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国政治进程的根本性转折
李丽娜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战争。为抵御外侮，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民国初年即开始形成的政党分裂、地方势力争斗、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的局势，一变而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党以"党国"体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然而全民抗战的局势打破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势力多元力量的并行角逐。这一态势的发展，决定了当时中国政治力量的兴衰消长，对未来中国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抗战救国"旗帜下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御外侮"
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中国政治即陷入一个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局面，拥兵自重的军阀们轮番执政，相互间战乱不已，政府首领走马灯般地更替。直到1928年，经过"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执政的国民党方才初步统一了中国，但东南部之外的各省实质上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不已，矛盾重重，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对抗不减反增，甚至于1930年爆发了中原大战；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对于蒋介石的专制与独裁颇为不满；1927年，惨遭国民党"清党"运动杀戮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在南昌、湘赣边界、广州等地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旗，星星之火显现出燎原之势。此时的中国政治格局，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扩大侵略中国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在舆论与民意的强大压力下，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态度开始出现了明显变化。抗战全面爆发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全国人民的抗战救国热情，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极大的增强，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纷纷抛弃前嫌，呼吁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同团结御侮，民国初年即开始形成的政党分裂、地方势力争斗、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的局势，一变而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新局面。在中华民族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各种政治势力奇迹般地团结在了"抗战救国"的旗帜下，民国政治格局前所未有地进入了暂时统一的形态。
在这一新的格局中，最为关键的是拥有军队的国共两党成功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执行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积极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执政的国民党也迫于内外压力，停止了"剿共"的内战政策，转而采取积极备战抗日的方针。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颁布《抗战建国纲领》，设立国民参政会，制定惩戒汉奸条例，释放政治犯，承认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等一系列旨在推动抗战的举措，产生了积极影响，受到全国普遍的赞同。中国共产党也充分肯定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政权的一系列战时措施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英勇表现，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应"坚决赞助其实现"，明确表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地位"，并重申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在国民党内部，战前一直因政治利益纠纷不已的各派系及地方势力，均在抗战救国的大势下，纷纷宣称放弃个人及地方利益，服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领导，表示要尽全力抵御日本侵略。如1937年8月7日，刘湘、阎锡山、龙云、李宗仁等在南京国防联席会议上一致表示："今后军事、外交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地方实力派的目的和动机较为复杂，既有基于爱国情感和民族义愤的考虑，又有出于自保的政治考虑。挽救民族危机，是各种地方势力所不能不顺应的时代趋势；日本的侵略，也和战前蒋介石削弱和吞并地方实力派的作法一样，对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和威胁，也不得不起而抗战。这种爱国主义情感与利益自保心态的相互交织，使得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做出顺应时代潮流、举起抗日旗帜的举动，不仅获得了政治声望，也大大加重了其在党内和政治上与蒋介石抗衡的砝码。
全国其它党派和社团，此时也纷纷表示支持国民党政权进行抗战。与国民党有良好关系的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其积极的表态自不待言。奉行"政治中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表示"拥护政府及最高领袖"、"服从领袖命令"。刚刚获释的救国会"七君子"，不计前嫌地呼吁"国民应为赤诚拥护政府抗战，务使政府无内顾之忧，由此能尽其全力对外"。第三党认为，国民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其价值可与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相媲美，对国民党领导抗战寄予了"新希望'。李济深、陈铭枢等甚至解散了所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认为"国民党已经居于惟一领导地位"，呼吁国内各党派应该"一心一德拥护政府拥护领袖"。
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声望如日中天，达到了其统治中国22年间的顶峰。然而，这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统一"，并不是国民党依靠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获得的，而是由共产党一直推动和致力于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战以及爱国主义热潮的产物。
诸种政治势力打破国民党"一党独大"局面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抗战建国"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统一。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及国民党借抗战巩固"一党独大"格局种种政策的出台，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发生了复杂的动态变化。
