子”在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下胜利出狱。对于救国会对抗战的贡献，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的抗战是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作用。”
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让蒋介石大发雷霆，共产党却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1939年10月3日梁漱溟结束华北考察由西安飞抵成都。
当时蒋介石正在成都参加自兼四川省主席的就职典礼，梁漱溟前往晋谒报告见闻甚久，他本想向蒋提出解决党派问题，由于蒋介石答应回重庆后接着谈，故当时未便提及。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梁漱溟心里。“党派问题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
梁漱溟10月23日返回重庆，可蒋又飞到桂林、湖南去了。急不可待的梁漱溟于26日晚赴重庆曾家岩50号，找到因出席参政会尚未离渝的中共参政员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讲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团结统一”才是急务，主张国家应“从统一到宪政”。对于统一的步骤他主张“先谋第三者之联合”，其理由是：“在当前危机下，所有两大党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务，就是不许内战起来妨害抗战。”
1939年11月23日国民参政会中除国民党以外的在野党派参政员及个别无党派参政员集会于重庆青年会餐厅正式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出席成立会的人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国社党的罗隆基、罗文干，职教社的黄炎培、江恒源，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以及无党派的张澜等。
统一建国会的成立动机梁漱溟明白地说是“鉴于国共不协隐忧实大”，故结合国共以外之各党派暨在野人物“进以求全国之团结抗敌退亦将抑制内战。”
然而，作为国民参政会中以中间党派为主要成员的统一建国同志会除了在1940年4月的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对调解国共关系有所努力外实际上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使统一建国同志会感到自身渺小从而产生了加强组织的念头。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急剧恶化的形势为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提供了契机。
1941年3月19日，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暨正式成立大会召开。
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一个团体会员制的党派结合体。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后黄炎培出于政治原因辞去主席职务，推举张澜任主席。当时的秘书长左舜生是青年党领袖；组织部长由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出任；罗隆基代表国社党出面担任民盟宣传部长。
民盟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地方活动没有开展。受惠于西南联大高质量的教员和(云南军阀)龙云提供的政治保护，罗隆基在云南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支部，建立时一共6个人。其中，罗隆基是民盟中央委员、国社党党员、西南联大教授，周新民是上海救国会领导机构成员、中共地下党员，由董必武派到云南和罗隆基一起建立支部，在西南联大的盟员主要是国社党的成员，如潘光旦、曾昭伦等。
近代史学者闻黎明介绍祖父闻一多加入民盟的情景时说：“那时候他说了一句话：‘现在火都上房了，谁来救火都可以，因此我愿意参加民盟。’”
早在1944年春天，吴晗就动员闻一多加入民盟，闻一多没有答应，他对吴晗说：“我要参加就参加共产党，参加你民盟做什么？”闻一多信奉“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一直专心学问，跟党派保持着距离。他认为按照西方对党派的定义，结党就是为了参加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政治。知识分子可以成立各种团体但是不应该结党参与政治。但1944年秋天发生了震动西南的豫湘桂大溃败后，大批难民疏散到昆明，贵州独山已经失守，重庆一时又有迁都之议，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如果昆明不保将无路可退，后方空气非常紧张。形势的发展把每一个人都拽到政治的漩涡中去，闻一多就在这一背景之下入盟。
民主政团联盟的诞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还不曾有过有这么大力量和影响的中间性政党。对于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蒋介石大发雷霆，声称“不能让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以外自命仲裁的政团成立”，但面对既成事实也无可奈何。
民主政团联盟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崛起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中共首先对它表示了热情的支持，称赞它的纲领强调了“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指出这是对抗战期间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这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各报不准刊登有关消息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虽是秘密进行的，但对中共来说，却是“公开的秘密”。梁漱溟在1941年3月28日就已经知会周恩来。5月20日，梁到香港后，即与中共在港的负责人廖承志接上头，以后常常得到中共驻港办事处的具体帮助。廖承志派《华商报》社长范长江与梁漱溟联系，当范长江了解到梁漱溟要办《光明报》但经费困难时，立即说起南洋华侨愿意资助，第二天就送来5000元港币。梁漱溟马上意识到，“这笔款是中共给的。”
“李闻事件”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倒行逆施的国民党，终为人民抛弃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和夫人外出回家路上，被特务尾随枪击，当即倒在地上，抬到医院紧急抢救无效，于12日凌晨5时20分逝世。
