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革命对象和改革开放留下的政治难题。
中心观点，和改革一个党内派别的政策错误相比，改革一个政党的错误要复杂的多。
我国50年代大规模引进苏联的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惊险跨越。以我国薄弱的工业基础，只有依靠苏联提供的技术和管理，才能低成本进入工业化门槛。与此同时，也必须由苏联科技和管理人员对我们的“进城农民工”和 “进城农民干”，实行“手把手，传帮带”。 于是，在复制的苏联经济基础上，也必然复制了苏联式的体制和上层建筑。
毛泽东在引进苏联设备后，顶住党内压力，和苏联决裂，走独立自主的路子。我国虽然跳出苏联阵营，摆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控制，但是那套苏式体制还是保留了下来。这种苏式体制的典型代表就是刘少奇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我们大体可以从刘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看出这套的苏式体制的管理方式。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总结为两个字，就是“服从”。刘的极权路线使中国的组织管理极其类似于苏联，这必然产生一个苏式的官僚阶层，一旦这个阶层产生危机，那么国家就四分五裂。90年，苏联试图改革，结果导致苏联解体。
毛泽东何以预见到这种趋势中潜藏的深刻危机，不得而知，姑且归之为天才政治家的洞察力。毛泽东利用自己的权威保证国家不致分裂，然后亲手发动文革，将革命对象明确指向走资派。经过1966到1969的剧烈斗争，毛打散了党内的统一的官僚阶层，在党的内部，引进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并把三个派别都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我国文革期间的混乱和经济停滞主要集中在1966-1969，这也可以从我国的科研情况和工业发展数据中看出。1969年召开共产党九大以后，经济开始恢复增长。1972年中美和解，并从西方大规模从引进化肥、化纤等等生产设备（四三方案）。以后，毛对左中右各个派别势力进行微调，避免一派独大。这样三个派别，任何一个派别出现严重失误都不会危及中国的前途。（文革结束时的政治地震比苏联1990前后的改革要剧烈的多，却没有引发严重后果。）
可惜，这笔政治遗产在文革后放弃。我国不但左派，甚至连中间派也退出领导高层。就是说文革后，中国的经济路线很快走出苏联的影响，但是政体制却回归了苏联式的极权，这是非常危险的。以前，政策错误只是出在一个派别身上，比如，纠正了四人帮的左倾，国家经济就可以恢复秩序。可是，现在政策错误和共产党整个政党纠缠在一起，改革成了改革共产党全党。和改革一个党内派别的政策错误相比，改革一个政党的错误要复杂的多。稍有闪失，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甚至重蹈苏联的覆辙。
现在官僚阶层的腐化和低效率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的障碍，可是现在不可能发动文革式的运动来解决官僚和腐败，如何将官僚这个硬核软化而不引起动荡，这是改革开放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难题。
第一段引用了温铁军的《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的部分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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