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向外国出售国有企业的沉痛教训

东欧国家向外国出售国有企业的沉痛教训(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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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张帆教授这篇很有见地的文章，是值得大家一读的。这篇文章的原题目是《东欧国家向“外国战略投资者”出售国有企业的原因和教训》(修改稿)。
    东欧国家的改革已经成为历史。它们走过的路，它们的教训，今天读来，依然是那么惊心动魄，那么令人感叹。当年在东欧国家那些打着改革旗号的“精英”们，是那样的信誓旦旦：“外国投资者是不可能将工厂和银行拆散，将它们运往国外的”，在本国领土上的工厂就是本民族的工厂，“不会产生什么可以让人多虑的后果”；“外国买主所接受的那些资产并不是民族的资产，而是无主资产”……这与我国的“精英”们正在鼓吹的所谓“只求所在，不求所有”；“全民所有是人人所有，人人所无”的弥天大谎是何等相似乃尔。十几年前，东欧国家在这么一些谬论的引导下，丧失了社会主义，沦落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属国”。今天，如果我们的改革也让这些人引路，那么，我国人民的灾难不会比东欧国家好到哪去。这种危险绝非是危言耸听或庸人自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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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剧变。资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便采取了“ 休克疗法”，急速地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型为资本主义制度。所谓“转型”并不仅仅是把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更加本质地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地，东欧国家由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附属资本主义”国家。
    一，被“外国战略投资者”奴役的国家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导致了远较1929—1933年大危机更大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把1989年的GDP定为100 ，则1999年的GDP分别是：俄罗斯57.6，乌克兰39.3，保加利亚70.7，捷克95.3，匈牙利99.4，波兰121.8，罗马尼亚75.5。（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5月，第257—258页。以下同书引文只注明页码）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并非是这些国家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一年，例如波兰1991年低点为82.2，匈牙利1993年低点为81.9。它们的转型制造出庞大的失业队伍和把劳动人民毕生储蓄洗劫一空的两位数、三位数通货膨胀。广大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化提高了死亡率，降低了出生率，进而引发了这些国家人口增长停滞、甚至绝对下降的民族危机。对于这一空前浩劫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写道：“经过十年的经济衰退后，下层社会陷入日益贫寒的挣扎之中，少数权贵则过着豪华奢侈的寄生生活，俄罗斯已经变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地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中信出版社，2004年 10月，第14页）。
    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不仅消灭了社会主义，而且也消灭了民族主义，不仅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被剥夺，而且民族资本也被剥夺。由萨克斯发动的“休克疗法”一举把东欧国家带入“附属资本主义”(波兹南斯基语)的深渊。而这一切是在把国有企业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口号下进行的。到2000年，外国在东欧国家的工业和银行中的所有权比重分别是：波兰35—40（工业），75（银行），克罗地亚（工业无统计），85，捷克35，65（外国资本购买居民的私有化证券），爱沙尼亚60，80，匈牙利75，70 ，斯洛伐克25，40（74页）。以波兰为例，1991—1992年第一轮股票公开上市，为了首战告捷，当局拿出十多家经济效益最好的大型国有企业上市拍卖，结果没有一家落入本国人手中，全部被外国人买去。1999年是波兰大规模拍卖大型国企的高潮年。其后法国公司收购了电信公司，德国公司收购了发电、煤炭、钢铁公司，意大利菲亚特收购了蒂黑汽车公司。到2003年“外国人在波兰拥有的工业资产比重可能不需很费力气就超过60%—70%”（18页）。按照波兰法律，银行不得出卖给外国人，但是当局在1995年把西里西亚银行与钢铁和煤炭公司捆绑在一起出卖给一家荷兰大银行。从此，当局违背了银行不得卖给外国人的法律条款。到2000年末，外国人占有了波兰银行资产的75%（18-19页）。
    东欧国家为了迅速实现私有化（例如匈牙利仅用了5年），竟把国有企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国人。波兹南斯基写道：“我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作过一个估算，根据我的估算，这两个国家的工厂和银行资产被仅以相当于其实际市场价值10%或20%的价格卖了出去。因此在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它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约有90%左右蒙受损失，这流失的90%的财产已化作那些主要来自西欧国家的买主们的利润”。（第5页 ）不仅如此，买主们还获得了本地残留企业所不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例如，波兰给外国买主们10年免税、关税豁免优惠（第108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买主主要是西欧的垄断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美国买主是次角。美国获得的主要是政治红利。通过东欧国家的转轨，美国把它的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大门口。