抗战初始，虽然国民党某些军队在战场上进行过英勇的抵抗，但在整体上由于国民党坚持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注重于政府和军队的行为，忽略对民众的发动和依靠，加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国力及军队实力与日本有较大差距，其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可谓屡战屡败、节节败退。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无力前行及整体对华方针的转变，国民党的国内政策也发生相应变化，对日消极抵抗，而对共产党则实行"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国民党军队在一些地方不断制造与共产党军队间的"磨擦"，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是这一政策演变的逻辑结果。
国民党对其它党派、团体采取了又拉又打的方针，为争取各党派、团体的支持，抗战初期国民党宣称"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允许民主党派合法出版报刊，并在经过修改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取消了专门对付异党的条款；为满足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要求，国民政府设立了政治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吸纳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与其间。对于不断批评国民党政策、保持政治民主追求原则的救国会，不仅其领导人邹韬奋、李公朴等受到严密监视，其成员也被全部取消参政员资格。民盟成立之初，国民党命令各报刊不准发表消息和评论，策动香港殖民当局搜查民盟的机关刊物《光明报》。国民党对于第三党同样严加控制，蒋介石称："邓演达被杀了，第三党已不存在"，对其活动百般刁难。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实力派，利用掌控中央政治权力资源的优势，采取旨在歼灭各地方实力派的策略，有时以抗战为名，把地方实力派的军队调到最前线与日军死拼，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或令地方实力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搞"磨擦"，使其两败俱伤；有时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分割其军队，兼并其地盘，侵欺其财政，甚而以收买分化、制造矛盾等手段，削弱瓦解地方实力派。由此，不少地方实力派迅速被瓦解，宋哲元被瓦解、川军四分五裂、东北军流散四方、滇军支离破碎。中央军进入山西，结束了阎锡山一统山西的局面。张群入主四川，武装绑架龙云，国民党终于得以控制大西南。对青海"马家军"矛盾的利用，对新疆盛世才的威胁利诱，又使国民党在西北的影响大大加强。
对于国民党专制独裁、拒绝民主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严厉的舆论抨击和坚决的军事斗争，国共"磨擦"时有发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对国民党深感失望。1939年，国统区爆发了被视为"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民主党派群情激昂，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党治，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大后方。他们联合起来，相继建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独树一帜，与国民党展开了争民主、要宪政的斗争。同年11月，民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等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议案，矛头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民主党派与国民党的矛盾日益表面化。1942年，民盟参政员拒绝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的举动，表明各民主党派实际上已经站到了国民党的对立面。与此同时，国统区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暴动事件相继发生，加之1944年发生"豫湘桂战役"的军事大溃败，国民党的威信一落千丈。
与此相反，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地位迅速上升。中共坚决执行着一条与国民党全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即放手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大力发展抗日力量，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8年中，中共依靠自身的努力，在华北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晋西北等大面积的根据地，在华中、华南等地建立起了一批稳定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吸引和抗击了数量庞大的侵华日军和伪军，战绩辉煌。中共在其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主、民生政策，诸如废除束缚人民的旧法令，"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建立民选的"三三制"政权；成立民主选举的各级参议会；提高各级政府机关的行政效率；注重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和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等。各项政策行之有效的推行，使得抗日根据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被赞誉为"新中国的雏形"，是"真正进步、真正民主的政权"。
此外，中国共产党注重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加强联系，以党的正确的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多数民主党派逐渐为中共的方针、政策和行动所折服，逐渐向其靠拢，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斗争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也与国民党迥然不同，把它们视为中间势力加以争取，以实现共同抗日的目标。如中共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长期保持联系，常常相互交换时局意见，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对有"山西王"之称的阎锡山，抗战初期中共便与其建立了直接的统战关系；对新疆军阀盛世才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关系。
194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引起国内各党派的强烈共鸣，宪政民主运动波澜壮阔，形成新的高潮。
抗战后期，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政治影响力得到极大提高，开始成为冲击国民党"一党独大"局面、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主导因素。
至抗战结束，国内政治格局根本转变，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威望空前提高，实力也大增，中共拥有正规军队13l万，民兵220多万，党员120多万，是战前的30倍。尤其重要的是，历经8年抗战的锤炼，中共在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同时，摸索出了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而国民党与生俱来的派系问题及中央与地方势力间的争斗，并没有随抗战的进行和结束而消除，政学系、黄埔系军人、CC派分子各自为政，阎锡山、桂系等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国民党内的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组织体系更加涣散，革命斗志早已不存，中央权威日益流失，党组织的活动能量大大下降。从双方的政权看，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基地，向广大的华北、华中敌后展开，到抗战结束时建立起19块抗日根据地，各地的民主政权控制着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人口近l亿。中共的力量生成及与执政的国民党并存的态势，成为冲决国民党"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的根本因素，形成了中国特定环境下无名有实的"一国两制"格局。