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发表了正义凛然的讲话，严厉正告国民党：“广大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这篇讲话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
是日下午5时，闻一多参加记者招待会之后，回到寓所门口，也被特务连击数枪，倒在血泊之中，当即殒命。
国民党的暴行受到社会各界民众的强烈谴责。许多地方成立李闻血案后援会，对国民党当局进行控诉和声讨。美国53名著名大学教授联名上书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对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提出严重抗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李维汉等对李、闻遭暗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1946年7月18日，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严正地指出，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7月26日，延安举行反内战反特务，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等烈士大会，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讲话。7月28日，重庆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到会者有张群、张笃伦、吴玉章、胡子昂、周炳琳、许德珩、史良、张友渔等各界知名人士和文化教育界教师、学生、职业青年、工人、机关公务人员、家庭主妇、在职军人等6000余人。
国民党的暴行，激起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愤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推进新民主主义，赢得了民心，为解放全中国打下了民众基础。
当惊宝塔殊：国际友人在延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有美、英、苏、德、加、波、印、朝、日、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100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学者、作家、医生、技术人员、军事顾问和社会活动家等。就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和国际文化交流，以及其个人命运浮沉来说，最富传奇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和作家。
最令人崇敬的是以身殉职的援华医生。规格最高、能量最大、对历史格局形成最有影响的是美军观察组及美国政府要员。
□朱鸿召
远来的朋友都是客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参与解决“西安事变”，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虽然取得了立足存身之地，并获得政治合法性和一定的军事装备，但处境仍然困难，迫切需要道义的支持和舆论的伸张，以拓展生存空间，赢得力量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党对于有朋友内线介绍来的境外新闻记者就格外器重，敞开大门，礼遇有加。朋友介绍的客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多个能对外界发声说话的朋友就多了一条通往前途的生路。经宋庆龄引荐，在中共北方局的周密安排下，1936年7月，斯诺与马海德一起穿越东北军防地，经延安到达当时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马海德是医学博士，此后10年一直在延安当医生，并与漂亮的鲁艺学员周苏菲喜结良缘。埃德加·斯诺成为采访红军、报道现代中国革命的第一人。
中共中央对斯诺到访非常重视。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早在5月15日就专门召集会议讨论并布置有关事宜。当时在保安的外国人只有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曾随同红军长征，时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斯诺和马海德的到来，使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的招待所第一次名副其实地接待了下榻的国际友人。
斯诺到来的当天晚饭后，毛泽东来到招待所。这位名震遐迩的“赤匪”、国民党政府悬赏25万元银洋予以缉拿的第一号人物，立刻引起斯诺的兴趣。斯诺此后将他在延安采访到的内容，撰写成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西行漫记》。
但是为什么选择了斯诺﹖因为他的国籍和他的独立性格。当然有可能的话，也可以找一名中国记者，但他得不到治外法权的保障。如果找英国、法国或德国记者，他们国家的治外法权已给他们带来极坏的名声。如果找俄国记者则会引起各国的怀疑，这是毛泽东和那些不同意莫斯科意见的中国领导所不能接受的。这样就只有考虑找美国记者，其中斯诺是最理想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中国左翼的联系比斯诺密切，但联系太紧会变成一个党派人物的形象，发表作品的领域就有限。(美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70页。)
毛泽东先用几个晚上向斯诺介绍中央的政策，说明在中国产生的共产党力量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以后又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人不谈个人私事和家庭生活的习惯。毛泽东对自己的家庭和经历作了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过的详细叙述。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以及普通士兵，都坦露情怀地接受了客人的采访。
延安感动了国际友人
接客以礼，待客以诚。延安条件艰苦，国际友人的生活却都被安排得比较好。1937年1月，史沫特莱以记者和作家的身份到延安，在“外交部招待所”住过很短的时间后，就搬到凤凰山东麓的两间窑洞里，出行有马，使唤有“小鬼”，做伴有翻译吴光伟，生活很是满足。同年7月，她致朋友信中称：
在战争和战争的各种流言中，我在这里有了一个美国式的花园。……清晨我在山间漫步，穿过峡谷，一路采摘野花——燕草、桔红色的大百合、鸢尾花等等，在这里它们显得漂亮极了。然后，我骑上心爱的“云南”——贺龙在云南缴获的小马，朱德送给我的。一阵风似的驰过峡谷，翻过小山。
延安宁静温馨的客居生活，深深地感染着这位生活中的流浪人、感情上的猛浪者。