    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东欧国家不仅丧失了现有财富，制造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也丧失了未来民族的独立发展。对此波兹南斯基说：“沿着这条路前行，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大了，但资本主义就是不平等的”（第64页），“在东欧国家的情况下，当地人民就像外来移民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外国人打工谋生”（第7页），“外国强权不仅从东欧国家手中夺走了它们对民族资产的经济控制权，还夺走了它们的政治控制权，东欧国家现在是两手空空，既无资产又无选票”（第248页），这是“另一种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第10页，波兹南斯基曾获得波兰华沙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1980年离开波兰，现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里他默然了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污蔑—“通往奴役之路”）。被外国控制的民族自然是被奴役的民族。
    二，把国有企业主要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原因
    早在1990—1992年波兰实行私有化时，改革决策者就提出“战略投资者”这一概念，并且规定：“只有那些所谓战略投资者，即能够出钱购买至少一个企业50%资产的投资人才可以进入交易市场”（第106页）。在当时，波兰的民族资本家还没来得及积累大量资本购买国有企业（其它东欧国家也如此），所以“战略投资者”就等同外国“战略投资者”。至晚在1998年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时，俄罗斯也出现过“外国战略投资者”概念。著名俄罗斯经济学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但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格拉季耶夫在批判“华盛顿共识”时写道：“俄罗斯银行体系的控制权以及由此实现的对整个经济的控制权转让给外国资本。……俄罗斯有问题银行的控制股份会以象征性价格（一个美元）出让给外国的战略投资商。”（谢•格拉济耶夫著：《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10月，第90—91页）。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西方跨国公司的全球并购是屡见不鲜的，然而，可悲的是，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主要途径竟然是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
    “外国战略投资者”控制东欧国家经济命脉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党内走资派所选择的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道路。关于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美国著名激进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大卫•科兹和《印度时报》记者弗雷德•威尔写道：“我们认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拥戴资本主义。……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苏联制度是由其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苏联体制走向了终结，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止了运行。”（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第4页，306页）大卫•科兹的这一分析也完全适用于东欧国家的情况。东欧国家的党—国精英被波兹南斯基称作“政治资本主义”精英。把国有企业主要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是由他们决定和推行的。他们不仅进行了阶级投降，也进行了民族投降。
    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是最大的外部原因。指导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纲领是美国人萨克斯炮制的“休克疗法”，而“休克疗法”的核心内容是来源于美国的“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是：“1，价格自由化，2，宏观经济稳定（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3，国营企业私有化，4，消除中央资源配置的残余因素，5，拆除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壁垒。”（科兹以上同书，第215页）这些内容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内容，但“休克疗法”的特点是强调转轨的“从快从速”，以便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休克后不再醒来。“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的最野蛮形式，……由外国人来管理国家经济政策，……之后交由傀儡政府和傀儡中央银行以相关经济政策宣言的方式走一下批准形式。”（谢•格拉济耶夫著：《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第83页）。“由外国人管理国家经济政策”的局面在东欧那些小国中更显突出，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力量。早在1989年萨克斯就担任波兰新政府的顾问，经过精心策划，1990年波兰政府迅速推出他的“休克疗法” （俄罗斯在1992年1月2日，即苏联正式宣布解体后的第二天才开始推行“休克疗法”）。美国及其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志是迅速摧毁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而在短期内用现金买得起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者”非外国的大公司莫属，于是东欧国家的某些代理人便把大量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人。对此波兹南斯基有这样一段评论：“东欧国家并没有采取这样一些可以有助于本国投资者的限定政策，它们甚至没有打算帮助本国投资者在稍晚的时候去取得国有资产，相反它们决定去扶持外国利益，或者说要奉行一套‘反产业政策’”（第112页）。