另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也在抗战期间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强敌入侵、国内维系一致对外的时候，中间民主势力有机会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集权体制下获得较大的活动空间，亦有了正面表现的舞台。借助国民参政会这一合法的政治舞台，中间势力各党派议论时政，参与国是，自身力量逐渐壮大并走向团结，从呼吁抗战到两度掀起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间势力联合加强，力量凸显，党派意识增强，社会政治影响持续扩大。这为战后参与国民大会的选举，催生一批新生的党派，奠定了政党活动的基础。其中，中国民主同盟（原称民主政团同盟）在战时与战后中国政坛无疑是影响最大、发展最快的中间党派。1945年，它已拥有3000多名党员，大多为知识界人士，遍布全国主要城市。自称坚持"独立性和中立性"，口号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民主党派不断发展与壮大，使得中间政治力量在战时及战后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演进和发展，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开始被打破，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国民党、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势力三大力量并行角逐的局面，其对中国政治进程的影响至关重要。
抗战对中国政治进程的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不仅造成了新的中国政治格局，而且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抗战的洗礼，战争后期的中国政坛，形成了国共两党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三大力量并立、民主力量与集权势力相对峙的政治格局，这是8年抗战中各阶层民主政治意识不断高涨的硕果。由此，战后国民党不可能重新恢复其"一党独大"的独裁统治，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即建立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直谋求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共和国制度。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均赞成的"联合政府"主张，正是适应这一历史性机遇的产物。
此时，国民党集团惟一可行的选择，就是放弃旧有的专制集权的政治文化，正视政治现实，顺应民意与世界潮流，主动选择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然而执政的国民党集团，过低估计了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无视经历抗战洗礼的国民对于民主政治的热烈追求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以内战维护独裁集权体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全面撕毁了令人瞩目的政协决议；扩大内战，毁灭了抗战后中国所取得的和平民主成果，使全国民众认清了其真内战、假和平、真独裁、假民主的面目，国民党也终于走进了集权政治的死胡同。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等15人被迫由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1月，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宣布调停失败，随即返美；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当局迫使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回延安；3月初，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代表全部撤回延安，重庆《新华日报》被封闭。此后，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也纷纷与国民党决裂。至此，以国民党政权为轴心的联合政府运动划上了句号，中国政治重心及民心所向开始向中国共产党转移，实际上也为国民党大陆政治统治终结埋下了伏笔。
其次，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率先在各根据地实践了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抗日民主政权，即在根据地政权人员构成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这一政权的创制，与国民党一党专政形成了鲜明对照，也与西方的多党制不同，它既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坚持各阶级、阶层的团结合作。尽管"三三制"仅在各根据地区域推行，但却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政权体制的伟大尝试，有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模范作用，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是新中国政权体制的雏形。
抗战时期，各党派遇事协商的特殊组织形式，也为新中国多党合作的方式形成提供了借鉴经验。而战时国共两党松散的"党外合作"制，使两党形成了"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的特殊方式，在特殊复杂的情形下，中共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灵活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方式，不仅巩固了国共合作的成果，而且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为新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的参议会制度也颇有特色，参议会制度严格有效地保证了多阶级成分的政权组合和各阶级人士共同管理政权，在实施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加强并改善中共的领导地位，参议会制也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型。由此可见，1949年后新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诸多创造，多源于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民主政治体制的创造与发明。
此外，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极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有效遏制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成为影响"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这一切，显然是源于全面抗战时期的政治局势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崛起所提供的历史性机遇。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是中国政治制度演进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历史阶段。它根本改变了旧中国的政治格局，也决定了新中国的政治走向。
（原载山西《党史文汇》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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