史沫特莱生于美国西部，自称有印第安血统，中学时就是“一个直言不讳，爱惹是非，激烈异常，带着枪和匕首进进出出”、“想出各种办法来消除身上任何一点女人气”的人。她有诙谐而粗俗的谈吐，以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去交往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领导人，在美国被捕入狱，偷渡去柏林参加第三国际，要“像一个男人一样解决性欲”……极度的激烈和反抗，使她一度接近精神崩溃和彻底衰竭。直到1928年她从柏林到莫斯科见到宋庆龄，并来到中国，在上海接触茅盾、鲁迅、冯雪峰和新文学年轻作家萧军、萧红、周立波等人后，才逐渐收敛自己。所有这些被生活扭曲了的个性和自我的尊严，都在延安的客居礼遇中得到慰藉和补偿，她感到“我过着一种从未梦想过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美国，我都不能过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惬意”。(［美］简·麦金龙等《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第19、198页)她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拒绝。
她提出领养一名红小鬼为子，又未成。殊不知，客只能是客。从冬到春，经夏至同年9月，她不无感伤地离开了延安。
在延安供给制条件下，八路军津贴分为五等：士兵1.5元；排级2元；连级3元；营团级4元；师级以上，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均为5元。但新知识分子，如艾思奇、何思敬、徐懋庸等人，津贴费却达到每月10元。1938年3月随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来到延安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同年6月奔赴晋察冀前线，毛泽东致电聂荣臻，每月发给他生活津贴100元。白求恩谢绝了，他表示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住行等一切均已供给。
1944年7月美国军事观察组，又名“迪克西使团”抵达延安，其成员津贴每人每天7美元，即每月约200美元。“每天早晨，中国的勤务兵就会把每个窑洞门口的大陶瓮里装满热水。观察员们再将水舀进他们的脸盆里。”“尽管除了早上的咖啡时间外，共产党负责他们所有的起居饮食……包瑞德提出要对这些服务付费，但周恩来说共产党人把为使团提供食宿当成他们的义务。”饮酒、打猎、跳舞、看电影，是消磨业余时间的主要方式。惟一遗憾的是，观察组成员大多是身强体壮的光棍汉。有一次，瓦·格雷斯在舞会上对一位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延安方面非常严肃地对待之。也是周恩来告诉包瑞德，他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包瑞德马上警告格雷斯，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他就得离开使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观察组成员说：“与重庆相比，延安简直是地狱，因为在延安没有妓女可带回他的住所。”(美卡萝尔·卡特《延安使命》，第53、54、62、290页。)
换一双眼睛看延安
兵荒马乱的年代，虽然有治外法权为作客的洋人们作保障，但土匪、流弹、灾祸、疾病是不认这个账的。还有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封锁，更使国际友人到延安遇到重重困难。路途的艰险，延安的礼遇、共产党的蓬勃朝气、尤其是严密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深深地吸引了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友人们。
1936年10月，海伦·斯诺以斯诺夫人的身份到西安，滞留了两周，每天都急得要死，渴望次日清晨就能动身去陕北。由于西安事变前形势危急，她只有折回北平。半年后，她才如愿进入延安。她出身高贵，美貌而有教养，带有西方贵族气质。她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关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妇女问题和生命问题。“现在1937年春夏之际，引者注，陕北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依旧有鼠疫的地方。天花、伤寒、红疹等病症通常在延安按时流行，痢疾和诸如此类的小病更简直是一种习惯。共产党又如何敢带领一支军队到这样一个地方——也许是中国最容易死亡的地方来﹖”理想，崇高的理想，她发现这是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英勇奋斗的动力所在。“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共社会生活，惟以英雄的主旨代替了村落的幽静。”(《续西行漫记》第64页)个人观点难免偏颇，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便增加了一份对复杂历史的理解可能。
那些曾带着挑剔眼光进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在观察延安、并深入华北前线考察后，写给其上司的报告中，表达了他们的惊叹：
在我到过的所有共产党根据地，即使最漫不经心的人也会立即注意到，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与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毫无疑问，目前他们是中国最现实、组织最严密、意志最坚决的组织。
我们接触到的他们所有政治理论工的基本前提都是：政府应当是为其治下的人民谋福利的。像样的待遇、公正的税收、基本民权、丰衣足食，这是把共产党军队和政府真正与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要素。
我们所目睹的华北共产党得到民众支持的证据是这样广泛和明显，已经不能再认为这仅仅是为了欺骗外国来访者的一场表演。在中国近代史上，头一次有一个统治着广大地区的完全由中国人治理的政府得到民众积极支持，而且民众的参与正在不断扩大。(《美国外交文件集》，1945—Ⅶ，第204、200页)
1944年6月，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采访的冈瑟·斯坦因，通过自己的观察理解，发现：
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和在英美属于某一政党，和做一个中国国民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和做苏联共产党员一样，做中国共产党员得要毫无保留地把一个人的生命贡献于一件义务，这种义务凌驾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说，在个人的职业和住所的选择上，也要服从党的命令，服从党的决定，不管这决定是由上面交下的，或是个人所属的小组的多数的决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像做一个职业士兵一样。(《红色中国的挑战》，第59页)