    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还受到一些其它因素的驱动。这些因素或者是以上两项主要原因的派生因素，或者是相关因素。
    1，私人资本不足，小国政府软弱。在东欧国家的长年改革中，私人资本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但还不足以购买大量国有企业。假设私有化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渐进过程，政府积极培植私人资本，把它喂肥喂大，再贷给必要的收购款额，那么，私人企业完全可以购买大量国有企业。然而新建的东欧政府多由亲西方人士组成，没能力、也没必要去抗衡西方垄断资本，于是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俄罗斯的国情与东欧国家不同。俄罗斯也是在萨克斯指导下搞休克疗法，但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叶利钦政府只想通过休克疗法快速埋葬社会主义，并不想把俄罗斯变成西方国家的附属国，于是在私人资本不足的情况下，以极低的价格主要卖给前官僚，或与官僚有紧密联系的人士，卖给投机钻营的暴发户。这些新统治者被格拉季耶夫称作金融“金字塔”、“寡头统治集团”。诚然，俄罗斯也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外国资本购买了不少国有企业，而且寡头们与西方国家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没有资料证明，外国资本操纵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在休克疗法之前，“俄罗斯并不存在能够买下国有大型企业的合法的富有阶层，在这种环境下，想匆匆忙忙地将国有经济财富交到个人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结果，即大部分财富将转移到在原来的上层集团中居于有利职务的官员手中。”（科兹以上同书，第251页）当然，以上分析并不能说，小国必然被外国统治。从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斯洛文尼亚在2000年，外国资本在工业和银行中的比重分别为15%，10%，国家还控制银行资本的60%（第74页），该国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本国企业的经理和职工。看来，民族主义者掌权还是买办们掌权对于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否具有重大意义。
    2，尽快加入欧盟的冲动。东欧国家脱离经互会体系以后，急欲尽快实行私有化，并满足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要求，以便尽快加入欧盟。这种冲动驱使他们走捷径，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人。然而这种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行径还是由有关官员的买办特性所决定的，欧盟并没有要求其新成员国必须把自己的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人。
    3，偿还外债的动机。东欧国家在转轨前已经积累了大量外债。在大规模私有化时，决策者们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人的理由之一就是获得外汇，以便还债。然而这种牺牲民族长远利益去还债的决定是非常不明智的，是一种杀鸡取蛋的行为。以后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外债不减反增。现在东欧国家的企业利润主要被外国人拿走，它们失去积累和发展的源泉，很难逃出债务陷阱。其处境日益与南美国家趋同。
    4，官员捞取好处，“腐败已经成为带动私有化的火车头”（第130页）。在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家内，“先前的管理人员大多数都被排斥在私有化进程之外”（第136页）。这样，管理层收购便落空。那么为什么官员自己不贱价收购呢？据波兹南斯基的研究，“这条路对于腐败官员们来说是走不通的”，因为国家的政策不能保证官员们能获得便宜的银行贷款，更不能保证官员们收购的企业今后能够赢利（133—134页）。所以，官员们只想尽快捞到现金而不惜将国有企业廉价卖给外国人。他们通常与外国人签订秘密协定，外国人给予买价的一个很小比例的回扣并保证兑现、不告密。据波兹南斯基估计，波兰私有化的全部收入约180—280亿美元，而收购者获利2160亿美元，贿赂费4—8亿美元，只占收益的0.2%—0.5%（第140页）。这些事实证明，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官僚买办都是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的阶层。
    这里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列出的上述作家无一不特别提到，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鼓吹和推动“休克疗法”中的先锋作用。格拉济耶夫说他们“都比较年轻，雄心勃勃”，“在国外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培训……参加过进修”，“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侯选人的头脑里被灌满了对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迷信”（格拉济耶夫同书，第145页）。科兹说：“绝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都成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狂热鼓吹者”，“凡是在发生社会危机、暴动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进的人”，“知识分子在用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事业中，成了党—国精英最为宝贵的同盟军”。（科兹同书，第93，89，306页，科兹所指知识分子是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波兹南斯基说：“知识阶层的精英……变成了正在东欧地区兴起的另一种病态制度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他们妖言惑众，让民众相信新兴的、没有本地所有者阶级的‘不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任何其它制度都优越”，“‘休克疗法’的鼓吹者们在波兰是巴尔策罗维奇，在俄罗斯是盖达尔，在捷克共和国是克劳斯”（波兹南斯基同书，第141，172，111页）。盖达尔曾是苏联《真理报》的编辑，是青年改革派的领袖，1991年11月初即他35岁时被叶利钦任命为领导私有化的副总理。