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还田 勿忘马关奇耻

　　

　　110年前签订的《马关条约》，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再度复兴，所有的炎黄子孙切莫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定要牢记这一奇耻大辱。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对待历史理应向德国学习！德国和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同样的罪行，态度却迥异。战后，日本却以不断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等举动向受害国的伤口上撒盐。这是值得深思和警惕的。

　　这是110年前震惊世界的一幕。
　　1895年3月24日，日本广岛春帆楼附近。
　　这天下午4时15分，中国的全权议和代表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结束第三轮谈判，自春帆楼乘轿返回寓所途中的4时30分，一名暴徒突然冲到轿前，“砰”的一声，一粒子弹击中了李鸿章的左颊。李鸿章顿时血流满面，一度不省人事。
　　一个外国使臣被所在国的国民刺伤，实在是一件丑闻。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日本政府也极为担心。按理说，清政府和李鸿章本人应充分利用这一事件，争取外援，以“酿成国际异变”。可是，清政府没有这样做。清廷害怕甲午战争继续打下去，迫切希望早日停战，一切回到谈判桌上来。
　　行刺李鸿章的事件发生后，日本顾及欧美列强干涉而以退为进。首相和外务大臣亲临病榻慰问李鸿章于前，天皇降诏严惩凶手于后。尽管李鸿章看出日本的做法是“敷衍外面”，却压根儿没打算中途退出谈判。3月28日，当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再次亲至李鸿章寓所，通知日方已允诺停战时，“绷带外面仅露一眼”的李鸿章，“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
　　就这样，日本担心的一场风波化险为夷了。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行刺中国的首席代表李鸿章呢？凶手小山丰太郎在供词中宣称：“日本放弃占领北京是日本的耻辱，目前同中国签订和约为时尚早。”看来，他刺杀李鸿章，旨在阻止和谈，使战争继续打下去。
　　小山丰太郎的这种歇斯底里症在日本决非孤例。当时，日本国内希望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人相当多。尤其是在军队内部，主战的空气甚浓，有人狂言非占领北京不可言和。
　　一个罪恶的里程碑
　　4月1日，伊藤亮出“和约”的底稿。李鸿章看后为之愕然，他没想到日本竟这般贪婪：“要求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要求中国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要求中国赔偿日本军费银3万万两；要求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开放重庆、杭州等7处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设厂从事各种制造，并能输入机器等等。
　　尽管是全权大臣，李鸿章也不敢做主吞下这个苦果。他明白，签订后的条约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为了使每一个字都让皇帝知道，李鸿章当晚将条约稿电达北京。
　　面对日方的条约稿，清廷决策层一时寻不到应对良策。皇室要员、各国总理事务衙门的主管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主张割让台湾，保住奉天，尽快议和。帝师翁同龢立陈“台不可弃”。光绪皇帝从感情上虽倾向翁同龢，但也难以做出抉择。4月7日，只好命总理衙门电告李鸿章：奉天和台湾，“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
　　明眼人看出：这封语义含糊的电旨，暗寓“极尽驳论而不能得”时，可以弃地。日方截获了这份密电，完全摸清了中国的底牌。
　　4月10日，中日全权代表开始第五轮谈判。伊藤拿出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赔款2万万两白银，并蛮横地告诉李鸿章：“日本已让至尽头”，中国“只有同意不同意这两句话！”中国若不同意，日方决议再战，眼下广岛已有60只船舰做好了出征的准备。
　　会谈结束后，李鸿章再次急电北京，声言自己“力竭计穷”，切盼皇帝降旨明示。4月12日，李鸿章盼来回电。光绪皇帝指示他继续与伊藤“磋磨”，争取减少赔款，“允其割台之半”，但辽东半岛的“牛庄营口在所必争”，倘若实在无法商改，同意“即与定约”。
　　4月13日，李鸿章又连复三电，强调日方“词气极迫”（伊藤于11日致函李鸿章，声称“和约”条款“实为尽头”，“中国或同意或不同意，务于四日内告明”），已没有回旋余地，要是不按时订约，京师难保。
　　到此刻，清廷彻底打消了讨价还价的念头。4月14日，光绪皇帝回电李鸿章，说原希冀争得一分之益算一分，现在既然难以商改，就遵旨定约吧。15日，中日双方进行了第六轮谈判，李鸿章不惜费尽唇舌，向伊藤哀求将赔款减至1.5万万两，并希望以“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作为一个全权外交官，李鸿章的这种举动，不免有点失态。
　　4月17日上午10时整，中日和议第七轮会谈开始。实际上，这次会议“不过是举行一种签字仪式而已”。11时40分，当李鸿章和伊藤分别代表本国在“和约”上签字时，伊藤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根据这个11款的“和约”，中国付出了如下的代价：
　　割让辽东半岛（后以3000万两银赎回）、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银2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各口；日本臣民可以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得免征一切杂税……