以近代个人主义民主思想的西方文化背景作为潜在的精神资源，使斯坦因将中国共产党与英、美、苏政党相类比，从而得出他眼中“中国共产党人惊人的特点”。所有这些，都深深地触动了到访的国际友人们，并影响到事态的走向。
斯诺的《西行漫记》最初在英国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几星期就销售10万余册。随后的美国版，成为有关远东时局的最畅销书。总统内政秘书哈洛特·艾克斯连夜读完此书，并推荐给罗斯福总统。较早读过该书手稿的总统前侍卫长卡尔逊，在斯诺帮助下，到访华北和延安。时任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统帅部政治顾问的谢伟思John S.Service，在该书出版前的一个晚上，认真听取了斯诺的内容介绍。后来他参加美军延安观察组，对八路军和中共都秉持比较公正的立场。
一波三折的使命
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体量和潜能，西方记者对延安的热情报道，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腐败与民主凋敝，使得美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格外关注中共在局势发展变动中的作用。站在自己的全球利益立场上，美国援助中国抗日，希望出现一个和平统一、民主稳定的中国，借以稳定东亚局面，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于是，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试图导演国共和谈。
1944年11月7日，时年61岁的高个子赫尔利将军，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应朱德的邀请，戴维斯的催促，从重庆飞抵延安。中共主要领导人全部到机场迎接。
正式会谈一开始，赫尔利就声明，美国不想卷入中国的国内冲突，他的目标是团结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与美国合作以打败日本。随即，转交给毛泽东一份声明，说这代表了蒋介石愿意在此基础上达成协议：
1.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为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将共同努力将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都团结起来。2.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将遵守和完成中央政府和它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3.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一个民有和民治的政府而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两党都奉行旨在促进政府民主进程的政策。4.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所有军官和士兵……都接受相同的报酬和津贴……在弹药和供给上享有相同的待遇。5.中国政府承认并将使中国共产党政党地位合法化。所有的政党都将给予合法地位。
毛泽东看罢，问这5点建议代表谁的观点。特使说，主要是我的意见，但是我们大家都做过研究。休会后继续会谈，毛泽东告诉赫尔利，中国需要统一，但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最后特使问毛，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加入联合政府。9日，毛泽东提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与赫尔利谈判问题。10日，毛泽东交给特使同样5点建议，即《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
1.中国政府，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而共同努力将中国的所有政治和军事力量都团结起来的联合国民政府。2.目前的国民政府将并进联合国民政府，该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反对日本的政党团体和无党派政治团体。要公布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新的民主政策。同时，全国军事委员会要并进由所有反日代表组成的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3.联合国民政府将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原则，旨在奉行促进进步和民主的政策，建立公正、良知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上诉权、人身保护权和居住权之政策。联合国民政府还要奉行使国民免于恐惧和物资匮乏之政策。4.所有反对日本的军队都遵守和完成联合国民政府和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将得到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承认。来自外国的所要求的供给都要平等分配。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所有抗日团体的合法性。
特使提议，他和毛泽东都在协议上签字，并留下空间等待蒋介石签字。但在送行的路上，特使提醒毛，他不能保证委员长都接受这些条件。
果然，蒋介石拒绝在中共提供的协议上签字，赫尔利很生气。这时，罗斯福总统任命赫尔利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作为回应，蒋介石又提出“三点反建议”：
1.为达到迅速击败日本和展望战后中国重建之目的，国民政府期盼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得到有效的统一和集中，并同意在重新组织后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并入国民军，报酬、津贴、弹药和其他供给与其他部队一样，它们将得到平等的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的政党。2.为进行抗战和战后中国重建，中国共产党要给予国民政府以全部支持，并将其全部军队交由国民军事委员会指挥，国民军事委员会将吸收共军高级将领参加。3.中国共产党须承认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建国纲领，它将奉行促进民主进步发展的政策。按照抵抗和全国重建的计划，保障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除了为有效进行抗日战争之特别安全需要外。
在重庆的周恩来表示，中共方面坚决不接受。周转述毛泽东的话说，蒋是一个腐烂的躯壳，假如美国继续扶持他的话，那是美国的权利，但蒋介石无论如何是注定要失败的。至于中国共产党，尽管美国抛弃我们也许让我们感到失望，但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扶持。我们的人民不会妥协投降，要是蒋介石在场的话，我会当面骂他是乌龟王八蛋。
