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天津市每人每月吃多少粮食
王子善
近三十年来，在反毛、非毛化的浪潮中，有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提出种种的诬蔑和抵毁，他们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制造种种谎言。其中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人”，有的甚至说是4000万人，是他们喋喋不休的重磅炸弹。说什么“文革时期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有的人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你饿过肚子吗？”好像中国六亿多人口天天都在饿肚子。有的甚至造出，邓小平到联合国开会，把全国外汇都集中起来，只有3.8万美元，不够开消，连住宾馆的小费也付不起，这是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既可笑又低能的谎言。但是人家都是学者、名人，不是参加什么论坛，就是参加什么访谈。到处这样讲，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有的人在各种场合，利用一切机会对毛泽东时代讽刺、挖苦、贬低。
在反毛、非毛化的队伍中，有些人可能是不了解全面情况，特别是一些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青年同志，是跟着一些所谓“精英”的喧嚣人云亦云。也有极少数人确实是对共产党、毛泽东怀有刻骨仇恨，进行诬蔑和攻击。
我们这些毛泽东时代的亲历者，各项工作的参与者，我们有责任把当时真实情况写出来，批驳那些反毛者的谎言，告诉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请他们对听到的问题都要动脑筋想一想，问一个为什么，不要人云亦云，受骗上当。
我是这一时期的亲历者，当时在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一个处工作，主持了困难时期这一段各项工作，包括落实粮食定量工作。经过是：
1960年8月17日天津市委传达了关于市场供应问题的意见。8月29日市委书记万晓塘传达了中央关于保粮、保钢、保出口，压缩基建战线，搞好交通运输问题的五个指示。9月19日市委传达了河北省委关于节约粮食、压缩定量的报告。指出自然灾害的严重情况，苏联逼债及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对天津市粮食供应的安排是：1959年粮食销量19.48亿斤（包括工业、食品等），本年中央要求减少1.6-2亿斤。天津市人口1959年为342万人，流动人口为26万人，平均每人30.5斤。1960年人口为358万人，标准压到平均每人28斤，销售控制到平均每人28.5斤。要动员10-20万人还乡，可减少3000多万斤。
困难时期粮食问题人人都关心，减少定量是党支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具体负责。根据天津市1960年9月27日公布的各类人员的定是标准是：
1、工人及其他体力劳动者、特殊重体力劳动者48-60斤，平均55斤。重体力38-49斤，平均44斤。轻体力27-39斤，平均35斤。
2、干部及其它脑力劳动者22-32斤，平均29斤，最高不超过32斤（包括机关团体人员、企业行政人员、教职员、电话员、医务人员、保育员、传达员等均在此类，但体育教员按轻体力定量）。
3、售货员、售票员、勤杂人员、炊事员、经济警察等22-37斤，平均33斤。
4、大、中、小学生27-36斤，平均33斤。
5、居民22-32斤，平均29斤。
6、儿童：出生-1岁4斤、1-2岁8斤、2-4岁12斤、4-6岁16斤、6-8岁20斤、8-10岁23斤。
9月23日分行党委根据市委指示，对降低粮食定量问题进行了动员，号召大家节约粮食，每人定多少，自报公议。当时我们处共有60多人，讨论中大家都很积极，拥护中央和市委所提出的措施，都表示个人定量按最低标准，最后按平均数29斤，有的高一点32斤，有的低一些28斤。领导干部都定为28斤。讨论中没有遇到困难。
当时也有两个问题：
1、银行金库有十几个同志，他们是干部编制，而工作主要是出入库，扛麻袋、搬箱子实为体力劳动。给他们定量32斤，确有困难。
2、有的同志家在外地，单身一人在天津，没有调剂余地，32斤定量比较紧。
对这些同志争取了一些补助粮，在副食品生产基地生产粮食和副食品中适当照顾，也都基本得到解决。到1961年9月做一次调整，银行金库人员有三人定量增到38斤、1人37斤、2人36斤，对处内定量偏低的5人，每人增加1斤，对病号给予了补助，大家都很满意。
1960年7月-8月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9月30日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情况很快得到扭转。在1961年12月召开的全国财贸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1962年社会购买力为640亿元，商品可供量为610亿元，1962年要做到“当年平衡，略有节余”。陈云同志说：“我们有强大的国营工业，现在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 。周总理说：“农村形势好转了，真正困难时期过去了”。到1962年，夏季城乡情况都有了很大好转。从我们的实际感受也可说明情况已经好转。
以上是我亲历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实际情况，最困难的时期就是1960年秋到1962年夏，不到二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天津市每人减少2斤供应粮。按以上规定各行各业的供应标准，可以说基本是可以吃饱饭的，是不会饿死人的。我也没有听说过天津有饿死人的情况。各大城市情况也基本如此。
至于农村情况，全国那么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各地领导干部的工作状况，政策水平、受灾程度等因素情况各不相同。根据当时中央会议和文件所讲河南信阳、甘肃等地有饿死人的情况。但是没有听说过有饿死3000万，甚至4000万人的情况，讲这个数字的人也没有提出任何根据和具体事实。如果按3000万计算，当时全国6亿人口，那样20人中就饿死1人，有那么多人饿死为什么提不出任何具体事实依据呢？这不是一些人造出来的谎言，又能说明什么呢？
有人还说：“中国没有三年自然灾害”，他们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我想把1960年9月19日天津市委领导关于节约粮食动员报告中的一段话摘录供研究，报告说：“今年自然灾害很大，八月份以后东北天天下雨，现在辽宁需要调入30亿斤粮食，内蒙计划调出80亿斤粮食完不成，河北省的旱灾是70年来从来没有的，全国受灾面积9亿亩，占耕地面积的50%，天津农村也连年受灾，因此造成粮食减产，供应紧张。”这是当时讲的，我想不会是凭空捏造的。有些人根据什么说：“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呢？
对于毛泽东时代所处的历史条件，建国时工农业生产破坏的情况，国际、国内环境，在困难情况下的的奋斗和取得的伟大胜利，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进行论述，这里不再多说，只是希望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了解老一代人，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艰苦奋斗，战天斗地为实现中国现代化，改变中面貌所付出的牺牲和作出的贡献，不要受人蒙骗，不要数典忘祖。
2008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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