　　这就是割我沃土、索我巨款、毁我经济的《马关条约》（也称《马关新约》或《春帆楼条约》）。仅就赔款一项而言，就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不过7000万两，即使全部用于偿付赔款，也需要好几年。据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透露：“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日元的收入。日本一年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5亿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顿觉无比的富裕。”
　　《马关条约》是一个罪恶的里程碑！从此以后，中华民族进一步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慈禧是“乞和”的总后台
　　事到如此，李鸿章作何感想呢？他会认为这一灾难是由他造成的吗？还在赴日前，李鸿章就意识到这是一项屈辱的差事，是一项“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唾骂，也许还要受到政府的公开谴责”。果然，这次交涉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当画押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内至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到直省督抚、一般士大夫，“莫不交章谏阻”，把一腔怨愤倾洒在李鸿章身上，形成一种“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局面。李鸿章马上失宠了。没过多久，他就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他的门生故吏也纷纷离他而去。以往“一路扶摇”的李鸿章饱尝了失势的苦涩味。
　　时人指责李鸿章是可以理解的。李鸿章确是罪有应得。但要是理性地分析，也应看到，他是战败国的使臣，在谈判中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他的屈辱就是战败国的屈辱。他是在征得皇帝的同意后，才被迫吞下这个苦果的。如果能够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的话，那么，受到重点抨击的应该是慈禧太后，因为她是“乞和”的总后台，是她扮演了这一不光彩事件中的首要角色。
　　不是吗？清政府于1894年8月1日对日宣战就是出于无奈。当时，慈禧太后的六旬大寿即将临近。还在两年前，她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总办万寿庆典”。世铎把庆寿活动视为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派出大批人马采办寿品。据记载，“万寿庆典”的耗资相当惊人。仅给慈禧备办龙袍、龙褂、氅衣、衬衣、各色蟒缎、大小卷缎绸等衣物面料一项就耗银23.2万两。有人统计，这次“万寿庆典”，共挥霍白银不下1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岁收的1/6，而这些银两有的是挪自“边防经费”和“铁路经费”。当甲午战争打响后，慈禧虽假惺惺地发布懿旨停办“颐和园受贺礼”，但仅仅是官样文章。“庆辰典礼”的活动一直在铺张中进行。11月7日，也就是日军攻陷大连的当天，迎来了慈禧的六旬“整寿”。于是，一幕咄咄怪事出现了：当国土沦陷，人民遭难之际，慈禧却在禁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连续放假3天赏戏。
　　战争进行了一个多月，慈禧太后就急于求和。9月29日，她和光绪皇帝召见翁同龢，派翁赴天津去见李鸿章，命其托俄国驻华公使从中调停。10月初，军机大臣孙毓汶和徐用仪又把视线转向英国人赫德。当时，主持总理衙门工作的是庆亲王奕劻，不少枢臣感到他平庸无能，要求重新起用10年前被慈禧太后罢免的恭亲王奕訢。按慈禧的本意，是不情愿起用这位小叔子的。她曾对人讲：“我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但考虑到恭亲王的国际影响，只得批准让他再度出山，并使其得到军事和外交上的最高指挥权。不过，闲居了10年的恭亲王，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锐气。何况奕訢心里也明白，慈禧太后让他复出，并不是要他把战争继续打下去，而是旨在利用他的影响进行外交上的联合工作。所以，奕訢一旦大权在握，便把全部精力用于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即使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
　　为了扭转前线颓势，奕訢采纳了军务处建议，调湘军将领刘坤一主持战事，李鸿章遂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遭到降职的处分。然而，湘军和淮军没有什么两样，刘坤一也并非安邦定国之才。到1894年岁末，慈禧太后感到打了将近5个月的战争已威胁到王朝的安全，便做出了派遣张荫桓、邵友濂赴日“乞和”的决定。后来，只是因为日方在张、邵两位议和代表的“全权”问题上大玩淫威，慈禧太后才重新起用了刚被撤职但却受到日方欢迎的李鸿章出任全权议和大臣。
　　2月25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要求各省将军督抚电陈割地赔款的意见。8个总督中有5人，16个巡抚中有7人，21个布政使中有6人电陈主和主赔款，不割地。其余的装聋作哑。由于实在找不到良策以对，总理衙门只得于26日通告日方：李鸿章具有割地及执行全权。由此可见，早在李鸿章赴日前，清廷已做好了割地的准备。
　　按照国际惯例，李鸿章赴日后虽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但正式生效，还须清廷最后批准施行换约手续。对于要不要批准换约，清政府最高决策人士在御前会议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光绪皇帝“因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软弱的他命大臣们向慈禧太后讨主意。没想到，慈禧太后把球又踢给了光绪皇帝。她以患感冒为由，不仅不接见军机大臣，还让太监传旨：“一切请皇帝决断。”事到如今，连平时主战的翁同龢、王文韶、刘坤一等也开始退缩了。光绪遂派伍廷芳和联芳赴烟台完成批准换约手续。


    《人民论坛》 (2005年 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