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是这样评价盖达尔的：“从中学时代起，盖达尔就仔细研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盖达尔这个忠实的资本主义信徒，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会对里根投赞成票的人，现在却在决定着苏联政党的经济思想。”（弗里兰同书，第23，26页）以上这些论述正好说明， 那些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知识精英把美国货币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著作当作圣经，把“华盛顿共识”及其野蛮形式“休克疗法”当作圣旨，把埋葬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当作使命，把自己和家族的致富作为目的。他们怎样妖言惑众，宣扬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人的谬论呢？下面笔者将作一简要述评。
    他们说，“外国投资者是不可能将工厂和银行拆散，将它们运往国外的”，在本国领土上的工厂就是本民族的工厂，“不会产生什么可以让人多虑的后果。”（第13—14页）这种谬论是故意把资本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混同于领土主权。买办们的利益与外国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外国资本主宰本国经济也不使他们“多虑”；他们“为所谓的全球化大唱赞歌，以为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国家已经失去了意义”（第224页），“全球化就是用市场取代国家”（第240页）。这种论调正是美帝国主义用“华盛顿共识”向全球侵略扩张的遁词。当代全球化的本质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自由剥削。全球根本不存在没有国籍的跨国公司。所谓“市场取代国家”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自由剥削和奴役发展中国家；他们说，“最具有说服力的还是要看通过把国家机关所拥有的资产转化为外国所有人的资产后这些资产在效益上是否有提高”（第52页）。可是，即使效益提高了，其产出的利润被外国人拿去了，使本国失去了发展的源泉，更何况，外资提高效益的主要手段是大量裁减本地工人；他们说，“外国买主所接受的那些资产并不是民族的资产，而是无主资产”（第71页）。简单说，这是“全民所有是人人所有，人人所无”这一滥调的东欧说法；“在知识阶层的全力支持下，一些媒体欲把东欧地区的经济体描绘成垃圾站或者废品库……应该按照破烂儿的价格，即不收费地全部卖给外国投资者”（第151页）。简单说，知识精英们的这种谬论就是要故意贬低国有资产价值，把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外国人，然而外国人首先以极低价格买下的却是利润丰厚的大型国有企业。
    三，教训 （修改稿）
    东欧国家不仅丧失了社会主义，而且进一步沦落为“附属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语）的官僚买办和美帝国主义共谋、内外夹击而成的。这一历史教训是非常沉重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发展形式“华盛顿共识”是美帝国主义分化、西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武器，是美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推行新殖民主义，称霸全球的武器。美国激进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美国制定“华盛顿共识”，“意欲筹划如何运用这一强国地位及影响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现在全世界人民日益认识到“华盛顿共识”的侵略本质，纷纷起来批判和反对。所以，接受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不懈地抵制、反对新自由主义，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这既是保持民族独立的需要，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需要。
    近年来美帝国主义在东欧和中亚不断策划了“颜色革命”，而且连连得手。这些事件充分说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是统治全球，而不是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即使这些国家搞了资本主义，但如果不俯首听命于美国，美国也要颠覆它们。其实，这并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是故伎重演罢了。美国在南美洲已经多次颠覆过民族主义国家。众所周知，俄罗斯已经在悲惨中搞了资本主义，但是美国生怕它再度复苏，与美国分庭抗礼，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此，格拉济耶夫早已警告说：“他们还是非常害怕俄罗斯从一片废墟上神话般地死灰复燃，……患有恐俄症的意识形态专家竟歇斯底里地要求消灭俄罗斯”，“与那种‘倒地之后不再踏上一只脚’的君子间决斗不同，在世界政治中，弱者或者倒地者一般总要碎尸万段的。”（同书，第210，211页）美国是否能在俄罗斯搞成“颜色革命”，我们将拭目以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前东欧国家一些领导人的可悲下场。谢瓦尔德纳泽与哥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是苏联解体的最高责任人，但是美国全不顾谢氏的昔日“功劳”，通过“颜色革命”一举将他赶下台，换上亲美的人马。“颜色革命”的主要教训是，相关国家搞了资本主义，使劳动大众空前贫困，不受群众拥戴，于是美国趁机唆使和雇佣的一些人竟然能掀起了大浪。“颜色革命”是政治手段，“华盛顿共识”是经济手段。美国将这两种手段配合使用，以便巩固它的全球霸权。当然，这两种手段都包含着美国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和理论战线的重大战略任务。
    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适度地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是必要的，有益的。所以，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外国战略投资者”。而东欧国家的教训是经济结构的改革和重组和未来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外国战略投资者”，结果陷入灾难性深渊。这个教训对于一切发展中国家都是值得记取的。对“外国战略投资者”的投资总量和投资的部门分布设定一个界限是完全必要的。
   （《环球视野》网摘）