未能成行的毛泽东访美
实际上，这场和平谈判一开始就错了。作为特使，赫尔利太过自信，以为凭借美援就可以搞定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责成其政治改组，民主改革；共产党是股新兴的力量，可以吸收以促进国民政府焕发生机。殊不知国共两党的恩仇渊源，绝非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关系之可比拟。共产党则甚至筹谋绕过赫尔利，直接访美以获得援助。
1944年12月初的一个子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马海德秘密会见美军观察组中的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要求他亲自到华盛顿，送交海军上将欧内斯特·Ｊ·金一封信。希契找借口从观察组请假，搭乘飞机到重庆，几经周折得见中国战区司令威德迈将军。12月23日，他抵达华盛顿，通过海军部长，于12月29日会见国务院的约翰·卡特·文特森，转呈毛泽东的信。希契告诉文特森，他在延安的经历使他确信无疑，中国的农民是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诚心诚意急于和重庆合作的，只要加强他们在中国的实力。
元旦过后的1月6日，希契受到联席参谋长的接见，他们正式邀请他列席参谋长联席会议。希契在发言中说，“无论我们花多少钱来帮助蒋介石的政权，最终中国共产党都会取得全中国的。”因此，他建议“我们最好能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对华政策”。
几天后，等待希契的是：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让你返回中国。
延安没有等到希契的回音，叶剑英向美军观察组直接表示：如果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把我们当作中国的一个重要党派来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尽快单独或同去华盛顿。可惜的是这个信息也只走到了重庆。
因为美国对华长期政策目标是，“使中国成为远东一个主要稳定因素，作为该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基本条件。……我们不偏袒任何政治派别，但我们继续支持中国现政府。不过，我们寻求在它的现有格局内实现所需要的统一和有效率的政府。”有关中国的大量新闻报道和观察报告，使得美国高层非常清楚，中国国民政府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转而支持共产党势必加强苏联的社会主义东方联盟，那是万万不可以的。
目前的趋势如果不加制止，将导致国民政府的解体、中国共产党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军阀势力的扩张、分裂和叛乱的趋势急速加剧。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十分可能导致共产党统治中国。为了避免土崩瓦解，国民政府可能寻求妥协解决它与共产党的斗争，作为最后出路。不过，除非以在政府中占统治地位为条件，否则，要共产党同意这样一项解决办法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不论是瓦解，还是妥协，它所导致的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混乱多半会在若干年内，延缓一个共产党中国的发展，使之不能成为苏联政策的有效工具。(《美国外交文件集》，1945—Ⅷ，第44页。)
这是彻头彻尾地在使坏！延长混乱，其结果只能是最后摊牌。
1945年8月26日，赫尔利以个人性命作担保，再次飞往延安，与张治中一起接毛泽东到重庆去和平谈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时局；以一个革命家和战略家的大无畏气概，毅然飞抵重庆，最终签署“双十协定”。9月22日，赫尔利紧急返回华盛顿听取训令。他向国务院报告，中国的两个政党似乎在和解，关于内战的谣言正在减少。甚至他也觉得，杜鲁门总统应当亲自接见蒋介石和毛泽东，让他们捐弃前嫌。
11月6日，这位将军大使提交一份详尽的辞呈，不愿意再回中国。
梦萦魂绕是延安
生前死后都愿意再回中国的，是那些杰出的新闻记者们。
延安以其黄土地的深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肉精神，赢得了这些国际友人的倾心。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热化，当年那些对中共持友好态度的人士，如谢伟思、斯诺等人，都遭到“麦卡锡主义者”的疯狂迫害。当这些国际友人因为延安而颠沛流离，为了延安而梦萦魂绕，新中国敞开胸怀，安顿了这些永远的客人。
1947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延安推进，中共中央正计划撤离延安。斯特朗请求自己能被留下来，同延安人民一道撤离，过游击生活。这个请求遭到婉言拒绝时，58岁的她禁不住哭了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急切盼望着到中国来。途经苏联蒙受不白之冤，又遭美国政府刁难。直到1958年，她才克服重重阻力来到中国。1970年3月不幸病逝于北京，她最后的归宿融入了心灵最温暖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孑然一身，在英国牛津大学医院因病与世长辞，留下一封“遗嘱”般的信件，其中交代：
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谢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由一个英国“人民代表团”带到中国，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初与埃德加·斯诺最早进入陕北的美国医生马海德，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遗体献给医学事业，火化后，一部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带回美国，还有一部分撒在延河里。
埃德加·斯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别邀请的客人，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他又先后3次访问中国。1972年2月15日，他在晚年定居地瑞士的日内瓦留下遗言：
我热爱中国。在我死后，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贯做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将汇入大西洋、流到欧洲和人类所有海岸去的地方。
10月19日，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两年后，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美国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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